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科（英语：Liberal Studies）是昔日在香港教育三三四新高中课程中的四大必修科目之一，且曾为入读本地大学之主要计分科目，自2009年起推行，2012年为首届公开试，2023年为最后一届公开试。被视为香港教育史上之争议学科，于2021/22学年在中四级被“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修订及取代，兼新科目于2024年香港中学文凭试起改制为“达标/不达标”，大幅减少影响升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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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目为香港教育系列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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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香港系列 |
背景
1988年，教育统筹委员会在第三号报告书中，提出为扩大中六预科课程范围，应设立文科及理科的通识课程。[2]
1992年，香港高级补充程度会考通识教育科的大学预科课程大纲设立，作为选修科目[3]。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并且建议学校，考虑新制预科采用“两科语文AS+通识教育科AS+两科AL+另一科AS”组合，不用“两科语文AS+三科AL”组合，不过很少学校接受。[4]
1998年，教育统筹委员会公布第一份教育目标谘询文件：《二十一世纪教育蓝图（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开展香港教育制度全面检讨的工作，内容倡议致力推动“通识教育”，当中力推香港教育制度改革的官员梁锦松、程介明及戴希立所说：“我们需要有广泛、创新和全球观点的毕业生去维持我们在新世纪的竞争能力。”政府找来不同界别的知名人士，宣扬社会需要“通识”的人才，旧有制度下“高分低能”的学生不足以在竞争剧烈的全球一体化下立足，故此要全面开动必修必考的通识教育科。
2000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公布《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谘询文件，提出精简中小学学科，重整合并为八个“学习领域”，并设立会考程度的“综合人文科”和“综合科学与科技科”，及开设一科新的高中通识科，作为升读大学基本条件。[5]
2003年，当时主政官员乃行政长官董建华、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常秘罗范椒芬[6]。中四至中五年级开设“综合人文科”和“科学与科技科”两科选修科，作为会考理科和文科生的通识教育。教育部门开始游说强迫中学，在中一至中三年级开设“综合人文科”，取代中国历史科、世界历史科、经济及公共事务科、地理科此等初中必修科目。[7]教育官员指此科可预备学生接受高中新设的通识教育。[8]同年5月的《高中学制检讨报告》中，提出新高中课程必修通识科。[9]
随著香港教育于2009年推行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通识教育科作为必须科在2012年开始第一届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开考，并于2023年为最后一届公开试。
高考的通识科修读率一直甚低，即使当局宣布新高中通识科必修后，修读率曾一度上升，但随后又回落。
| 年份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
| 百分率 | 4.0% | 4.1% | 4.7% | 4.6% | 4.4% | 4.7% | 4.7% | 4.5% | 4.7% | 5.1% | 6.8% | 8.8% | 9.9% | 10.5% | 10.2% | 8.9% | 7.7% |
会考两科通识科推出后修读率更低，就算当局大力催谷综合人文科，修读率也始终低迷，科学与科技科更加乏人问津。
| 年份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
|---|---|---|---|---|---|---|---|
| 综合人文科 | 百分率 | 0.3% | 1.0% | 2.2% | 3.3% | 4.2% | 4.3% |
| 科学与科技科 | 0.2% | 0.5% | 0.9% | 1.1% | 1.0% | 0.7% | |
课程内容
