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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战争罪行概略描述苏联军队在1919年至1990年间，其领导人和数目不详成员所犯之严重、并可能违反国际法之战争行为，包括1944年至1945年初在东欧与中国东北所进行的战争或武力镇压，特别是谋杀和强奸。至今未有任何国际军事裁判组织对红军领导阶层任何一人就战争罪行在法庭起诉追究。
早期的苏联领导人曾公开谴责反犹太主义[1]，威廉·科雷写道：“自30年代末以来，反犹太歧视就已成为苏维埃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苏联当局努力遏制反犹太人的偏见，特别是在俄罗斯内战期间，红军部队进行大屠杀时[2][3]，以及在1919-1920年在巴拉诺维奇的苏波战争期间[4][5][6]。
大屠杀受到了红军最高指挥部的谴责，有罪的部队被解除武装，而个别大屠杀者被军事法庭审判。[1]被判有罪的人被处决。[7]仅管此后仍发生了乌克兰红军部队的大屠杀，但犹太人认为红军是唯一愿意保护他们的力量。[8]据估计，在俄罗斯内战期间被杀害的犹太人有3,450人，占犹太受害者的2.3％，这些人是由布尔什维克军队谋杀的。[9]相比之下，根据《摩根索报告》，在涉及波兰责任的所有事件中，总共约有300名犹太人丧生。该委员会还发现，波兰军事和民政当局已尽最大努力防止此类事件及其将来的再次发生。摩根索报告指出，对犹太人的某些形式的歧视具有政治性质，而不是反犹太性质，因此特别避免使用“大屠杀”一词，并指出该词的使用范围广泛。没有具体定义。[10]
1922年2月6日，契卡改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部分，即国家政治保卫局或格别乌。内务人民委员部宣布其职能是保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通过对“阶级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来实现的。在实施政治镇压方面，红军经常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支持。[11]作为古拉格的内部安全部队和狱警特遣队，在整个苏维埃历史上的军事敌对时期，内部部队压制了持不同政见者并从事战争罪。他们专门负责维持古拉格的秩序、进行大规模驱逐和强迫重新安置。后者针对的是苏维埃当局假定对其政策怀有敌意并可能与敌人合作的许多民族，包括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朝鲜人。[12]
在轴心国方面，种族意识形态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并导致苏联平民在1941-45年德国入侵和占领期间遭受许多战争罪行，估计约两千万苏联平民在战争期间因战斗波及和系统性消灭政策直接导致死亡。
在苏联方面，红军自成立第一天就是意识形态灌输和取向[13]，它是苏联共产政权为了在血腥的俄国内战保护新政权而设立。红军之父列夫·托洛茨基，利用宣传、思想灌输和无情恐怖来击败白军[14]。因蓄意饥荒、恐怖行动、集体处死、放逐和其他报复惩罚导致的后果，使得俄国内战中平民人口的死伤远高于战斗员，一些研究显示死于此内战的平民人数是战地部队的九倍[15]。这使得红军自成立伊始，就是一支执行残暴命令和方针的部队[16][17]。更甚者，苏联不承认沙皇俄国同意的海牙公约对新政权有约束力，直到1955年才签署。[18]
随著击退德国进攻，苏联部队在1944年进入德国和匈牙利，战争罪行、掠夺、谋杀平民和特别是强奸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数十年来，西方学者一般将在德国和匈牙利所发生的这些暴行简单解释为苏联对德国在苏联境内的暴行，和屠杀苏联战俘的复仇（520万战俘中有360万死亡）。此说法现受军事历史学家如安东尼·比弗的质疑，至少在关于大量强奸的部份。比弗认为红军士兵也强奸俄国和波兰自集中营解放的妇女，并强调这弱化了复仇解释的可信度[19]。大量强奸也发生在红军占领的波兰城市，例如，在克拉科夫，苏军的到达为波兰人带来的是妇女和女孩被苏联士兵大量强奸，私人财产被残暴劫掠。[20]
自1941年起，史达林即有意不惜代价向东线反攻，并以极端残暴方式（包括对他自己的士兵）领导战争[17][21]。红军在二战的死伤高过任何其他军队，部份是因为高人力耗损和训练时间不足[22]。面对装备差劲，几乎无能抵抗机关枪、坦克和火炮的步兵单位，苏联指挥官所使用的战术常是以人海为基本，使自己的部队遭受惨重损伤。然而用此战术清理雷区的例子极为罕见，大多数时候使用扫雷载具或由惩戒营担任的除雷部队清扫雷区。[23][24][25][17]。在苏联最高司令部命令下，撤退的士兵或甚至踌躇不前的士兵将被后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射杀，史达林在1941年8月16日第270号命令表示，若发生任何撤退或投降事件，所有参与军官和士兵就地枪决，并可能对他们的家人进行报复惩罚。但是射杀败退官兵的命令本身也因会严重打击士气大多不被指挥官们实行[21][26][17]。这些证据随著冷战后一些苏联档案向外公开，被西方历史学者发掘和公布。
