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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南光（1902年11月18日—1969年7月26日），原名谢春木，笔名追风，出生于彰化，是台湾日治时期著名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也是战后著名的中国政治人物。 谢春木于1921年毕业于台北师范学校（现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不久留学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筑波大学），并且于1925年毕业，转入高等科。谢春木在学期间曾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的第二、三回夏季文化讲演团，但是因为二林事件发生，乃退学回到台湾声援，不久便进入台北的台湾民报社工作。1927年台湾民众党成立，谢春木为创立人，并且担任政治部主任、劳农委员会主席。但是由于谢春木的激进路线主导台湾民众党，导致日本官方于1931年强制解散台湾民众党。[1]
台湾民众党解散之后，谢春木也于1931年举家移住中国大陆，并且创设“华联通信社”。谢春木在1933年12月改名为谢南光，并且出任南洋华侨联合会书记。中日战争爆发以后，谢南光进入重庆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收集日军情报之工作，1940年9月担任秘书长。之后，谢南光担任台湾革命同盟会常务委员，1943年11月任主任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谢南光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委员，担任政治经济组副组长，滞留日本东京；1950年谢南光辞职，担任天德贸易会社理事长，并被选为中日友好协会理事，1952年他前往北京，以“特别招待人”的身分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复出任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委会委员等职。1969年7月26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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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春木于1921年毕业于台北师范学校（现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不久留学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筑波大学），并且于1925年毕业，转入高等科。谢春木在学期间曾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的第二、三回夏季文化讲演团，但是因为二林事件发生，乃退学回到台湾声援，不久便进入台北的台湾民报社工作。1927年台湾民众党成立，谢春木出任中央常务委员，并且担任政治部主任、劳农委员会主席。但是由于谢春木的激进路线主导台湾民众党，导致日本官方于1931年强制解散台湾民众党。
台湾民众党解散之后，谢春木也于1931年举家移住中国大陆，并且创设“华联通信社”。谢春木在1933年12月改名为谢南光，并且出任南洋华侨联合会书记。中日战争爆发以后，谢南光进入重庆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收集日军情报之工作，1940年9月担任秘书长。之后，谢南光担任台湾革命同盟会常务委员，1943年11月任主任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谢南光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委员，担任政治经济组副组长，滞留日本东京；1950年谢南光辞职，担任天德贸易会社理事长，并被选为中日友好协会理事，1952年他前往北京，以“特别招待人”的身分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复出任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委会委员等职[1]。1969年7月26日病逝于北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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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毕业的时候，王白渊与几位台北师范同学，拍了一张变装照片。王白渊扮成一个穿西装的女人，一位同学扮卓别林，另一位则扮作算命先生；至于谢春木及其他同学，则是“穿著一副台湾服，双手拿著一轮脚踏车，做出将要出发的姿势，车子的后方挂了一个招牌，写了‘提高台湾的文化’的字样，前面有一个同学装做日人，站在那边不肯给他走，车子的前面亦一样，挂了一个招牌，写著“不，再等一些罢！”的字样”。[3]
- 谢春木在就读台北师范学校时，时常阅读当时被台湾各校列为禁书的《台湾青年》（新民会机关志），他不但是杂志的共鸣者，也是在校内秘密流传这份刊物的活跃者。1921年，谢春木以第一名优异成绩从台北师范毕业，并且接受总督府文教局奖学金，前往东京高等师范求学；但他来到日本以后，却变成日本殖民统治的批判者。1922年，谢春木以“追风”为笔名，在《台湾》发表一篇短篇小说“她将往何处去？致苦恼的年轻姊妹们”，这篇作品日后被学者视为台湾文学史上，一篇相当重要的白话小说作品。之后，谢春木陆续在《台湾》、《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等刊物，发表他对台湾殖民当局的教育、法律、农工运动等议题的评论。[4]
