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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简称三三四、高中三改四、三改四，是香港教育界于2009年9月开始实施的教育改革，重点是推行三三四学制，即改变过去源于英国的三二二三学制的三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预科及三年大学本科课程，成为美国、加拿大及中国大陆等地所采用的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大学本科课程。随著课程结构转变，教育局亦推出各个新科目，给予学生能够报读更多实用的课程和其他学习经历，改革为人诟病的‘填鸭式’教育模式，以及能更专注于学习及生活，而非操练考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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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目为香港教育系列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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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香港系列 |
英属香港时期，港英政府并无积极对香港教育进行干涉，容许教育政策自由放任，政府并没有要求所有学校跟随英国教育制度，因此当时基本只有英文学校跟随英国学制的“八班制”。至于中文中学（“中中”），则多跟随中国大陆的六年制中学课程（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以便学生到该处升学，直至1929年，港府颁布《中小学中文课程标准》，才因该指引的规定而全数采行“六．三．三”制（六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至于大学方面，香港大学跟随英国三年学制，而香港中文大学则提供四年制本科课程。
1978年，港府发表《高中及专上教育发展白皮书》，建议正式将四年制全面改为二二一制（首二年为预科，第三及第四年修毕可获高级文凭，第五年修毕可获荣誉文凭），若院校接受建议，将获得政府经济援助并可向政府注册为专上学院。当时除树仁学院（今香港树仁大学）拒绝政府建议外，其他专上学院皆接受建议。
1988年6月16日，教育统筹委员会发表《第三号报告书》，建议学士学位课程划一为三年，预科改为两年，跟随英国教育制度。这决定引来全港师生强烈不满，中大学生有示威活动、树仁学院学生更以绝食抗议。[1]
香港预科高考或大学入学试，即香港大学入学资格考试（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及中文大学的香港高等程度会考（Hong Kong Higher Level Examination，1979年后由考试局接办）归大学管理，教育署的课程管辖范围只到中五会考。直到1991年香港第三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成立后，香港三所大学入学试才统一为香港高级程度会考（HK A-Level Examination），并于1994年开考，而香港预科高级补充程度及高级程度各科课程纲要则要到1991-1992年间才正式颁布。
香港预科课程普遍被认为较其他实行英式教育体制的地区为深，并与大学本科第一年课程重叠，不少香港学校采用的预科教科书甚至不是得到当时教育署确认的英国预科教科书，而是大学本科一年级的教科书。这种做法，一方面使预科学生更早熟习大学课程的学习方式，二来使学生对所读的课程更了解，以避免学生为应付考试而要强记课程内容。这种“跳级”的学习方式为不少希望推行教育改革的人所诟病，但对于香港当时大专学额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却成为一种有效的筛选方式，从应考者中挑选高材生。[2]
经过一连串准备，教育统筹局于2004年发表谘询文件，建议推行“三三四”学制（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学）。新课程剔除部份出现重叠和过时的科目，而中国语文[3]、英国语文、数学科以及通识教育科则成为“核心必修科目”。
