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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邓尼茨（德语：Karl Dönitz，德语：[ˈkaɐ̯l ˈdøːnɪts] （ⓘ），1891年9月16日—1980年12月2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海军的重要领导人，军衔为纳粹德国海军元帅、先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纳粹德国海军潜艇舰队总司令、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以及在希特勒自杀后出任总统，从而成为德国二战结束前的末代总统。
| 卡尔·邓尼茨 Karl Dönitz | |
|---|---|
 1943年身着海军元帅礼服的卡尔·邓尼茨 | |
 国家总统 | |
| 任期 1945年4月30日—1945年5月23日 | |
| 总理 | 约瑟夫·戈培尔 什未林·冯·科洛希克 |
| 前任 | 阿道夫·希特勒（元首） |
| 继任 | （盟军占领1945－1949年） 特奥多尔·豪斯（西德） 威廉·皮克（东德）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891年9月16日 德意志帝国柏林 |
| 逝世 | 1980年12月24日（89岁） 西德奥米勒 |
| 死因 | 心脏病 |
| 国籍 | 纳粹德国 |
| 政党 |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荣誉党员）[a] |
| 获奖 | 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 |
| 签名 |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德意志帝国（至1918年） 威玛共和国（至1933年） 纳粹德国（至1945年） |
| 服役 | 海军元帅 |
| 服役时间 | 1910年至1945年 |
| 指挥 | UC-25号（1918年2月至9月） UB-68号（1918年9月至10月） 鱼雷艇（1920年代） 艾姆登号（1934年至1935年） 韦迪根潜艇舰队（1935年至1936年） 海军潜艇部队总司令（1936年至1945年） 海军总司令（1943年至1945年） |
| 参战 |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
邓尼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担任潜艇舰长，而后在两场大战的战间期中建设与训练海军潜艇部队，更以自己的经验加以改良，搭配战略规划、通讯与协调攻击衍生出潜艇战术“狼群战术”[2]，在横亘大战全期的大西洋海战中指挥潜艇舰队，击沉盟国船舰约3,000艘，然而德国战争海军的潜艇部队也付出惨重代价，1170艘服役的潜艇中有783艘被盟军击沉，总人数约30万的潜舰部队中，战死比率约68%。与海军水面舰队表现不佳的情况相对的是潜艇的活跃，因此在注重前者的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请辞后，希特勒任命邓尼茨继任其职。由于长久共事所取得的信任以及战争末期纳粹领导阶层的背叛，希特勒在遗嘱中任命邓尼茨元帅为其继承人，身兼总统与德国海军最高统帅，邓尼茨将政府驻地选在弗伦斯堡的穆尔维克海军学院，担任其职位约20多天，指示德军陆续向同盟国投降。战后于纽伦堡审判判决10年有期徒刑，于1956年释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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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邓尼茨于1891年9月16日生于柏林近郊小镇格林瑙，家中有一位兄长——弗里德里希，父亲埃米尔为耶拿蔡司玻璃工厂的一位工程师，母亲为拜尔，于邓尼茨五岁时去世[3]。
