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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重光（英语：Liberation of Hong Kong[1][2]，又译为“解放香港”或“香港的解放”），部分人士称作英国重占香港（British Reoccupation of Hong Kong[3][4]），亦有部分人士称为英国收回香港、英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Resume British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5][6]，是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国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在8月30日抵达香港[7]，宣布结束香港日占时期[8]。此前蒋介石曾代表中华民国在开罗会议向大英帝国交涉香港的统治权，但因为英国拒绝及碍于战后国内外局势[9]，蒋介石同意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身份委派英国皇家海军夏悫少将接受占领香港的日军投降[10]，并由英国恢复管治，二战后的香港因而能够避开中国大陆的内战及动乱，香港经济发展亦得以打下良好基础[11]。
提示：此条目页的主题不是光复香港。
“英国收回香港”重定向至此。关于主张香港再次成为英国海外领土的运动，请见“香港归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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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约六小时后，日军入侵英属香港，香港保卫战爆发[12]，由驻港英军、加拿大军、英属印度陆军、香港义勇防卫军等组成的香港守军不敌日军的进攻，港督杨慕琦于1941年12月25日向日军投降，香港被大日本帝国占领并进入日占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为香港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香港前途问题，即为香港应由中华民国还是英国统治。当时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认为香港是英国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象征；并认为中华民国在战争过程中沉重打击日军，已跻身大国之列，成为联合国四巨头，亦希望消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以及香港为同盟国中国战区广东作战区的一部分，所以应归还香港予《南京条约》持有者中华民国。
早于1943年意大利投降后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已打算在击败德国、义大利及日本后重建世界新秩序[13]，希望排除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亚洲的势力，并扶植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填补日本战败后在亚洲的权力真空，于是提出英国政府应该放弃香港，归还给中国发展为国际自由港，罗斯福又不顾苏联领导人史太林的反对，坚持邀请蒋介石以盟国“四强”之一的姿态出席开罗会议[13]。
1942年10月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通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美国愿意立即与中国谈判废除中美之间不平等条约。次日，英、美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随即宋子文、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分别代表中、英政府，在重庆开始外交谈判。1942年10月13日，中方就英方的草案提出了一份修订草案，包括了废除1898年6月9日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即中国要求在战后收回新界。1942年12月21日，丘吉尔主持英国战时内阁会议，决定交还新界问题不属于该条约的范围。1942年12月25日，薛穆将英方的立场通知中国政府。12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做出最后决议，“拒绝讨论中国（在战后收回新界）的要求”。12月30日，薛穆照会宋子文，英国最终立场是要么接受条约不含新界归属、要么谈判完全破裂。1942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照会英国，不将新界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合并提出。1943年1月11日，宋子文、薛穆、黎吉生（英属印度政府驻华专员公署一等秘书，代理署务）在重庆签署《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条约与换文》（即中英新约），及《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即《中美新约》）[14]，其中均未涉及新界的任何内容。[15]
