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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卡贝尔·布雷肯里奇（英语：John Cabell Breckinridge，1821年1月16日—1875年5月17日）是美国律师、政治家、军人。1851年至1855年间，他曾代表肯塔基州在联邦众议院出任议员。1857年至1861年间，他成为美国第14任副总统，上任时年仅36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统。1860年，他曾代表南方民主党人挑战总统宝座。南北战争爆发期间，他在联邦参议院担任议员，但在加入美利坚联盟国（邦联）后被驱逐。1865年，他获委任为美利坚联盟国战争部长。
| 约翰·C·布雷肯里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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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年马修·布雷迪绘画的肖像 | |
 第14任美国副总统 | |
| 任期 1857年3月4日—1861年3月4日 | |
| 总统 | 詹姆斯·布坎南 |
| 前任 | 威廉·鲁福斯·金 |
| 继任 | 汉尼巴尔·哈姆林 |
| 第5任美利坚联盟国战争部长 | |
| 任期 1865年2月6日—1865年5月10日 | |
| 总统 | 杰佛逊·戴维斯 |
| 前任 | 詹姆斯·塞登 |
| 继任 | 职位撤销 |
| 肯塔基州美国参议院议员 | |
| 任期 1861年3月4日—1861年12月4日 | |
| 前任 | 约翰·J·克里滕登 |
| 继任 | 加勒特·戴维斯 |
| 美国众议院议员 来自肯塔基州第8选区 | |
| 任期 1851年3月4日—1855年3月3日 | |
| 前任 | 查尔斯·S·莫尔黑德 |
| 继任 | 亚历山大·基思·马歇尔 |
| 肯塔基州众议院议员 来自费耶特县 | |
| 任期 1849—1850 |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约翰·卡贝尔·布雷肯里奇 1821年1月16日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 |
| 逝世 | 1875年5月17日（54岁）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 |
| 墓地 | 列星顿公墓 |
| 政党 | 民主党 |
| 其他政党 | 南方民主党（1860） |
| 配偶 | 玛丽·赛琳娜·伯奇（1843年结婚） |
| 儿女 | 7名 |
| 亲属 | 布雷肯里奇家族 |
| 学历 | |
| 签名 |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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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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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役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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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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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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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肯里奇出生于肯塔基州列克星敦附近一个显赫的家庭。他曾经在1847年美墨战争期间以非战斗人员身份服役。1849年，他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肯塔基州众议院议员，会上采取拥护州权、反对联邦损害奴隶制的立场。1851年，他当选联邦众议员，并与史蒂芬·阿诺·道格拉斯结盟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1854年，由于州议会重新划分选区，令他感到连任希望变得渺茫，于是决定在任期届满时卸任。在1856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获提名为副总统，以平衡以詹姆斯·布坎南为首的选票。最终民主党胜出选举，布坎南坐上总统宝座，但身为副手的布雷肯里奇却对前者影响不大，而且作为参议院议长的他更无法在辩论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和布坎南一起支持承认堪萨斯州为蓄奴州、而非交由人民公投决定的莱康普顿宪法，导致了民主党的分裂。1859年，肯塔基州议会挑选布雷肯里奇为联邦参议员约翰·J·克里滕登的继任人，后者任期于1961年届满。
南方民主党人退出18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南北双方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分别举行各自的代表大会，北方人提名道格拉斯为总统候选人，南方决定由布雷肯里奇出战。第三党宪法联邦党则提名田纳西州政客约翰·贝尔。三人平分了南方的选票，而反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在北方几乎赢得所有选举人票，从而胜出总统选举。布雷肯里奇所得的选举人票则排行第二。他在离任副总统后成为参议员，敦促各方妥协以维护联邦。联邦主义者控制了肯塔基州议会，并在邦联军队进入该州时取得更多支持。
1861年9月，布雷肯里奇背弃联邦转投邦联，并获提拔为准将；12月，联邦参议院通过决议，宣布他为叛徒并逐出参议院。1862年夏罗之役后，他晋升为少将，于10月获分配到布雷斯顿·布拉格领导下的密西西比军团。后来，布拉格指控布雷肯里奇喝醉酒而导致查塔努加和斯通斯河战事失利，布雷肯里奇则联合其他高级军官一同反批评布拉格。1864年，他获邦联总统杰佛逊·戴维斯指派为跨亚利加尼部负责人，再于同年取得其军旅生涯中一场重要胜仗——纽马克特之战。在雪兰多亚河谷参加由具伯·尔利中将指挥的战役后，布雷肯里奇获派保卫田纳西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补给。1865年2月，戴维斯任命他为战争部长，然而他已得出邦联事业无望的结论，反力劝戴维斯安排投降。首都列治文陷落后，布雷肯里奇并未销毁邦联的档案和记录，使得这些资料得以流传后世。他接著南下逃亡，经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在佛罗里达州坐船前往古巴，最后辗转抵达英国，在国外生活了三年多。
1868年年末，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宣布大赦所有前邦联成员。身处加拿大的布雷肯里奇得知消息后南下返国，最终抵达家乡勒星顿。回到肯塔基州后，他回绝了所有希望他重返政坛的请求，并重新担任律师。由于战争时的旧伤导致他身体健康逐渐走下坡，即使经历多次手术亦无法改善其病情。1875年5月17日，他因病情急速恶化而去世，享年54岁。他的遗体被安葬于列星顿公墓。布雷肯里奇被认为是位卓有成效的军事指挥官，另一方面，虽然他在肯塔基州和其他南方各州很受欢迎，但在北方却被不少人辱骂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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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卡贝尔·布雷肯里奇在1821年1月16日于肯塔基州列克星敦附近的家族庄园“荆棘山”（Thorn Hill）出生[1]。约翰的父亲是约瑟夫·卡贝尔·布雷肯里奇，曾任肯塔基州众议院议长，并在他诞生前获任命为州务卿[2]。约翰的母亲是玛丽·克莱·布雷肯里奇（Mary Clay Breckinridge），是长老会牧师、汉普登-悉尼学院创办人塞缪尔·斯坦霍普·史密斯之女，亦是美国开国元勋约翰·威瑟斯庞之孙[1]。约翰在家中排行第四，是家中独子，上有三个姊姊，下有两个妹妹[3]。2月，即约翰出生一个月后，布雷肯里奇一家随州长约翰·亚岱尔搬往法兰克福的州长官邸，好让约翰的父亲更有效地履行州务卿职责[4]。