根据教育局课程及评估指引，通识教育科旨在透过探究各类议题以扩阔学生的知识基础，加强学生对社会的触觉。其中所选取的单元内容主题，对学生个人、社会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也帮助学生联系不同范围的知识，扩阔视野，学生须运用从三个学习范围所获取的知识和角度，并推展至新的议题或情境，来进行一项独立专题探究（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简称IES）。 [10]
通识教育科的课程内容涉及“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和“能源科技与环境”六大单元。[10][11]各个单元下设不同的主题及探讨问题︰
单元一 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
| 主题 | 主要探讨问题 |
|---|---|
| 1. 自我了解 | 个人在青少年期会面对哪些挑战与机遇？ |
| 2. 人际关系 | 哪些人际关系的因素，能帮助青少年反省和为过渡至成年阶段作好准备？ |
单元二 今日香港
| 主题 | 主要探讨问题 |
|---|---|
| 1. 生活素质 | 香港维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质的发展方向如何？ |
| 2. 法治和社会政治参与 | 香港居民如何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就法治精神而言，香港居民如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
| 3. 身份和身份认同 | 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是怎样形成的？ |
单元三 现代中国
| 主题 | 主要探讨问题 |
|---|---|
| 1. 中国的改革开放 | 改革开放政策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甚么影响？ |
| 2. 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 | 家庭观念的演变，展示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有甚么关系？在何等程度上，传统习俗与中国人的现代社会是相容的？ |
单元四 全球化
| 主题 | 主要探讨问题 |
|---|---|
| 1.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与回应 | 为甚么世界各地的人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有不同的回应？ |
单元五 公共卫生
| 主题 | 主要探讨问题 |
|---|---|
| 1. 对公共卫生的理解 | 人们对疾病和公共卫生的理解如何受不同因素影响？ |
| 2. 科学、科技与公共卫生 | 科学与科技在何等程度上可以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 |
单元六 能源科技与环境
| 主题 | 主要探讨问题 |
|---|---|
| 1. 能源科技的影响 | 能源科技如何与环境问题相关？ |
| 2.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 可持续发展为何成为当代的重要议题？其出现与科学及科技的发展又有何关系？ |
各单元设计沿袭和整合“高考”及“会考”多个课程：
- 香港高级补充程度会考“通识教育科”[12]是自1992年设立的预科课程。
| 文凭试“通识教育科” | 会考“社会教育科” | 会考“科学与科技科” | 会考“综合人文科” | 高考“通识教育科” | |
|---|---|---|---|---|---|
| 自我与个人成长 | |||||
| 单元一 | 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 | 单元一：青少年期 单元二：家庭 单元五：工作 |
个人成长 | 人际关系 | |
| 社会与文化 | |||||
| 单元二 | 今日香港 | 单元三：社会控制及越轨行为 单元四：传意及大众传播媒介 单元六：社会问题 |
香港社会的特征 | 香港研究 | |
| 单元三 | 现代中国 | 现代中国的发展 | 今日中国 | ||
| 单元四 | 全球化 | 全球化 | 现代世界 | ||
| 科学、科技与环境 | |||||
| 单元五 | 公共卫生 | 科学与科技的本质及发展 健康科学 环境科学 电讯 科技设计 视象传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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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六 | 能源科技与环境 | 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 环境教育，科学技术与社会 | ||
| 校本评核 | |||||
