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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1896年5月6日—1962年2月14日），原名琴斋，字寿山，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及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位，蒋中正的心腹之一，民国初期被时人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1]
| 胡宗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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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51年9月9日—1953年7月23日 | |
| 前任 | 石觉 |
| 继任 | 锺松（代理） |
|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 |
| 任期 1949年12月7日—1950年3月27日 | |
| 指定 | 李宗仁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别名 | 秦东昌（兼任浙江省主席时化名） |
| 出生 | 胡琴斋 1896年5月6日  大清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陈家埔朱家塘楼（今宁波市北仑区） |
| 逝世 | 1962年2月14日（65岁） 中华民国台湾省阳明山管理局北投镇台北荣民总医院 （今台北市北投区） |
| 籍贯 | 浙江孝丰 |
| 国籍 | 大清（1896年－1911年） 中华民国（1912年－1962年） |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 |
| 配偶 | 叶霞翟 （1947年结婚—1962年结束） |
| 获奖 |  韩国建国勋章之独立章（1999年8月追赠）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中华民国 |
| 服役 |  中华民国陆军 |
| 服役时间 | 1924年－1959年 |
| 军衔 |  一级上将 |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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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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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是东征、北伐、统一、剿匪、抗战、戡乱、保台诸战役，全程参与的唯一黄埔学生。抗战期间，胡宗南曾经主持陆军官校第七分校，地点在王曲。校中有两幅重要对联，一为“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另一为“铁肩担主义，血手著文章”。前者原出现于广州黄埔，后者出自胡宗南的壮怀，皆为黄埔精神精义所在。
由于胡宗南骁勇善战，深谋远虑，善于统御军心，加之又深得蒋中正的宠爱，便得以在短短的十年军事生涯中，在西北迅速站稳了脚跟，成长为威震大西北的一代悍将。
连战指出，他的父亲连震东与胡宗南曾在西安相处多年。在战时干部训练团担任教官的连震东，与胡宗南更在1959年成立的国防研究院中同为第一期研究员，两家人过去交往甚密。[2]
祖籍浙江宁波镇海，3岁时随家迁孝丰（今属湖州安吉县）。青年时代曾追随斧头帮王亚樵。1920年入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暑期学校，结识张其昀、缪凤林。1924年6月进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曾因身高未达1.6米未被录取，经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特许被录取，1925年毕业，被分配在军校教导第1团第3营第8连任少尉见习；其后胡曾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
1932年，胡宗南参与组织力行社和复兴社，居“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1935年7月，胡宗南率军坚守松潘县城，红军久攻不下，被迫绕道过草地，在草地因恶劣行军条件损失惨重。1937年4月12日，第一军胡宗南部由陕西调往徐州，负责徐州、蚌埠一带治安[4]:5402。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1937年冬，胡宗南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军团长；其后担任国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号称“西北王”。胡宗南以四十万军队驻陕西西安，胡宗南在西安有三个住处，兴隆岭、小雁塔的战区长官部、以及幽会红粉知己的东仓门公馆，号称<狡兔三窟>。