为配合未来对通识教育科教师的需求，政府已为有关教师提供在职培训。2012年，香港中学会考（HKCEE）及香港高级程度会考（HKAL）将会被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所取代，成为唯一专为中学毕业生而设的公开考试，而过去作为八间资助院校[4] 统一收生程序的大学联合招生办法（JUPAS），除涉及中学会考成绩的拔尖计划部分外，则予以保留并继续使用。
此外，新学制改革公开考试制度，以“香港中学文凭试”取代中五中学会考及中七高级程度会考；文凭试成为大学入学考试并作出两项评核改变，引入校本评核，并改“常模参照”（Norm-reference）为“标准参照”（Criterion-reference）。
政府亦已经决定在2009年新学年起推行“三三四”学制，并已于该年如期顺利推行。
学界担心新课程由于未必与海外中学毕业证书接轨，而国际间现时尚未有一个普遍通行的预科文凭标准，使将来学生离港升学时可能会有认受性的问题。不过，教统局（现为教育局）指课程将会与现时的GCE AS-Level及未来的GCE A-Level等同。而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正和不同的海外大学商讨认可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为入学资格。
UCAS分数对照制度[5]
除数学科外，23个甲类新高中科目的UCAS对照分数如下：
| 等级 | 对照分数 | 备注 |
|---|---|---|
| 5** | 145 | 略高于英国普通教育文凭高级程度考试的A*级 |
| 5* | 130 | 介乎英国普通教育文凭高级程度考试的A与A*级 |
| 5 | 120 | 与英国普通教育文凭高级程度考试的A级相若 |
| 4 | 80 | 与英国普通教育文凭高级程度考试的C级相若 |
| 3 | 40 | 与英国普通教育文凭高级程度考试的E级相若 |
数学科的UCAS对照分数︰
| 等级 | 必修部分对照分数 | 延伸部分对照分数 |
|---|---|---|
| 5** | 65 | 80 |
| 5* | 60 | 70 |
| 5 | 45 | 60 |
| 4 | 35 | 50 |
| 3 | 25 | 40 |
备注︰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亦在完成首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后，选出约400名在英国语文科取得第2至5**级的学校考生参与研究，邀请他们在暑假期间参加国际英语水平测试 (IELTS)，以了解文凭试英国语文科考生的水平[6]。经过分析，文凭试英国语文科与 IELTS 的对应分数如下︰
| 文凭试英国语文科等级 | 对应 IELTS 整体分数 | 英语运用的程度 |
|---|---|---|
| 5** | 7.51 – 7.77 | 良好水平 (Good User) |
| 5* | 7.16 – 7.32 | 良好水平 (Good User) |
| 5 | 6.81 – 6.99 | 合格水平 (Competent User) |
| 4 | 6.31 – 6.51 | 合格水平 (Competent User) |
| 3 | 5.48 – 5.68 | 基础水平 (Modest User) |
| 2 | 4.79 – 5.07 | 基础／有限水平 (Modest/ Limited User) |
新高中学制标榜科目多元化，目的让学生选择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理商工科，多个新兴科目均由会考及高考课程中由多个课程合并组成。包括：
有报导指，设计与应用科技、科技与生活、组合科学、 综合科学均现“退修潮”，学生纷纷转而修读独立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科，师生均认为课程内容过多，实行上困难重重，不是‘0.5＋0.5＝1’而是‘0.5＋0.5＝1.4’。
三科理科的科任老师须互相协调授课内容，惟课程紧逼，一个循环周只有两至三堂组合科学课，令师生均感吃力。任教传统理科的老师累积一定教学经验，却不愿任教新兴科目，坊间亦缺乏应试练习与额外教材。[8]
组合科学不获部分本地和外国大学承认，开办组合科学的中学逐年递减，报读人数亦于在六年间由九千多人跌至千馀人，每届平均有逾三成人退修，学科名存实亡。[9]2024年文凭试，组合科学和综合科学正式被取消。
教育评议会副主席黄家梁指出，由于教育局设计课程时高估新高中学习时数，令大量科目教学时间不足，而且学生应付四个核心科目已疲于奔命，所以选读三个选修科的学生比率拾级而下，而大学收生要求都只是一或两个选修科，也间接减少学生选修三科的诱因。[10]
