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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人体实验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用大量囚犯进行的一系列不人道的人体试验。囚犯主要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包括犹太儿童，亦有部份吉卜赛人、苏联战俘和非犹太裔德国的残疾人士。这些人体试验在主要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纳粹集中营里进行。囚犯被迫参加实验，相关实验导致大量死亡、毁容或永久残疾，被视为医疗折磨的例子。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在亲卫队的首席精神病学家爱德华·维尔特[1]指导下，选定囚犯进行各种危险实验，以帮助德国军人开发新式武器、寻找使受伤军事人员复原的方法，并推动第三帝国的种族思想。[2]
纳粹军医艾瑞伯特·海姆在茅特豪森－古森集中营进行了类似的医学实验[3]。外科医生卡尔·瓦内特则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尝试以向睾丸处注射合成激素的方式来治疗同性恋囚犯[4]，他的研究经由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批准[5]。二战结束后，这些罪行在纽伦堡后续审判中医生审判被定罪，并以审判的结果订立纽伦堡守则作为人体试验的医疗道德守则[6]。
双胞胎实验的建立是为了显示双胞胎遗传的相似性和差异，以及测试人体能否被非自然的方式受控制。领导实验的是约瑟夫·门格勒，1943年至1944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使用近1500对被关押的双胞胎进行研究，大约只有不到200人存活。[9]门格勒实行双胞胎的遗传实验，并尝试缝纫双胞胎在一起以创造连体婴。[10][11]
大约从1942年9月到1943年12月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进行实验研究肌肉及神经再生和骨骼移植。实验者在不被麻醉的情况被移除肌肉和神经，造成强烈的痛苦及永久伤残。[12]
在1942年中在巴拉诺维奇，一个被纳粹亲卫队保安处人员占用的私人住宅中，一个11至12岁的男孩被紧绑在椅子上，他的上面是一个机械锤，每隔几秒敲击在他的头上。这个男孩被残酷地折磨。[13]
为了测试人体是否先天拥有对结核的抗体以及研究结核疫苗，在诺因加默集中营研究人员将结核杆菌注射入囚犯肺部。约200名成年受试者死亡。[14]1944年10月，亲卫队官员奥斯瓦尔德·波尔下令杀害结核测试中20名五岁至十二岁的犹太儿童，以防止盟军找到结核病测试的证据。[15]
1941年，纳粹德国空军进行人体低温实验研究预防和治疗低体温症的方法。实验中囚犯要在冰水水池中忍受长达五小时。
另一项研究将囚犯赤裸地放在-6℃（21℉）的户外数小时，借此研究暴露在极冷环境对身体的影响。研究人员还测试不同方法令生存者复温的效果，[17]包括将他们放在裸体的吉卜赛女人之间，以“性刺激”使他们复温。[18]
纳粹的低温实验模拟德国军队在东线遭受的寒冷天气，以帮助军队应对环境。不少苏联战俘被成为实验品，研究他们的身体是否天生就能御寒。研究主要在达豪集中营和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亲卫队设在达豪集中营的西格蒙德·拉舍尔医生在1942年的医学会议上，向亲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报告低温实验的结果。[19]报告指出大约100人在这些实验中死亡。[20]
在1939年9月至1945年4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进行化学武器的实验，研究最有效治疗芥子气所造成的伤口的方法。实验者将囚犯暴露在芥子气和其他糜烂性毒剂（如路易氏剂），造成严重的化学烧伤。受害者的伤口被测试，以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21]
从1942年7月左右到1943年9月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进行了实验，研究磺胺类药物的有效性，[22]囚犯的伤口感染各种细菌，如链球菌、产气荚膜梭菌、破伤风梭菌[23]为了模拟战场上士兵的伤口，囚犯的伤口两端被打结，中断血管的血液循环。实验者用磺胺类及其他药物治疗感染，以测试其有效性。