1823年8月，一种名为“流行热”（the prevailing fever）的疾病袭击法兰克福，于是约瑟夫带著孩子们前往列星顿与其母一同避疫[4]。约瑟夫后来回到法兰克福，但夫妻二人不幸染疫，最终约瑟夫因病离世，玛丽则存活[5]。由于约瑟夫留下的资产不多，不足以偿还债务，于是约瑟夫的母亲便建议玛丽离开法兰克福、重回列星顿与孩子们一同生活[6]。约翰在列星顿生活期间就读于伍德福德县的皮斯加学院[7]。祖母向他传授了亡夫约翰·布雷肯里奇的政治哲学[8]；约翰·布雷肯里奇曾在美国参议院任职，并在托马斯·杰斐逊总统麾下担任司法部长，又在1798年担任州议员时提出强调各州权利和赞同废止论的肯塔基决议案，以抗议联邦政府的《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8][9]。
1832年，约翰的母亲和祖母发生争执，后来约翰、妹妹莱蒂西娅（Laetitia）和母亲三人搬往丹维尔，与另一名妹妹弗朗西斯（Frances）和其夫约翰·C·杨一同生活[10][11]。杨是中央学院的校长，而约翰的叔叔威廉·布雷肯里奇（William Breckinridge）亦在该校执教鞭，促使约翰在1834年11月入学[8]。他的同学包比利亚·马戈芬、威廉·伯尼、西奥多·奥哈拉、托马斯·莱奥尼达斯·克里滕登、杰里迈亚·博伊尔等[11][12]。1838年9月，约翰取得文学士学位，接著便在新泽西州的新泽西学院（现普林斯顿大学）以“驻校毕业生”身份渡过冬天[13][14]。1839年年中，他回到肯塔基州，并在法官威廉·奥斯利那里攻读法律[14]。1840年11月，他直接在列星顿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学修读第二年法律课程，讲师包括两位肯塔基州上诉法院成员——乔治·罗伯逊和托马斯·亚历山大·马歇尔[15]。1841年2月25日，他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并获准于翌日执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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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肯里奇决定留在列星顿并在当地执业，又从同窗托马斯之父约翰·J·克里滕登的图书馆借走法律书籍[17]。他随后觉得在列星顿执业的律师太多，于是改往法兰克福，却在当地找不到办公室[18]。1841年10月10日，情场失意的旧同学托马斯·W·布洛克（Thomas W. Bullock）与布雷肯里奇一同前往艾奥瓦领地寻求更好的机会[18]。向西行进时，两人考虑在布雷肯里奇在伊利诺伊州杰克森维尔继承的土地上定居，但他们发现当地法律界里有很多能人，例如史蒂芬·阿诺·道格拉斯和亚伯拉罕·林肯[19]。两人继续朝爱荷华伯灵顿的方向前进；到了1842年至1843年冬天，布雷肯里奇向家人报告，称他公司处理的案件比伯灵顿其他律师事务所还要多[20]。在布洛克和爱荷华领地居民的影响下，布雷肯里奇认同民主党的理念[21]。1843年2月，他获民主党任命为得梅因县民主党委员会成员[21]。肯塔基州的布雷肯里奇家族大多是辉格党人；当叔叔威廉得知侄子的政治取向后，便宣称：“我的感觉就像我听说自己女儿被侮辱了一样。”[22]
1843年5月，布雷肯里奇重返肯塔基州[23]。为了缓和母亲与布雷肯里奇家族的关系，他耗费了更长时间留在当地，而在感染流行性感冒后他亦决定留下渡过夏天，而非回到寒冷的爱荷华领地[23]。在家时，他遇到了布洛克的表妹玛丽·赛琳娜·伯奇，并迅速堕入爱河[23]。9月，两人订婚[23]。10月，布雷肯里奇前往爱荷华领地并结束当地的法律业务，然后返回肯塔基州并与托马斯的堂兄塞缪尔·布洛克（Samuel Bullock）建立法律伙伴关系[24][25]。12月12日，布雷肯里奇与伯奇成婚，并定居在肯塔基州的乔治敦[23]。这对夫妇育有六个孩子：约瑟夫·卡贝尔（Joseph Cabell，生于1844年）、克利夫顿·罗德斯（生于1846年）、弗朗西斯（Frances，生于1848年）、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生于1849年）、约翰·威瑟斯庞（生于1850年）、玛丽·德莎（Mary Desha，生于1854年）[23]。布雷肯里奇对自己作为律师的能力充满信心，于1845年举家搬回列星顿，并与律师詹姆斯·B·贝克结成伙伴关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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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墨战争的支持者，布雷肯里奇希望获肯塔基州著名民主党人威廉·奥兰多·巴特勒少将任命为参谋，可惜事与愿违，巴特勒只提供无薪助手的职位，甚至建议他拒绝[27]。1847年7月，布雷肯里奇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大规模军事葬礼上致辞，悼念在布埃纳维斯塔之战中阵亡的肯塔基人[28]。此番演说让肯塔基州的辉格党参议员亨利·克莱流下眼泪（其子小亨利·克莱亦在死难者之列），并启发了诗人西奥多·奥哈拉写下《亡者的露宿地》[28]。
1847年8月31日，在肯塔基州州长威廉·奥斯利要求增设两个团后，布雷肯里奇再次申请进入军事委员会[29]。奥斯利的顾问鼓励这位辉格党州长至少委任一名民主党人，而辉格党参议员约翰·J·克里滕登支持布雷肯里奇的申请[30]。9月6日，奥斯利任命曼利厄斯·瓦列利乌斯·托马森为上校，托马斯·莱奥尼达斯·克里滕登为中校，布雷肯里奇为肯塔基州第3步兵团少校[29][30]。第3步兵团于11月21日离开肯塔基州，并于同月21日抵达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维拉克鲁兹[31]。当维拉克鲁兹爆发严重的黄热病疫情后[32]，第3步兵团便匆忙离开，赶往墨西哥城[31]。报告显示，布雷肯里奇在进军期间只有两日是骑马代步，其馀时间都是步行，并让疲惫的士兵坐在他的马上[31]。12月18日，第3步兵团抵达墨西哥城，但此时战斗已接近尾声；直至1848年5月30日为止，他们没有参加任何战斗，只是作为占领军留守该城[31][33]。
在温菲尔德·斯科特针对吉迪恩·约翰逊·皮洛发起的调查法庭上，布雷肯里奇被任命为皮洛的助理律师，原因在于布雷肯里奇的法律专业知识比他的军事训练更受欢迎[34][35]。为了破坏斯科特的总统野心，皮洛和他的支持者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信件，将美军胜出康崔拉斯之战和楚鲁巴斯科之战的功劳归于自己，而非斯科特[36]。另一方面，为了撇清关系，皮洛说服一名下属，让他宣称原本由皮洛撰写的信是出自自己手笔[36]。历史学家兼布雷肯里奇传记作者威廉·C·戴维斯认为，布雷肯里奇“最不可能”知道皮洛阴谋的细节[36]。布雷肯里奇在诉讼期间只盘问了一些证人，记录亦显示皮洛在庭审期间选择自我代表[35][36]。
第3步兵团于7月16日返回路易维尔，并于21日退伍[37]。征战墨西哥期间，这支千人团共有百多名士兵因病去世[28]。虽然布雷肯里奇没有参与战斗，但这次的兵役服务却成了他在肯塔基州政治前景的资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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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肯里奇1844年总统选举为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站台[37]。当法律伙伴抱怨布雷肯里奇在政治上花费太多时间后，他决定不竞选斯科特县的法院书记官[38]。1845年，当地的民主党人鼓励布雷肯里奇争取第八选区的国会席位，但他拒绝了这项提议，转而支持同属一党但未获提名的亚历山大·基思·马歇尔[27][38]。作为普通人，布雷肯里奇反对主张禁止在美墨战争中获得的领土上实行奴隶制的《威尔莫特但书》[39]。在1844年总统选举中，他支持民主党的刘易斯·卡斯和威廉·奥兰多·巴特勒，但他们败给辉格党的扎卡里·泰勒和米勒德·菲尔莫尔[27]。他未有在选举中投票；1860年9月5日，他在列星顿的一次演讲中为自己的决定辩护：
但碰巧的是，有六位或八位先生陪着我，他们都是辉格党人，他们说如果我不返回自己家乡投票，他们都不会。反之，便会有六至七票投给泰勒，只有一票投给卡斯。我接受了他们的提议，然后一同去打猎。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做得很好，我们就会以4万张多数票夺得这个州。[40]