| 整编前 | 整编后 | 备注 |
|---|---|---|
| 第一军(第1，第78，第167) | 第一军(第1，第78，第167) | |
| 第三军(第7，第12，新3) | 第三军(第7，第32) | 新3师撤编，第12师调归第十七军，新七军暂25师改称第32师调入 |
| 第十六军(第109，预1，预3) | 第十六军(第109，第22，第94) | 预1师、预3师分别改称第22师，第94师。 |
| 第二十七军(第45，第46，预8) | 第47、暂4 | 1944年底原辖第45师、第46师调归第五十七军；原辖预备第8师改隶暂编第五军。裁撤的暂编第四军所属第47师、暂编第4师改隶第二十七军。 |
| 第三十六军(暂15，暂52，暂59) | 第三十六军(第28，第123，第165) | 暂15师改称第31师拨归第二十七军；暂52师改称第48师拨归第十七军；暂59师改称第123师；第九十军第28师、第八十军第165师拨入。 |
| 第四十二军(第191，预7) | 第四十二军(暂58，预7) | 第191师与第九十一军暂58师对调。 |
| 第五十七军(第8，第45，第46) | 1945年4月第五十七军撤销。第8师由临潼空运云南沾益，拨归第五十四军。第45师拨归第五军。第46师撤编，改为新兵教导师。 | |
| 第六十七军(新26，骑7) | 第六十七军(新2旅，骑7) | 新26师裁减 |
| 第七十六军(第24，暂57) | 第七十六军(第24，第135) | 暂57师改称第135师 |
| 第八十军(第165，新27，新37) | 该军及新27师、新37师裁撤，第165师拨归第三十六军 | |
| 第九十军(第28，第53，第61) | 第九十军(第53，第61) | 第28师拨归第三十六军 |
| 第九十一军(暂58，骑10，新4) | 第九十一军(第191，新4) | 骑10师撤销。暂58师与第四十二军第191师对调。 |
| 新二军(新45，新46) | 新二军(新45，新46) | |
| 新七军(暂24，暂25，暂26) | 新七军及暂24师、暂26师撤销；暂25师改称新32师拨归第三军 | |
| 暂四军(第47，暂4) | 该军与暂4师裁减，第47师改隶第二十七军。 | |
| 暂五军(预8，新41) | 全部撤编 | |
| 骑三军(骑9，新骑7) | 骑9 | 骑三军及新骑7师撤销 |
1947年1月15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赴郑州晤参谋总长陈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检讨战局，研究作战方案[4]:8266。
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预谋奇袭延安，因胡宗南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是中国共产党间谍（与胡宗南部属申健及陈忠经被周恩来共称中共情报“后三杰”），胡宗南的军事行动遂被共产党掌握。胡宗南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晖是匪谍[5]。
1947年2月9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三原召开作战会议，布置进攻关中地区[4]:8283。2月28日，蒋飞抵西安，部署对延安军事进攻[4]:8297。中共得到秘密情报，部署延安紧急疏散[4]:8297。3月1日，蒋召见胡宗南，研讨进攻延安计划[4]:8299。3月12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到宜川、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三路进攻延安[4]:8310。蒋命胡宗南以25万兵力进攻延安。3月19日，西北野战军放弃延安[4]:8316。胡宗南的第一军收复延安，因战功升为陆军上将并授予二等宝鼎勋章。胡宗南占领延安一年中，始终找不到中国共产党主力，由于机要秘书熊向晖共谍暗中通报，国军于青化砭、羊马河及蟠龙镇三次战役 - 蟠龙镇军部粮弹后勤被共产党部队击败，再败于沙家店战役。宜川战役中，刘戡和严明皆阵亡，旅长李纪云、李昆岗被俘，4月21日整编第十七师撤出延安。1948年6月，蒋介石视察郑州、西安，并在西安召集军事会议，面授胡宗南主任应变机宜，留三日返回南京[6]:55。10月10日，胡宗南为挽救荔北败局，从耀县、兴平、潼关等地急调整编第一师、第六十五师、第九十师、第七十六师等部，共3个旅90,000馀人，进行反击[4]:8694。是日，先头部队进至大荔北柳池营、中山地区，被解放军击退[4]:8694。
