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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事件（亦称通化二·三事件、通化二·三反革命暴乱、通化日军反革命暴乱[1]），1946年2月3日，中华民国安东省(今为吉林省)通化市的原日本关东军旧部和中华民国政府人员武装进攻中共东北民主联军驻防部队。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了情报，以少胜多，以一千余人的兵力获胜。中共方面称击毙一千余人，俘虏三千余人。亦有百余伤兵被日本兵杀害[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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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发起“远东战役”，史达林依照《雅尔达协议》进军满洲国。随著东北三省落入苏联红军的掌控，来自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的中共干部樊鹏飞于1945年10月1日成立了通化省通化县民主政府，打著中华民国的旗号，在苏联人的庇护下，接收了大批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关东军航空队、装甲部队、炮兵以及医护人员约23,000人，日本平民约14,000到17,000人[7]。以这些日本人为骨干，中共得以快速在通化成立了包括工兵学校、炮兵学校与通信学校、中共第一所航空学校（俗称“东北老航校”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主任教官则由拥有“解放军空军之父”称号的林弥一郎担任）[8]在内的现代化军事教育机构[9]。
“通化事件”发生于日本战败，东北三省权力真空的一个特殊政治环境内。抗战胜利之初，国军主力部队集中于华中与中国的西南地区，无法在缺乏美国援助的情况下快速收复东北。而史达林又将东北三省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允许美军参加国军的接收工作。国民政府面对中共在东北的壮大与发展，陷入了束手无策的窘境。而在东北，国民政府所真正能够依靠的也只有少数抗战期间被吸收从事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忠贞党员。摆在国民政府眼前唯一的选择，就是透过这些地下工作者去吸收被遣散的满洲国军人，还有曾经为关东军招安的前东北抗日联军武装与绿林武装。这些人过去虽然与日本人合作，但是却坚决反对苏联人与共产党，因而被视为国民政府可利用来压制中共的合作伙伴。对日抗战时担任中国国民党辽宁省主任委员，曾在“三省党部事件”（发生于1944年3月12日）[10]与前立法院院长梁肃戎先生一起为日本宪兵队逮捕的李光忱[11]，在光复后奉命到吉林省发展党组织。通化在抗战时鲜少有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活动，胜利后又完全被控制在苏联人与共产党手中，李光忱只能委任满洲国时代担任通化省王道书院院长，东北帝国大学毕业的孙耕晓[注 1]主导当地党务。
在孙耕晓替李光忱延揽入党的大批干部中，除了众多的前满洲国地方干部外，还包括曾经在关东军情报特务机关任职的近藤晴雄大尉。孙耕晓了解到在通化还有22,432名日本军人可以利用。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至少有九九式高等练习机8架，炮兵学校里面则有九七式中战车10辆。更重要的一点是，苏共扶植的东北抗日联军与从关内来的中共八路军彼此之间存在著强烈的嫌隙，东北民主联军的不团结，也让孙耕晓找到了见缝插针的机会，先利用日本人除掉共产党，然后等大局底定后，再依靠有美军装备的国军除掉这些关东军官兵。近藤晴雄告诉孙耕晓，通化留用的日军人员中[12]，最有威望的是前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当时在通化，唯一一个被共产党允许合法存在的日本人团体，是由日本共产党人控制的日本人民解放连盟“日解连”通化支部。藤田实彦前往游说当时化名“杉本一夫”的前田光繁[13]参加起事，却遭出卖而被逮捕拘禁于设置在通化市龙泉酒店的“东北民主联军东辺道地区司令部”（通化支队）[14][注 2]。
1946年1月，藤田实彦在1945年12月30日晚上七时成功脱离了中共的管控[15][注 3]，但是关于国民党联合关东军反共的消息，却已经为东北民主联军所掌握，负责通化防务的中共通化地委书记兼辽东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16]，在1月10日对日本军民实施出入通行管制。1月21日，前“满州国”通化省次长菅原达郎、通化县副县长河内亮、警务厅长川瀬氏、通化市副市长林氏及前“满州国籍行政干部”（被中共视为汉奸）140馀人在经过公审大会判决，市内巡回展示后在浑江江岸公开处决。开始搜捕可能参加武装暴动的日军中级与高级将领。约有120名大尉以上的日军军官，在1月底以前遭到通化支队拘留。藤田实彦在与孙耕晓会商后，成立了“作战本部”（位置：东昌区清真街近清真寺的东辺道开発会社社员栗林的宅第），此一“作战本部”由藤田实彦担任司令，作战计画攻击编成表有战斗人员约1,876人[17]。预定在2月3日拂晓实施作战计画，他们计划占领的目标，包括了専员公署（前省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前身为龙泉酒店）、通化监狱、工兵学校（前警察署）、公安局（前为劳务兴国会）、辽东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大队（前为通化市公署）与机场。