| 独立专题探究 (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 简称 IES) |
独立专题研习(IS): 科学探究 设计与实践过程 与科学或科技有关议题的专门研究 创意写作 |
文字功课 中四期间学科表现 中五期间学科表现 校内测验考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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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考试
通识教育科公开考试由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主办。评卷时采用“双评制”，即每题答案均由2-4名阅卷员独立评核。[16][17]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秘书长苏国生表示考试要求考生“以多元化、平衡及不同角度思维答题”，评分标准不会因考生政治立场而有所不同[18]。考试试题不时会涉及政治议题，例如于2019年曾问及考生对“特首不可是政党成员”的意见[19]。
2005年，时任教育统筹局常任秘书长罗范椒芬回应家长质疑时表示通识教育科不会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考核学生分析资料的能力。[20]
2011年，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评核发展部高级经理卢家耀[21]撰文指出通识教育科考试的重点，在于透过真实的社会议题来设问，评估知识、概念的认知和思维能力的应用，例如推论、解难、沟通等能力。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通识教育科的设计分为三个部分[22]︰
卷一 占考试成绩比重50% (2022年为62%），考试时间为2小时。
(2023年为62%，考试时间为2小时15分钟。并且只设一卷）
卷一设资料回应题，共3题，所有题目须全答。
资料回应题旨在评核考生在识别、应用和分析资料等方面的能力。考题中的资料有助厘订议题范畴和反映议题的复杂或争议的本质。与此同时，这类考题的设计形式，也反映本科课程的跨单元和多角度的学习本质。
卷二 占考试成绩比重30%， (2023年为最后一届,2022年及2023年均占全科38%）考试时间为1小时15分钟。
卷二设三条延伸回应题，考生只须选答一题。
延伸回应题透过可引起讨论的材料，提供更广泛的层面，让考生展示所学的各种高阶能力，例如深入剖析自己的经历，展现创意思维和以有系统的方法来表达等。
校本评核 占考试成绩比重20%。(2021年为最后一届）
所有学校考生必须参加校本评核。
独立专题探究是通识教育科所采纳的校本评核模式。考生须在以探究为主的独立专题探究中展示不同的能力，例如解难、资料搜集、分析和传意。每一考生应透过阅读、研究及其个人经验，在独立专题探究报告中展示一定份量与本学科相关的题材。为此，考生须进行一份探究为本的研习。研究报告的主体部分可以是文字或非文字形式。非文字形式报告须附上一篇短文，说明该报告的主要意念。
独立专题探究是具焦点的探究，它为考生提供按自己的兴趣，作独立探究议题的难得机会，考生可在研究报告中表达自己的见解、意念、研究结果和提出评鉴。考生应该建立一个学习历程档案，在探究过程中把有关演绎、分析、反思、心得和撰写报告的各阶段的资料记录于历程档案的文件夹内，以展示整个探究过程。考生须妥善保存自己的作品供查阅和核证，直至中学文凭考试成绩公布为止。
争议
教育工作者陈美龄认为通识教育科是鼓励学生发表意见的科目，应该不设评分让学生能畅所欲言。她亦认为通识教育科不应使用课本，应该让学生亲历其境才不致于纸上谈兵[23]。2019年9月29日，教育局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发表谘询文件，建议通识教育科维持“必修必考”以免影响国际认证[24]。
有中学教师担心通识教育科对语文能力的要求较高，对语文能力较弱的学生不利[25]。
课程要求考生完成一项独立专题探究（IES）。一项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进行的调查显示31%的教师认为学生有“弄虚作假的倾向”，有教师亦表示不少学生从网上抄袭报告[26]。2012年，《东方日报》报导指有公司代考生撰写通识科专题报告[27]。
2009年考评局发表通识教育科的样本试题及评分准则，有线电视新闻台邀请专栏作家陶杰试做试卷，再交由三位通识科老师批改，其中一位是前教联会主席邓飞，评卷时陶杰的身份保密，邓飞评分时认为答卷没有详细解释名词。陶杰表示试题内容超出中学生的能力范围，认为试题质素并不合格。[28][29]
曾在教育局统筹通识课程、被称为“通识之父”的九龙华仁书院校长陈冈报考2012年首届文凭试通识教育科，仅考获4级成绩。亦有香港中文大学通识科导师应考只获2级。[30]
2014年，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指题目过于艰深，要求学生“比较中国政治发展重要还是发展经济重要”，认为连出题者也未必知道答案。[31]