因为国共摩擦日趋激烈，国民政府为避免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投降时趁机进占包括香港在内的日本占领地或建立根据地以扩张势力，于是向英国政府提出交涉。另一方面，英国基于战争胜利，强烈希望于战后保有全部远东殖民地，包括香港这个英国的远东海军基地及商业中心；所以英国在日本投降前已计划好迅速派兵收回香港[10]，并且尽早建立临时军政府，以确立维持香港统治权的既定事实。在英国强硬的态度及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下，香港的归属问题并没有在战后的国际会议上被提出过。
英国殖民地部在1943年10月成立香港计划小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由已退休的前香港辅政司史美（Norman L. Smith）领导，后由殖民地部官员麦道高担任组长，连同殖民地部香港司官员，为战后重新管治香港的事务进行筹备工作[16]:71。1943年12月13日，英国战时内阁正式通过决议，宣布英国在战后不打算放弃任何领土。1944年7月12日，英国政府决定不惜以武力解放香港，结束香港日占时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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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政府投降前夕，香港市面已流传日本即将投降的传言。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宣读《终战诏书》的录音由日本官方媒体日本放送协会广播，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香港占领地政府在东京政府投降后仍然保持适度的管治，维持基本秩序，但如灯火管制及强制归乡政策等诸多规条即日取消。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魏德迈中将特派军机来港，向赤柱拘留营投下他署名的传单，通告欧美多国的被拘留者继续留在营内，等候进一步指示。
1945年8月15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16日，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电告英国，声称香港属于中国战区，应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又称英国没有麦克阿瑟和蒋介石的授权，不得派兵到香港。然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同日电告英国，表示麦克阿瑟将安排香港由英国受降。18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下令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接收香港，张发奎则下令新编第一军及第十三军沿九广铁路向香港方向推进，以监视日军；日军香港防卫队于宝安向第十三军投降。21日，蒋介石电告杜鲁门，反对变更日军投降的对象，要求在香港的日军应由他受降，英国和美国可参加受降仪式；又称英军可凭蒋介石授权驻扎香港岛，惟不得进军内陆。23日，蒋介石电告英美两国，同意任命英国官员代表他本人受降，英国需允许中美两国出席受降仪式[17]。
英国外交部在8月11日通过在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馆，命令英军服务团将一封有关成立香港临时政府的密函，直接递送给身处赤柱拘留营的辅政司詹逊，可是当时日军不批准载有英美军人的美军C-47运输机在启德机场降落，该封密函于是被交给在澳门的英军服务团特工梁昌，由他亲自把密函带到香港并交给詹逊，梁昌之后乘坐小汽船到香港，于8月22日在赤柱拘留营将密函转交给詹逊。詹逊接获需要成立临时政府的情报后，当晚在拘留营内与香港沦陷前的高级政府官员召开会议，翌日早上，詹逊与数名原香港政府官员离开赤柱拘留营，前往在中环的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筹建临时政府[16]:68-75。不过，此时以辅政司詹逊为首的原香港政府官员仍未能与伦敦政府取得联系。一位比较有办法的前政府官员密派亲信前往澳门，向当地领事报讯及发电报予英国驻葡萄牙大使，再将詹逊开始建立临时政府的消息转告英国殖民地大臣，詹逊不久便收到殖民地大臣发出的批示。