教育评议会副主席黄家梁指出，由于选修三科者递减，相比起会考和高考，新一代的知识面日趋狭窄，未能达到科目之间相互配合，例如理科的基本组合“物理、化学、生物”选修人数不足；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如“文学、中史、历史、地理、经济”亦因选修减少而未能做到跨科知识相关连，长远影响社会专门人才培训。
资深生物科教师赵志辉指出，物理、化学、生物三科，都是学习自然现象，虽然从不同角度入手，但出发点相同，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例如：生物科涉及许多分子结构和化学反应，是化学科的知识；生物科学习眼睛，需要物理科的光学知识；物理科经常处理图表和方程式，是学好化学和生物的基本功。旧制下理科生，在会考都会完整学习物理、化学、生物三科，预科再深入学习两到三科，打好科学知识的稳固基础；但是在文凭试下，由于四科必修科耗费大量精力，一般学生都只选修两科，又因为新学制鼓励打破文理分隔，自由组合科目，将三科理科强行割裂，有很多学生不是纯理科，混合选修一科理科与一科其他科目，以致科学知识残缺，对科学教育的影响比文科更严重。[11]（按2016年香港中学文凭试的统计，报考物理、化学、生物全部三科的学生只有3.07%。[12]）
由于物理对学生数学能力要求较高，大学也只有很少课程要求学生曾修读物理，令物理科的选修率明显较另外两科低。因此，及因高级数学遭到三三四学制贬抑，以致各院校工程和计算机学系都有未修读物理和高级数学的新生，需要进行补底，并且各院校都有工程学系学生成绩追不上而退学。[13]
新闻网媒引述学生于网上讨论区指，“334新学制”广告误指学生在新制下比旧制更愉快，但一切都只是“骗局”。学生认为DSE的课程及大学计分方法埋没了人才，全因DSE太著重必修科，“四科必修科令到好多人放不到时间钻研自己有兴趣之科目，最后两头不到岸”。他续指教育为免一试定生死，故意做出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OLE）及校本评核，反而增加学生平时之压力[14]。
2004年，香港高等院校教职员会联会主席岑嘉评教授，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指出，设立四科核心科导致选修科数减少，欠缺多元化，学制变得呆板，无视人才需求的规划，更斥责教统局强制在中学推行通识科代替其他科目，实际是要减少教师人数，削减教育开支，警告教育改革将会对香港造成重大损失。[15]
资深教育工作者雷其昌，也批评三三四学制大减选修科数目，使学生知识面变窄，有不少中学为提高入大学率，强制学生只能读两个选修科，集中时间于核心科，连第一组别中学也不例外。他又指出高中教育改革在2000年代初香港经济不景气时制定，政府官员为减少开支，对选修科数设置不合理限制，及弄出不少“不伦不类、三不像”的课程，如只算半科而内容不全面的数学科延伸部分和那些合并出来的新科目。[16]
校本评核被质疑不公平，贫富差距会导致家境富裕之学生，“可以多去几次博物馆、参加多几次语文活动”，所获分数可能高于家境贫穷者[17]。
香港的大学收生时主要参考文凭试成绩，若考试成绩并不能反映学生的能力，会制造错误讯息，以这些成绩的优劣作收生决定影响深远。轻则造成学生与不同学系的学位会岀现严重错配，投放在人才培育的资源付诸流水，长远则令香港社会难有合适的人才以配合未来发展。[原创研究？]
考评局一直有为百多间中学做对应届考生的各科DSE预测等级和他们的实际DSE等级回归分析，并采用统计学中kappa系数来衡量评估公开考试和中学校内考试成绩的一致程度。因四大核心科目的考生人数较多，在统计学中，基数较大，数据得出的的意义较为可靠。考评局的数据发现各校对其考生在英文和数学的DSE等级预测准确度达满意，统计学的指标kappa系数过0.4，评估非常准确。 各校对其考生在中文和通识两科DSE的等级预测却最为不准确，2012至2016年一直低于0.4，属不太准确。[18]
在2012年第一届通识科文凭试举办完毕之后，香港科技大学在2013年9月率先宣布更改2014年的入学计分法，由中文、英文、数学及通识四个必修科均列入“必须计分科目”，改为只将英文及数学列入“必须计分科目”，中文及通识科成绩只需符合大学最低入学要求。香港科技大学说更改入学计分法的原因，是分析数据后，发现2012年度入学的学生在科大的校内成绩与这两个科目的文凭试成绩的相关过低，这是对文凭试中文科及通识科投下不信任票。[19]