教改初期在推行初中综合人文科时，也有很多教师不满内容太过广泛，难以入手。[32]
于三三四学制实施前，已有多名大学学者批评通识教育科内容包罗万有过于广泛，其中包括数学家丘成桐[33][34]。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表示，将通识科作为必修，和取消中国历史科必修，都是“一场灾难”，“所谓通识教育是假的”，批评有一批人以为懂得欧美教育，以为用报纸学习取代强记背诵，就能减低学生负担。他指出即使美国学生也要学习美国历史，背出林肯的著名盖兹堡演说全文；但香港学生不学本国历史，不知道近代人民所受的苦难，对国家无感情；又误以为美国很民主，“民主到可以胡说八道”。他直言香港教育失败，学生“缺乏对民主和文化的基本了解”，又不知道历史，不以伟人为模范，因而无个人修养，无崇高的理想。[35] 有人认为此科可以一矫传统以来，文不知理，理不识文的现象，使学生博学多闻，“通通都识”。然而，更多的人会诠释通识科为“通通唔识”及“学无专长，深度不足”。[36]
前教联会主席，前通识科老师邓飞指出，现时通识科要探究的议题，对于中学生来说太遥远，因为他们生活经验太少，例如要从未做人母的女学生思考代孕议题，而且通识课所教的一些概念，原本是大学才教的深奥专业知识，却被当作常识教中学生，使他们自以为已经明白，但其理解是含糊和有错误的。[37]
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表示，通识科目标陈义甚高，希望连贯不同科目，培育多角度思考，但教科书同参考书都无需要接受送审，只靠老师下载资料作为教材，更指现时大学生对普通常识贫乏亦少留意时事和新闻，质疑政府会否承认推行通识教育是失败。[38]
通识教育关注组联席会议召集人梁美芬表示现时的通识课程过于广泛，有如“漫山放羊”，建议当局将科目改为选修科目，取消必考必答的安排，教科书并要送审。[39]
中文大学数学教育专家黄毅英，批评通识科占用高中大量课时，挤压其他科目课时，导致课程被削减，拉低学生知识水平，例如新制的数学科必修加上延伸单元，知识也只相当于旧制会考数学科加上香港中学会考附加数学科。他指出大学要新生修读很多基础课，追回知识水平，因此有些新生被分配到学院而非个别学系，以便在大一时安排基础课程。他又警告由于大学生需花大量时间巩固学科知识(粤语俗称“补底”)，社会人士须预期新制的大学毕业生的知识水平会下跌，也许不能符合社会要求。[40]
通识科宣称“文中有理，理中有文”，打破文理科界限；可是在实际教学和评核中，通识科出现“重文轻理”，“重写作轻思维”倾向。相比中英文科都有短答题，通识科的试卷，即使是最少分数的4分题目，回答也要较详细地铺写，长题目更有如考快速作文。这种题型对擅长语文的考生有利，而写作较慢的考生则难以取得好成绩。通识科也较少考问科技议题，所涉及的科学知识也较少，令擅长理科的考生无从发挥。因此女生通识科成绩理想者比男生多，而且两者差距更甚于中英文科。[41]
于三三四学制实施前通识教育科并非必修科，只有少数学校开办通识教育科，故2004年全港只有约350名通识教师。为培训足够人手开办通识教育科，教育局与大学合作推出短期培训课程协助教师转型。[42][43][44]有教育界人士指通识教育科内容广泛，担心教育即使在接受逾百小时培训后仍未能掌握课程[45]。不少中学均会由任教其他科目的教师兼教通识科，而非由专科老师“专科专教”[46]。
2019年7月，前行政长官、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2019年香港七一冲突后，指他任内推行的通识教育“完全失败”，批评通识教育是引致年轻人变得激进的重要原因，间接导致大批年轻人反对政府的局面。[47] [48]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亦批评教育局不检讨课程，没教好学生品德。 《文汇报》批评通识教育科不设教科书送审制度，令教科书质素良莠不齐，容易成为政治宣传品。尽管教育局于2014年曾表示会研究为通识教育科设立教科书送审制度的可行性，但至2019年尚未有进展。[49][50][51]《人民日报》曾批评教师透过偏颇的教材向学生灌输政治观念[52]。前教统局长李国章认为通识教育科的理念虽然正确，但教育的质素参差，向学生灌输政治理念[53]。
而香港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则在2020年11月25日出席电台节目时，认为通识科课没有课程框架、教科书没有经审批是一个问题，并表示通识教育由“第一日”开始已经出现问题。在其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中，她提出要“纠正”通识课中的“异化”现象，认为通识科将批评性思维异化成“样样东西都要反对”。[54]
前教育局长吴克俭否认通识教育科失败，亦不认为这此科目为学生上街示威的原因。他认为只有小部分通识科教师选用偏颇的教材，影响了科目的中立性，影响心智未成熟的学生[55]。