1949年4月10日，胡宗南到溪口[7]:181。5月，胡宗南部队于扶郿战役中遭受沉重打击后，损兵折将超过10万馀人。5月20日，西安撤守[7]:206。部队陆续撤退至秦岭及巴山地区。12月7日，派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8]。胡手下剩三个兵团，不久第七兵团裴昌会在德阳降共；第十八兵团李振在成都降共；第五兵团李文在雅安被围剿，只有少数人逃往了西昌。12月16日，胡宗南由成都飞到海南岛榆林港[7]:283。12月20日，胡宗南部队决定放弃成都[7]:284。12月22日，蒋介石清晨4时即起床，亲函胡宗南指示方针，及今后空军与其进行途中详尽联络方法[7]:285。因其丧师失地以致全军覆没，下令他与西昌共存亡。12月30日，胡宗南由海南岛飞往西昌，准备收拾残局[7]:287。
国防部副参谋总长郭寄峤向蒋介石表示：“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背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蒋介石派机接胡回台北。1950年3月26日，胡宗南于西昌机场搭专机飞往台北，并调任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同年5月11日，监察院山陕甘监察使主任李梦彪等46名监察委员联名对胡宗南提出弹劾，以其“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机最巨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六个月后，国防部军法处宣布“监察委员李梦彪等弹胡宗南各项，均与事实相反，俱不能成立”，“自无若何刑责，足资论究。……应予不付军法会审。”终因蒋介石庇护而失败。
1951年5月30日，胡宗南给行政院院长陈诚上书：“请以现在台湾、香港之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的义民三万人为基础，成立三个野战挺进纵队，施以必要之军事战斗技术，及实施游击所需之技能……深入浙、闽、赣、苏各省边境，建立基地。”[9]:1958月，身在台北的胡宗南，化名秦东昌[10][11]出任江苏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乘船前往大陈岛赴任。仍复职指挥沿海游击队与解放军作战。1952年，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不过辖区只有浙江沿海少数离岛（主要为大陈列岛、一江山、披山、头门山、渔山、南麂）。
1955年，胡宗南再赴澎湖任澎湖防卫司令官。1959年，胡宗南退役，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62年2月14日病逝，年65岁。1962年6月，蒋介石亲临胡宗南将军灵堂致祭[12]，最后将之葬于阳明书屋境内中兴路旁。
郝柏村提到：“抗战期间，胡将军驻节西北重镇西安，彭孟缉将军时任西安炮兵旅长，要见他得依例先登记候约。但到台湾后，彭将军任参谋总长，胡将军任陆军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彭总长到澎湖视察时，胡将军都亲迎机场，对这位老部下兼新长官，执行部下之礼甚恭，彭总长连声说不敢当。两位对军中伦理和阶级服从，都立下完美的榜样。”[3]
曾在大陈岛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陈和贵，忆及当年总是不解胡宗南为何不搭吉普车而宁愿步行爬过山头洽公，事后胡宗南表示：“这里的汽油比台北贵了1倍。”王曲第7分校19期学员孟兴华表示：“校长（胡宗南）自请赴大陈岛打游击战，又自行请命驻守澎湖，完全实践了黄埔人忍辱负重的精神。”[2]
旌忠状
兹有 陆军一级上将胡宗南 于民国 五十一 年 二 月 十四 日 在 台湾台北积劳病故
忠贞为国 殊堪旌扬 特颁此状 永垂示范
此状
总统 蒋中正
行政院长 陈诚
中华民国 五十一 年 二 月 十五 日
典玺官 唐振楚
郝柏村在《胡宗南上将年谱》序〈黄埔精神的典范--胡宗南上将〉，写到：“胡宗南是黄埔一期最年长的学生，入学时已28岁（当时学生平均年龄应为20岁），曾有社会经验，毅然携笔从戎，故在先天上，他是黄埔一期最成熟的学生。历经四大战役，他的升迁在黄埔子弟中首屈一指，毕业后两年（民国16年），就当了师长，从带40人的排长，升到带一万人的师长。尔后从第一师、第一军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先后统兵达百万，而在蒋公心目中，直以接班人之势期许之，乃因他是黄埔精神的标竿。”[3]
胡宗南于中华民国陆军史上，创下黄埔军校毕业生的五个第一：担任军长、兵团总指挥、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乃至升任将军均拔得头筹，他也是唯一一位迁台前即获第三颗将星的黄埔生。与戴笠不仅同被外界名列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且传为1932年3月成立于南京的“蓝衣社”骨干。[14]
中国共产党《福建党史月刊》写到: “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著名的上将军之一，黄埔一期毕业生。周恩来曾评价说：
“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