1849年8月，肯塔基人除了选出众议员和参议员之外，还需要选出代表参加制宪议会[41]。布雷肯里奇两位崇尚废奴主义的叔叔威廉和罗伯特与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一同为制宪议会和参众两院提名志同道合的候选人[35]。作为回应，支持奴隶制的两党成员组织了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布雷肯里奇竞选费耶特县在众议院的两个席位之一[42]。布雷肯里奇此时已拥有五名奴隶，他更公开宣布反对“以任何形式损害”奴隶制的法律保护[42][43]。虽然他支持奴隶制，但他同时亦是反奴隶制的共济会和列星顿第一长老会成员[44]。他之前还曾在法庭上代表自由黑人，表示支持自愿解放，并支持致力于将自由黑人迁往利比里亚的肯塔基州殖民协会[43][44]。
布雷肯里奇在选举中取得1,481票，比次名多超过400票，是费耶特县首次有民主党人跻身州众议院[45][46]。布雷肯里奇的法律伙伴在1849年早些时候死于霍乱疫情；在选举和立法会议期间，他与州长奥斯利的前任州务卿乔治·B·金基德（George B. Kinkead）建立了新的法律伙伴关系[47]。他还与他人共同创办半周刊民主党报纸《肯塔基政治家》，又拜访了表妹玛丽·托德和其丈夫亚伯拉罕·林肯[47][48]。这是他首次与林肯见面，虽然存在政治分歧，但无阻两人成为朋友[47][48]。
当众议院开会选举议长时，布雷肯里奇取得多数票，但距离过半数还差八票[45]。由于未能打破僵局，布雷肯里奇自愿退选，议长落入辉格党人托马斯·赖利（Thomas Reilly）手上[49]。传记作者弗兰克·H·赫克（Frank H. Heck）指出，布雷肯里奇在会议期间是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的领导人，在此期间考虑的大多数措施都是属于“地方或个人的，而且无论如何都是小事”[50]。布雷肯里奇获安排至众议院的联邦关系和司法常设委员会[45]。他支持为内部改进分配资金的法案，此是辉格党的传统立场[49]。当国会辩论亨利·克莱提出的妥协案时，联邦关系委员会四名辉格党人起草决议，敦促肯塔基州国会代表团支持妥协案，将其视为解决新领土上奴隶制问题的一个“公平、公正的基础”[51]。布雷肯里奇认为决议过于含糊，于是撰写了一份少数派报告，明确否认联邦有权干涉各州和领地的奴隶制[51]。这两套决议，以及参议院通过的一套，都被暂缓审议[51]。
1850年3月4日，即会议结束前三日，布雷肯里奇请假照顾生病的儿子约翰·米尔顿，后者于同月18日离世[52]。他选择以工作麻醉自己，保持忙碌的日程安排，在州内的一系列会议上敦促通过拟议的宪法[53]。他对宪法的唯一担忧是缺乏修正程序[52]。5月，宪法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批准[54]。民主党人想提名他连任，但被他拒绝，理由是“有私人和迫切”的问题[54]。戴维斯写道：“除了对儿子的离世感到悲伤之外，另一困扰著他的问题便是金钱。”[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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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1年1月8日的肯塔基州民主党大会内，布雷肯里奇是其中一名代表，该会最后提拉扎勒斯·鲍威尔出任州长[55]。一星期后，布雷肯里奇宣布挑战第八选区的众议员席位[45]。这个选区绰号为“阿什兰区”，原因在于它包含了辉格党创始人亨利·克莱的庄园“阿什兰”，以及克莱曾经代表过的大部分地区，是辉格党的大本营[26]。在之前的联邦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甚至没有派人出战此区[55]。布雷肯里奇的对手是前州议员莱斯利·库姆斯，他与克莱保持著良好关系，又曾参与1812年战争，这些都有助他提高知名度，甚至有望轻松胜出[45]。4月，两位候选人在法兰克福举行辩论[56]。5月，他们他们共同在第八选区拉票，每日都会演说[56]。布雷肯里奇重申了他对美国宪法的严格建构主义观点，并谴责辉格党提倡的保护性关税，宣称“自由思想需要自由贸易”[57]。他声音强而有力，个性亦甚具魅力，与年长的库姆斯的竞选风格形成鲜明对比[58]。在选举日，虽然他只赢得该区七个县中的三个，但在欧文县他积累了2:1的胜利率，以677票在该县胜出，最终以537票胜出选举[59]。肯塔基州十个选区有一半落入民主党的控制，鲍威尔更成为自1834年以来首位民主党藉的肯塔基州州长[60]。
支持者推举布雷肯里奇出任众议院议长，但他拒绝接受提名，并与多数人一起投票给同乡林恩·博伊德[61][62]。虽然如此，但两人属于敌对派系，最后博伊德将布雷肯里奇安排在不受重视的外交委员会[58][63]。1852年，巴特勒宣布有意角逐总统，却被青年美国运动支持者指责他太老并且没有明确表明对于奴隶制的立场；布雷肯里奇首次和随后数次演讲都旨在维护巴特勒[64]。这些攻击来自乔治·尼古拉斯·桑德斯的《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以及一些众议员（包括布雷肯里奇的堂兄弟、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C·马歇尔），皆因他们都支持道格拉斯[64]。他们最终自食其果，令道格拉斯失去提名，布雷肯里奇则因为维护巴特勒而声名大噪[65]。争论过后，他在议会的辩论中更加活跃，但很少提出重要的法案。他为《1850年逃奴法》的合宪性背书并反击俄亥俄州众议员约书亚·R·吉丁斯，又担心出现更多摒弃奴隶制的领土而反对安德鲁·约翰逊的《宅地法》[65]。虽然他在竞选时曾扬言联邦资金只能用于“国家性质”的内部改善，但他仍然寻求增加拨款用于建设维护肯塔基州河流和港口，以及支持有利于他选区内大麻种植者的法案[62]。
国会会期结束后，布雷肯里奇回到家乡，每日都会拜访居于列星顿、病入膏肓的克莱[66]。克莱辞世后，布雷肯里奇被选中在下届会议开始时在国会为克莱致悼词[66]。这份悼词提高了布雷肯里奇的知名度，巩固了他作为克莱政治继承人的地位[62]。在1852年总统选举中，他还参与了候选人富兰克林·皮尔斯的竞选活动[67]。虽然皮雅斯以3200多票之差在肯塔基州落败，但布雷肯里奇对他的影响力远超即将离任的辉格党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68]。皮雅斯就职后一周，他便提议任命布雷肯里奇为华盛顿领地总督[69]。布雷肯里奇最初曾谋求这一职位，并获鲍威尔和巴特勒的推荐信，但他最后决定留在肯塔基州并寻求连任众议员[69]。
辉格党为了夺回布雷肯里奇的众议员席位，于是提名肯塔基州检察长詹姆斯·哈兰出战；由于党内部分派系反对他，哈兰最终于3月退选[70]。曾经在肯塔基州赢得14次选举而且未尝败绩的前议员和州长罗伯特·P·莱彻则成了辉格党的第二选择[71]。两位候选人都在第八选区极力开展竞选活动，在5月至8月期间每日演讲多次[72]。莱彻选举经验丰富，但他那通俗易懂、充满轶事的演说不够精炼，受挫时亦容易大发雷霆[73]。相比之下，布雷肯里奇演讲时沉著冷静，而且有理有据[74]。卡修斯·克莱（Cassius Clay）多年来一直是莱彻的政敌，虽然他与布雷肯里奇在奴隶制问题上存有分歧，但仍然支持布雷肯里奇[60]。莱彻利用克莱的支持以及布雷肯里奇叔叔们的废奴理念，试图将布雷肯里奇打成奴隶制的敌人[74]。布雷肯里奇反指自己一贯支持奴隶制，并声称莱彻实际上敌视奴隶主的利益[74]。虽然在前一年的总统选举中，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以超过600票的优势胜出该区，但到了这场众议院选举，布雷肯里奇却击败了莱彻，双方票数差距达526票[74][75]。他再次在欧文县获得巨大优势，该县的选票比居住在当地的合资格选民多出123张[75]。为了报答这个可靠的民主党县的支持，他为儿子约翰·威瑟斯庞起了绰号“欧文”[74]。
第33届国会中，众议院共有235名成员，其中有80位属连任，布雷肯里奇便是其一[67]。由于资历增加，他获分配至更受尊敬的岁入委员会，但未有如外间预料担任委员会主席[62]。虽然他支持皮尔斯以州权原则为基础的亲奴隶制议程，并认为国家分裂是合法，但反对将分裂视为解决国家当前问题的补救措施[26]。这点加上他以前对于奴隶解放和非洲殖民的支持，平衡了他对奴隶制的支持[48]。大多数人因此将他视为立场温和的议员[48]。
作为伊利诺伊州议员道格拉斯的盟友，布雷肯里奇支持他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中表达的人民主权理论[48]。布雷肯里奇认为法案的通过将会令奴隶制问题从国家政治层面中消除（尽管它最终产生了反效果），他甚至担当道格拉斯和皮尔斯之间的联络人，以确保法案能够通过[48]。在辩论中，来自纽约州的法兰西斯·B·库廷被布雷肯里奇的一句说话所激怒，要求解释或收回，但布雷肯里奇将此要求视作提出决斗[72]。按照决斗法，被挑战者能够决定所使用的武器以及双方之间的距离[72]。布雷肯里奇决定以步枪作武器，双方相距60步，还指出决斗应在他朋友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的家——马里兰州银泉举行[48][72]。库廷并没有将布雷肯里奇最初的言论视为提出决斗，但反认为后来对方的一系列决定是打算与自己决斗，因此他提出以手枪作武器，双方相距10步[72]。当两人试图搞清楚究竟是谁发起决斗、谁保留选择条件的权利时，他们的共同朋友解决了这个问题并阻止决斗发生[72]。最近通过的肯塔基州宪法禁止任何参与决斗的人担任民选公职，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挽救了布雷肯里奇的政治生涯[76]。
