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青货柜码头工潮是指由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外判工人于2013年3月28日开始发起的一场工业行动，成为香港战后最长的一次工人运动。最后事件以9.8%的加薪幅度达成共识，于2013年5月6日结束长达40日的工潮运动。
背景
2012年9月末，码头工友在facebook开设“码头的辛酸”专页，希望让公众了解货柜码头不为人知的情况，透过分享工作期间的图片，展示工友的待遇以及环境十分欠佳，意外频繁发生。
2013年1月，爽报记者在码头员工协助下，一连七日潜入码头禁区暗访，直击货运工作情况。报道表示七日内，各种撞车、货柜倒塌意外，几乎日日上演。当中负责吊起货柜的起重机工人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不但需在68呎高的驾驶舱内工作12小时，午饭时段须在高空一边吃饭一边开工，但工人只赚到一份微薄收入。
报道亦表示货柜码头公司为增加收入减低开支，将大部份吊机操作及货柜司机工种外判，由二判到三判不等。一直为工人争取权益的职工盟表示，曾经发信给多间货柜码头业管理层，要求改善员工待遇，但没得到任何重视。职工盟香港码头职工会组织干事何伟航称，为码头工人向外判公司争取福利极困难。[1]
参与罢工的码头工友来自5间外判商，即“培记”、“高宝”、“联荣”、“现创”及“永丰”。
主要人物
事件经过
2013年3月28日，和黄集团旗下香港国际货柜码头（HIT）爆发严重工潮，外判工人不满意自1997年来薪酬有减无增，连续工作24小时只得1,300港元，比较1997年时的1,480港元低13%，而且工作环境及条件恶劣。逾100名外判工人于码头抗议，要求加薪两成，其间与保安员冲突，5名保安员受伤，示威者堵塞了通道，随著夜深，有更多人加入行列。
3月29日，工潮进入第2日，码头外判工和声援学生合共200多人通宵留守6号货柜码头，并占据有盖闸口8条通道，睡在地上和用胶袋披身保暖。早上10时许，工党主席兼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到场，保安员一度禁止他进入，惟于大批示威工人鼓噪下，李等人获放行。工人高举抗议标语及横额，在6号货柜码头绕圈一周，并且到两间外判商写字楼大厦喊口号。
下午1时，劳工处人员再到场斡旋，其后工会代表和工友代表合共13人，原本与码头最大外判商谈判，但外判商得悉有工会代表出席便搁置会谈。香港码头业职工会总干事何伟航表示，公司至今未有回复工友的诉求，亦不愿意谈判，工会已成立罢工基金，职工盟斥资10万元，码头工会斥资2万元，并会向市民筹款，以支援示威工人三餐温饱及继续养家。
下午3时许，30多名学联成员带同粮食和食水支援示威工人，惟被保安员禁止进入，双方发生推撞，混乱间一名保安员报称被推跌受伤须送院；一小时后，一名示威工人的妻子携同大批日用品到来，亦被保安员阻拦，她一度被撞跌，吓得在场的儿子大哭。鉴于复活节假期关系，车流量不多，工人堵塞回旋处和闸口部份行车线，未对码头运作造成影响。
3月30日，工潮进入第3日，当天天气恶劣，间中狂风暴雨，天文台亦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及雷暴警告，但参与罢工的码头工人却越来越多，下午2时许，多个团体及政党鱼贯到场替抗争工人打气。市民及多个社运团体亦捐赠食物、食水以至雨衣等物资到工友手上，晚上有600多人聚集。[2]
职工盟昨日成立的“码头工人罢工基金”于三个地区进行街头募捐，全日筹得逾5.8万元，希望最快明日将捐款发放予罢工工人。[3]
3月31日，工潮进入第4日，数百名工人及大学生在工党主席李卓人带领下，举起“码头纵容外判商外判揸机真凄凉”、“工人辛酸有谁知还我合理工资”以及附有李嘉诚肖像的“还我劳动成果”横额，沿途叫出争取加薪口号，由6号码头游行至8号码头一间外判商办公室，学生在旁打鼓助兴，游行历时1个半小时。参与者还包括基督教团体、国泰空中服务工会及市民。为防场面失控，警方派出机动部队戒备，工会则增设纠察队维持秩序。
