郭汝瑰（1907年9月15日—1997年10月23日），又名郭汝桂。中国四川铜梁县人，黄埔五期，日本士官学校二十三期，陆大第十期[1]:547。中华民国国军中将，实为中共特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兵团级（1985年确定）干部离休。在国军中历任第十八军第十四师参谋长、第五十四军参谋长、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军务部军务署长、国防部第五厅和第三厅厅长、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七十二军军长、叙泸警备司令、第二十二兵团司令等重要军职，在抗战时受到白崇禧、陈诚、何应钦、顾祝同4位军事巨头赏识[1]:547。他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为中共提供情报，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得胜作出了贡献。
生平
1907年9月15日，郭汝瑰出生于中国重庆铜梁县伊家市达昌池，父亲郭锡柱是当地的教员。郭家的小块土地由佃农耕种[2]。
1919年，郭汝瑰随父亲投靠在川军中任职的堂兄郭汝栋。此后，郭汝瑰先后在成都高等师范小学及成都联合中学就读。1924年，成都联合中学的学生因为嫌校长纪律过严而发动学潮，使校长张铮被杨森调离，郭汝瑰为积极参与学潮的学生代表之一。杨森任命的新校长挥霍教学经费，大饱私囊，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大幅下降，学生们对当初带头闹事的学生代表大为不满，认为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反对张铮，郭汝瑰感觉“内心不安，非常尴尬”，在毕业前离开了学校[2]。
郭汝瑰于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4月，正在黄埔军校就读的郭汝瑰按照吴玉章的安排，提前毕业，回到重庆涪陵县，来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二路司令郭汝栋的司令部任职，以阻止杨森率部出四川配合蒋介石进攻武汉。郭汝瑰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政治部科员、连长、营长等职，多次参与四川军阀间的小规模战争。1928年5月，郭汝瑰在綦江任营长期间，由少校团副袁镜铭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川军郭汝栋部加入中共，后失掉组织联系[1]:547。1930年，郭汝栋部被国民政府调往湖北，并被要求进行清党，郭汝栋遂同意自己部队中中共党员离职，郭汝瑰也被安排去日本留学。郭汝瑰就此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于1931年4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郭汝瑰退学。回国后，于1931年底进入蒋中正任校长的中国陆军大学第十期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193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第十四师参谋长[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后，郭汝瑰随所在的第十四师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郭汝瑰在战役中代理第十五集团军第十八军第十四师第四十二旅旅长，随后被陈诚提升为第五十四军参谋长，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第七十三军暂编第五师师长。郭汝瑰在松沪会战时有遗书：“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1938年，郭汝瑰在武汉会战前提出军事报告，建议武汉会战应该以运动战和消耗战在外围利用有利地形层层阻击，同时配合敌后袭扰逐步消耗和瓦解日军。该报告被武汉会战作战计划采纳。
1943年，郭汝瑰任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中央训练团第一大队队副。1944年以副武官名义去英国考察。1945年回国。1945年3月，郭汝瑰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
抗战后期与中共地下党恢复联络[1]:547。1945年4月，郭汝瑰通过黄埔军校的同学任廉儒（任逖猷），与中共恢复联系。1945年5月和1946年3月，郭汝瑰两次秘密会见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除了提供有关国民党方面作战指挥调度的最高级情报之外，还要求赴延安，并要求恢复中共党籍。董必武对他说，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需要经过考验才行，并动员他留在国民政府内，为中共提供情报。[3][5]
在四年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郭与中共地下联络员任廉儒接头一百馀次，提供大量军事机密；如在军务署副署长任内，提供国军作战序列及编制装备人马数目表（该件仅印13份），还提供蒋派军队接收张家口、北平、塘沽地区，阻止解放军出关之计划，以及装备所派军队之计划；在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和军调部张治中谈判助手期间，提供国军整编情况和三人小组会议政府方面之机密情报；在第三厅厅长任内，提供重点进攻山东之计划及调归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序列；在担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期间，提供国军进攻大别山后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所辖兵力配置、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解围兖州之计划；回任第三厅厅长后，提供国军解围长春之方案、解围双堆集之计划以及1948年11月底国军之江防计划、1948年12月初国军京沪地区江防要图等[1]:548。
1946年2月，郭汝瑰任军事三人小组中的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随员。因受到国防部长白崇禧赏识，郭汝瑰于1946年6月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10月，升任第五厅厅长，掌理陆海空军与联勤各高级司令部及机关、部队、军校的编制与训练方针。厅内设厅办公室及2处：
- 第一处（编制及动员）：掌管陆海空军及联勤各高级司令部与部队的动员与复员；会同有关厅、局配拨陆海空军和联勤所需人员；策定陆海空军和联勤部队的均衡发展计划；决定地方团队编制的方针。
- 第二处（训练）；拟订陆海空军和联勤部队的训练标准与联合训练计划；指导各军校教育及审查教程、教材，确定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经常对训练机关、学校实行监督、考核；决定地方团队紧急使用方针；国民军训及地方团队训练场所、设备的分配等事宜。