旧学制的中学会考和高级程度会考，分别担负着全体资历评核和大学入学考试的角色。中学会考筛掉学习能力差，无心向学的学生；能升上预科班的学生，学业都不会差。即使是第三组别的学校，中一至中五学生水平低劣，不过预科班学生主要来自外校，学校教师较容易应付。三三四学制实行后，一方面文凭试同时肩负全体资历评核和大学入学试的角色，课程难度和广度都高于中学会考；另一方面学习能力再差的学生也能升上中六，造成学生能力更加参差不齐，学习差异不断扩大，令教学难度大增。教师为了迁就较差的学生，被迫调整教学进度，不利于培育资优生。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的报告显示，新学制实行后，香港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校内差异，都较以前增加，而香港资优生的比率和成绩，都不及其他与香港同样居于前列的地区。文凭试成绩统计显示，有3成日校学生，达不到四科核心科2级以上的基本及格水平。[20]
中文科从2005年中四起，就剔除以往主导课程之范文，并延续到新高中的中文科，引起教育界人士猛烈抨击，有学者指出学生要学好中文，背诵优美范文必不可少。考试取消范文，即使教师讲授文章，学生以“不考不读”心态应付，不会深入研读。[21][22] 有教育界人士指出旧制会考之所以为人咎病，在于学生所背诵的是标准答案，而非文学经典。如一刀切禁止学生背诵，将影响学生的理解能力，以及其高阶思维发展。[23] 然而，经过新学制中期检讨，教育局于2015年6月公布中文科课程及评估的建议，课程由2015年中四开始，引入12篇指定文言经典学习材料。教育局的指引列明，12篇文言文属于必修部分之内，作为学生学习的切入点。这12篇指定文言经典学习篇章将于2018年起在文凭试中开始考核，占卷一的30%，即是占全科总分的7%。 指引更列明此等文章适合背诵，“教师应鼓励学生反复吟咏，背诵其中的精华片段”，认为学生能“积累的佳句名篇会潜移默化，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语言风格”。[24]
聆听卷以录音内容判断陈述是“正确”、“错误”或“无从判断”的三项选择题，因为难以作答，被考生称为“夺命三式”（以往会考及高考时期，还有第四项选择“部分正确”，被称为“夺命四式”）。[25] 考评局曾与学校商讨是否从五卷取消其中一分卷（由五卷变四卷），最后考评局决定由2016年文凭试开始取消试卷五，保留试卷三，试卷三增加考核综合能力元素。[来源请求]
该科因考获等级3（即最低入读大学要求）的比率一直只有约五成，故有“死亡之卷”之称。[26]
| 年份 | 日校考生考获3级以上比率 |
|---|---|
| 2012 | 50.0% |
| 2013 | 52.3% |
| 2014 | 51.9% |
| 2015 | 52.7% |
| 2016 | 55.4% |
| 2017 | 56.0% |
| 2018 | 57.3% |
| 2019 | 58.1% |
| 2020 | 58.4% |
| 2021 | 60.0% |
| 2022 | 59.8% |
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庄太量，指出中文口试要数名考生在限时内小组讨论，考生要争取发言时间，然而内向考生碍于天生性格，难以在短时间内与陌生人争论，但他们并非不能以母语沟通，只是口试不能公平考核他们的沟通能力，令他们的中文科成绩差甚至不及格，妨碍他们升学，是惩罚内向考生。他又指出中文口试卷可以取消，因为不同工种需要不同性格的人，大学和公司可以通过面试评估沟通能力，选择合适的人。[27]患社交焦虑症考生，更会因面对中文口试产生恐惧，出现躯体化症状，如反胃、呕吐等。[28]
负责推行文凭试的考评局秘书长唐创时，在离任前指出中文科的聆听和口试操练，占据了大量时间，令学生疲于应付，影响学习选修科和课外活动。简化中文科考核，取消聆听和口试，能腾出课堂时间，让学生多读选修科，参与更多课外活动，及减轻学生压力。[29]
2024年文凭试中文科改革，正式取消聆听及口试卷，结束自1994年开设高考中化科以来，把母语中文当作外语施教和考核的“中为英教”现象。
2015年10月，香港一间上市补习学校在报章刊登大篇幅广告，声称以年薪逾8,500万港元的丰厚条件利诱一位文凭试中文科补习天王跳槽，事件因而广泛受到各大传媒及网民关注[30]，可见考生见文凭试中文科补习市场需求极大，学生只集中考试技巧操练多于学习中国语文知识。
港科院在2016年12月发表《科学、科技和数学教育与香港创新科技的发展》报告，批评香港高中学制轻视高等数学，造成STEM教育的断层；报告提出，大学收生时大多不考虑数学科延伸部分，令高中学生缺乏修读的诱因，加上课程困难、课时不足，造成少人修读的情况。港科院院长徐立之公开批评数理人才不足会阻碍香港的创科发展，而目前香港的社会风气的确面临这种现象，优才生大都选择医学、法律方向发展，轻视数学知识与应用[31]。