在1944年7月至1944年9月左右在达豪集中营进行实验，研究各种方法使海水变得可饮用。大约90个吉卜赛人没有被提供食物，只能饮用海水，这使他们身体机能严重受损。[19]在严重脱水的情况，一些人看见其它人舔刚被拖洗的地板，试图饮用地板上的淡水。[24]
1933年7月14日，通过强迫患有精神分裂症、酗酒、精神错乱、失明、耳聋和身体畸形的人绝育的法例以“预防后代基因缺陷”。法例透过强迫缺陷的人绝育用来鼓促进雅利安人种的增长。[25]法例通过2年后，1％的17至24岁之间的公民已被绝育。4年过后，绝育人数上升至三十万人。[26]从1941年3月至1945年1月，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和其他地方进行一系列绝育实验。[21]这些实验的目的是开发一种新方法，将百万计的人用最少的时间和成本绝育。这些实验以X射线、各种手术和药物治疗进行，数以千计的受害者在实验中被绝育。除了实验，纳粹政府将40万人绝育作为其强制绝育计划的一部分。[27]静脉注射含有碘和硝酸银的绝育方法是成功的，但带来有害的副作用，如阴道出血、严重腹痛和子宫颈癌。[28]放射治疗成为纳粹政府的另一选项，暴露在大量辐射能摧毁一个人产生卵子或精子的能力。辐射绝育则透过欺骗的手段进行：囚犯被带入一个房间填写表格，历时两到三分钟。在这段期间，房间被注入大量辐射，被蒙在鼓里的囚犯已经因此完全失去生育能力，许多囚犯遭受严重辐射灼伤。[29]
1943年12月至1944年10月之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实验测试各种毒药的效果。实验者暗中在实验对象的食物中施加毒药。受害人会被毒死或直接被杀害，以进行验尸研究毒药的毒性。1944年9月，实验对象被有毒的子弹枪杀，及受尽酷刑，造成大量死亡。[21]
从1943年11月至1944年1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进行实验，以测试各种药物制剂对治疗磷烧伤的效果。实验对象的烧伤由含有磷的燃烧弹造成。[21]
在1942年，在达豪集中营使用了至少200名囚犯，进行高海拔实验，以帮助德国飞行员应对在紧急情况下弹射在高海拔地区的情况。囚犯被放在一个模拟在海拔高达2万米（66000英尺）气压的低压室。传言指实验中幸存者的大脑被活体解剖。[30]200个实验对象中，有80人当场死亡，其他人则被处决。[19]
许多囚犯因纳粹的实验而死亡，也有许多被杀，进行验尸完成研究。[31]幸存者也多数患有永久性残疾和精神上的困扰。[19][32]于1947年8月19日，美国政府对当时进行实验的纳粹医生提出起诉。早前遭盟军逮捕的医生们被法庭传唤受审，也就是俗称的“医生审判”（Doctor's Trial）。在回答法官的审问时，一些医生为自己辩护时认为，（当时）没有任何没有任何国际法曾对医学实验设下明确的规范和限制。
这备受争议的问题，早于1900年在德国的医学界就已出现，艾伯特奈瑟博士在治疗梅毒患者的临床试验中，未经感染者（主要是娼妓）同意，向她们注射梅毒。[33]。尽管大多数学术团体支持奈瑟，但是公众的主流意见是反对奈瑟的行为。虽然奈瑟被英国皇家纪律法院罚款，但“以法律为基础，规管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契约关系”没有被德国法律采用。[33]最终，宗教领袖、教育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等官员对政府提出建议，主张若“当事人未成年或有其他原因不能胜任”或者当事人在“恰当地被告知和解释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后，没有给出“明确的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以诊断、治疗、防疫外为目的的医疗处置措施（包括临床试验）应予明令禁止。但这些建议仅供参考，没有法律效力。[33]
为了解决这些人体实验带来的争议和道德问题，医学界一些人士起草了一个备忘录，名为“可被允许的医学实验（Permissible Medical Experiment）”，即是纽伦堡守则的初型。[34]守则提出医学实验的标准，包括自愿同意的受试者，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实验必须没有造成死亡或残疾[35]守则没有在任何对被告的调查中被引用，也没有加到德国或美国的医疗法例。
由于这些人体实验前所未有，在某些程度上具开创性，并提供当代对于人体冷冻反应等项目的相关知识。[24]同样，采用大日本帝国陆军的731部队生物武器的测试结果也引起争议。[36]然而，731部队的测试结果一直由美国保存，直到大部分涉及的医生被特赦。[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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