胡宗南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为什么自己在占尽天时地利的条件下，还是输给了农民出身的彭德怀。他至死也没弄明白。对此，彭德怀一句话点破了天机：人和。历史就是如此，“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无论你曾经多么强大，多么显赫，都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13]
《文史天地》2012年第5期载：“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和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在黄埔系军事集团中，凭着蒋介石对他的赏识，第一个晋升为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名震一时的‘西北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最了解胡宗南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认为争取了胡宗南，就可影响一大批国民党将领，可以影响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三次开展对胡宗南的统战工作。”[15]
西北解放之后，蒋介石对胡宗南的评价为：“志大才疏”。
胡宗南次子胡为善解释：“因为父亲和中共交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在内战时期的经历被传播得比较多，相反，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战役却很少被提及，很多人都以为他对抗日根本没做什么事情，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父亲带领部队在淞沪战场坚守了6周，而他们的牺牲也极为惨烈：4万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1,200人。当时著名报人张季鸾说：‘第1军为国之精锐，如此牺牲，闻之泫然。’”[16]
胡为善强调：“西峡口战役（豫西鄂北会战）”是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役，从1945年3月29日一直打到8月4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在1945年9月22日上午9点，父亲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赴郑州，接受日军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的投降。投降仪式结束后，鹰森孝问我父亲，近期河南西峡口战役，贵方一位孔副营长，利用反斜面作战，歼灭了我们很多部队，我很想跟这位营长见面。父亲经查证，知道这名副营长的名字叫孔令晟。这时孔令晟刚好在外地受训，父亲因而对孔令晟印象深刻。他曾有意调孔令晟到长官部，希望孔令晟能接替熊汇荃（即熊向晖）的职位，但孔令晟表示，不愿意做参谋，只愿意带兵打仗，父亲只好打消此意。孔令晟后来曾出任蒋介石之侍卫长、海军陆战队司令等职。他现在仍在世，已有90多岁。”[16]
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中共在国民党军政要员边安插不少间谍，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3人是胡宗南为国府培养的人才，而后被吸收、成为中共情报后三杰。其中熊、申两人早已过世，近来才有陈忠经消息传出，他早以99岁高龄（2014年7月13日）病逝，陈忠经兄弟─陈琳29日于《光明日报》忆述，其兄长身为红色情报人员的生平，披露若干未曝光内幕，也为国民党溃败下了历史注脚。文革期间，陈忠经的身分让他饱受打击，他被视为“敌特”，被打得遍体鳞伤，若非周恩来的保护，他早以“潜伏胡特”之名被杀。文革结束，胡耀邦为他平反，请他出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顾问、副部长，同时他还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客座教授，2009年起因病长期住院直到过世。[17]
陈琳说，1938年至1940年，熊、陈、申等3人逐步深入胡宗南身边，秘密受命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陈忠经有一特殊背景，非熊、申二人所拥有。1949年之前，陈父陈延晖长期担任国军高级将领徐永昌幕僚。陈忠经就充分利用这层人脉，抬高身价、巩固在胡宗南身边的地位，同时探听国民党高层的最新动态。某次，陈忠经被戴笠的手下拦住，他灵机一动，上前狠狠打了拦路军官耳光，大骂“你想造反吗？”并顺手掏出一张公文表示，“我是省党部执行委员，奉胡长官命令到各地视察党务。你要造胡长官的反吗？你是不是共产党？”对方看情况不对，连忙让路。[17]