邓尼茨与兄长深受父亲的影响，灌输普鲁士精神；同时由于父亲注重教育，邓尼茨很快地就被送至采尔布斯特的文科中学与威玛和耶拿的实科中学就读[3]。1910年，邓尼茨应征加入德意志帝国海军，于4月1日成为基尔的海军军校学生[3]，并以见习水手身份到赫塔号防护巡洋舰上服役[4]。邓尼茨在军校中为一位沉稳、保守和勤奋的学生，心中秉持著：“完成自己的责任是道德的最高准则”的原则[5]。1912年秋，邓尼茨晋升为候补军官，并转至慕尔威克海军军校就读[3]、于布雷斯劳号小巡洋舰服役[4]，同年他的父亲去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雷斯劳号和戈本号卖给了鄂图曼帝国，分别改名为“米迪利号”和“严君苏丹塞立姆号”，而邓尼茨跟著米迪利号参与对俄罗斯的战斗，累积实战经验。1916年3月22日邓尼茨晋升为中尉，之后又被派往加里波底作为飞机观察员，邓尼茨在5月时和德国军官女儿韦伯结婚。同年10月，邓尼茨转入德国海军潜艇部队，1918年作为潜艇U-39号的值更官，于1917年2月至10月在海上巡弋作战，表现优良。1918年2月，担任潜艇UC-25号的艇长，击沉5艘运输船，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7月，又担任UB-68号潜艇的艇长，在10月4日时袭击英国的地中海商船团时，被护航舰重创了潜艇，之后在英国约克郡被俘了1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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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结束，但1919年7月邓尼茨才被释放，他留在英国，直到1920年才返回德国，再次加入德国海军。在《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之下，德国仅能拥有规模非常小的海军，不能拥有潜艇，且海军人员仅能15000人，而邓尼茨以中尉的身份作为德国国家海军中的T-157鱼雷艇艇长，在同年11月1日，晋升为海军少校。在1933年9月1日，邓尼茨晋升中校，在1934年9月出任指挥埃姆登号轻巡洋舰。在1935年德国和英国签署《英德海军协定》后，德国已能拥有潜艇部队。1935年10月，邓尼茨回到潜艇部队中服役，并晋升上校；同年，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海军”被希特勒改名为“战争海军”。邓尼茨自回国后倾心研究潜艇战术，利用一次大战的经验和在战间期与外国合作，私下发展研究潜艇和训练潜艇人员，复苏德国潜艇力量。
当时的德国海军学说建立在美国军事家马汉的理念上，主张结合潜艇和水面舰艇一起打击敌人舰队。到了1937年11月，邓尼茨开始相信，大规模的通商破坏战（即“破交战”）是可行的，特别是对德国海军的主要对手——英国皇家海军，他认为必须将德国海军的舰队形式从水面舰改成潜艇[6]，战略是主张攻击相对于战斗舰队安全许多的商船船队。他指出，英国本土所需的物资绝大多数都是仰赖于外海殖民地运回本土（英国每年消耗的物资中，石油的75%、铁矿石的88%、铜的95%、铅的99%、小麦的89%、肉类的84%和食油的93%都依赖进口，每年的海运物资总量超过6800万吨，每天航行在大海上的英国运输船多达2500艘），战略物资仰赖通商船队，打击它们能使英国迫于投降，他认为能以300艘的U艇VII型所组成的潜艇舰队在战争里打败英国[7]。
邓尼茨回想起他在一战中所得到的经验和想法，当时他以单艘的潜艇去袭击护航船队，此举是非常危险的；邓尼茨就以“多艘潜艇集结起来攻击船队”为核心概念，创立出“集结战术”，以压倒性的力量打击船队，于是邓尼茨开始在海军中提倡建设潜艇舰队。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要执行狼群战术，以德国有限的无线电能力十分困难。在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开发了特高频发射器，使得他们的无线电反干扰能力提升许多，而一战后发明的恩尼格玛密码机使得防窃密能力加强。邓尼茨还采用了马绍尔的想法，让潜艇处于非常接近水平面的位置和夜间发动攻击，此一策略使得潜艇的无法被声纳所侦测到。
当时很多人，包括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不赞同邓尼茨的想法。他和雷德尔不断争取海军内部的资金，也同时竞争希特勒的政治交友圈，特别是和戈林。
由于战争海军的水面舰军力远低于英国皇家海军；雷德尔对战争的希望全寄托在水面舰建造计画——Z计划中，这将大幅提升德国海军的水面舰队力量，有效对抗皇家海军。然而Z计划直到计画里预定的1945年都未完成[8]。相比之下，在邓尼茨新的战术中就没有如此不稳定的因素和繁杂的飞行人员训练计画。与和皇家海军比较起来相对弱势的德国水面舰队比较，一旦战争爆发，潜艇战必是德国海军唯一的选择。
1939年1月28日，邓尼茨晋升为海军准将和潜艇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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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预计这场战争的爆发将在1945年，而不是1939年，战争海军对于战争的到来完全是措手不及。邓尼茨的U-潜艇部队只有57艘，其中许多是短航程型，只有22远洋型能越洋出击。在雷德尔和希特勒的要求下，以潜艇舰队直接和英国舰队交手。这些作战结果成败参半，勇敢号航空母舰、皇家橡树号战舰和巴勒姆号被击沉，以及击伤纳尔逊号。这些战果代价是一些潜艇船只，削弱了原本就很少量的潜艇部队，让狼群战术的进展更为缓慢。之后，潜艇舰队又被派去和水面舰队一同执行破交战[7]。