1854年2月，辉格党控制的肯塔基州议会在鲍威尔的否决下通过法案，重新划分了布雷肯里奇的选区：抽走欧文县，加入哈里森县和尼古拉斯县[77]。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运动亦开始在肯塔基州兴起，这令布雷肯里奇的连任希望变得渺茫，故他决定在任期届满时卸任众议员[78]。12月，美国驻西班牙公使皮埃尔·苏勒在极具争议的《奥斯坦德宣言》公开后，未能就美国收购古巴一事谈判而辞职，于是皮雅斯提名布雷肯里奇出任此职[78]。虽然参议院确认了提名，但布雷肯里奇于1855年2月8日回绝，只向皮雅斯称此决定属“私人和家庭性质”[79]。他的众议员任期于同年3月4日届满[79]。
为了照顾病妻和重建个人财富，布雷肯里奇回到他于列星顿的律师事务所[48]。除了法律业务，他还在明尼苏达领地和威斯康辛州从事土地投机活动[80]。布雷肯里奇的投机伙伴（但不包括布雷肯里奇本人）试图向政府申请修建一条连接爱荷华州迪比克至邻近他们物业的威斯康辛州苏必利尔，却被明尼苏达领地总督威利斯·A·戈尔曼阻挠；为此，他们向皮雅斯请愿，要求他罢免戈尔曼并委派布雷肯里奇接任[81]。1855年，皮雅斯授权向戈尔曼展开两次连续调查，但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他违规甚至足以免其职务的行为[81]。在远离政治的这段时间里，布雷肯里奇还在家乡推动赛马运动的发展，并获选为肯塔基州马匹品种改良协会主席[82]。
185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举行，代表之一的布雷肯里奇支持皮雅斯连任总统[82]。当皮雅斯连任的希望幻灭时，布雷肯里奇则与其他曾经的皮雅斯支持者一样，改为支持道格拉斯[82]。然而，即使道格拉斯有了这些额外的支持，他仍无法取得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于是他选择退选，让詹姆斯·布坎南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82]。出生于肯塔基州的伊利诺州众议员威廉·亚历山大·理查森随后建议，提名布雷肯里奇担任副总统将平衡布坎南的选票，并安抚不满的道格拉斯或皮尔斯支持者[83]。一位路易斯安那州代表在大会上提出布雷肯里奇的名字；虽然布雷肯里奇希望得到这项提名，但最终他拒绝了，理由是要尊重得到肯塔基州代表团支持的同乡、前众议院议长博伊德[48]。
在首轮副总统选举中，有十人得到选票，当中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约翰·A·奎特曼以59票领先。尽管布雷肯里奇拒绝提名，但仍有八个州代表团投票支持他，使他以55票排名第二。另一方面，肯塔基州代表团的12票投向博伊德，令他以33票排行第三。鉴于首轮投票时布雷肯里奇的优势，不少代表在第二轮时投他一票，而那些未有投票的代表亦深知布雷肯里奇提名成功是不可避免，于是改变了投票意向，使得这项提名一致通过。[84]
与当时的许多政治候选人不同，布雷肯里奇积极参与布坎南和自己的竞选活动[26]。1856年9月的头十日，他马不停蹄地在俄亥俄州汉密尔顿和辛辛那提、印第安纳州拉法叶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密西根州卡拉马祖、肯塔基州卡温顿、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演说[85]。在演讲中，他强调共和党人狂热地致力于解放奴隶，假若对手当选将导致联邦解体[83]。自1828年起，民主党从未在总统选举中夺得肯塔基州；但是，布雷肯里奇的出现却令民主党在他家乡以6000多票优势胜出[26][86]。结果，布坎南和布雷肯里奇获得174张选举人票，共和党对手约翰·弗里蒙特和威廉·L·戴顿获得114张选举人票，一无所知党候选人米勒德·菲尔莫尔和安德鲁·杰克逊·唐尼尔森则获得8张选举人票[87]。1857年3月4日，布坎南和布雷肯里奇宣誓就任；布雷肯里奇时年36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只比宪法规定的最低年龄高出一岁[33][48]。
布坎南不满布雷肯里奇在支持自己前曾经支持皮雅斯和道格拉斯[88]。两人关系变得紧张；当布雷肯里奇要求与布坎南进行私人会谈时，他被告知要到白宫去找代布坎南管理这座豪宅的哈丽特·莱恩[89]。布雷肯里奇觉得自己被轻视，因此拒绝执行这些指示[89]。后来，布坎南的三位亲信告诉布雷肯里奇，要求与莱恩小姐对话实际上是向白宫工作人员发出的秘密指示，让他们带领要求者与总统作私人会面[89]。他们还转达了布坎南对这次误解的道歉[90]。
布坎南在作出赞助任命时很少征求布雷肯里奇的意见，两者之间的会面亦很少[88]。当两人支持承认堪萨斯州为蓄奴州、而非交由人民公投决定的莱康普顿宪法时，他们决定设法疏远包含格拉斯在内的北方民主党人[48][91]。布雷肯里奇、道格拉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亨利·M·赖斯曾经计划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建造三座精心设计的连体排屋，供他们居住，但后来却因为政治分歧而令计划难产[48]。1857年11月，布雷肯里奇在特区找到新的居所后，便卖掉了一名女奴和她的小婴儿[43]。历史学家詹姆斯·C·克洛特认为，此举代表布雷肯里奇结束了他作为奴隶主的日子[43]。当布雷肯里奇未有前往伊利诺州为道格拉斯竞选连任参议员站台、只是给予冷淡的支持时，两人关系便渐渐恶化[92]。
身为参议院议长的布雷肯里奇在参与辩论时亦受到限制，但他因“优雅而公正地”主持会议而备受尊重[48]。1859年1月4日，他获邀在旧参议院议场发表最后演讲；在演说中，他表示希望国会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保护联邦的解决方案[86]。自议场建成以来的半世纪间，参议院成员由32人增至64人[48]。他指出，这些年里宪法“在和平与战争、繁荣与逆境中幸存下来”，以保护“与公共秩序相容的更大个人自由”[48][93]。他续表示，希望最终“另一个时代的另一个参议院将向全新和更大的会议厅展示这部充满活力和不可侵犯的宪法，并且最后一代后人将见证美国各州代表的审议，他们仍然团结、繁荣、自由。”[48][93]随后，他带领队伍前往新参议院[48]。布雷肯里奇反对联邦政府可以胁迫一个州采取行动的想法，但坚持认为分裂虽然合法，却非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26]。
虽然约翰·J·克里滕登的参议员任期在1861年才届满，但肯塔基州议会在1859年便开始挑选他的继任人[88]。直到选举前几天，人们都认为这场选举将是布雷肯里奇和副州长博伊德之争；然而，博伊德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逼使他于1859年11月28日退选[94]。议会须在布雷肯里奇和从8月州长选举中落败的约书亚·弗莱·贝尔之间选出继任人[94]。12月12日，议会以81票对53票通过提名布雷肯里奇接任克里滕登的参议员席位[94]。同月21日，布雷肯里奇在肯塔基州众议院发表提名演讲，支持最高法院在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中作出的裁决（即国会不能限制该地区的奴隶制），并坚持认为约翰·布朗最近袭击哈珀斯渡口是共和党人坚持“黑人平等”或暴力的证据[88][95]。他预言，某种形式的抵抗最终是必要的[43]。他仍然敦促议会反对分裂，并称“上帝保佑，永远不要迈出这一步”，但他对日益增长的派系冲突的讨论使一些人感到不安，包括他的叔叔罗伯特[96]。
1859年初，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詹姆斯·H·哈蒙德向朋友称布雷肯里奇正在寻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直到1860年1月，布雷肯里奇才向家人透露他不寻求提名[97]。《纽约时报》社论指出：“当布坎南的声望和政治影响都在下滑时，副总统却皎如日星。”[48]被认为最有可能夺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道格拉斯坚信布雷肯里奇会参选，加上布坎南不情愿的支持，以及布雷肯里奇公开支持联邦奴隶法，这些因素再度加深两人之间的裂痕[97]。