1946年2月2日星期六（丙戌年正月初一日），孙耕晓以为自己成功策反的辽东军区兵工部供给股长（一说通化支队后勤部军械股长）沈殿铠施计脱身后于16时将消息通报给刘西元。通化省委书记吴溉之得到刘西元报告后，果断决定立即逮捕暴乱总指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等，查明敌情。当夜，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带队逮捕孙耕晓、姜际隆、刘靖宇等12名国民党干部。在酷刑审讯后孙耕晓等人供出计画内容。得知暴动时间定在2月3日早晨4时（大年初二）。面对敌情，通化省委召开领导干部紧急会议决定平定暴乱，决定将12名国民党干部枪毙，通化支队和公安人员连夜逮捕了隐匿在市、县政府，县大队及炮兵学校里的“内应分子”160余人。
2月3日（正月初二）在炮兵学校内，准备给九七式战车加油的日军官兵被当场逮捕。在东北航空校校内，包括林弥一郎在内的日籍教官都遭到严加看管。2月3日凌晨4时，全市电灯闪灭三次停电后暴乱开始。得不到飞机与战车的支援，追随藤田实彦参加暴动的日军官兵们也只能够使用轻机枪、步枪、手枪甚至于武士刀参加暴动。藤田实彦只能按计画指挥向各个目标进攻。除了専员公署与通化支队司令部外，进攻通化监狱是因为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还有其弟弟溥杰的妻子嵯峨浩都被关押在那里。稍早逮捕的日军军官，也都被关押在通化监狱里面。共产党在通化市区只有3个连的兵力。暴乱分子一度攻占了公安局、专署一、二楼及红十字医院。通化支队五连连长高英锡奉命完成平定红十字医院任务后带队支援专署保卫战。进攻専员公署的关东军，则与东北民主联军陷入激烈战斗，战斗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五连冲进飞机楼与坚守三楼的守卫人员一起前后夹击，取得了专署保卫战的胜利。5时，通化支队警卫营及时赶回通化参战。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毙敌一千余人，俘敌三千余人。接受苏联与中共联合指挥，在郊外扫荡反共游击队由方虎山任政委的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1946年2月19日改称李红光支队)的第1、第3、第5连返回通化参战。
藤田实彦大佐被捕后，没有被枪毙，被中共用这个“反面教材”去教育人民群众。1946年3月10日举行“二·三暴乱”事件的证物和图片、照片展览，地点在通化市裕丰厚商店三楼，同藤田实彦大佐一起被展出的有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要员刘庆荣。藤田实彦被五花大绑，身后站著端著上刺刀日本三八大盖步枪的两位民主联军战士，他站在板凳上用日语讲著，有人翻译：‘我是前日本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日本投降后接受国民党长官莫德惠的指示，勾结孙耕尧一起在通化组织叛乱。我是这次叛乱的军事部长……’，藤田实彦讲完，刘庆荣站到凳子上说：‘从前我是一个买卖人，是国民党特务姜际隆引诱我陷入国特泥潭的。 ‘二·三事件’中我任军需处长，犯下了对不起父老乡亲的罪行……’[18]。在罪证展览期间，[注 4]从北平来到梅河口的军事调停处[注 5]第二十九小组（简称三人小组）[注 6]正好来到通化观测军事，在辽宁省政府张学思主席的陪同下，参观了“二·三事件”罪证展览。当中共代表组长谢甫生上校问国民党代表组长韦佩和美国代表组长苯雷[注 7]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有何感想”时，他们在人证物证面前哑言失色，目瞪口呆。一连多天的展览，藤田实彦大佐病倒了。共产党政府讲究人道主义，把他送进了通化市民众医院就医。 1946年3月14日，藤田实彦大佐因支气管肺炎及肠炎并发，病死在医院。[注 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9][20]
因日本十几年来的残酷统治，对日本怀抱著满腔仇恨的东北民主联军与通化百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对当时通化日本军民均有实施复仇行为。1946年12月，国军攻占通化市后，日本侨民为事件牺牲者举行慰灵祭。1947年，中国共产党再度夺回通化市。
日本某些史学研究工作者或个人、右翼组织将通化事件解读为自1937年的通州事件以来，又一次中国军人对日本平民的血腥屠杀。[21][22][23][24]
1952年，通化事件生还者之一的中山菊松，在日本设立了通化遗族会。1954年，日本国厚生大臣颁布了〈遗族援护法〉，为通化事件中的牺牲者提供抚恤金。自1955年以来，通化遗族会在每年2月3日在靖国神社举行慰霊祭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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