1939年10月1日，邓尼茨成为少将和潜艇指挥官，从1940年7月到10月，因为英国雷达和反潜设备的缺乏，对水下杀手的U艇无法反制，被击沉了149万吨的物资，这段时间德军称作“第一段欢乐时光”；邓尼茨也因为领导潜艇表现优异而晋升海军中将，到了1941年，新交付的U艇VII型使得英国的战时经济有了重大影响。虽然商船的生产速度已加快，但德国拥有更优秀的鱼雷、U-潜艇和逐渐增加的通商破坏舰，这段时间里，英国的损失仍居高不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使其盟友于12月11日德国和义大利对美国宣战，次日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亦对美国宣战。使大西洋海战的范围延伸到了美国东岸，邓尼茨立即策划击鼓行动[9]，让U-潜艇开始在美国东岸攻击船只。由于美国反潜作战准备不足，在战初即承受巨大损失，德军称作“第二段欢乐时光”。
之后，至少有2次盟军成功打击了邓尼茨的潜艇部队，他对所有可能的原因进行调查，认为间谍和盟军成功截取和破解了德国海军的通讯（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机）。不久，邓尼茨于1942年2月1日下令潜艇舰队使用改进版本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即“M4型”（拥有四旋转盘，盟军称它作“鲨鱼”），使得安全性提高许多（德国海军是唯一使用改良密码机的军队，其馀的德国军队（德意志国防军），包括空军，仍继续使用三旋转盘的版本）一时间这种变化造成盟军难以破译，邓尼茨也经常去参与潜艇部队的研究，经常一天和幕僚人员接触70次，讨论每天的行程、战略、燃料供应和其他各种细节。截至1942年年底，由于U艇VII型的产量增加了，以至于邓尼茨终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潜艇群体攻击，以集结战术使盟军的航运损失大幅上升，并有一段时间使英国的燃料和补给短缺。
到了1943年中旬，大西洋海战已不利于德国，但邓尼茨仍继续推动建造U-潜艇，并对它充满信心，进一步的研究潜艇技术，期望德国能一再的扭转局势，同时告知希特勒，希望得到他的支持[10]，但盟军新式的雷达、海空协同的反潜机和护航航空母舰使得潜艇的损失还是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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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邓尼茨接替雷德尔担任海军总司令，同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雷德尔辞职的原因主要是和希特勒对水面舰之间的争论，希特勒在巴伦支海海战的失败后，认为水面舰队不值得保留，要求拆毁所有舰队，雷德尔只好请辞，而邓尼茨则说服了希特勒保留舰队，但停止建造。它将水面舰舰队用作存在舰队，影响盟军的部署。自1943年中旬以来，邓尼茨的潜艇损失并没有随著他的晋升而减少。他的副手戈德接替他作为潜艇舰队总司令[11]，也无力扭转局势，只能放弃狼群战术，而改以单艘巡弋的战术。
1945年4月20日，邓尼茨被任命为德国北方部队和民防司令。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根据他最后的遗言，希特勒将戈林和希姆莱从纳粹党里开除、撤去他们所有权力，并任命邓尼茨为他的继承者，作为联邦大总统（并非元首）和德意志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而宣传部长戈培尔成为总理。希特勒认为，德国陆军（因为没有执行希特勒“战到最后一人”的命令）、空军（空军总司令戈林和盟军私下谈和）和党卫军（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也和盟军私下接触，党卫军上将的施坦因纳又不执行希特勒的攻击命令）都背叛了他，只有海军能信任。5月1日，戈培尔自杀，邓尼茨成为即将崩溃的第三帝国唯一代表，并试图组成新政府。邓尼茨在红军即将攻入第三帝国东部时，拟定并实行了大规模的撤退行动——汉尼拔行动，抢救了200万平民与30万士兵至西方，并希望和西方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但遭到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拒绝。