货柜码头董事总经理严磊辉表示，码头运作虽受影响，但昨日有多数十名工人复工，情况已见好转。惟工人抗争行动有升级迹象，认为老人家及儿童企图进入码头会影响安全。他更指工人昨日游行期间，曾经冲击外判商办公室，事后已报警处理。公司同时正申请禁制令阻止工人示威行动，并已签署法律文件，但未有透露禁制令内容。[4]
4月1日，工潮进入第5日，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保安员于早上向示威工人派发单张，指出码头为公司的私人地方，工人阻塞通道的行为已经对公司的运作及活动造成干扰，要求于中午前撤走，否则将会采取合法措施，并且保留提出索偿的权利。工党主席兼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强调，将会继续坚持，直至公司愿意与工会对话为止。
[5]晚上9时，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成功向法院申请禁制令，下令示威工人及其他示威者不得再进入4、6、7、8及9号码头。将会在4月5日早上10点再进行正式聆讯；又向外判商施压，向示威工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示威工人在4月2日早上10时前答复是否复工，否则永不录用。来自外判商高宝的吊机手周先生表示，判头不是谈判，而是以强硬手段施压，“根本无弯转”，他不排除小部分吊机手因为需要养家糊口而妥协复工，但是有信心仍然会有逾100名工人继续罢工，坚持到底。[6]晚上11时，集会者迁出码头，占领码头门外的马路，继续留守。
4月2日，工潮进入第6日，集会者继续在码头门外的马路留守。码头业职工会的罢工基金从市民捐款筹得65万港元，工人需出示员工证、填下姓名、电话及身分证号码核实后可获1000元津贴。非会员可即场缴交170元入会，有工人全数捐出款项予基金运作。[7]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董事总经理严磊辉于早上在商台电台节目表示，工潮已影响本港航运业，自己亦属受害者，每日损失500万元，批评工人没有顾全大局，并警告他们“如果再系咁落去，坦白讲会无得捞。小心点，唔好打烂自己同所有人既饭碗”。就大量工人指过去10年薪酬无增加，节目中严磊辉被问及他个人过去10年有否加人工时，他并没有正面回应，强调他于10年前并非在码头业工作，不同工种不能比较。
4月3日，工潮进入第7日，集会者继续在码头门外的马路留守。当日出版的《壹周刊》报道，以“假外判”为题，指其中一间外判商“永丰”的员工工作证在承办公司一栏印有“Sakoma”（成功码头）的名称，记者根据公司注册处的资料显示，严磊辉同时是该承办公司的董事，故质疑永丰与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的关系。
国际货柜码头同日中午发表声明及开记者会澄清报道，指有关报道失实及不公，会作出法律追究及提出赔偿。下午五时，严磊辉召开记者会，他指出，“Sakoma”是HIT直属的子公司，用作与外判商签订合约的公司，主要是为“佢(HIT)与其他属下的公司提供服务”。近年已不用“Sakoma”与外判商签约，而现在用那间公司与外判商签订，严拒绝回答。而“永丰”的员工工作证上写着“Sakoma”，称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不代表持有人为“Sakoma”的员工，工作证只用作身分识别用途。工人工作证印错公司名是因“打错字”及“懒改嘢”，属于行政失误。《壹周刊》执行总编辑黄丽嫦强调报道刊登前已做足查证工作，指严的指控不公。翌日《苹果日报》登出数点尚待严交待的疑问。[8][9]
而工潮持续至第7日，香港政府官员才公开回应。连日来被指“失踪多日”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在出席活动时被示威者当面狙击“潜水(失踪)”后指其在当天已经与和黄集团高层代表会面，并取得“建设性突破”。他指劳工处会在未来一、两日设立对话机制，让劳资双方进行调解，他同时亦呼吁劳资双方拿出诚意，重申长期对立对事件没有帮助并会影响雇员生计。[10]