恒隆数学奖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提出香港数学教育忽视微积分课程，香港中学生读微积分之人数日少，长此以往恐怕阻碍城市的数学及科技发展，难跻身国际先进水平，削弱香港之科研能力及竞争力。[32][33]
香港中文大学数学课程专家黄毅英批评新学制侧重通识课程，占去大量课时，令其他科目的教学时间减少。学生只能修读数学科一个延伸单元，知识只相当于旧制修读附加数学的中五学生；即使学生修读数学科延伸部分所有单元，数学水平仍然不及高级程度会考下的中七学生。[34]
港科院创院院士黄乃正教授表示，主修理工科的大学学生数学根底不够好，现时许多学生于中三开始已没再接触数理知识，即使是理科生，也因目前主要应付了4科主修科（中、英、数、通识）后，只会多选一至两科以应付DSE考试，未必有修读进深数学或足够的理科等，根底略逊，要大学协助补底。港科院正与教育局商讨，如何改良数学课程。 [35]
曾任数学科督学，任教数学几十年的资深教育工作者雷其昌指出，因为主持教改官员缺乏远见，又一意孤行决定数学课程框架，令课时不足的延伸部分课程内容狭窄割裂，不伦不类。有不少学生虽然学了延伸部分的微积分，成绩不错，上到大学却被发现竟然不懂得三角函数的微积分。[16]
中学校长，前数学科教师杨佩珊也指出，香港学生多数仅读数学科必修部分，在大学学习涉及高等数学概念的课题时有极大困难，且即使成绩达5级，也只是内地学生基础水平，因此有内地招收港生单位，要为准备升读内地大学理工科系的香港学生，开设高等数学补底班。[36]
2006年，负责奥数培训的教育评议会副主席许为天就质疑新高中学制，把旧学制五科数学合为一科不合理，指出报考会考和高考各高等数学科的学生人数，比中国文学科多一倍，比英语文学科更多超过20倍，然而新学制维持两科文学的独立选修地位，却撤消高等数学科独立选修地位。于是数学好的学生要在常规的必修科和选修科外，用额外时间学习数学延伸部分，加重学习负担，是对他们不公平。[37]
“香港数学奥林匹克之父”岑嘉评批评香港教育制度一直只为应付考试，过度操练令学生感到枯燥，甚至对数学失去兴趣，将来再也不愿从事相关研究。 岑嘉评指，香港教育制度过分“死板”，每年公开考试的题目大同小异，若稍为“离谱”，学生就全军尽墨。学校课程要跟“谱”，奥数就相反，较为刺激，正好作为平衡。 岑嘉评解释，奥数专为“叻”学生而设，透过艰深题目唤起学生兴趣，发掘潜能。[38]
教育当局原计划在新高中数学科必修部分，一如其他科目般引入“校本评核”[39][40]，受到数学教师质疑是否可行。中学资深数学科教师梁子杰，指出数学发展是从具体到抽象，高中数学科应教导学生作抽象思维，但2007年教育统筹局举办的“新高中数学课程学习评估”讲座，许多讲者只能提出用尺量度，代入公式等很低层次的评估活动，无需高阶的抽象思维，大多数活动甚至只用到初中数学知识；更有甚者，有活动竟然拿一条悬垂的绳子（悬垂线）“验证”为形似二次函数曲线，灌输学生错误观念。他指出如改为用理论研究绳子形状，需用到微分方程，又超出高中数学范围（属于旧制香港高级程度会考应用数学）。他反问若官方也找不到适合高中数学科的评估活动，数学教师又如何能找出来。[41]当局一直未定下推行数学科校本评核的时间表，但仍保留在课程中，直至2013年检讨新高中后宣布，自2016年文凭试起，取消数学科的校本评核。[42][43]
香港美术教育协会公开评批视觉艺术科考评制度及对老师的支援，当中包括
教育界直斥该科考试范围过于广泛及指引不清，评分准则含糊不清，令考生和教师无所适从。圣公会圣匠中学旅款科教师李智浩直指问题是教育局和考评局不协调，“课程中‘旅游与款待业趋势及议题’一环，教育局只提供课程理论框架，内容由教师安排，但考评局出题目，就咩都可以考。”他举例，文凭试考学生有关廉价航空公司的问题，惟教育局从未提供相关教材，“旅游业咁多嘢可以教，但无清晰指引，都唔知要点样教。”[46]
2012年，旅款科全港考获二级或以上成绩的合格率，只有六成七，反观历史科高达九成二，生物科也有八成九；而旅款科考获“5*”或以上的比率，不足百分之一，物理科高达百分之九，中国历史科也约有百分之四点五。圣公会圣匠中学校校长吴嘉凤称“学校见到呢个成绩，未开旅款科嘅唔敢开，有开嘅都有疑虑，我知有啲学校考虑取消呢科，可能仲会有‘杀科潮’。”
廖诗飏指香港编程的学生数目大幅减少，与全球推行编程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驰。[47]
企业、会计与财务概论科是将旧制会考的“商业”及“会计学原理”、高考的“企业概论”及“会计学原理”四科合并。原本在旧制只任教其中一科的教师，在新高中要兼教原为另一科目的课程，引起不少中学教师反对。一般程度的商科生，原本多以英文考会计科，而以中文考商业及企业概论科，因会计行业以英文为主要语言，且会计英文用语规格变化不大，而商业科及企业概论科若用英文，对考生英文程度要求很高，但“企业、会计与财务概论科”的考生被迫只能选择中文或英文考全科。[48]“企业、会计与财务概论科”课程内容被批评为广而不专，有组织发起“企会财课程关注组 BAFS Concern Group”，要求把该科分拆，适合更多同学修读。[49]