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郭汝瑰将蒋中正决定的国军作战部署抄转任廉儒，为华东野战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并歼灭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由第七十四军改编）作出了贡献[6]。
郭汝瑰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年3月19日，400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被迫“自谋生路”而发生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就是他参与制定的整编方案一手造成的[7][8]。
1947年3月，郭汝瑰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作战。郭汝瑰一直欺骗蒋中正“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最后成功让其判断失误，作出“集中兵力追歼”的错误决策，放“刘邓大军”突出黄泛区直抵沙河。郭汝瑰在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任上，还依照董必武的指示，设法调任张克侠为徐州城防司令。1948年1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张克侠等人在万年闸率部起义，使徐州防线的东北大门洞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得以占领徐州[5]。
郭汝瑰为了保护自己，曾经检举国防部负责作战的次长刘斐有共谍嫌疑[9]。实际上郭汝瑰与刘斐关系极差，1948年豫东战役期间，刘斐擅自改动作战计划，使区寿年兵团被歼，郭曾想借此搞刘一下[10]。
郭汝瑰除泄露军情外，还在国军内部制造矛盾，作出错误部署，拟订对国军不利的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11]。
1948年7月，郭汝瑰复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该厅内设：
- 第一处（战略及方针）：拟订陆海空军战略计划；协调有关战略的作战实施计划；策定作战方针和军事方针。
- 第二处（作战）：推动并监督战略及作战计划的执行；指导军队向战场调动装备；公布命令及实施计划；拟办并分配作战所收的报告和作战教训等资料。
1948年9月22日，授少将军衔。1948年10月，国军统帅决定“守江必守淮”，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与解放军决战。淮海战役的具体作战方案就是由郭汝瑰本人所制定，此方案尚未下达到前线的国军，就被郭汝瑰报达给解放军的指挥部。郭汝瑰还影响蒋中正屡次变更作战方案，放弃坚守蚌埠，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国军在移动中被分割围歼的机会[6][12][13]。
会战前后，国防部刘斐、郭汝瑰利用职务便利，影响与误导战略决策；从酝酿制订会战计划，到杜聿明部被围陈官庄，刘、郭几乎参与所有重要决策；会战之两套方案是由郭汝瑰具体拟定，其中固守徐州、集主力于徐蚌铁路两翼之“攻势防御”案被前线指挥官、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指为“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出奇方案”；蒋采纳方案，又事先为解放军掌握，未及全面付诸实施，即因解放军迅速进攻而落空[1]:548。
淮海战役开始前，邱清泉参加在徐州花园饭店召开的军事会议，对郭汝瑰警告说：
| “ | 你今天这个部署就等于当年项羽在垓下的部署，今天陈毅从济南下来，也就等于刘邦当年的情势一样。而今时代变了，战略地势没变，我们现在在九里山，也就是当年项羽失败的地方，这个部署非蹈历史覆辙不可！[11] | ” |
会战后，郭汝瑰继续得到国军统帅的器重和信任。1949年1月11日，郭汝瑰向参谋总长顾祝同要求带部队，遂被任命为第七十二军军长兼叙泸警备司令[1]:549。10月初，二野攻入贵州直逼重庆时，蒋才明白解放军主攻方向，急令郭将新编第三十四师推进到长江南岸，坚守隘路口、江门，阻止解放军前进，并提升郭为第二十二兵团司令指挥第二十一军、第四十四军、第七十二军和3个独立师在宜宾、泸州、内江之间沿长江、沱江设防[1]:550。郭暗中命令新编第三十四师败往宜宾，解放军于11月30日顺利进占重庆；12月3日，解放军从泸州下游之罗汉场打电话给郭，当日傍晚郭率部离开泸州退往宜宾，12月9日上午郭发出通电，且以叙泸警备司令之名义命令川南各县县长妥善保存档案向解放军交接[1]:550。
郭汝瑰对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有功，但郭当时的唯一中共地下党联系人仍需赴香港继续潜伏而不能暴露身份为郭作证明，郭为中共所做出的贡献不为人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未授予其军衔，郭恢复中共党籍的要求也不能实现。[15]
1950年6月，第二十二兵团被整编，郭汝瑰调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1]:550。1951年1月，调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任合同战术教员[1]:550-551。并任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研究员。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郭汝瑰则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郭汝瑰随即被逮捕，后因董必武等人出面而被“平反”[16]。郭汝瑰在反右斗争中由南京军事学院定为右派，但随即被中央军委以“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15]。文革时也被批斗[17]。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编制，郭汝瑰回到重庆巴县及重庆北碚定居[18]。
1979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让他“重新入党”[1]:551。郭汝瑰在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时已退役，未获授予军衔，担任过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是全国政协第四，五，六，七届委员，1985年得“副兵团级待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车祸后健康状况恶化。郭汝瑰1997年10月23日于重庆去世[1]:551。
著作
郭汝瑰著有《郭汝瑰回忆录》，主持编纂《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等书。[19]
在这两本书中，他认为国民党是抗日的，蒋介石是抗日的[20]，但以消极抗日为主。下层官兵演绎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舍身忘死保家卫国故事，上层决策层则以越级指挥、朝令夕改、勾心斗角、软弱投降为特色[21]。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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