红军在1939至1941年间，和1944至1949年间，在占领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所犯之罪行，发生后便铭记在这些国家的历史知觉中，不过仍然，系统性、由公众控制的研讨只在苏联垮台后才成为可能[27]。这点对苏联在1945年毁弃与日本的中立条约后在满洲国和千岛群岛的占领地也同样适用。[28]
冬季战争，或称苏芬战争，随著苏联在1939年11月30日进攻芬兰展开。在2006年11月，芬兰官方解密了苏联士兵和游击队向芬兰平民进行跨国境突袭的照片，其中包括众多被杀害妇女和小孩的照片以及被吃掉的士兵的人皮照，这些照片被隐匿了如此久的时间以避免扰乱与这个东方强邻的关系。[29]
在德苏密约条款下，苏联在德国进攻波兰16日后，入侵并占领了波兰东部，并在这之后如同与纳粹政权商议的，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小国、部份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苏联在所有新控制地区的政策是残暴的，表现出了强烈种族清洗成份，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跟在红军之后清洗占领地的“反苏份子”，波兰历史学家托马斯·恩伯注意到德国特别行动队与此部队的近似[30]。许多人试图逃离苏联NKVD，那些失败的人极可能成为红军囚犯，并在之后放逐至西伯利亚和/或死在“古拉格”[31]。1939-1941年期间在前波兰苏联控制区内，近一百五十万名居民被放逐，其中63.1%为波兰人和其他民族，7.4%为犹太人，这些被放逐者绝少活过战争。[32]
依据美国教授卡罗尔·奎格利的研究，红军在1939年俘虏的32万波兰战俘中至少10万人被消灭[33]。
放逐、处死、酷刑、强奸以及其他各种对人民罪行（谋杀、绑架人质、烧平村落）随著红军在1941年的败退更变本加厉，许多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政治犯被屠杀，以避免让他们落到德国手上。在波罗的海三小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被捕的反抗份子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红军附属部队处决，而非留在当地。苏联的这些行为增长了对那些曾帮助苏联的人，或被怀疑为苏联盟友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增长波兰人和其他民族对苏联的仇恨。结果，在这些国家，特别行动队可以依赖愿意参与他们的残暴任务的志愿者和密报，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小国。[34][35]
在战争转折点后，红军与德军战斗时不再撤退，反而主要开始重夺东线失去的土地。对所有被控通敌者进行的复仇行动，导致与D-Day之后在解放法国对通敌者的审判类似的结果。 在波兰，纳粹暴行在1944年末结束，但苏联的压迫仍在持续，在华沙起义期间红军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受争论并被一些历史学家质疑。一些波兰家园军的士兵被迫害、囚禁，并常在假审判后处死（例如维托尔德-皮尔基，奥斯威辛反抗势力组织者）。
根据历史学家诺曼·奈马克，苏联军报的宣传和苏联最高司令部的命令两者皆对红军人员的暴行有责任，其文章一般文意为红军以复仇者的身份来到德国，并有权惩罚[36]。苏联作家伊尔亚·爱伦堡在1945年1月31日写道:“德国人已在奥佩伦、哥尼斯堡和布雷斯劳受到惩罚，他们已受到惩罚，但仍不够，一些已受到惩罚，但还未达全部...”[37]。此外，苏联将军的呼吁也鼓动了士兵，在1945年1月12日，陆军将领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向他的部队发表以下言论:“无论对谁都不应有任何怜悯，因为我们也未得到任何怜悯...法西斯的土地必须成为沙漠...”[38]