4月4日，工潮进入第8日，劳工处原本邀请罢工工人以工人代表的身份与其中三间外判商的代表，在中午到葵兴政府合署的劳工处办事处举行调停会会议，但由于外判商拒绝让协助组织罢工的码头业职工会以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码头公司香港国际货柜码头（HIT）又不派代表参与，工人决定拒绝出席会议。及后，劳工处邀请工会就身分的问题出席谈判，工会亦派出十名代表出席谈判，并获劳工处认可以工会身份参与会议。工会代表由下午2时半开始，等候了两个半小时却未见资方代表出现，且只有一间外判商“永丰”的代表到场，工会代表最终决定离开，斡旋最后以失败告终。[11][12]另外，《南华早报》报道，邱美光是工联会货柜运输业职工总会的理事，同时是高宝的中层管理人员。黄国健承认这个说法，并补充邱美光没有利益冲突存在，他不属于高层。黄国健说，工联会并不是因为邱而不投入工业行动，而是因为职工盟组织罢工，留给属于泛民的职工盟帮助码头工人。[13][14]另一方面，李嘉诚带着李泽钜、李泽楷及家人，出门往柴湾佛教坟场拜祭亡妻庄月明。当各人乘搭升降机往地藏殿期间，记者追前问道：“有没有影响货柜码头呀？李生！”李嘉诚未有回应便进入升降机，直至记者向他打招呼说“早晨”，他才回应：“早晨！”其间记者再问：“说几句可不可以？”此时李嘉诚一度伸手阻升降机门关闭，似欲开腔回应，但背向升降机门的李泽钜却对着父亲摇摇头，李嘉诚即闭嘴不答。[15]
4月5日，工潮进入第9日，高等法院就码头工潮再度展开聆讯，法官决定延长星期一颁下的临时禁制令，但法官同意，要平衡私有财产及罢工权，禁制令应容许工人在码头内以和平方式，游说他人参与工业行动，所以修订部分内容，包括容许不多于80名工人进入码头，游说其他人参与罢工。李卓人认为，今次官司没有“输”，因为法官修改了禁制令，第一次容许码头工人进入码头进行抗争，以及行使和平纠察权。李卓人觉得他们最大的筹码是罢工，法庭批准工人进入码头，增加谈判筹码。[16][17]另一方面，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宣布，将会向在工潮期间继续上班的外判员工发放金钱，第一期每人3千元会于3日内发放，若下月7日码头恢复正常生产，则发放第二期每人2千元。码头公司表示，一直关注参与罢工的外判员工的诉求，并已责成外判商与员工诚恳沟通，妥善解决问题。公司强调仍会继续跟进外判员工提出有关工作环境及条件等的意见，务求合情合理处置，又期望在劳工处斡旋下，外判商可与员工尽早达成共识。[18]有参与罢工的工人表示不相信码头公司，认为公司及外判商一直利诱及压迫员工上班，罢工工人不会易被分化。他又认为，法庭容许工人进入码头呼吁工人罢工，是工人“赢了一小仗”。[19]另外，罢工基金筹得278万港元。[20]
4月6日，工潮进入第10日，码头业职工会在葵芳召开会员大会，与400多名外判工人商讨工潮的下一步行动，以及定出底线。总干事何伟航表示，工会决定日后的谈判，必须要有永丰、高宝、培记三间外判商，以及国际码头公司的代表在场，工会才会参与，对工资水平和职业安全的要求，可以再作讨论。他又表示，工会尊重由工人达成的共识，又形容资方已经技穷，面对越来越多 的压力。另外，工会又向工人发放第二轮每人1500元生活津贴。有工人表示，虽然津贴金额不足以应付家计，但亦不会接受码头公司5千元的现金，认为这是公司分化工人的策略。[21]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劳工处已不断介入码头工潮，希望和平处理事件。她又说，劳资双方的纠纷往往需要双方、甚至承建商的共同努力，相信劳工处会尽量做好调停工作。[22]另外，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晚餐会前被记者问到码头工潮问题，他没有回应。[23]
