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百五铢，是指三国时蜀汉刘备时期，由时任左将军西曹掾的刘巴建议所铸之货币。[1]其中“直”当为“值”之通假字[注 1]，五铢则为汉朝官方货币，故而“直百五铢”仅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实即币值百元的五铢。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夏，刘备破雒城，遂进围成都，后数十日刘璋乃开城出降。[2]成都破后，士兵纷纷丢下武器，竞相至城中库藏抢夺财物。刘备忧虑军中开支的问题，刘巴乃与之说道：“很简单，只要铸造直百钱，使物价稳定，然后派遣官员去设立官方市场即可。”刘备听从刘巴的建议，数月之后，府库便又再次充实。[3]
直百五铢的发行年代，史书无明载，但从《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吕董传第九〉中裴松之引注《零陵先贤传》内容来看，应是自建安十九年攻入成都后开始发行。[2][3]且据出土文物来看，直至蜀汉中后期，直百五铢应仍在发行中，并且是作为蜀汉的主要流通货币。[4]
据当今出土之直百五铢在墓葬中的分布与当时贸易情形来看，直百五铢所流通之范围应遍布于蜀汉及孙吴两国境内，乃至于魏国部分地区，大约相当于今日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及长江中下游沿岸省份。[5]甚至随著后主刘禅出降举家北迁后，大大小小的官员皆随之北迁，大量蜀人北移的现象出现，进而造成今日北京一带也陆续有直百五铢的出土。加之晋朝无铸币[6]，多沿袭前代货币[7]，直百五铢的流通范围又进一步扩大至整个中国地区。
直百五铢的主要特征如下：[8]
- 地张[注 2]厚且光滑。
- 面背皆具内外廓，且外廓阔，呈现圆弧形，边缘平整。
- 广穿穿口。[注 3]
- 正面篆刻有“直百五铢”四字，阳文[注 4]，直读[注 5]，其中“直百”以隶书书写，“五铢”则以小篆书写。
- 依铸造时期的不同，导致钱径约在2.4至2.9公分浮动；重量约在3.2克至9.8克间浮动。[9][10]
直百五铢大致可分为两种，即犍为铸直百五铢与四川铸直百五铢。[8]但两者在外观上的差异并不大，主要体现于钱面字形上，犍为铸之“五”小篆在转折处较为刚硬，且于穿右上下横画与内廓几近平行，“铢”字左“金”近于箭簇，且与右“朱”接近等长，右“朱”上下与中间横画相连；四川铸之“五”则略短于穿，上下横画与内廓不近平行，在笔画转折处较圆转，“铢”字右“朱”上下与中间横画不相连，左“金”右“朱”等高且与内廓平行。
此外，犍为铸直百五铢所发行之年代应略早于四川铸直百五铢，盖因刘备政权取得犍为郡的时间约在建安十九年夏[11][12]，而取成都时约近于乃至已入秋季。按此，犍为铸直百五铢应早于四川铸直百五铢，也并未形成大规模流通货币，故钱背多有“为”字小篆，用以区别当时的其它钱种。[13][注 6]
即犍为郡所铸之直百五铢，依背面纹饰尚可粗略分作三种，分别为：[8]
- 背面无任何纹饰及文字，为犍为铸光背直百五铢。
- 内廓左侧刻有“为”字，为犍为铸背文直百五铢。因“为”字小篆与“鸟”字相近，故又有“雀儿钱”之俗称。
- 钱背内廓四方刻有阴纹，为犍为铸阴纹直百五铢。
即成都所铸之直百五铢，依背面纹饰可粗略分作两种，分别为：[8]
- 背面无任何纹饰及文字，为四川铸光背直百五铢。
- 钱背内廓四方刻有阴纹，为四川铸阴纹直百五铢。
此外，四川铸钱还有一种为花穿直百五铢，即或因浇铸失误，或有意为之而导致内廓不成正方者。
在古代，钱币的币值通常与重量相关，倘若钱币本身重量的增加小于钱币币值的增加，则会被视作是一种货币贬值的现象。[14]而直百五铢的通常重量，大约在五铢的一至三倍上下浮动[8]，但实际面额却是五铢的百倍，如此大的增长差异，使刘备政权治下的益州产生了相当巨大的货币贬值并产生通货膨胀的现象，最终借此得以括取百姓三十乃至四十倍的物资，用以充实军中开支。并且，直到蜀汉灭亡前后，直百五铢的实际重量已下降至原本重量的二十分之一，使货币进一步地贬值。[15]
著名钱币学者彭信威在其著作中，进一步认为蜀汉和同一时期的孙吴皆施行该种铸造大值货币的行为，造成货币贬值及通货膨胀的现象在国内发生；而魏国虽然造币工艺粗糙，但胜在钱币重量稳定，可得出魏国地区经济较稳定的推论[16]，因而从币制这个出发点来看，魏国的统一是必然的结果。[17]亦有学者以出土之直百五铢按年代逐渐减轻为出发点，进而提出此现象恰可证明蜀汉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与恶化趋势。[5]
如：《战国策．齐策三》中有“象床之直千金，伤此若发漂，卖妻子不足偿之。”一句，鲍彪注曰：“直犹当。”又《说文解字．卷十四．田部》段玉裁注本中称：“当，田相值也。值者，持也。田与田相持也。引申之，凡相持相抵者皆曰当。”故直百五铢之“直”字作“值”解应无误。 韦公远. 〈讀懂古錢〉. 《西安金融》. 2001, (03期): 页63-64. 一枚古钱通常可分为三个部分，最边缘的部分称“外廓”或“外缘”；中间的方孔称“内廓”，也有人称之为“穿”或“好”。除了外廓和内廓，古钱馀下的部分称为“底部”或“地张”。