香港教育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讲师许汉荣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香港的工业中学与职业先修学校慢慢在社会消失，所有学校都变成了文法学校，“像倒模一样，没有特色”。他指出，过去文法学校、工业学校、职业先修学校三者可各自发展不同特色，特别在课程、师资培训上各有千秋。然而，当所有学校变为文法学校，校内科目几近一样，家长及学生选校时只剩下一个标准，便是学校的公开试成绩。故此，学校为了保住收生率，顺理成章催谷学生考好公开试，灌输以入大学为唯一目标的思想。特别是近年学生人数下降，不少学校面对收生不足的压力，催谷风气更盛。于是学校的生存空间与学生的前途，便成为校方与教师的矛盾。 推广职专教育失败，问题不只在于前线教育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在现行教育制度下，职专教育的定位仍然不如大学教育。曾为推广职业专才教育专责小组成员之一，现为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副主席的何玉芬回顾专责小组的工作，承认讨论未够全面，“很可惜的是，我们未必会挖到很深的制度问题⋯⋯这种（以入读大学为唯一升学路径的）想法，背后是社会风气──成绩好的学生是一定要读‘神科’的。” [50]
新高中课程虽然多元发展，但仍然难除一试定生死之恶名，学生过度操练、“读死书”的情况普遍。大专院校的收生准则，仍多看重成绩，甚至不设面试，少有考虑学生其他方面（如运动及艺术）的成就。按文凭试的乙类应用学习科目之课程设计，院校理应全面承认这些科目，但截至2017年，全面承认这些科目的资助院校仍只有香港教育大学。在此制度下，学生只好埋首操练，牺牲个人兴趣，对考试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也有违新高中、教改的目标。 [51]
文凭试的乙类应用学习科目甚少人报读。例如由香港演艺学院开办的课程“由践入艺：粤剧入门”报读人数为0 。香港科技专上书院开办的应用商业研究仅得4人。公关及广告亦只有12人报考。 [52]
近年愈来愈多职专教育学生或毕业生在国际比赛中获奖，香港社会风气一直视职专教育为次等教育，以致埋没了不少学生的天赋。 2017年，香港教育大学的研究指出，近七成港人对职专教育感到陌生，而且大部分人视职专教育为大学以外的次等选择。林郑月娥在2017年施政报告中表明，政府将会落实“推广职业教育专责小组”建议包括将“职业教育”易名为“职专教育”，以强调专业，并用社交媒体、专门网站等不同渠道宣传。 [53][54]
民间青年政策倡议平台于2019年4月19日发表调查报告，有7成以上学生认为四个核心主修为自己压力；其中以中文科压力评分最高，尤其考核模式、课程内容或架构、专题研习（SBA），加上中文科范文推行后，同学要花大量时间背诵及阅读课外知识。有过半数学生认为应简化DSE模式及课程内容，如删减范文、降低文言文占分比例，及取消卷三聆听及综合卷，亦有3成7学生认为应检讨SBA的占分比例。
7成同学认为通识科目中专题研习（IES）为压力来源。经常因专题研习接受同学访问的立法会议员区诺轩指学生连研究方法都分不清楚；民间青年政策倡议平台干事何诗慧指，香港课程设计甚少使用专题研习认识深入探究议题，学生普遍未能掌握其中技巧，现时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只集中对通识科课程进行检讨及改革，未有对其他主修科进行整体检讨。加上专责小组没有学生参与，检讨方向未能贴近学生需要，压力问题未能根治。 [55]
随著香港中学会考和香港高级程度会考被香港中学文凭所取缔，让学生原校升读高中，同时也造成“一试定生死”的局面。新学制没有减低学生补习意欲，相反，学生和家长因为新学制所带来的恐惧与不安，对补习社仍旧趋之若骛。[56]其中，中文科补习之风最为严重，补习人数几乎等于英文、数学和通识补习人数之总和，而近半考生成绩不合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反映考试成绩随机，不能反映学生母语能力[19]。
2016年香港公共图书馆的借阅纪录中，文凭试中文及英文科试题分别登上成人中文和英文非小说类书籍中借阅量榜首，借阅量达1.4万次及1.3万次。另外，即使高考取消多年，但高考英文科旧试题仍有逾3000人借阅，借阅量仅次于文凭试英文科排第2，借阅量反映考生除积极补习外，亦经常操练过往历届试题 [57]。