1860年，民主党在南卡罗莱纳州查理斯顿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布雷肯里奇没有出席，但早已指示支持者不要提名他，除非詹姆斯·格思里落选[97][98]。在众多支持者中有几位著名的肯塔基人，包括前州长和现任参议员鲍威尔、前肯塔基州众议员威廉·普雷斯顿（布雷肯里奇的远房亲戚）、法律合伙人贝克和詹姆斯·B·克莱[97]。当阿肯色州的一名代表在第36轮投票中提名布雷肯里奇成为总统候选人时，贝克要求撤回，而这一请求亦得到批准[99]。在57轮投票中，虽然道格拉斯得到不少票数，但未能取得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格思里则排名第二[97]。鉴于未有候选人取得足够票数，大会决定在6月18日于马利兰州巴尔的摩重新召开会议[99]。
亲南方的民主党代表为了抗议大会早前未有在其纲领中采用联邦奴隶法的内容而退场，亦不出席于巴尔的摩举行的会议[98][100]。原本亚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亲南方代表都被道格拉斯的支持者所取代，导致道格拉斯和赫歇尔·V·约翰逊获提名为正副总统候选人[101]。五日后，亲南方代表在巴尔的摩召开会议[100]。在首轮投票中，布雷肯里奇获得81票，另有24票投给了纽约州前参议员丹尼尔·S·迪金森[102]。后来迪金森支持者亦改为投向布雷肯里奇，令后者获得一致提名，而俄勒冈州参议员约瑟夫·雷恩的副总统提名则经鼓掌通过[102]。虽然布雷肯里奇担心此举令党内分裂，但他仍然接受了提名[26]。8月，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杰佛逊·戴维斯提出妥协方案，要求道格拉斯、布雷肯里奇以及宪法联邦党提名的田纳西州政客约翰·贝尔一同退选，支持一名经协商所得出的候选人[48][100]。布雷肯里奇和贝尔均同意此方案，但道格拉斯反对与贝尔这位“脱党者”妥协，而且他的支持者亦对布雷肯里奇抱有强烈的厌恶，这使他们反对戴维斯的提议[48][100]。
反对者知道布雷肯里奇相信分裂的权利，并指责他赞成联邦解体；布雷肯里奇在法兰克福的一次演讲中否认赞成联邦解体，宣称：“我是一位美国公民，一位肯塔基人，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不忠于宪法和联邦的行为，亦未曾抱有任何不忠于联邦的想法。”[103]虽然他在北部各州的支持度很低，但预计南部各州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会支持他[104]。这将使他获得303张选举人票中的120张，但为了获得任何北方州份的支持，他必须尽量减少与南方各州的联系，并冒著他们改投贝尔的风险[105]。一些布雷肯里奇的支持者认为，他最大的希望是将选举权交给众议院[104]。甚至于，如果他能够在据信支持他的13个州外，再取得一些原本支持道格拉斯或贝尔的州份的支持，他就可以击败据信得到15个州支持的共和党对手林肯[104]。布雷肯里奇在给戴维斯妻子瓦里纳的信中写道：“我相信我有勇气引领一个渺茫的希望。”[106]
在这场四强争霸之中，布雷肯里奇以18.1%的得票率位居第三位，但在选举人团上却排名第二[33]。最终，这场大选结果由获得180张选举人票的林肯胜出，其他候选人的票数分别是：布雷肯里奇72票，贝尔39票，道格拉斯12票[105]。尽管布雷肯里奇夺得深南部各州份的支持，但他在这些州份的支持主要来自奴隶人口较少的农村地区，奴隶人口较多的城市地区通常投票予贝尔或道格拉斯[106]。布雷肯里奇还夺得两个边境州——马利兰州和特拉华州——的支持[107]。历史学家克洛特根据这些结果指出，虽然道格拉斯坚持认为“在美国没有一个分离主义者不是布雷肯里奇的人”，但在布雷肯里奇的支持中，党派的忠诚度和经济地位更有可能起到比奴隶制和分裂问题更突出的作用[107]。布雷肯里奇在密苏里州败给道格拉斯，亦在弗吉尼亚州和田纳西州输给了贝尔[108]。贝尔甚至在布雷肯里奇的家乡肯塔基州胜出[105]。另一方面，林肯横扫北部大部分州份；由于新泽西州并非采用“胜者全得制”，林肯最终取得四票，道格拉斯则得三票[104]。作为布坎南派的候选人，布雷肯里奇在宾夕凡尼亚州的支持率超越道格拉斯，在康乃狄克州亦获得与道格拉斯相当的支持，但在其他北方州份只得到少量支持[107]。1861年2月13日，身为副总统的布雷肯里奇有责任宣布林肯在选举人团投票中获胜[105]。
1861年2月24日，布雷肯里奇在特区的威拉德酒店拜会林肯，此后他亦经常前往白宫拜访表妹陶德（即第一夫人）[48][109]。在选举后跛脚鸭会期中，国会通过了由现任参议员鲍威尔起草的决议，呼吁成立一个十三人委员会（国家动荡局势十三人委员会），以“审议总统致辞中与国家动荡有关的部分”[110]。传记作者赫克写道：“布雷肯里奇任命了一个能干的委员会，代表了每个主要派别。”[110]布雷肯里奇支持克里滕登提出的妥协方案，即一系列旨在避免分裂和安抚南方的宪法修正案[26]。他甚至利用自己作为参议院议长的影响力，试图让委员会或参议院批准，但未获成功[26]。最终，委员会报告称他们无法就一项建议达成一致[111]。3月4日，即会议最后一日，布雷肯里奇让汉尼巴尔·哈姆林宣誓继任副总统，哈姆林则为布雷肯里奇等新任参议员监誓[107]。
在布雷肯里奇担任参议员时，南卡罗莱纳州、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德克萨斯州已先后脱离联邦，馀下的南方参议员大多主张捍卫奴隶制[107]。为了寻求在宪法原则下重新统一各州，他向林肯提出妥协方案，建议撤走进驻美利坚联盟国（邦联）各州的联邦军队以免爆发战争[112][113]。国会会期于1861年3月28日结束，布雷肯里奇随即返回肯塔基州，并于4月2日向肯塔基州议会演讲，主张各州和平和解并提议召开边境州会议以寻求解决方案[114]。4月12日，邦联军队炮轰联邦控制的桑特堡，此举打断了原订的会议[115]。布雷肯里奇建议州长马戈芬召开主权会议，以决定肯塔基州是支持联邦还是邦联[116]。5月10日，州议会选出六名代表以参加决定该州下一步行动的会议，成员包括州权派的布雷肯里奇、马戈芬、理查德·霍伊斯，以及联邦派的克里滕登、阿奇博尔德·迪克森、萨缪尔·史密斯·尼古拉斯[26][116]。由于无法就实质性问题达成一致，代表们建议肯塔基州在内战中持中立立场，并武装自己以防联邦或邦联军队入侵[117]。虽然布雷肯里奇不支持这一建议，但他同意一旦州议会批准便会遵守[26]。
在6月的特别选举中，亲联邦候选人夺得肯塔基州众议院代表团十个席位中的九个[116]。布雷肯里奇于7月返回参议院参加特别会议，但由于他同情邦联，导致不少参议员视之为叛徒[118]。他在会上谴责林肯为一场国会尚未正式授权的战争征兵和向人员提供武器，在国会未同意拨款的情况下擅自挪用国家资金支付战争开支，以及暂停人身保护令，并认为上述举动属于违宪[112]。在授权林肯将“政府全部资源”投放于战争的决议上，布雷肯里奇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119]。当被问及如果他是总统他会作出什么抉择时，布雷肯里奇回答道：“相比起生活中能提供给我的任何目标，我宁愿看到这些州份在真正的宪法原则下重新统一。但是，我更愿意看到这些州份和平地脱离，而不是看到无休止、无目的、破坏性极大的战争。在战争的最后，我只看到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坟墓。”[118]8月1日，他宣称如果肯塔基州站在联邦政府一边反对邦联，“其他人将会替代他的位置在参议院发言”[118]。
9月上旬，肯塔基州的中立立场被联邦军队和邦联军队所破坏（但联邦声称没有破坏，因为肯塔基州是联邦的一部分）[118]。3日，邦联军队在列奥尼达斯·波尔克少将的指挥下，入侵了肯塔基州并占领西南部城镇哥伦布[120]。随后，联邦军队亦在尤利西斯·格兰特准将的指挥下，于6日上午占领俄亥俄河旁边的帕迪尤卡[121]。不久之后，肯塔基州的联邦主义者以涉嫌同情邦联的罪名逮捕前州长查尔斯·S·莫尔黑德，并关闭了发表亲邦联社论的《路易维尔信使报》报社[119]。布雷肯里奇接到消息，称联邦的托马斯·E·布朗莱特上校接下来打算逮捕他[119]。19日，布雷肯里奇为免被拘留而离开列星顿[122]。接著，他在普雷斯顿堡与乔治·W·约翰逊、乔治·贝尔德·霍奇、威廉·普雷斯顿、威廉·E·西姆斯等同样同情邦联的人士汇合，转往维珍尼亚州阿宾登，并在该处乘搭火车前往邦联控制的肯塔基州鲍灵格林[122]。见状，州议会立即要求他辞职[118]。
在10月8日致选民的公开信上，布雷肯里奇坚称联邦已不复存在，肯塔基州应该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118][123]。另一方面，他为自己同情南方邦联一事辩护，并谴责联邦主义的州议会，宣称：“我以自豪的满足感用美国参议院的六年任期换取了一位士兵的火枪。”[118][123]11月6日，鉴于布雷肯里奇在前几日已经正式加入联盟军，位于法兰克福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决定以叛国罪起诉他[26]。12月2日，参议院宣布他为叛徒[124]。同月4日，伊利诺州参议员莱曼·特伦布林宣读决议：“来自肯塔基州的本机构成员约翰·C·布雷肯里奇加入了他国家的敌人，现在正拿著武器反对他曾发誓支持的政府；因此，参议院决定驱逐叛徒约翰·C·布雷肯里奇。”[48][125][126]此项决议以36票支持0票反对得到通过[126]。而在同年7月，亦有十名南方参议员被参议院驱逐[127]。