2019年10月，为了回应对通识教师立场偏颇的质疑，香港政府任命教育局课程发展处通识组11名课程发展主任担任督学，到访学校观课、检查教案及学生习作。[56]同年12月，教育局长杨润雄称局方会要求出版社自愿提交通识科教科书，并于2020年2月提供修改意见给出版社。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亦会研究哪些内容需要指示教师应如何教授。[57][58]叶建源称政府应回应民怨，而不应对教科书进行审查[59]。林郑月娥接受《大公报》访问时表示通识教育科及其他科目均有机会被“渗透”，需要办学团体及学校管理层把关，她指2020年内会公布如何处理通识教育科[60]。
香港大学前副校长程介明认为通识教育科并非导致大型社会运动的原因[61]。中央政策组于2015年曾委托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联席所长赵永佳曾进行研究并发表《香港“九十后”的公民价值及参与研究》研究报告，报告指通识教育科能提高学生对社会和政治议题的触觉，但对学生政治立场的改变轻微，而通识教育科亦没有将自身立场强加于学生，更没有证据显示通识教育科令学生变得更激进[62][63]。
2018年，香港教育大学署理社会科学系系主任及社会学讲座教授赵永佳、阮筠宜及梁懿刚再进行有关研究，以“通识科如何影响香港中学生”题，有关研究载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刊物《港澳研究》[64]。通识科自2009年成为香港新高中课程的核心科目以来，有社会人士认为通识科是导致学生“政治化”的原因。研究发现，学生对通识科的兴趣对他们的公民和政治参与影响不大。喜欢通识科和不喜欢通识科的两组学生，普遍都没有参与有组织的社区和政治活动。同时，通识科提倡的“明辨思考”并未对大多数学生带来激进思想。相反，通识科主张的多角度思考令学生更容易跳出自己的社会位置及“身份政治”的制约，以不同视角来全面审视公共议题。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秘书长苏国生亦否认通识教育科令学生变得激进[18]。
香港教育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客席副教授梁恩荣研究公民教育多年。他指出通识科对香港学生有政治启悟的作用[65]。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用不同的科目和方法推动公民教育，有的用历史科，有的用社会科。目前在香港中学阶段，通识科是公民教育最重要的载体。他并不认同通识教育鼓励了年轻人上街抗议。“通识科让学生知道分析、知道从多角度去看问题，但不能令到学生上街。什么让学生上街？学生分析之后，做道德判断，觉得这是不公义的，所以我要改变。”从通识科考试评分标凖来看，也是倡导学生多角度思考，政治取态不影响得分。
2019年9月，教育局向出版社提供“专业谘询服务”，有7间出版社提供共10套教科书供教育局阅览。完成阅览的教科书可列入教育局的“适用书目表”[66]，期间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退中途退出评核。[67] 2020年8月，教育局向六间[68]高中通识课本出版社提供修订内容意见后，“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公共卫生”与“能源科技与环境”单元的教科书作出大幅修订[69][70]。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发表声明，表示教育局的若干修订内容意见似无必要，且不公布删改准则会让教师在自编教材时无所适从，担心误踩红线，但承认若干课本修订如澄清概念、更新资料、资料注出处与提高数据准确性为必要之举[71]。教育野、香港教育同行阵线、进步教师同盟、香港人教育支援平台向杨润雄发公开信，要求撤回通识科课本政治审查及公开通识科课本专业谘询服务审核准则。但新界校长会却认为该服务团队成员包括专科督学、大学学者及教育专业人员，专业上无庸置疑，且该服务“去芜存菁”，令课本品质有一定保证，为负责任政府必要之举，不同意该服务构成政治审查[70][72]。《星岛日报》表示有关内容修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立法前完成，认为课本亦可能存在违反《港区国安法》的内容[73]。
“今日香港”单元的教科书删除了一些关于社会运动和公民抗命的描述。不同团体对警方执法的批评、连侬墙的照片亦被删除。教科书同时加入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为香港人提供机遇的描述[74]。曾遭《文汇报》批评的雅集出版社删除了关于公民抗命的资料回应题[75]，亦删除了包括本土民主前线和香港众志在内的多个政治组织的名字[68]、“本土意识”的字眼亦改为“本地意识”、“民主派”亦改为“非建制派”[76]。该出版社亦删除了关于三权分立的内容[77]，日本《每日新闻》亦有报导此事[78]。龄记出版社则删除了关于新闻自由、新闻媒体自我审查的内容，亦删去了一地两检破坏香港法治的漫画[79]，以及人大释法冲击香港司法制度的描述[76]。明报教育出版社删除了陈方安生指中央政府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香港民心是否回归的言论。[80]此外，一些外国的示威活动，例如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和茉莉花革命亦被删去，有教师认为是为了避免提及激进的社会运动[81]。