邓尼茨在第三帝国即将灭亡之际，于弗伦斯堡成立另一新政府，以取代纳粹党政权，企图与盟军谈和。由邓尼茨担任联邦大总统，值得注意的是，此职位与希特勒的帝国元首并不相同；克罗西克担任内阁总理；希姆莱担任内政部长（于1945年5月6日被解职）。弗伦斯堡政府位于西方盟军的占领区附近，主要内阁人员也被英军所俘虏。5月7日，邓尼茨授权弗里德堡、凯特尔和史托普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12]。
邓尼茨的两个儿子皆死于二战。他的小儿子彼得，作为U-954潜艇的值更人员并在1943年5月19日死亡，而哥哥克劳斯死于1944年5月13日鱼雷艇S-141的突袭行动。邓尼茨的女儿乌苏拉则是嫁给了潜艇指挥官海斯勒。
尽管邓尼茨多次发表反对言论，邓尼茨仍被视为纳粹主义的支持者[12]。几位海军军官还曾说他是“和希特勒与纳粹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2]。有一次，还听到他赞扬希特勒的“人性”[12]。他也拒绝协助斯佩尔制止焦土政策[12]，他说道：“和希特勒相比，我们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任何自认能做的比元首好的人皆是愚蠢的。[12]” 根据几位反犹太主义者还指出，邓尼茨曾在1944年8月时说过：“我宁愿吃屎，也不要看到我孙子在犹太人存在的肮脏环境下成长。[12]”；对以上这些言论，邓尼茨皆予以否认，也对犹太人大屠杀一无所知，并宣称在“他的人”里面没有人对犹太人持以敌视态度[13]，并指出在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时，他出面保护犹太裔的海军军官罗格。
当战争结束时，邓尼茨以战俘的身份被同盟国所拘留，他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战犯，主要在三个方面：
- 反和平密谋罪
- 侵略计划、实行罪
- 战争罪
审判过程中，邓尼茨的辩护者证明他并未参与战争的发动计划。理由是，直至战争发生时，他仅仅官拜上校，根本无从置喙。因此第一项罪名起诉后被判无罪。但因为另外两项皆为成立，且被指控于1939年的下达战争令第154号，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后来没有正式列入他的判决中，因为美国承认对日本也采取此战术），邓尼茨最后被判处十年监禁。在审讯期间，美国军事心理学家吉尔伯特，被允许研究在纽伦堡审判中犯有战争罪的纳粹领导人，在德国版的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测验中，邓尼茨有138分，为所有纳粹领导者中的第三高者。 当他在西柏林的施潘道监狱中服刑时，经常锻炼身体和持续读书，狱卒称他作“狮子”，视其为一名危险人物。[来源请求]
邓尼茨到1956年10月1日才被释放，之后他退休到西德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一座村子定居，他在之后创作了2部作品，他的回忆录《10年和20天》，该书于1958年在德国出版，隔年又有英文翻译版上市。“10年”指的是邓尼茨作为潜艇指挥官，“20天”则是他作为总统的日子；书中，邓尼茨将纳粹政权解释为是时代的产物，并且争辩说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因此不能在道义上负起纳粹政权的大部分罪行，他也批评专制制度是政府的根本缺陷，并指责专制制度是纳粹许多错误的根源[14]。
邓尼茨的第二本书，《我风云变幻的一生》，比较少人知道，内容叙述他1934年前的事，这本书是首次出版于1968年，在1998年出版新的版本，标题改作《我作为军人的一生》。
与阿尔伯特·斯佩尔不同，邓尼茨完全不后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做的一切[15][16]，因为他认为“没有人会尊敬放弃对国家的信念与责任者，无论是大或小的背叛。”
邓尼茨在批评希姆莱的和平谈判时写道：“通敌者应是备受鄙视的小人，任何国家的人、甚至是他的敌人都所不齿。每个国家都应该一致的谴责这种背叛行为，无论是用何种方式，它都是破坏国家的基础。”[17]