1861年11月2日，在前肯塔基州民兵指挥官、现联盟军准将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的推荐下，布雷肯里奇获授予准将军衔[128]。6日，布雷肯里奇获任命为肯塔基州第1旅的指挥官[129]。该旅原本隶属于巴克纳的密西西比陆军第2师，由阿尔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将军指挥[130]。另外，该旅士兵觉得自己被肯塔基州联邦政府抛弃，因此亦有著“孤儿旅”的绰号[130]。数星期间，布雷肯里奇在城里训练军队，还参与了肯塔基州的临时邦联政府[128]。虽然州首府法兰克福的民选政府未有正式批准加入邦联，但临时政府的存在促使邦联于12月10日接纳肯塔基州[131]。
1862年2月，约翰斯顿的部队被迫撤出鲍灵格林[128]。撤退期间，布雷肯里奇被委任为约翰斯顿预备役部队的指挥官[26]。4月6日，约翰斯顿决定从密西西比州科林斯的基地向北推进，攻击停留在田纳西州哈丁县夏罗的尤利西斯·格兰特部队[128]。其后，夏罗之役打响，当约翰斯顿试图迫使敌军进河时，布雷肯里奇率领预备役部队参战[128]。尽管约翰斯顿在战斗中阵亡，但联盟军仍然取得稳步进展，直至接任指挥权的P·G·T·博雷加德在下午6时左右命令将军们停止追击，战斗才停止[132]。翌日，重新集结的联邦军击退了联盟军[128]。布雷肯里奇的师团成了联盟军的后卫，驻扎在战斗前夜联盟军占据的阵地上，而其他部队则撤退[133]。联邦军未有追击他们[133]。布雷肯里奇指挥的7,000人部队在这场战斗中，共有386人阵亡，1,628人受伤，当中亦包括布雷肯里奇自己[124][134]。
1862年4月14日，布雷肯里奇因表现良好而获擢升为少将[135]。晋升后，他在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附近与厄尔·范·多恩会合[131]。7月，联盟军在大多时间都等待著联邦军的进攻[136]。最后，范·多恩命令布雷肯里奇试图从联邦军手上夺回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136][137]。虽然布雷肯里奇的部队因疾病和逃兵而减少至约3,000人，但他们仍然在8月5日早上成功袭击联邦驻军，摧毁了敌方补给，抓获了几名俘虏，并赶跑敌军[136][137]。联邦军被迫在炮艇掩护下撤退[136][137]。炮廓铁甲舰阿肯色号原本打算沿雷德河航行来支援布雷肯里奇的攻势，但因机件故障而无法动弹，于是船员们将舰艇点燃并让它顺流而下，以威胁迎面而来的联邦舰艇，同时防止它被敌军俘获[136][137]。失去海军的支援，布雷肯里奇深知陆军无法守住这座城市，因此他在10时下令撤军[136][137]。
8月下旬，布雷肯里奇出任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的独立指挥官，透过占领路易斯安那州东巴吞鲁日堂区哈德逊港来确保邦联对这片地区的控制，并阻止联邦沿密西西比河推进[26]。与此同时，指挥密西西比军团的布雷斯顿·布拉格将军正在准备入侵肯塔基州，布雷肯里奇奉命加入[136]。邦联领导人相信布雷肯里奇的出现可以刺激当地的征兵活动[136]。范·多恩不愿意失去对布雷肯里奇和其部下的指挥权，但当他在10月15日态度出现软化之际，布拉格已经在佩里维尔之战中落败并撤离该州[136]。布雷肯里奇和他的师团在田纳西州默弗里斯伯勒与布拉格会合[136]。由于肯塔基州已被联邦牢牢掌握，布雷肯里奇的妻儿向南迁移，并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密切地跟随其部队[138]。
布拉格对于布雷肯里奇与联盟军指挥官关系密切感到不满，特别是与布雷肯里奇有关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韦德·汉普顿三世、约翰·B·弗洛伊德、威廉·普雷斯顿[139]。此外，他又认为布雷肯里奇在肯塔基州的战役中姗姗来迟，导致他未能有效地招募更多志愿者[140]。12月，军事法庭判定出身于肯塔基州的阿萨·刘易斯（Asa Lewis）下士犯下逃兵罪，布拉格随即下令将其处决[141]。当时刘易斯的征召期已经届满，但他仍然继续在肯塔基州第6步兵团服役，直至贫困的母亲和兄弟姐妹恳求他回家为止[142]。虽然刘易斯声称他在被捕时正在返回军队，不过布拉格决定杀一儆百来减少逃兵[142][143]。据称，布雷肯里奇在目睹刘易斯被处决后感到恶心，向前倒在马上，需要部下的帮助[143]。布雷肯里奇抗议布拉格的“军事谋杀”，并勉强阻止了肯塔基州士兵的公开叛变[144]。布雷肯里奇和布拉格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而布雷肯里奇认为布拉格无能的观点亦逐渐得到许多联盟军军官的认同[145]。
在默弗里斯伯勒，布雷肯里奇的师团被分配给威廉·J·哈迪中将率领的军，驻扎在斯通斯河东侧[136]。1862年12月31日，联邦军威廉·罗斯克兰斯少将麾下的坎伯兰军团发动攻势，斯通斯河之战拉开序幕[136]。布拉格的主力部队最初击退了联邦军，并命令布雷肯里奇在西岸增援他[136][142]。但是，骑兵旅指挥官约翰·佩格拉姆准将却错误地报告指一支庞大的联邦军队正沿东岸推进，引致布雷肯里奇迟迟未有遵守命令[142]。当布雷肯里奇决定渡河时，攻击却起不了任何作用，布拉格命令他返回对岸[142]。1863年1月2日，联邦军的霍雷肖·P·范·克莱夫准将率领一个师团渡河，占领了一座山脊[146][147]。这个阵地危及位于联盟军其他战线前面、处于战场中心的列奥尼达斯·波尔克军[146][147]。布拉格不顾布雷肯里奇的建议，命令其师对联邦军阵地发起正面进攻[146][147]。进攻前夕，布雷肯里奇写信给普雷斯顿，称：“如果[进攻]引起灾难，而我亦在被杀之列，我希望你能对得起我的记忆，并向众人说明，我认为这次进攻是非常愚蠢，且试图阻止它。”[144]
布雷肯里奇的部队在下午4时发动攻势，突破了联邦军防线，并迫使他们渡河[144][148]。随后，河流对岸的炮兵向布雷肯里奇的部队开火，詹姆斯·S·纳格利准将率领一师团驰援，协助已成一盘散沙、到处逃亡的联邦军[144][148]。在短短一个多小时内，布雷肯里奇的部队就有近三分之一被杀、受伤或被俘[144][148]。有一则轶事称，当他骑马在幸存者中间经过时，他反复喊道：“我可怜的孤儿！我可怜的孤儿呀！”[144][148]这让“孤儿旅”得到认可[144][148]。布拉格的正式报告批评布雷肯里奇师团的行为，并将联盟军失败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143][146][149]。布雷肯里奇则向上级断言布拉格的报告“未能公正地对待我师的行动”，他甚至请求成立调查法庭还他们一个清白，但遭拒绝[143]。布雷肯里奇麾下的几名肯塔基人已经将入侵他们家乡的失败归咎于布拉格，他们更鼓励布雷肯里奇辞去职务，并向布拉格发起决斗[145]。
1863年5月，布雷肯里奇被置于约瑟夫·E·约翰斯顿麾下，在密西西比州参与了杰克逊之战，试图打破联邦军在维克斯堡的包围网，但未获成功[26]。7月4日，维克斯堡落入联邦军手中[145]。8月28日，布雷肯里奇重新回到布拉格指挥之下[145]。9月19日，布雷肯里奇的部队参加奇卡莫加战役，但未获安排任何行动[145]。翌日，他率领丹尼尔·哈维·希尔麾下一个师团向联邦军发动攻击[145]。虽然联盟军成功突破联邦军防线[131]，但主力部队至少部分由于布拉格的犹豫不决而逃回田纳西州[150]。布雷肯里奇麾下3,769名士兵之中，有166人阵亡，909人受伤，165人失踪[151]。
11月下旬，布雷肯里奇在查塔努加战役中指挥一支布拉格军[131]。布拉格命令布雷肯里奇派出大量士兵增援哈迪军，以致他没有足够兵力击退约瑟夫·胡克和乔治·亨利·托马斯针对传教士岭发起的联合攻势[152]。布雷肯里奇的儿子约瑟夫·卡贝尔在战斗中被俘，后来在一次战俘交换中获释[138]。在布拉格的正式报告内，他指控布雷肯里奇在查塔努加和斯通斯河战事（追溯）中喝醉酒[145]。历史学洛厄尔·H·哈里森指出，虽然布雷肯里奇经常喝威士忌，但他以千杯不醉而闻名[145]。在布雷肯里奇提交辞呈并被接受之前，布拉格便将他调离指挥岗位[145]。差不多两年之后，即1865年5月1日，两人才握手言和[153]。
1863年12月15日，布雷肯里奇在维珍尼亚州列治文告假[154]。此前曾有谣言传述布雷肯里奇去世，导致《纽约时报》发表了颇具讽刺意味的讣告，暗示布雷肯里奇是伪君子，他支持州权，而当他的家乡选择留在联邦时，他又抛弃了家乡[155]。邦联领导人对布拉格质疑布雷肯里奇的说法持怀疑态度[131]。1864年2月，美利坚联盟国总统杰佛逊·戴维斯派布雷肯里奇前往东部战区，并让他负责跨亚利加尼部（即后来的东田纳西和西维珍尼亚部）[131]。