在德国方面，即使红军已在1944年的最后一个月侵入德国领土，任何对市民的有组织撤离皆为纳粹政府所禁止，以提升部队士气。不过，德国市民从来自东线服役的朋友和亲人的消息，很清楚红军对平民的战争方式，并害怕红军。另外，纳粹的宣传 - 为巩固民防以详细画面和阴森方式描述红军暴行如内默尔朵尔夫大屠杀 - 引火烧身使得民间出现恐慌。结果，在纳粹官员撤离后，平民开始自动自发的向西逃窜，逃离推进中的红军。超过两百万德国东部省份（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的人民死于寒冷和饥饿、战后种族清洗或因卷入战场被杀，很大部份死亡发生在当难民列被红军部队追上时，他们被坦克撵过、洗劫、枪击、谋杀，妇人和女孩被强奸后遗弃，任其自灭[38][39][40]，苏联空军的战斗轰炸机穿透前线好几公里并向难民列攻击。[38][39]战后红军将在东线或被苏联俘虏的德军、女兵、市民送往西伯利亚集中营，强迫奴役和不人道虐待(殴打、处死、酷刑、强奸)，因为战后苏联男女人口严重失调，红军高层军官默许红军在俘虏随意虐待俘虏，这当中也包含了德国女兵被红军的军士官兵轮奸，东线战场也发生许多战争性犯罪，尤其是红军攻破柏林的时候，许多德国女人也沦为红军的施暴对象，二战中，总共有600万德国平民和士兵沦为俘虏，光是斯大林格勒一次战役中,就有近10万德军被苏联红军俘获。美国人也俘获了大量的德国战俘，这些德国俘虏中，被关押在美国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战俘营里，算是比较走运的。而不幸被关押在苏联战俘营里的大约300万德国战俘，命运最为悲惨，他们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再没有踏上故土，在当时，许多德国战俘并不是军人，而是来自平民。德国被苏联人划区占领后，如果一个苏联军人要搭走一个国人，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许多被带走的德国人，原以为登记一下就会回来，所以没有任何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但是他们错了。以为两个小时后就能回来的德国人不计其数，他们在战俘营里一呆就是几年，甚至是一去不返，1955年，战后西德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为了要回关在苏联的最后一万名战俘，不惜访问莫斯科,并低三下四地接受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才在数年后把这一万名幸存者带回了德国。这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骨肉团聚活动。它意味著一万多个家庭得以归于完整。但是另有达100万名的德国战俘就此再无踪影[来源请求]。
那些走的人须承受红军统治的重负:谋杀、强奸、抢劫和放逐。例如，在东普鲁士城市哥尼斯堡，红军占领此城时大约有10万名德国市民居住于此，当德国人终于在1948年被驱逐出哥尼斯堡时，只剩约两万人仍然存活[来源请求]。红军在德国的暴虐在占领期间不断持续，并导致如德明镇之类事件发生，此小城在1945年被苏联部队占领，尽管德明和周边在未有任何抵抗下无条件向红军投降，近900人在苏联指挥官宣布德明开放洗劫三天后自杀。[38]
虽然并未经常有红军大规模屠杀平民的报导，却有小规模处决市民的照片以及案件，例如在特罗恩布里珍有一件已知事件，至少88名男性市民在1945年5月1日在被集合后枪决，此暴行发生在苏联士兵的胜利庆祝之后，庆祝中众多特罗恩布里珍女孩被强奸并且有一名红军中校被不知名人士枪击。一些研究表示此事件中高达一千人被处死。[41][42]
随着苏军的推进，大量德国人选择了自杀，大规模集体自杀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苏联占领的西里西亚、西普鲁士、东勃兰登堡和梅克伦堡地区：[43]：
在据有波兰被德军占领的土地后，苏联士兵经常对波兰人进行的劫掠、强奸和盗匪行径，将人民对苏联的态度转变成厌恶、恐惧、甚至仇恨[46][47][48][49]。红军部队也参与了反波兰行为（如追击奥古斯图夫政权，约600人死去）。
1945年美国为了尽快结束太平洋地区对日战争，降低美国的损失，于是于1945年在雅尔达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史达林三国领袖达成《雅尔达协议》，要求苏联进军中国东北，苏联于1945年8月8日日本投降前夕对日本宣战，进军东北，占领城市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来源请求]。
苏联红军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苏联屠杀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许多来不及撤回日本的侨民被苏军屠杀。[50]典型的例子有牡丹江事件、麻山事件和葛根庙屠杀。此外还有来不及撤退的日本兵和日本女兵或被俘虏的日本兵和女兵，一同送往西伯利亚集中营强迫奴役或非人道虐待(殴打、强奸、处死、酷刑)据说这些日本俘虏在西伯利亚集中营里，每年死亡人数大约5万左右，红军高层军官默许对俘虏的虐待，苏联因为战后男女人口严重失调，苏联女兵和苏联男兵将目光注视到俘虏，进行强奸或轮奸的行为，据说苏联俘虏日本兵的总数是60万，从西伯利亚送回日本的俘虏在20万左右，外加几船的骨灰。