- 谢春木留日期间，除了念书、写作，他积极参与台湾文化协会的各种海外活动，也参加文化协会的东京留学生夏季文化演讲团，1923~1925这三年皆回台宣传。谢春木前两次返乡演讲题目与内容，根据台湾文学与历史学者何义麟研究，有：“教育的一般化”、“科学态度与日常生活”、“现代教育的特色”、“教育的个性化和社会化”等。之后，谢春木担任东京青年会的干事，并且热衷于议会设置请愿运动。[5]
- 留日期间，谢春木曾与王白渊一同睡一同吃，两人常在公寓的楼上谈论台湾人的命运，聊到天亮。1931年王白渊出版日文诗集《棘之道》(中译为“荆棘之道”)，谢春木特别为王白渊写了一篇序文，交代自己与王白渊的友谊、王白渊的思想转变，以及透露其对日本同化政策及教育方法的不满。谢春木这篇序文得到王白渊的肯定，多年后被王白渊翻成中文。[6]
- 1925年10月“二林事件”暴发，这场农运带给谢春木巨大的震撼，因为10月22日警民冲突地点，正巧在谢春木亲族的甘蔗田，而且不少被捕者是他的亲朋好友(例如：友人李应章)。为了声援农运，谢春木放弃学业赶回台湾，投入救援行列。回台以后，谢春木在台湾民报台北支局任职，而且积极参与当时蓬勃发展的农工运动，以及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1927年7月蒋渭水成立台湾民众党，谢春木担任第一任秘书长。1930年8月他与黄白成枝共同担任《洪水》[7]的编辑，政治立场逐渐左倾，关注台湾农工大众的生存权，与留学时期关心文化启蒙、教育改革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有所不同。[8]
- 由于谢春木从回台到1931年12月移居上海这段期间，积极从事政治与农工运动，因此谢春木成为日本特务警察的监视对象，移居中国到中日战争结束这段期间，也是如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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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秀哲著“勿忘台湾落花梦”，二十九，云：一二八中日事变发生以后，日本的军事势力扩大波及上海租界，谢君乃感觉身边的危险，因为华联通讯社的作风多为抗日，论调易受日本忌视，乃决心避难离沪以免日人乱捕牺牲，一时即谣传谢君被杀逝世，或传被害于福建……谢君东奔西走，后来却闻到厦门去又再跑到香港，做了某种的特别工作，后又转道重庆，却是一位勇敢的台胞志士。……也是一位台湾杰出的人材。
使用中、日文写作的文学作品：
- 日文小说〈她将往何处去—致苦恼的年轻姊妹〉：谢春木在1922年5月21~23日写成。作品在《台湾青年》上连载，1922年7月第5号首次刊出[12]。
- 日文新诗〈诗的模仿：赞美蕃王〉、〈诗的模仿：煤炭颂〉、〈诗的模仿：恋爱将茁壮〉、〈诗的模仿：花开之前〉：这些作于1923年5月，发表在1924年4月《台湾》第5年第1号，该杂志延误8个月才出刊[13]。上述的四首诗原来以日文书写，后来被台湾诗人陈千武翻译成中文。现在，人们透过陈明台主编的《陈千武译诗选集》，读到这四首诗的中译文本。[14]谢春木以笔名“追风”所写的“诗的模仿”四首，当中两首--〈赞美蕃王〉与〈烧炭颂〉的中译文本，收录在林瑞明主编《国民文选‧现代诗卷I》。[15]
- 中文小说〈无知的‘神秘的自制岛’〉（1923年）（为台湾早期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著作）[来源请求]
使用中、日文撰写的其他著作：
- 《台湾人的要求》（1929年出版）：日文书名是“台湾人の要求 : 民众党の发展过程を通じて”，该书在1931年(昭和6年)由台湾新民报社出版。
- 《台湾人如是观》（1931年出版）：日文书名是“台湾人は斯く观る”，该书在1930年(昭和5年)由台湾民报社出版，也是记录台湾民族运动史上最珍贵的文献之一。
- 《日本主义的没落》(1933年出版)：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
- 《败战后日本真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935年出版)：由台湾(中华民国)的民报印书馆[16]。
后人编选的出版物：
- 1974年东京龙溪书舍复刻、出版谢春木《台湾人如是观》、《台湾人的要求》与《日本主义的没落》这三本书。
- 郭平坦/校订，《谢南光著作选》(上)(下)，台北市：海峡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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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总督府警调单位将谢春木归为“民族运动右派”；而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上海领事馆等单位，则将谢春木列为“特甲”级监视对象。
研究台湾政治运动的日人学者若林正丈认为，赴华以前的谢春木，其政治意识形态是“稳健派中稍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者”，介于林献堂、蔡培火等人代表的“稳健派”以及蒋渭水、连温卿等人代表的“激进派”的中间。
对于谢春木的政治与文化论述，台文学者柳书琴如是评道，谢春木离开台湾、前往中国之前所写的《台湾人如是观》与《台湾人的要求》，“两书可说是〈她将往何处去？〉的1930年代版本，也可以说是政论形式的另一本殖民青年摸索认同的《荆棘之道》[17]。只是进入1930年代，谢春木舍去譬喻，褪去文学外衣，直接以时论凝视台湾的未来。”[18]
后世对谢春木文学作品的评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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