5月5日，北维吉尼亚军团指挥官罗伯特·E·李命令布雷肯里奇指挥一项与林奇堡战役有关的任务：在维珍尼亚州温彻斯特附近侦察弗兰兹·西格尔部队的动向[156]。15日，布雷肯里奇率领4,800人部队（当中包括261名来自维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员），在纽马克特之战击败西格尔的6,300人部队，并逼迫他们西渡谢南多厄河[157]。透过此举，布雷肯里奇的部队成功保护李的侧翼，保卫了关键的铁路枢纽，并确保宝贵的小麦供应[157]。李曾建议布雷肯里奇入侵马利兰州，但碍于洪水令波托马克河变得无法通行，他只能放弃[158]。这次胜利成了他担任将军期间的一次优秀表现[159]。从此时起，许多南方人便将他视为已故将领石墙杰克森的“合格继承人”[160]。布雷肯里奇在第二次克恩斯镇之役的表现被更多人用来比较，因为石墙杰克森两年前曾经在此处迎战联邦军，从而展开了河谷会战[160]。在7月24日发生的第二次战事中，联盟军具伯·尔利中将带领13,000人袭击并击败了由联邦军乔治·克鲁克准将指挥的10,000人部队[160][161]。这次胜利使联盟军得以恢复入侵北方的行动[160][161]。不久后，布雷肯里奇师增援李的北维珍尼亚军团，并在冷港战役中阻挡格兰特部队前进一事上发挥重要作用[131]。战斗期间，布雷肯里奇师击退了联邦军的强大攻势，但他的马匹被炮弹击中，他亦因被压于马下而受伤[162][163]。当李命令他指挥在皮蒙特之战落败的残兵时，他仍然无法行走或骑行[164]。6月10日，他乘火车前往石鱼峡，并率领部队进入维珍尼亚州林奇堡[164]。接著，他与尔利中将的部队会合，并在林奇堡之战中及时出现，拯救落于下风的联盟军，以免他们遭受大卫·亨特领导的联邦军攻击[165]。
在尔利和康复后的布雷肯里奇将亨特赶到离城市逾97千米（60英里）的地方后，李命令两人将雪兰多亚河谷的联邦军清除，然后进入马利兰州，并探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防御情况[165]。联邦军唯一一次认真尝试挫败联盟军远征是在7月9日发生的莫诺卡西之战中[165]。虽然联盟军被拖延，但他们最终取得胜利，并继续向华盛顿进发[165]。在11日至12日的史蒂文斯堡之战中，联邦军击退了联盟军，其一原因在于联邦政府利用从莫诺卡西之战中获得的时间调来增援部队[166]。在这场战事中，林肯在史蒂文斯堡的城墙上观看战斗，这亦是美国历史上仅有一次有两位参加同一次总统选举的前对手隔著战线互相对峙[167]。战斗结束后，尔利决定撤退，而非攻击戒备森严的联邦首都[166]。7月至8月间，尔利和布雷肯里奇守住了雪兰多亚河谷；但在9月19日，菲利普·谢里登在第三次温彻斯特之战迫使他们撤退[167]。约翰·布朗·戈登将军曾告诫布雷肯里奇战斗时要小心，后者回应道：“好吧，将军，如果我们的事业失败的话，留给我的时间就不多了。”[48]
在约翰·亨特·摩根将军离世后，布雷肯里奇再次掌管东田纳西和西维珍尼亚部的指挥权，并重组了这个非常混乱的部门。[131]。在10月2日的第一次索尔特维之战中，他的部队即使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从史蒂芬·G·伯布里奇率军攻击下保护重要的邦联盐场[131]。翌日早上，他发现麾下士兵正在屠杀联邦军第5有色骑兵团大约45至100名受伤的黑人士兵[168]。听到枪声后，他立刻上前阻止[169]。菲利克斯·休斯顿·罗伯逊准将涉嫌参与其中，并吹嘘自己杀了这些黑人[170][171]。李将军指示布雷肯里奇“对他提出指控并进行军事审判”，但审判从未发生[170][171]。
11月中旬，布雷肯里奇率兵突袭田纳西州东北部，并在公牛峡之战将阿尔文·卡伦·吉伦的部队赶回诺克斯维尔。12月17日至18日，他在维珍尼亚州马里恩遭到乔治·斯通曼少将率领联邦骑兵两路夹击。布雷肯里奇在两翼都寡不敌众，一直抵抗著斯通曼的部队，直到弹药耗尽为止。斯通曼的部队破坏了该区的邦联盐场、铅矿、铁路，并摧毁了位于布里斯托尔和阿宾登的补给站。三日后，斯通曼一方缺乏弹药，布雷肯里奇军则获得充足的弹药补给，并将前者赶离马里恩。[172]
1865年1月19日，詹姆斯·塞德登辞任美利坚联盟国战争部长[173][174]。2月6日，戴维斯任命布雷肯里奇成为新的战争部长，部分原因是为了平息外界对戴维斯政府日益增长的反对声音[173][174]。由于当初布雷肯里奇延后加入邦联，因此有部分国会议员反对这项任命；后来，他在战争部推行有效的管理改革，议员们亦改为支持他出任此职[169]。在议员的支持下，他扩大了战争部长的影响力，包括制定军官分配和提出晋升建议，并为战地指挥官提供战略建议[169]。他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将李提拔为陆军总司令[174]。在李报告他的部队严重缺乏食物、衣服和补给后，布雷肯里奇建议解除邦联军需部长卢修斯·B·诺斯洛普的职务[175]。继任者艾萨克·M·圣约翰随即改善了战场上部队的补给供应[175]。
2月下旬，布雷肯里奇得出邦联事业无望的结论[173]。他将办公室的日常运作交给助手约翰·阿奇波尔德·坎贝尔，自己则为投降铺路[173]。戴维斯希望继续战斗，但布雷肯里奇力劝道：“这已经是一部壮丽的史诗。以上帝的名义，不要让它在闹剧中结束。”[48]4月2日，李向布雷肯里奇发出电报，通知他当晚必须撤离列治文[176]。布雷肯里奇指示坎贝尔组织邦联内阁逃往维珍尼亚州丹维尔，自己则留在列治文监督官员和军队焚烧物资和设施，以防止即将入侵的联邦军队使用它们[173]。然而，他并未销毁邦联的档案和记录，使得这些资料得到保留，成为历史[131]。离开列治文后，他下令烧毁詹姆斯河上的桥梁[169]。他的儿子克利夫顿·罗德斯当时在列治文的邦联海军服役，后来辞去职务并与父亲一同南下去见戴维斯[169]。
列治文的转移工作完成后，布雷肯里奇在4月5日晚于维珍尼亚州法姆维尔与李部队会合，并在那里一直待到同月7日[176]。接著，他继续前往丹维尔，并于11日抵达当地；此时他才得悉李在9日已向联邦军投降，而邦联内阁亦已逃往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177]。13日，他抵达格林斯伯勒，并建议内阁剩馀的联盟军应投降，此事只有戴维斯和国务卿犹大·本杰明反对[177]。在贝内特广场上，他协助约瑟夫·E·约翰斯顿与联邦军威廉·特库姆赛·雪曼少将进行投降谈判[130]。雪曼后来赞扬布雷肯里奇的谈判技巧，但双方商定的投降条件后来被华盛顿认为过于慷慨而拒绝，迫使雪曼提出与格兰特在阿波马托克斯提出的相同条件，才得以接纳[178]。
4月18日，布雷肯里奇从约翰斯顿和雪曼口中得知林肯在四日前遇刺，并在彼得森住所辞世（1852年末身为众议员的布雷肯里奇曾短居于此）。听到这个消息后布雷肯里奇几近崩溃；据目击者的回忆，他说道：“先生们，南方已经失去了它最好的朋友。”[179]
4月28日上午，布雷肯里奇骑马进入南卡罗来纳州阿布维尔[153]。他在该处与贝西·W·杜克准将说服了戴维斯，认为再度发起战争已经是毫无意义[180]。戴维斯指派布雷肯里奇负责管理邦联国库中剩馀的15万美元金币；在乘坐火车南往佐治亚州华盛顿时，负责护送的士兵因几个月没有领到薪水而威胁在联邦军队缴获黄金之前瓜分钜款[180][181]。他游说士兵们放弃计划，表示会要求财政部发放他们的工资，其后部分人拒绝继续执行护送任务[180]。5月4日，布雷肯里奇一行人抵达华盛顿，在从财政部支付了几笔款项后，便将剩馀的钱存入当地银行[182]。他还写了一封信给他剩馀的副手，指示解散战争部[182]。
1865年5月5日，即戴维斯在佐治亚州华盛顿正式解散邦联政府的同一日[183]，布雷肯里奇遣散了大部分护卫，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肯塔基人，并由表弟威廉·坎贝尔·普雷斯顿·布雷肯里奇指挥[182]。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戴维斯，于是试图声东击西，制造机会让戴维斯逃走[182]。第二日，布雷肯里奇的队伍遇到了一支庞大的联邦部队；当表弟正与对方指挥官谈判时，他率领一小队人逃脱[182]。他们骑马向南穿越佐治亚州，于11日抵达米尔敦（即现今的莱克兰）并在那里停留几日[184]。得悉戴维斯被俘后，他只带著一名军事助理、一名贴身仆人和儿子卡贝尔离开米尔敦[185]。15日，曾经是邦联海军上尉的逃亡者约翰·泰勒·伍德在佛罗里达州麦迪逊加入了布雷肯里奇的队伍[185]。布雷肯里奇和伍德决定逃往巴哈马，但碍于伍德对蚊虫叮咬过敏，布雷肯里奇建议他向最近的联邦官员投降[186]。
在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布雷肯里奇一行人找到邦联上校约翰·杰克逊·迪克森，后者向他们提供一艘从被俘联邦炮艇上夺来的救生艇[186]。5月29日，他们沿著圣约翰河驶至巴特勒堡。接著，他们继续沿河前往哈尼湖，然后在当地将小艇装上马车，再拖曳约19千米（12英里）到达印第安河上的沙角（即现今的泰特斯维尔）[185]。31日，他们到达印第安河，但当他们打算沿河向南行驶时，他们需要拖著小艇越河流的泥滩和沙洲[185]。他们在埃尔伯溪一处停了下来，将小艇拖上岸并作简单修补；修补完成后，一行人继续南下[185]。他们在朱比特湾将小艇转移至大西洋，然后继续沿佛罗里达州海岸行驶，并在6月4日于现今棕榈滩一带登陆[187]。
6月5日，一艘联邦轮船发现布雷肯里奇一行人，但他们成功说服船员误以为他们在海岸边觅食的猎人[187]。两日后，布雷肯里奇等人遇到一艘更大、且有桅杆和索具的船只。他们追上后，解除了船上人员的武装，并劫持了这艘船[187]。作为补偿，布雷肯里奇等人将旧船和二十美元黄金送给船主，并在交换完成后向对方归还部分武器[187]。布雷肯里奇等人决定靠著这艘船逃往古巴。他们从达拉斯堡出发，先后经历了海盗、两次重大风暴和物资匮乏等危机，最终于6月11日抵达卡尔德纳斯[185]。当时居住在该地的一位肯塔基人认出了布雷肯里奇，于是将他介绍给当地人，并担任他的翻译[188]。他们获当地居民给予粮食，并在一家旅馆过夜[188]。翌日早上，他们乘火车前往哈瓦那，布雷肯里奇甚至在当地得到一套房子[189]。但是，他回绝了这个提议，决定与曾在加勒比海担任邦联特工的肯塔基人查尔斯·J·赫尔姆（Charles J. Helm）一同前往英国[185]。