同时，苏联亦对中国东北的平民进行骚扰。当时，苏联占领军统帅部设在了长春市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其首领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而沈阳市的防卫则由城防司令卡尔可夫少将负责。然而，苏联军队军纪败坏，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来往行人，在市内，一入黄昏，便人人自危。因为俄军会随意用卡车搬走老百姓的东西，再怎么喊叫、呼救都没有用，反而会被一脚踢倒在地上，撞得头破血流。年轻的妇女们，早把头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紧束起来，穿上男人装，以求自保。苏联士兵甚至使用机关枪射杀，对孩童施暴。[51]龙应台对此评论道，在纪念碑落成、要求“长春各界人士”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在大街上对妇女施行强暴，[52]；连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也因制止苏联红军抢劫而遭枪击致死[53][54]。而苏联军队任意进入住宅，以刀枪威吓强夺物品与奸杀妇女[55]，[56]苏联当地进行的抢劫和强奸妇女的行为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时东北人均抱怨：“走了个小鼻子，来了个大鼻子。”[来源请求]在此期间苏军的行为甚至影响了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57]
- 德国
根据以下资料估计，红军士兵在二战末强奸了超过两百万德国妇女，其中20万人之后死于伤口、自杀、或是直接被谋杀[58]。对1944年至1945年间被红军强奸的受害人数估计如下：东部省份:1,400,000。苏联占领区不包括柏林：500,000。柏林：100,000[59][60][61]。另外，许多受害者多次被强奸，一些多达60至70次。[38][62]
自1945年夏起，被捉到强奸的苏联士兵通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从拘留到处死[63]。不过强奸仍然层出不穷，直到1947-48年冬，苏联部队被官方限制在严密看管的驻地和军营，将他们与东德居住人口完全分离才解决问题。[64]
诺曼·奈马克在《俄国人在德国:苏联占领区的历史、1945-1949》中写道:“不只每个受害者都被迫在她的馀生背负创伤，整个东德也遭受到巨大的集体创伤...强奸犯罪在占领的第一天就刻在苏联占领区人们的心里，历经1949年秋东德的成立，并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到今天。”[65]
- 匈牙利
仅只占领布达佩斯期间，就估计约有五万这个城市的妇女被强奸[66][67]。匈牙利女孩大多被带到苏联军营监禁、强奸，有时也被杀害，受害者的国籍对这些士兵并没有意义，甚至还攻击瑞典公使馆。[68]
- 南斯拉夫
虽然红军在1944年仅经过南斯拉夫东北很少部份，但它的行径仍引起当地共产党游击队的严重关切，忧虑他们的共产党盟友做的强奸和掠夺会降低他们在人们中的声望[68]。至少有121件强奸被记录，其中111件也关系到谋杀[68]，另外有1,204件暴力洗劫被记录[68]。史达林对一位南斯拉夫游击队领袖向他抗议红军行为的回应是“难道他不能理解一位横过数千公里血、火和死亡的士兵找个女人快乐并拿些小玩意吗?”[68]
-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袖拉多·克莱门蒂向科涅夫元帅抗议苏联部队在斯洛伐克的行为[68]，得到回应是将之归咎红军逃兵。[68]
- 保加利亚
因为托尔布欣元帅的部队较好的纪律、相对相近的文化、近一世纪的友善关系和对苏联部队的公开欢迎，强奸相对而言不存在，特别是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被占领状况相比。[68]
- 波兰
红军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合作对付波兰的游击队和平民。在1945追击奥古斯图夫政权期间，超过2000名波兰人被俘，其中约600人死亡。
- 中国
