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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百五铢，是指三国时蜀汉刘备时期，由时任左将军西曹掾的刘巴建议所铸之货币。[1]其中“直”当为“值”之通假字[注 1]，五铢则为汉朝官方货币，故而“直百五铢”仅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实即币值百元的五铢。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夏，刘备破雒城，遂进围成都，后数十日刘璋乃开城出降。[2]成都破后，士兵纷纷丢下武器，竞相至城中库藏抢夺财物。刘备忧虑军中开支的问题，刘巴乃与之说道：“很简单，只要铸造直百钱，使物价稳定，然后派遣官员去设立官方市场即可。”刘备听从刘巴的建议，数月之后，府库便又再次充实。[3]
直百五铢的发行年代，史书无明载，但从《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吕董传第九〉中裴松之引注《零陵先贤传》内容来看，应是自建安十九年攻入成都后开始发行。[2][3]且据出土文物来看，直至蜀汉中后期，直百五铢应仍在发行中，并且是作为蜀汉的主要流通货币。[4]
据当今出土之直百五铢在墓葬中的分布与当时贸易情形来看，直百五铢所流通之范围应遍布于蜀汉及孙吴两国境内，乃至于魏国部分地区，大约相当于今日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及长江中下游沿岸省份。[5]甚至随著后主刘禅出降举家北迁后，大大小小的官员皆随之北迁，大量蜀人北移的现象出现，进而造成今日北京一带也陆续有直百五铢的出土。加之晋朝无铸币[6]，多沿袭前代货币[7]，直百五铢的流通范围又进一步扩大至整个中国地区。
直百五铢的主要特征如下：[8]
直百五铢大致可分为两种，即犍为铸直百五铢与四川铸直百五铢。[8]但两者在外观上的差异并不大，主要体现于钱面字形上，犍为铸之“五”小篆在转折处较为刚硬，且于穿右上下横画与内廓几近平行，“铢”字左“金”近于箭簇，且与右“朱”接近等长，右“朱”上下与中间横画相连；四川铸之“五”则略短于穿，上下横画与内廓不近平行，在笔画转折处较圆转，“铢”字右“朱”上下与中间横画不相连，左“金”右“朱”等高且与内廓平行。
此外，犍为铸直百五铢所发行之年代应略早于四川铸直百五铢，盖因刘备政权取得犍为郡的时间约在建安十九年夏[11][12]，而取成都时约近于乃至已入秋季。按此，犍为铸直百五铢应早于四川铸直百五铢，也并未形成大规模流通货币，故钱背多有“为”字小篆，用以区别当时的其它钱种。[13][注 6]
即犍为郡所铸之直百五铢，依背面纹饰尚可粗略分作三种，分别为：[8]
- 背面无任何纹饰及文字，为犍为铸光背直百五铢。
- 内廓左侧刻有“为”字，为犍为铸背文直百五铢。因“为”字小篆与“鸟”字相近，故又有“雀儿钱”之俗称。
- 钱背内廓四方刻有阴纹，为犍为铸阴纹直百五铢。
即成都所铸之直百五铢，依背面纹饰可粗略分作两种，分别为：[8]
- 背面无任何纹饰及文字，为四川铸光背直百五铢。
- 钱背内廓四方刻有阴纹，为四川铸阴纹直百五铢。
此外，四川铸钱还有一种为花穿直百五铢，即或因浇铸失误，或有意为之而导致内廓不成正方者。
在古代，钱币的币值通常与重量相关，倘若钱币本身重量的增加小于钱币币值的增加，则会被视作是一种货币贬值的现象。[14]而直百五铢的通常重量，大约在五铢的一至三倍上下浮动[8]，但实际面额却是五铢的百倍，如此大的增长差异，使刘备政权治下的益州产生了相当巨大的货币贬值并产生通货膨胀的现象，最终借此得以括取百姓三十乃至四十倍的物资，用以充实军中开支。并且，直到蜀汉灭亡前后，直百五铢的实际重量已下降至原本重量的二十分之一，使货币进一步地贬值。[15]
著名钱币学者彭信威在其著作中，进一步认为蜀汉和同一时期的孙吴皆施行该种铸造大值货币的行为，造成货币贬值及通货膨胀的现象在国内发生；而魏国虽然造币工艺粗糙，但胜在钱币重量稳定，可得出魏国地区经济较稳定的推论[16]，因而从币制这个出发点来看，魏国的统一是必然的结果。[17]亦有学者以出土之直百五铢按年代逐渐减轻为出发点，进而提出此现象恰可证明蜀汉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与恶化趋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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