另一方面在詹逊接获伦敦政府发出的训令前，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英国和澳洲舰队已接获密令，迅速航向菲律宾的西北部，在马尼拉附近的美国海军基地苏比克湾集结。8月27日，英军特遣舰队在皇家海军夏悫少将指挥下开赴香港[18]。同日，詹逊在广播电台向全香港市民宣告英国将会在英军抵港时恢复对香港的统治。同日，蒋介石电告美国总统杜鲁门，重申香港由他受降，因此同意授权夏悫在香港代表他受降，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向夏悫发出指令。蒋介石另电告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声称英国如擅自受降，中国必予抵抗。8月29日，中英两国达成协议[17]，授权夏悫少将在香港代表英国政府及蒋介石受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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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30日清晨，英国皇家海军太平洋特遣舰队在夏悫少将率领下，先派遣澳洲皇家海军的扫雷舰前往香港岛东面的蓝塘海峡清扫水雷，为舰队开通安全的进港水道。上午10时，在迅敏号轻巡洋舰上的夏悫少将率领加拿大皇家海军罗拔王子号防空巡洋舰及另外三艘驱逐舰驶入维多利亚港[19]，其馀包括战列舰及航空母舰在内的英军舰艇亦于下午5时到达香港。夏悫为表扬及纪念在香港保卫战期间英勇守卫香港的加拿大军人，特意安排在加拿大皇家海军服役的华裔海军军官罗景鎏于舰队靠岸后，成为首位落船登岸的盟军军官[20]。英军上岸后在港九街头发出英军解放香港的号外，英文报纸的从业员得知消息后立刻回到报馆赶印报纸及分发号外，英军又向在码头围观的市民派发物资，并派出工程人员抢修基础设施，于晚上恢复了香港岛的供电，随英国舰队抵港的唯一一位新闻记者于当晚向全世界发报香港重光后的第一则新闻报导，香港市区出现庆祝战争结束及盟军取得胜利的活动。英军在登陆首天亦忙于到各战俘营解救盟军战俘及到赤柱拘留营协助侨民离营[21]。9月1日，夏悫宣布成立由英军将领领导的临时军政府，英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同时任命詹逊为副总督及最高文职官员，但因为在伦敦的殖民地部不同意这项人事安排，并任命麦道高来港出任军政府首席民政事务官，詹逊惟有在9月7日卸任副总督[16]:76-77。同日，英国政府宣布由夏悫少将主持占港日军的投降仪式，夏悫将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在占港日军的投降书上签字。此外，中国军事代表团与夏悫少将达成协议，租用在九龙塘北部的一部分民房，作为国军部队调回中国境内的临时宿舍，在九龙的国军协助英军维持治安，协议有效期至1947年8月15日，期间有超过十万名国军士兵由海路经香港过境返回中国。英军的增援部队于9月4日抵港，并运来大批粮食及物资，解决香港民众最迫切的基本需要，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3突击旅于抵港后成为临时治安部队[18]。9月12日，首批在英国印制的新港钞运抵香港，9月14日开始在市面流通，英国人在港府保证下，每人获得信用贷款二百港元，而市民开始拒收日本军票。英军先后于9月5日及9月14日收回被日军占领的九龙和新界，约有22,000名日本军民在香港向英军投降[18]。
香港受降仪式于1945年9月16日在香港总督府举行，英国皇家海军夏悫少将代表英国政府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22]，接受日本陆军冈田梅吉少将和日本海军藤田类太郎中将代表在香港的日军无条件投降，并在中国代表潘华国少将、美国代表威廉臣上校及加拿大代表凯氏上校见证下，双方签署受降文件[18]，之后日本陆军冈田梅吉少将把自己佩戴的军刀献上给夏悫少将，象征在香港的全体日军解除武装并向英军投降[23]。受降仪式完成后，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英军军舰鸣放21响礼炮，并开始举行庆祝活动，当晚9时半，海军船坞、美利兵房，联同在维多利亚港内的军舰发放烟花，并使用探照灯举行汇演[22]。为纪念战争结束及盟军取得胜利[24]，香港政府决定以后每年的重光纪念日为香港公众假期[25]。