由于学制和中学课程改革两者同时出现，对教师或学生，在能力和适应问题上都出现重大困难。学制改革不单对教学文化和习惯造成很大的冲击，甚至有教师因课程删除要转教其他科目，影响教学质素；而课程改革，包括通识科作为必修科及各科都要尝试校本评核等，课程教学和评核更直接影响学生学习效果，例如校本评核分数会受同校同学成绩影响。[58]
学友社学生辅导中心副总干事吴宝城认为，社会价值观是学生压力的主要来源，目前香港教育很注重竞争，“这个竞争由幼稚园开始，到小学，到中学都有。很多学生可能在学校里面其实最著重就是与他人竞争。” [59]。 一些学生感觉不适合新学制或自觉不是读书材料遂产生挫败感；而家长期望过高，大学学额竞争激烈亦对学生造成过多压力[60][61]。
中学生议会发言人黄泳其表示，压力来自师长对自己的学业有所期望，加上社会存在“分数等如一切”的价值，令学生长期受压，强调学生自杀非因不成熟，而是对生存失去动力。教育评议会关注驻校教育心理学家不足，学友社则认为新高中课程的术科门槛过高，埋没学生兴趣。 [62]。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率先安排子女由幼稚园起就读国际学校，杨在电台节目坦承，“两名子女过去均就读国际学校，但解释因为他派往外地工作回来后，觉得香港教育制度较“复杂”，不想深究，入读国际学校是“方便适应’”[63][64][65]。
香港电影导演张坚庭评批“教育局长大权在握，一切都以制度及公平为主，但容易出现因循苟且，以制度为先，不以学生为本，最人格分裂的时候莫过于大部分教育局的高官子女都在外国升学，他们设计的，他们自己不使用，哪有乔布斯用三星电话而不用苹果电话的呢！”。[66]
根据教育局回复立法会议员查询的文件，逾3成国际学校于2017/18学年超收本地生。当中京斯敦国际学校和耀中国际学校的学生中，均有高达7成是本地生，朗思国际学校亦有高达6成是本地生，严重超出教育局要求。苏浙小学及苏浙公学（国际部）之学生就有近58%为本地生。英基学校协会属下亦有5间学校本地生比例超过3成。数据反映本地学生和家长对国际学校需求甚大，对香港学制投下不信任票。[67]
以往升读大学必修科只有中、英两科，但如今却变成中、英、数再加上通识科，学生须兼顾指定学科的成绩，香港社会视成绩是成功的单一因素，即使专长体育、艺术、文学或科学，但其它成绩不理想也无法进入大学，即使校长推荐计划，运动员计划，最终未能符合最低入学成绩。 教育工作者陈美龄认为，香港现有的专上教育录取制度过分被分数主导，并指出：“外国招生除了看SAT、ACT等能力考试外，学生还需要写文章阐述自己继续升学的原因，附上发表过的论文及师长推荐信等，让学校能用充分时间全面认识和了解学生。这样让学校全面地认识一个学生，才判断要不要录取。” 目前香港采用大学联合招生办法（JUPAS），按学生分数与所选的大学学科进行配对，但评论认为，目前机制流于表面，制度僵化，宜开放更多升学途径选择，不然最终只会造成三输局面：学生没得到可以持续进修的机会、大学难以吸纳最优秀合适的学生、社会人才不能发挥所长。“试想像一个很有数学天分的学生，但他中文成绩可能考不到第3级，在DSE和JUPAS的框架下，已经丧失进入大学的机会。” [68]
近年愈来愈多直资学校及私校开办海外课程，修读课程的本地生增加，报读非联招的人数有所增长，而文凭试考生下跌导致尖子人数减少。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学校长陈伟佳指某些学系是考虑到课程特色，而取录较多非联招学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环球商业学，原意是让生源有多元化的组合，尤其IB课程有更多海外交流经历，这样的国际视野对课程很重要。” [69] 经由非联招报读大学的竞争较低，学生有机会以相对较低的成绩入读热门科目，因此以海外学历报考大学具一定优势。有中学老师坦言，本港教育制度朝令夕改，DSE文凭试课程便是一大例子，令学生纷纷改以海外学历报读本港大学。立法会议员担心有学系倾向取录持海外学历的学生，对DSE学生造成不公平。 [70]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引述资料指出，外国试收生占医科等热门学科比例高达3成至5成，受港生热捧的非本地课程考试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IBDP及普通教育高级程度证书GCE-AL，2017年取得最高等级人数比例，均高于香港中学文凭试考获5**比例，远比DSE易取高分，叶建议参考英国的考试分数换算机制，规定所有学科公布非联招收生成绩，及为每个学科的非联招收生设立上限。 [71] 非本地课程考试考取高分成绩远比香港中学文凭试的宽松和容易，同样是本地生，在个别非本地课程考试中取得最高等级的人数比例，比在香港中学文凭试中取得最高等级的人数比例，多出18.5倍。由于各院校并未有清晰透明的成绩换算公式，做法并不符合“择优取录”的精神和原则，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不但冲击香港公开考试和收生制度，甚至可能带来社会不安定。 [72]