阳文，意即于物体表面凸起的文字，拓印至平面时字体本身有色，其馀区块留白，反之则为阴文。
即以“上、下、右、左”的顺序读之。若以“上、右、下、左”的顺序读之则称为“旋读”。
由于〈谈蜀汉钱币〉一文中，作者未曾提及所谓“建安二十年得犍为郡”语出何处，故笔者参《三国志》及《资治通鉴》二书的说法，推论犍为郡实应在建安十九年便已被刘备取下，且应发生在进围成都以前。
陈寿. 《三國志》. 〈蜀书．董刘马陈吕董传第九〉. 裴松之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页982. 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陈寿. 《三國志》. 〈蜀书．先主传第二〉. 裴松之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页882. 十九年夏，雒城破，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
陈寿. 《三國志》. 〈蜀书．董刘马陈吕董传第九〉. 裴松之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页982.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张翼. 〈三國蜀漢鑄幣與財政問題——基於出土錢幣的視角〉.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2022-05-15, (01期): 页64. 特别是其中的 Ｍ２３ 墓，出土了一枚“阴平太守”铜印和４枚直百五铢。阴平设郡，始于后主建兴二年（２２４），以“阴平太守”印陪葬显然要比设郡晚若干年。表明蜀汉中期乃至更后，直百五铢仍然是蜀汉的主力流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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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 《晉書》. 〈卷二十六．志第十六 食货〉.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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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資治通鑑》 六十七卷. 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将兵溯流克巴东。至江州，破巴郡太守严颜，生获之。飞呵颜曰：“大军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容止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分遣赵云从外水定江阳、犍为，飞定巴西、德阳。
陈寿. 《三國志》. 〈卷三十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 : 页949. 亮率云与张飞等俱溯江西上，平定郡县。至江州，分遣云从外水上江阳，与亮会于成都。
赵会元. 〈談蜀漢錢幣〉. 《中国钱币》. 2000-05-20, (02期): 页12. 另有背左阳文“为”字，是建安二十年得犍为郡，于其地所铸。 背镌刻“为”字，以别他钱。
许树信. 〈我國古代銅錢與通貨膨脹〉. 《中国钱币》. 1984, (02期): 页13-14. 纵观整个历史，铜钱贬值的现象大约有三种：……二、铸大钱，钱体和重量都有所增加，而钱币面额价值则增加得更多，使铜钱的名义价值远远超过本身金属材料的价值。
莫洪贵. 〈小議蜀漢「直百五銖」錢〉. 《中国钱币》. 1986, (03期): 页57-58. 这种钱币，后来逐渐减重，到蜀汉著名政治家诸葛亮死的前后，一枚“直百五铢”钱的重量已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到后主刘禅投降前后，则减到原来的二十分之一，这是一种大面额加减重的双重贬值。
黄留春. 〈淺識漢魏許都故城窖藏銅錢〉. 《中国钱币》. 1992-07-01, (02期): 页33. 此窖铜钱中出土的曹魏五铢虽然铸工粗劣，钱形别异，但其各式重量基本相等，铸造工艺也极为近似，知曹魏政权仍然是承袭汉制，以法定五铢，平诸物价， 进行整顿和调整货币经济。 另外，也说明曹魏地区的经济比较稳定。
彭信威. 《中國貨幣史》. 上海: 上海人民. 1958: 页107–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