4月7日，工潮进入第11日，罢工工人联同家属及支持他们的市民，下午由维园游行到长江中心及政府总部，游行队伍经过和黄旗下的商铺都报以嘘声，又向长江中心投掷纸团，工人头上都系上红丝带，象征罢工决心。工会声称有4000人，警方表示最高峰时有2800人。工会指，游行人数反映市民对工人的苦况感同身受，又强调与资方的谈判必须要在码头公司及3间外判商代表在场下进行。[24][25]政府发言人说，工潮发生以来，劳工处一直不断在各方之间往来调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亦致力协调。当局相信各方面皆有诚意尽早对话，并会继续努力不懈居中斡旋。张建宗呼吁，各方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透过理性对话，缩窄双方分歧，达致一个各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26]另外，出席完海南博鳌论坛的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午返抵本港，他再被记者问到有关货柜码头工潮的问题，梁振英没有回应，登上专车离开。而早前他在离开海南前，同样被问到工潮问题，梁振英亦没有回答。这是梁振英一天内两度拒绝回应工潮问题。[27]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表示，要求政府高调介入，向经营码头公司的和黄施压，令对方重返谈判桌，又说只有码头公司参与谈判，才能圆满解决问题。有工人代表说，不会为谈判设下限期，但不希望长期抗争，希望事件尽快解决。[28]
4月8日，工潮进入第12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表示，自己与劳工处正努力斡旋码头工潮，希望可以尽快举行调解会议。他又说，由于工会上星期提出要求三个外判商出席会议，劳工处会继续做功夫， 一有进展便会接触职工盟及工会。当局会争分夺秒，希望工潮尽快结束，他又呼吁大家以理性、务实、互谅互让的精神找出可接受的方案。张建宗又说，斡旋时要保持公正及持平。至于为何先约见和黄，张建宗说，工人与工会很想与资方及管方会面，而那一方不想走近谈判桌的，当局会先接触。他强调劳工处过往处理过大大小小的劳资纠纷，很有经验，亦有一贯的 立场，希望大家给予时间及空间。他又说，关心工人的福祉，不希望他们长时间在露天地方，亦担心他们的健康。另外，张建宗透露，日前收到工联会的信件，希望政府牵头解决工潮。[29] 码头业职工会的罢工基金，截至下午1时筹得350万元捐款(之前两次派出120万元，现在还剩馀230万元) 。工会明天将再度向每名工友发放1500元生活津贴，预计派发逾70万元。工会表示，已获得海外65个国际工会支持罢工行动，码头工潮引起国际关注，但港府仍未能解决工潮，成为国际笑柄。工会又说，自上周四后，劳工处没有再联络过工会，资方亦一直采取“拖字诀”，和黄及承办商继续采取强硬态度。虽然罢工基金目前只能维持工友一星期生活，但工会及罢工工人将会坚持下去。[30][31]另外，行政长官梁振英首次回应货柜码头工潮，表示劳资纠纷发生以来，政府非常重视事态发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及劳工处处长亦作出多方斡旋，形容政府的工作是分秒必争，希望以中立的角色争取与各方沟通。记者问是否政府无法解决事件，梁振英表示，劳资双方立场清楚，大家有一定距离，他说，政府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双方可以谈判，这是斡旋的目标，他又希望双方可以本著互让互谅，才会令事件有好的结果。他强调，政府没有既定立场，不会只争取一方的支持， 政府亦不应该透过公众的喊话，去为任何一方争取他们的利益。[32]
4月17日，工潮进入第21日，五间码头外判商（永丰、高宝、联荣、培记和现创）在报章刊登声明，回应码头工潮事件。声明指出，装卸工人24小时值班是行业惯性，但不代表工人要24小时不停工作，强调他们可以轮流休息，值班之后亦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又指装卸工人每一更原本是12小时，工人为节省来回交通费和时间才要求连续工作两更。对于工人的工资，声明指出工资是由市场主导，虽然工资曾经下调，但经已上调，重申工资水平是市场合理水平。[33]