自从2012年开始，香港文凭试就面向中国大陆开放报考。无论是何省份的学生，没有户籍限制，都可以报考，并且在大学录取时，大陆学生和香港学生的标准是相同，故称“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为“香港高考”。有媒体访问曾应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大陆考生，发现由于大陆高考竞争太大，难以用大陆高考成绩考入香港的大学，故此报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及补习班以作准备，最后获得香港一所大学取录。 受访者称：“DSE与高考范围相似，部分科目更较为浅易。他以数学科为例，高考不准带计算机入场，而且题目较艰深，坦言DSE数学科只达大陆的初中程度。中文科方面，DSE写作卷题目比高考有较多指示，考生更易捉紧文章脉络。DSE题目亦常与中国文化概念相关，如五伦和儒家等，有利熟读古文的大陆考生。DSE中文科考试范围新增了范文，该批范文为大陆高中必背范围，包括《岳阳楼记》等，相信考核范文会成为陆生的优势。至于选修科如地理和历史，课程内容与高考相似，虽答题形式不同，但只要看懂题目就能答到。” [73] [74]
教育局大手笔投放资源，各中小学各获10万元及20万元的一次性津贴外，每校可额外申请优质教育基金下最多200万元的“公帑资助学校专项拨款计划”，以及从5.5亿元的教育发展基金申请津贴。2018年财政预算提出在未来三个学年拨款5亿元推动“中学IT创新实验室”计划，用以购买资讯科技设备及举办创科活动。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郑铭强回应，STEM不是全新课程或全新科目，而是透过现有相关的课堂进行，故毋须额外增设课时。 在繁多的中小学课程中再加入新内容，却令前线教师压力更大。有研究指七成中学教师认同课时不足是推动STEM教育的一大困难。当前线老师反映课程已非常紧凑，额外的STEM教育是包袱；同时须花额外时间就不同硬件设计一套完整而持续的课程，结果令本来工作已经忙碌的老师百上加斤。 [75]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指出，STEM有新的元素例如编程、新科技等；但科技日新月异，课程必须持续更新，唯欠官方教材或课程设计配合。 [76]
香港青年协会调查发现，近四成受访中学教师认为，政府提供相关教育资源不足够。 不少教师反映有学校花大量金钱购买相关设备后，因不懂运用或物料费用昂贵，令到设备未能产生最大功效，亦达不到原本的目的，构成资源浪费。[77]
香港中文大学《大学线月刊》学者访问，指有部分学生不适应大学的学习要求，由于新学制下的高中课程内容较以往预科课程浅易，学生因而出现衔接大学课程的问题；因为学制改变或令高中学生未如以往预科学生般，能在预科阶段体验“大学课程”内容和学习模式；亦有高中学生缺乏时间考虑升学意识，生涯规划不足或“选错科”，获取录后才发现自己未能将握课程内容；亦有人指出数据反映出到现时新一代年轻人所追求与以往不同。 [78]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5至2016年有1179名学士学生终止学业，比六年前高出近一倍，当中以港大辍学人数为最多（232人），其次为理大（225人）及中大（191人）。 记者查看十年数据，发现实行新高中学制前，大学退学人数一直维持七百人左右，直到2012年第一届中学文凭试（DSE）举行，退学人数急升至1112人，之后每年退学人数一直过千。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指自2012年推行新学制以来，大学每年有过千学生中途退学，比以往增加约一倍，其中2016-17年度退学人数更创新高，有超过1200名学生退学。当中转校占了三成，其次是被大学终止学业，亦有两成是个人原因而退学。
研究青少年生活及职业发展的中大社工学系副教授陶兆铭认为，退学人数急升和教育制度改革有关。DSE“一试定生死”，学生就只应考一次公开试，缺乏时间深入考虑读大学的意义。 [79][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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