邓尼茨表示一战搭乘U艇的经验令他了解，在狭小封闭的空间内船员团结的重要性，并形容“我们就像孤立在海里的大家族一样，也就是说U艇上的人都是命运共同体，很少有这么美丽的东西。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是贵重而难以忘怀的经验”，并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座右铭[19]。 希特勒很信任邓尼茨，称其为“海上的隆美尔”[20]，戈培尔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邓尼茨和戈林很不一样，两个人其实都无法很好地掌握自己的兵器，戈林就放弃了，因此失败，而邓尼茨就克服了这个困难”、“如果在此提议把空军的指挥权交给海军、交给邓尼茨会怎么样呢？……邓尼茨是还不错的领导人。可以给已经挫败的我们的空军带来新的模式。按我的想法，这才是新的胜利的前提”，日记中有很多赞扬邓尼茨的字句[21]。
邓尼茨对很麻烦的民主主义没什么兴趣，又很讨厌苏联和社会主义，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政治信念，也不是纳粹的元老党员，这样的人为何会被希特勒指定为后继者有很多谜团[20]。
在纽伦堡审判时接受历史学者戈登申采访时，邓尼茨在被问到自己为何成为希特勒继承人时说“希特勒选择我的理由一是我作为海军军人的评价很高，二是因为他觉得不可能真正实现和平。我很高兴的接受了。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希特勒有灭绝犹太人的计画。到了纽伦堡之后我才知道有这回事”，并讽刺地表示“接受一个正在崩溃的国家的领导人地位是犯罪”和“防止德国的武器和人员被德国的天敌俄罗斯夺取也是犯罪”、“我知道我们当时已经不得不投降，但我们希望不是对俄罗斯而是对英美投降”[22]。
关于纽伦堡审判，他批判道：“为什么一个外国法庭可以裁决一个拥有主权的他国政府？如果我们获胜了，我们也不能审判罗斯福、摩根索、邱吉尔、艾登，我们也没这个想法。就算是通过审判来决定，也必须由这个国家设置的法庭来审判[22]”。
关于希特勒，他说道“我觉得他说的话总是很有逻辑，我能感觉到他的要求是为了德国。现在来看他太不考虑对犹太人和邻国国民的事务”、“他的思路很清楚，我接受吉尔伯特博士的智商测验的时候可以记下九位数数字，但希特勒有著惊人的记忆力，只要是读过的东西全部都能想起来”[23]。有关戈林他说道：“至少在这场审判中我不觉得戈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之前所有的犯罪嫌疑不是都没能被证实吗？我以前对戈林说过。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这是个分裂的家，德国不考虑“邻居”的事情就想在这个“社区”中生存，戈林也同意我的想法，所以，即使是戈林，他也不是检察官和全世界的人都想像的、那么烂的人”[24]。
在这访谈中他也表示自己对犹太人没有偏见。他举例说1934年自己把船停到西班牙的港口时，他无视德国领事的反对，邀请在西班牙北部拥有铜矿的犹太人参加他的舰上午餐会，另外他还拒绝了希特勒要求撤职海军军官学校中的犹太裔军官的要求[25]。另外有关于他是否知道犹太人遭受迫害的问题他表示：“可以说知道，也能说不知道，有关“水晶之夜”的事情我读一些报导就获知了。当时我忙于U艇和海军的事情，没有时间去处理犹太人的事情”、“我没有愧疚的事情，也没有参与虐待或犯罪行为，为了祖国我虽然准备帮助希特勒，但因此就批判我协助灭绝犹太人是很可笑的，也是完全无中生有的。[26]”
他承认知道有集中营的存在：“当时囚禁的只有12,000人的政敌，但现在在美国占领下的德国收容了50万的德国人，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种事情？”、“（集中营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当的。1933年如果希特勒不把共产主义者关进集中营的话，就会爆发内战、酿成流血惨剧。就算通过合法选出的政府，共产主义者都一样会掀起叛乱。1932年的德国已经面临了最严重的内乱危机，当时我们已经被迫选择要共产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兴登堡等保守派选择了希特勒，我也是一样。就算还有一次选择机会，我依旧会选择国家社会主义。把这些有著有害想法的人关进集中营就可以避免德国流血。难道打内战会比较好吗？”[27]。
他也毫不掩饰对苏联和共产党的厌恶：“俄罗斯是世界上最烂的犯罪国家，共产主义是最邪恶的思想。那些人告发我加害他们根本是荒谬至极。俄罗斯人不是总在策划新的阴谋吗？在跟我们打仗之前，俄罗斯人就说他们想要丹麦和部份的波兰，我现在就告发他们有这样的政治阴谋[28]。”
根据纽伦堡监狱心理分析官吉尔伯特上尉开庭前对所有被告进行的智力测验，邓尼茨的智商指数为138，和戈林并列为所有被告中的第三位（第一位的沙赫特考虑到年龄偏高，此一数据有相当的灌水成份，若排除此人，邓尼茨便是仅次于赛斯-英夸特的第二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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