4月18日，工潮进入第22日，外判商高宝突然宣布将于6月30日结业，并按法例遣散170名工人，令高宝130多名的罢工工人顿成失业。高宝负责人刘国安指出，公司不可能满足工会提出的两成加薪幅度，而他们提出的方案又未被工会及工人接受，“再这样纠缠下去，对任何一方以至社会都没有好处”，并强调这次是“真退休”及“真结业”，日后不会再次在香港国际货柜码头重组团队或顶让现时公司。[34]
4月21日，工潮进入第25日，和黄集团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首次就工潮向传媒开腔。他指出，和黄不是码头外判工的雇主，国际货柜码头有关利润占和黄整体利润亦不足1%，不应把国际货柜码头的事算到霍建宁、李嘉诚身上。对于外判工不满日做廿四小时，他不相信码头会如此刻薄工人。他回应指这只是片面之词，“那有人逼到人做廿四小时？”。而对于龙门吊机手指责在工作期间不获到地面如厕，他质疑这是抹黑公司招数，又称九成码头工人都“好happy”（很开心）。霍又质疑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是“无所不用其极”，制造文革式斗争示威，“他又用我同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董事总经理严磊辉）、李生（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大头相，搞到高宝冚旗（结业），来势汹汹咁，系咪李卓人带埋班人嚟做世界呀？”他怀疑李卓人想借李嘉诚之名要求谈判，藉以抬高自己身价。他重申外判商永丰提出的方案十分合理，工会提出加薪逾两成的要求却是不合理，质疑此举是不希望解决问题，可能是另有目的。李卓人则回应指，自己是“无所不用其极去帮助工人”，但并非要制造文革式抹黑，只希望表达工人的不满，呼吁霍不应如此心胸狭窄及说晦气话。[35]
4月26日，工潮进入第30日，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的母公司和黄集团在报章发表以“码头背后”为题的声明回应工潮。声明中，批评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职工盟和码头业职工会等人，在现时香港的营商环境下，一开始便要求外判商加薪23%是极不合理，认为外判商永丰提出，今年加薪5%及2%福利的“5+2”方案，已是业界能够承受的上限，又指其建议已经比香港平均加幅3.5%为高，质疑职工盟及秘书长李卓人是否要看列其他外判商结业才愿意罢休。声明又形容这次工潮是“文革式批斗”，对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嘉诚等人作人身攻击，并指李卓人高举“阶级斗争”旗号。[36]
5月1日，工潮进入第35日，和记黄埔港口集团董事总经理马德富在报章撰写以“葵青港的烽烟”为题的文章，批评工会只顾在码头工潮获取政治筹码，以文革式标语攻击和黄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他批评职工盟迷惑港人，危害香港，煽动罢工工人放弃过往坦诚谈判的传统。他又强调货物无需一定要以香港为中转站，参与工潮的工人亦不是直接受聘于和黄集团，职工盟及其秘书长李卓人却以文革式的横额及标语，直接攻击李嘉诚。他强调，十分重视港口从业员的贡献，期望透过坦诚的谈判，解决工潮，政治化而夸张失实的装腔作势无助解决问题。[37]
5月2日，工潮进入第36日，约80名外判商现创的工人，游行至六号货柜码头宣布罢工。这批工人曾经在罢工工潮的首天参与罢工，由于现创承诺今年可加薪约一成，故此复工。然而公司及后并没有正式发出加薪通告，亦未得到其的证实，只是员工单方面愿意复工，而至今亦未有令双方满意的方案，故再度加入罢工。[38]
5月6日，工潮进入第40日，外判商决定以加薪9.8%的“终极方案”和解。外判商亦承诺改善工人工作情况，如：让工人停机吃饭、让工人可以离机解决生理需要。对于此次工潮，外判商不会对曾经参与今次工潮的工人作出追究。工潮结束。[39]