期间，陈忠经曾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支团书记、申健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西京分团书记、熊向晖则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侍从副官。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培养接班人选，派三人赴美深造；周恩来接获汇报时提到：‘胡宗南保荐他们去美国留学，中央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得益的是我们。’三人赴美后，国府1947年9月在北京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与电台，逮捕不少中共党员，还包括在西安与熊、陈、申3人秘密接洽的联络人。[17]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暗指胡宗南“可能”是“红色代理人”，“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蒋还派胡主持‘反攻大陆’的工程，包括派人潜入大陆，都一一惨败。”巧合的是，中国大陆的《炎黄春秋》杂志在2007年6月号上登载了朱汉生名为《胡宗南的未遂起义》的文章，表示胡宗南确有接近中国共产党。
这导致胡宗南的后人及旧部属孔令晟等群起抗议。此书原本计划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刊行；2006年3月28日，胡宗南之子胡为真（时任中华民国驻新加坡代表）透过远流出版事业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表达对本书不满：“为了维护父亲名节，什么事都可以做；出版前是朋友，出版后是敌人。”
张戎在书中提及当年国军将领胡宗南将军，是共产党卧底的间谍，针对台北有人提出反论，张戎表示，她也听说了，因为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曾经跟她连络过，但这是她根据当年胡宗南打了一系列战役的资料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张戎指出，有人说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才是共产党卧底，所以胡宗南是冤枉的，其实熊就是共产党，但他在1947年时就离开胡宗南到美国去了，之后又发生许多事情，包括毛泽东遇险又脱险的事，都在她书中有著墨，那时熊已经不在胡宗南身边了，可是后来胡宗南攻打延安的一系列战役，都让人对胡宗南起疑。张戎说：“熊向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但不能断定胡宗南不是。”[18]
在其身后50馀年，长子胡为真亲自规画、修订，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推出传记《一代名将胡宗南》、《胡宗南上将年谱》等4部作品，除了在黄埔建军90周年之际，以此系列书纪念黄埔军魂，也为涉及胡宗南的不实传言正视听。胡为真指出，当年老蒋总统曾打算以西昌作为反共的最后根据地，胡宗南当时虽认为军队入川将难保，但仍秉持“服从领袖”精神入川，损兵折将超过10万馀人。曾打算死守西昌的胡宗南，根据当时情势在与蒋经国深谈后，促成台湾作为反共根据地的结局，而老蒋也一纸令下要胡宗南弃守西昌来台。[2]
胡宗南的妻子是叶霞翟。胡宗南曾多次于蒋介石面前，为戴笠说项，戴笠也投桃报李，介绍其女门生叶霞翟与胡宗南相识，两人于1937年订婚。不料抗战爆发，胡宗南誓言抗战胜利才成家。由于胡、叶两人并未对外公布婚讯，之间还曾发生蒋夫人宋美龄有意撮合，胡宗南与“孔二小姐”孔令伟的一段插曲。再此，胡宗南在大陆也有两个妻子，也有后代。[来源请求]胡、叶两人直到1947年结婚，此时新郎已51岁、新娘也34岁，夫妇俩的长子即为国安会前秘书长胡为真。[14]
胡为真表示，自己前几年才发现父亲担任澎湖防卫司令时，薪水总是分为3等分，一部分是私款拿来公用，一分寄回家要养的部下。透过多年来梳理父亲的资料，以及昔日故旧的分享，胡为真表示：“希望让世人对我父亲的不了解，得到澄清。”[2]
胡为美认为：“古人说盖棺论定，幼小的我们不懂这些，只记得当时的场面，记得母亲椎心的哭泣声。父亲一生不为自己打算，走后家无恒产，母亲面对现实，积极果断地决定外出工作，以抚育我们四个孩子。不为国家增加负担。母亲是美国威斯康辛麦迪森校区的政治学博士，最终选择办学，继承父亲教育救国的遗志。应邀协助曾经担任过教育部长、与父亲生前教育理念一致的好友张其昀博士，创办私立文化学院研究所，（现文化大学前身，初创时一度命名私立远东大学），并且兼任家政研究所主任，校址选在阳明山山仔后，从此开始了她献身教育事业、早出晚归的职业妇女生活。而晓峯先生为了纪念父亲当年所说：‘中国复国的人才需要具有哲学，科学，兵学与品德的修养。’将文大训练新生的大讲堂，定名为宗南堂，并一度陈列了父亲生前所有的勋章、遗墨、配戴过的武器、纪念品等，以激励学子，告慰父亲在天之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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