7月底，布雷肯里奇抵达英国，并谘询了当地的前邦联特工，成功与当时身处加拿大的妻子取得联系[190]。9月13日，他再次横渡大西洋，在多伦多与妻子和所有孩子（克利夫顿·罗德斯除外）团聚[190]。一家人在多伦多过冬，先是住在酒店，后来又住在租来的房子里[191]。该市还有相当多的邦联流亡者，而据布雷肯里奇妻子玛丽所说，这足以“在我们之间形成一个相当愉快的社会”[191]。1866年5月，布雷肯里奇一家搬到尼亚加拉定居[192]。8月，医生建议布雷肯里奇妻子搬往法国，该处的气候可能对她的病情有帮助[192]。约瑟夫·卡贝尔回到美国与弟弟克利夫顿·罗德斯一起创业，年仅12岁的玛丽·德莎被送往纽约的亲戚家生活，而其他家庭成员则前往欧洲，剩下的孩子分别在巴黎、凡尔赛以及瑞士沃韦读书[193]。由1866年中期至1868年初，布雷肯里奇游览了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希腊、叙利亚、埃及、圣地等地[190]。由于妻子健康欠佳，她一直留在法国，直到1868年2月才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与他团聚[190]。在意大利之行期间，他在罗马会见了教皇庇护九世，并参观庞贝古城[190]。
尽管布雷肯里奇渴望返回美国，但仍然害怕被捕[194][195]。1868年6月，他举家搬回加拿大尼亚加拉[194][195]。虽然在1866年2月10日肯塔基州议会70名议员代表他向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寻求特赦，但在美加边界的范围内他坚持拒绝请求赦免[194]。1868年1月8日，路易维尔市议会指示肯塔基州国会代表团寻求布雷肯里奇返国后不会遭到起诉的保证[194]。布雷肯里奇的昔日法律合伙人贝克当时是参议员，他在1868年12月11日致信布雷肯里奇，称詹森很可能会对所有前邦联成员发出大赦[196]。他在信中亦表明担心大赦只适用于身处美国的人，因此建议布雷肯里奇应在大赦发布前返国[196]。
1868年12月25日，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宣布大赦所有前邦联成员[131]。当时仍身处加拿大的布雷肯里奇在当地逗留了几周，以确保得到即使特赦令发布时他并不在美国但仍然对他有效的保证[196]。1869年2月10日，布雷肯里奇离开加拿大，南下时多次停留探望家人和朋友，并于3月9日抵达家乡列星顿[195][196]。虽然他在肯塔基州度过馀生，但从未在当地买房，他先住在酒店，后来在西二街租了一套房子[197]。
南方许多保险公司要求布雷肯里奇以各种身份加入他们[198]。1868年8月，他成为维珍尼亚州皮蒙特人寿保险公司（不久后更名为皮蒙特和阿灵顿保险公司）肯塔基州分公司的经理[198]。另一方面，华盛顿学院（现为华盛顿与李大学）亦向他提供教授职位[198]。已成为该校教员的前邦联上校威廉·普雷斯顿·约翰斯顿敦促他接受[199]，但他最终拒绝了这份差事[198]。布雷肯里奇后来恢复了律师执业资格，合伙人是27岁的前邦联士兵罗伯特·A·桑顿（Robert A. Thornton）[197]。他强烈支持修建经列星顿连接辛辛那提和查塔努加的辛辛那提南方铁路，又在铁路公司出任总法律顾问[26][200]。路易维尔官员认为此举将打破路易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对南方贸易的近乎垄断地位，于是试图阻止[200]。1870年1月25日，他向众议院和参议院铁路委员会提交了他的方案，虽然当时被拒绝，但在两年后却获批准[200]。工程于1873年展开[201]。
布雷肯里奇的其他铁路投资不太成功。在有生之年，他未能确保在威斯康辛州苏必利尔及周边地区的房地产附近修建铁路[202]。作为新成立伊丽莎白敦、列星顿和大桑迪铁路公司（Elizabethtown, Lexington, and Big Sandy Railroad）总裁，他得到实业家柯利斯·波特·亨廷顿的资金支持，修建了连接伊丽莎白敦和列星顿与大桑迪河的铁路，成为连接这些城市与大西洋路线的一部分[203]。1871年6月，亨廷顿投资公司并成为总裁，布雷肯里奇则退任副总裁[203]。1873年恐慌期间，公司为了兴建连接列星顿和芒特斯特灵的铁路而耗尽了所需的投资资金[204]。拟议的路线最终于1881年竣工[204]。
布雷肯里奇拒绝了所有重返政坛的要求，当中包括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的请求，并坚称：“我再感受不到以前的政治刺激，现在的我就好像死火山一样。”[48]由于他曾经是邦联一员，因此根据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三款规定，参众两院需要三分之二票数才能允许他担任公职[196]。但是，他从未表示有兴趣寻求这种批准[196]。1870年3月，他以私人身份演说，公开谴责三K党的行为[205]。1872年，他支持通过一项州法令，成功令黑人在法庭上针对白人的证词合法化[205]。
1873年，布雷肯里奇的健康开始出现问题，他将之称为“胸膜肺炎”[206]。纵使经历多次手术，甚至出游纽约海岸和维珍尼亚山脉，都未能改善他的病情[207]。1875年5月，他谘询了外科医生刘易斯·塞尔和萨缪尔·D·格罗斯，两人均认为他在战争期间肝脏受伤导致的肝硬化是导致他身体欠佳的元凶[208]。而更迫切的问题是，他一边肺部有三分之二充斥著液体[208]。同月11日，塞尔试图创建人工造口以便液体排出；虽然塞尔未能完成整场手术，但仍然能排走布雷肯里奇肺内部分积水，缓解他的状况[208]。在贝克和弗兰克·K·亨特（Frank K. Hunt）协助下，布雷肯里奇立下遗嘱[208]。17日上午，塞尔透过另一次手术进一步减轻布雷肯里奇的痛楚，但在下午他的病情急速恶化，延至下午5时45分左右不治，享年54岁[209]。他被安葬于列星顿公墓，灵柩由贝西·W·杜克率领送葬队伍护送[210]。
作为军事指挥官，布雷肯里奇受到部分人的高度尊重。邦联成员乔治·M·埃德加在描述布雷肯里奇的表现时写道：
布雷肯里奇将军在战场上几乎没有任何上级领导。除了具备非凡勇气之外，他还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能辨别出敌人阵地的强弱，善于利用麾下部队发挥出最大的优势，而且行动敏捷，这让我想起了杰克逊。[211]
1875年5月20日，《路易维尔信使报》宣称布雷肯里奇才是“真正代表叛乱这一实际力量及其根本原因的人”[212]。北方人对他的评价很差，《纽约时报》在1863年刊登的“讣告”甚至称他为“卑鄙又邪恶的叛徒”[155]。
历史学家格雷迪·麦克海尼形容布雷肯里奇是个庄重且正直的人，有著高大、优雅、英俊的外表，举止亲切，声音悦耳，演讲富有说服力，受到选民、士兵、妇女的高度赞赏，甚至被誉为肯塔基州骑士精神的化身[213]。一些同时代的人更称：“他看起来很高贵，甚具女人缘，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锐利的蓝眼睛。他的外表比大多数男人更为优越。”[213]
尽管英语拼写有别，但明尼苏达州布雷肯里奇[214]、密苏里州布雷肯里奇[215]、德萨斯州布雷肯里奇[216]、科罗拉多州布雷肯里奇[217]等城镇均以布雷肯里奇的名字命名。科罗拉多州布雷肯里奇的英语拼写原为“Breckenridge”，但在布雷肯里奇为当地设立邮局后，该镇便将镇名改为“Breckinridge”以作纪念[217][218]。1860年至1865年间，位于亚利桑那领地阿拉韦帕溪和圣佩德罗河交汇处的军事哨所曾以布雷肯里奇为名（即布雷肯里奇堡）[219]。南北战争期间，该处的名称一度被改为斯坦福堡以缅怀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利兰·斯坦福，但后来又改回旧称[219]。战争结束后，该处的名称改为格兰特营[219]。在1855年至1862年间，堪萨斯州莱昂县曾称作布雷肯里奇县[220]。另外，肯塔基州布雷肯里奇县虽然亦以布雷肯里奇为名，但纪念对象却是其祖父、司法部长约翰·布雷肯里奇。
1887年，肯塔基州政府在勒星顿费耶特县法院外的草坪上矗立了纪念碑，以纪念在当地出生和离世的布雷肯里奇[221]。1997年，纪念碑获列入《国家史迹名录》[222]。纪念碑在2017年被拆除，后在2018年获重新安置于勒星顿公墓、其家族墓地所在区域之内[223][224]。肯塔基大学历史学教授艾米·穆雷尔·泰勒宣称：“这些雕像不是亦从来没有中立地表现内战历史，相反，它们是战后对种族歧视的解释和体现。”[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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