5月9日，工潮结束第2日，约300名外判商永丰的码头工人，中午返回葵涌六号货柜码头报到，准备复工。工人在闸口外举行简单的复工仪式，包括影大合照和高喊口号，外国码头工会成员亦到来声援。有工人代表吴树明坦言，接受加薪9.8%是无奈的选择，因工潮已持续达40日，希望能尽快复工，而复工后会继续争取其他福利。而另一外判商培记及联荣的机手，会待结业外判商高宝的机手工作安排解决后才复工。[40]事后有参与工潮的工人被清算及解雇。 [41]
工潮事件迫使国际货柜码头（HIT）于同年12月宣布会撤换HIT九号码头的29台“轮胎式龙门架吊机”，将于2015年首季前由人手操控改为自动化，操控员毋须再攀上吊机工作。工会反对码头自动化，亦担心部分吊机手的工作量将减少，可能影响生计。[42]
在2019年底，八号货柜码头亦实现自动化,货柜码头只剩下24名吊机遥距操作员，操作人手缩减至两成。 [43]
回响
在爆发工潮后，香港独立媒体、左翼21、主场新闻、苹果日报、有线新闻等媒体不断直击及跟进最新情况，有网民甚至在facebook发起群组声援，而码头工人成立半年的facebook群组“码头的辛酸”亦获超过两万人支持。[44][45][46][47]
是次工潮除了有工会和工人参与外，亦有不少如学民思潮、学联等社运人士及学生组织介入，以及透过网络号召市民参与，如在附近港铁站收集补给物资。不少网民响应工会及其他团体号召，捐款至罢工基金或亲身送上粮食及物资，为工人打气，亦将码头实况在讨论区分享。
理大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锺剑华指有关情形突显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又预计以后的社会事件，工运和社运互相支持的情况将持续。锺剑华又指出，现时只有不足两成的劳动人口加入工会，过去工运一向不壮大，以后会否有更大的动员力量，就有待观察。[48]
除此之外，其他国家的工会，好像日本的码头工会“全日本港湾劳动组合”，以至是台湾的“大高雄总工会”，均声援是次的码头工潮，令工潮引起国际关注。[49]
代表商界、右派的自由党青年团主席李梓敬在其facebook专页留言，指码头工人要求加薪20%是“狮子开大口”，又指李卓人及左翼21等左派加入工潮是“煽动阶级斗争”争取选票，做法与从前的中国共产党无异。[50]接下来李梓敬再在facebook专页留言声称，商界的责任是在交税，照顾工人的责任在政府。强调自己支持自由经济主义，称自己为“右胶”。
无线节目东张西望于4月1日的报道只集中访问货柜码头董事总经理严磊辉观点，并无报道罢工原因及访问工人代表。报道被网民大肆批评节目内容偏颇、缺乏持平，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表示该天节目接获486宗投诉。[51]
4月4日，东张西望对码头工潮作跟进报道，包括访问并非带领罢工的工联会副会长黄国健，给他机会详谈工潮失踪原因之外，亦用了超过两分钟时间访问资方的HIT董事总经理严磊辉，给他解释疑似承判商的Sakoma并非码头工人判头，再与今次工潮划清界线。节目旁白更多次以类似ATV焦点式的训斥，批评罢工行为影响劳资关系，最终令社会蒙受损失，报道引起外界极大回响，被网民大肆批评节目偏帮资方。通讯事务管理局就该集接获逾1,800宗投诉。[52]
负责采访黄国健的《东张西望》主持、演员“一蚊Joe”游茛维则被网民炮轰，但他于该集播出前的下午在Instagram中表白心迹：“撑！身在曹营心在汉。”[53]
2013年4月7日，香港电台的电视节目《城市论坛》讨论这次工潮，但没有政府官员愿意出席，主持人谢志峰透露，曾经邀请过劳福局的官员出席，但对方以要低调处理事件为由婉拒邀请。至于代表商界的行会成员林健锋、被指出卖码头工人的工联会与劳联，均以事忙为由拒绝出席；而HIT董事总经理严磊辉与外判商永丰同样拒绝出席。[54]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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