龄记出版社删除了关于六四事件的内容，而明报教育出版社则删除了乌坎事件[82][83]。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副会长田方泽认为提及中国改革开放时很难不提及六四事件，他质疑有关修订具有政治考虑[82][84]。
龄记出版社将教科书中“由于内地民众嗜食野味，却在卫生环境恶劣的地方饲养、屠宰及处理它们，导致‘沙士’病毒在内地迅速扩散”改为“学者相信内地部分民众有吃野味的饮食习惯，使病毒有机会经野味市场和食用而令人类受到感染，引起人们关注饮食文化所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泌尿科医生暨香港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表示“沙士”及COVID-19因食野味发生在科学界及医学界为客观事实，直斥该修订为政治性，扭曲事实仅追求政治正确，包庇与放任相关问题仅会令大众忽略，若日后再有疫症因此传播更是“好可悲”。该课本亦将关于中国黑市贩卖器官的讨论改为器官买卖合法化的争议，郭家麒称大陆存在违法贩卖人体器官是常识，他以前就动辄遇到患者等不到港人捐肾因而到大陆移植自死囚买来的肾。田方泽认为该修订刻意避谈中国的负面议题[69]。此外该书原版提到大陆“部分官员为了个人仕途，延误或隐瞒通报传染病疫情”、“亦有地方官员收贿，包庇不法商人制作及出售问题食品”；修订后该书新增资料，称中央政府加强监管，“2019年全国食品安全抽检的总体合格率为97.6%，有关问题明显已得到改善”。有医师向患者处方非必要抗生素以赚取佣金之相关内容则被移除。[85]。
香港教育图书公司《新视野通识教育 (综合四版)》第4页中，有张图片点出中国“一带一路”带来的污染问题。改版后，该图改指向再生能源的好处。[70]
2020年9月7日，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报告，建议通识科的评核由七个等级改为“合格”或“不合格”，而且除教科书外，附带的补充材料亦需通过审查。[86]
2020年11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提议通识科改革。发表后一天，教育局长杨润雄召开记者会，宣布通识科改革及改名，不再设独立专题研习，公开考试评核只分“合格”及“不合格”等。[87]
2021年2月2日，教育局向各中学发通函，透露通识科将会由现时六个单元改为三个主题，包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及“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其中“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主题包括教授《基本法》、《香港国安法》以及国民身份认同等内容。[88][89]每个主题各占45至50小时的课时，总课时由约250小时缩减至约150小时，约有三分二的内容为“中国国情”有关的议题。另外亦有建议课程另一主题“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学生需要参与中国大陆考察活动和自学“传统中华文化”文章，涉及学习时数10小时，以“体会中华文化在社会的保育与传承”。公开试试题被建议增加多项选择题，试卷的第二部份为“资料回应题”，由两份卷改为一份卷[90]，删去高阶能力“延伸回应题”。有通识科教师认为，这停留于认知层面，属于基本知识，会令科目难度降低；亦有教师指，改动令科目失去原意，建议的课程框架完全没有提及课程指引强调的批判思维、独立思考、研究社会议题，使用问句形式授课，建议却改为了陈述句。[91][92]教育局向学校发问卷“谘询”学校对于改革科目的意向，但由于谘询以学校为单位，学生不能在此发表意见。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于2月4日召开记者会，批评没有提供反对选项，且认为以“能有助学生减压”并非恰当考量，认为是“假谘询”。[93][94]
2021年2月26日，教育评议会倡通识科改名“国民与社会科”，加强国民教育鼓励高中生前往中国内地考察。[95] 课程被指与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相似，设有10个课时的考察交流而了解近年内地发展，而初中及小学均会安排考察，建议中小学生每3年最少有1次考察经验。 [96]
2021年3月31日，课程发展议会通过更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以香港、国家和当代世界三个主题为核心内容，于新学年推行，维持必修必考，但不设独立专题研习（IES）的校本评核，并会为学生提供前往内地学习机会。 [97]
参见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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