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后，当街殴打中国民众，并众目睽睽下追逐与强暴妇女，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结果使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许多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官兵又到处倒卧路旁，令人观之侧目。
大至上，红军军官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德国境内的所有城市、村落、农庄皆公然开放掠夺和洗劫[38]，虽然书面命令并不存在，不过有好几份文件描述了红军的行为模式，其中一份文件是布达佩斯瑞士公使馆的报告，描述1945年红军进入此城发生的事，内中说:“在布达佩斯包围战和其后的悲惨数周，俄国（苏联）部队随意洗劫城市，他们事实上进入所有屋子，无论是最穷的或最有钱的，拿走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特别是食物、衣物和贵重品。每一栋公寓、商店、银行，诸多此类，皆被洗劫多次，拿不走的家具和较大的艺术品之类，经常被直接破坏。在许多案例中，洗劫后还将房子付之一炬，造成庞大损失，银行保险箱无一例外的被清空--甚至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保险箱也是--无论找到的什么全部拿走。”[69]
Walter Kilian，柏林夏洛滕堡行政区战后由苏联指派的第一位市长，报告了红军士兵在这个地区进行的广泛洗劫:“个人、百货公司、商店、公寓...全部被盲目抢劫。”[70]
在苏联占领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向史达林报告，苏联士兵进行的洗劫和强奸可能会导致德国人口对苏联的负面反应和伤害整个东德社会主义的未来，史达林对他德国同志的忧虑的回答是：“我不会容忍任何人弄污红军的荣誉。”[71][72]
所有证据，例如报告、照片和其他关于红军洗劫、强奸、烧毁农庄和村落的文件，因而全部自所有在苏联德国占领区（后成为东德）的档案库内抹消[71]。不过在私人记忆、日记和相片簿，1945事件的被尽力保留了下来。
许多时候苏联士兵将建筑、村落、城市部分点火，然后射击任何意图熄火的人。例如在1945年5月1日，苏联士兵将代明市中心点火，并阻止任何人熄火，市场周围的所有建筑中，在烈焰后仅尖塔留存[38]。大多数的红军暴行发生在被归类为敌对地域的地方，尽管如此，红军士兵和NKVD人员在1944和1945年经常在波兰洗劫运输火车。[31]
苏联军队占领东北后，以‘解放者的姿态’在东北建立纪念碑，并掠夺中国的工厂设施做为日本赔款，运回苏联，据统计其金额高达80亿美元，超过德境三倍。
在1955年前，苏联并不承认沙皇俄国加入的海牙公约对其有约束力并拒绝签署[18]。这已导致1919-21年波苏战争期间波兰和苏联双方对战俘的野蛮对待，在1955年之前，苏联也拒绝签署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相应的，苏联自二战开始就以残酷的方式对待先是波兰、之后德国、德国盟友和日本的战俘。
1941年期间，紧急降落的德国飞行组员经常被射杀。酷刑、致残、谋杀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自1941年6月成为家常便饭。[73][74]在1941/42年冬，红军每个月大约抓到10,000名德国士兵为战俘，但死亡率高到反而使战俘的绝对人数减少[7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波兰东部及周边国家（主要是现代西白俄罗斯）和苏联占领区的其他地区的战俘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处决。整体死亡人数仍然未知。[76]
特罗伊恩布里岑大屠杀发生在1945年4月最后一日和5月第一日，在艰苦战斗攻下这个村落后，红军集合了约一千名平民并在附近森林将他们处死，据说这是为了一位苏联高阶军官死于占领此村落的战斗进行的报复。[77]
根据联合国为匈牙利问题（1956）设立的特别委员会[78]： 苏联坦克向所有他们认为攻击他们的建筑进行无差别射击。委员会收到大量的报告，苏联在没有遭袭的情况以迫击炮和火炮射击城内有人居住的Buda区。委员会收到随性射击无防备路人的报告。根据许多证人，苏联部队向正在商店外排队的人们开火，据述多数受害者为妇女和小孩。亦有许多苏军向救护车和红十字车辆开火的案例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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