1945年10月9日，香港临时军政府举行大型庆祝胜利活动，当日被订为公众假期。早上10时，先在位于中环的和平纪念碑举行追悼仪式，悼念香港及盟国的战争死难者，英军在悼念仪式结束后举行胜利阅兵，皇家空军喷火式战斗机编队飞越维多利亚港上空，英国皇家海军、皇家海军陆战队、皇家空军、英属印度陆军分别组成受检阅队列，由德辅道操向租庇利街及干诺道，接着是其他胜利巡游队伍。阅兵单位及部分巡游队伍之后乘船到九龙，于下午在尖沙咀半岛酒店前继续举行阅兵及胜利巡游，到晚上9时，在维多利亚港的英军军舰发放烟花，并配合探照灯照亮夜空，晚间的整场汇演长达20分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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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早于1942年底经已决定，重新接管香港后将会暂时以军政府形式管治以进行复原工作，并听命于英内阁远东特别小组委员会。而夏悫亦1945年9月1日颁布《军政府统治公告》，正式宣布成立军政府。军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接收政府机关及船坞，并释放盟国战俘和被囚的英国侨民，而且亦使水电供应等公共设施尽快恢复正常。警署、航政署等政府部门也恢复运作，并致力维持公共秩序。英军在日军投降后制定“铁甲行动”（Operation Armour），安排船只从印度、泰国、缅甸、澳洲等地把粮食和药物送到香港，使饥荒和疫症得以避免[26]。
日占时期在香港遗留了很多问题，日本占领香港期间把粮食和物资优先供应日军及日本本土以支撑战争，导致香港出现大规模饥荒和猖獗的传染病，为了让百废待兴的香港尽快恢复正常，夏悫领导的军政府率先推行粮食及燃料统制，并颁布延期付款法令，以冻结各银行在战前的资金，执行全面的管制政策。由于中国广东省在战后实施粮食禁运，因此军政府下令禁止粮食从香港出口，并从亚洲各地大量进口粮食，确保粮食供应的稳定[27]，为避免必需品被故意囤积抬价，因此规定粮食及燃料都要经由军政府集中采购，获许可分销必需品的登记零售商，需要遵从政府议定的公价配售，在粮食配给制度下，市民要领取配米证购买米粮，可购得的最大份量参照配米证上的登记家庭成员人数和年龄而定，需使用购物证购买的物品还包括面粉、糖、油和煮饭用的柴[28]。除了实施配给制度，军政府亦向贫苦大众定期派发粮食[27]，避免香港发生战后饥荒，在日占时期离开香港的居民也受到平价米的吸引纷纷回港，充实香港人口。军政府为确保粮食供应，鼓励本地渔农业增产[27]，又设立渔业和农业统营系统，让渔民及农民将渔农产品在统营市场销售。故此，无论是贸易及工商业还是市面的粮食和日用品，以至房租及工资，在英军光复香港初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公价统制。虽然大部分货品在军政府的统制下只能以公价买卖，但价格已较1941年日军入侵香港前增加了四至五倍，可是工资并没有追回差距，军政府想透过冻结工资以维持廉价的劳动力，以加快战后重建及维持贸易竞争力，但中国不久之后便爆发内战，导致大批难民涌入香港，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香港在1950年代工潮四起的其中一个起因。1945年11月，统制政策结束，大部份物资恢复自由贸易，但必须先向出入口处申领货物进口的许可证，而米粮配售制度则维持至1954年8月才告撤销[28]。
日军的入侵及盟军反攻时空袭香港造成大量建筑物及基建设施受损，维多利亚港在日本投降时只剩下60多艘不能航行的破船[29]，还有在保卫战期间英军故意凿沉以阻塞航道，及因日军攻击或盟军空袭而沉没的大量沉船，这些沉船对航行及靠泊构成极大妨碍，各主要航道更由于布放有水雷而危机四伏，油库、船坞及多个码头也受到严重破坏，使维多利亚港失去港口功能，军政府为尽快恢复航运畅通，确保物流供应，因此加派皇家海军扫雷舰清除水雷，打捞沉船，安装航标，同时修复受到破坏的港口基建设施[27]。在战争爆发及随后的日占时期估计有20%的中式民房受到严重破坏，另有70%的西式民房及10%的中式民房在战火中被摧毁，为加快重建进度，军政府经常派英军士兵协助修桥筑路，如西贡公路便是由英军工程兵及80名受英军监督的日军战俘开通[27]。1945年11月17日香港股市重开。1946年8月30日香港重光周年纪念，港府在早上举行死难者悼念仪式，之后举行阅兵及巡游等庆祝活动，香港邮政署则发行一套重光纪念邮票[30]。香港人口在1946年中期便回到战前水平，商业兴旺，而跑马地马场的赛马活动于1947年正式复办[27]。
军政府成立了14个战犯调查处追究香港沦陷期间的战争罪行，并审判了200多名日军战犯。香港由军政府统治8个月后，即1946年5月1日，杨慕琦回港复任总督，军政府统治时期结束，恢复三权分立的管治制度。香港政府在战后意识到必须改变过往的管治手法，杨慕琦复职不久便废除被认为带有歧视成分的法例，华人不再被禁止使用某些海滩或在太平山的山顶区拥有物业。对于在日占时期曾与日军合作的华人，香港政府采取宽大处理的手法，除了涉及曾经加害市民人身的严重个案外，其他的勾结行为大部分都不予追究，就算是日占时期的最高华人代表[31]，出任华民代表会主席的罗旭龢，香港政府也没有控告其叛国，仅是将他列入永不录用的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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