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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盛世是西汉的全盛时期，汉武帝身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时代所产生的政治思想与规划，在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汉武帝时代，以汉人为主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闻名于世[参1]。
汉武帝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在这一时期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汉武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皆留下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参1]。
不过有些传统史家如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均认为，汉武帝力行中央集权、开疆拓土、独尊儒术、设罝五经博士等政策，虽然在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在位中期之后，由于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放纵享乐、荒诞迷信、残暴多疑、穷兵黩武等种种行为，造成西汉国力、社会经济、人口数量大幅衰退，当时人民承受这些现象的苦果，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因此他们称所谓的“汉武盛世”，不过在文治学术方面尤为人称道，至于武功方面则通常同情于对人民财货与生命付出过度的损失与牺牲[参2]。
西元前141年，16岁的汉景帝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在位54年，将中国历史带领到新的阶段[参3]。
按照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语中的说法，汉武帝“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他的功业，其实是当时“海内”“俊茂”们共同创造的成果[参3]。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最后的赞语中写道，武帝时代是两汉时期中在识人用人方面最值得肯定的历史时期：“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当时的“儒雅”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之士如石建、石庆，“质直”之士如汲黯、卜式，“推贤”之士如韩安国、郑当时，“定令”时士如赵禹、张汤，“文章”之士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之士如东方朔、枚皋，“应对”之士如严助、朱买臣，“历数”之士如唐都、洛下闳，“协律”之士如李延年，“运筹”之士如桑弘羊，“奉使”之士如张骞、苏武，“将率”之士如卫青、霍去病，“受遗”之士如霍光、金日䃅等，都在历史上留有盛名。而其他族繁不及备载的，如“飞将军”李广等其他人才，更加体现出汉武帝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班固总结说：“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他认为汉武帝时代的“功业”“制度”之所以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正是由于汉武帝身边聚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参3]。
汉武帝即位后，经过文景两朝的“众建诸侯”与平定七国之乱后，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大为降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武帝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国家，于是持续推动专制的中央集权，又进行了各方面的努力[参4]。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下“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户口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确定这些侯国的名号。于是使诸侯王多以分户邑封子孙，致使王国里不断分出若干由郡统辖的小侯，一时诸王的子孙都得以成为列侯。另一方面，对于一直渴望削弱地方诸侯势力的王朝中枢来说，收到“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中央政府不必刻意打击，各个诸侯国已经在实际上自行解体[参4]。
随后，发生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的事件。汉武帝利用此案，在元狩元年（前122年）下令尽捕他们的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多达数万人。汉武帝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规定王国职官为“左官”，宣示其等级低下，表明歧视之意，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压抑诸侯王属下官吏的地位，严惩服务于诸侯王的犯罪官吏。并且严格限制士人和诸侯交游，又严禁朝臣外附诸侯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此后，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此后，诸侯王宗族中支脉疏远的人，逐渐与一般人民没有任何区别[参4]。
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又借口列侯所献宗庙祭祀用的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夺爵一百零六人。其他列侯因为其他原因而陆续失去爵位的，也不在少数[参4]。
自汉初以来，继承秦制，丞相有相当大的权力。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功次居于前列的萧何、曹参为丞相，丞相位望曾经盛极一时。《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丞相的职能，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当时的丞相，实际上是朝廷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汉景帝时，窦太后期望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汉景帝表示：“请得与丞相计之。”于是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周亚夫以高祖刘邦“非有功，不得侯”的预先约定予以坚定的拒绝。汉景帝默然而有沮丧色。可见当时相权之重[参4]。
汉武帝初年，田蚡任丞相职，曾荐举升迁的官员，其中有从平民直接任职级二千石的高级官僚，让皇帝的用人权利受到侵犯。于是汉武帝表达内心的不悦，说道：“你荐举的官吏说完了吗？朕也有要荐举的官吏。”田蚡也曾经请求占用官营手工业管理部门少府考工室的地方用以扩建宅第，汉武帝愤怒地说：“你为什么不索性占用武库之地呢[参4]！”
汉武帝亲政后，有意提升君主的权利，于是改变丞相位高权重的传统。他经常更换丞相，在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间，先后用相十三人，平均任职时间只有四年多，其中三人在任上去世，有三人被免职，二人有罪自杀，三人下狱处死，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见到多位政府高层官员受到严厉处置。汉武帝还曾经有设置左右二丞相的意图。征和二年，他任命刘屈牦左丞相，颁布诏书，宣布分丞相官署为两府，以期待天下远方合适的人选。后来分设左右丞相的设想，并未付诸实施[参4]。
汉武帝还特意从身分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担任参与国家政治中枢主要决策的侍中、常侍、给事中等职，让他们能够出入宫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议要政。这些成为近臣的官员，身分相当于帝的宾客和幕僚。皇帝亲自任和直接指挥的高级将顉，也往往参议机要。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权势都超过丞相，又兼以“侍中”之职，具有了参与宫廷重要决策的特殊地位。于是，和属于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构成的官僚机构“外朝”相对应的“中朝”得以形成[参4]。
“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的近臣所构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宫廷之内就先自作出了决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来执行[参4]。
尚书，本来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的官员。“中朝”形成之后，尚书的地位日益重要。尚书和一般仅仅参与宫廷议政的官员不同，由于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在“中朝”逐渐居于核心地位[参4]。
主管郡国上计和考课，并且根据官吏的政绩，奏行赏罚，是丞相的主要职责之一。然而在汉武帝时代，却有皇帝亲自接受“上计”的情形。元封五年（前106年）春三月，汉武帝曾经东巡至于泰山，接受诸侯王列侯朝贺，“受郡国计”。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曾经“受计于甘泉”。汉武帝直接“受计”，说明当时他已经牢牢把握了对各地诸郡国的控制权（前112年）[注1][参4]。
尽管汉武帝亲近儒者，推崇儒学，不过实际上武帝对儒家是尊而不用，汉武时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并茂，实质却是刻薄严厉的。汉武盛世的丞相，只是摆设，实权却是在御史大夫身上。当时御史大夫的人选，如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人皆是法家代表人物，为了讨伐匈奴，必须使国力高度集中，他们便遵行这种政治原则来办事。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为：一、严密防止国内发生叛乱。二、尽量开发利源[参5]。
为了达到国内的彻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订法律。元光五年，他命张汤、赵禹共订律令、造成西汉的法律恢复到秦代的严酷。例如其中的“见知法”，里面规定如果看到别人犯法而不检举者，便与犯者同罪。这样一来，官吏治法都以严酷为主，因此产生不少酷吏，如义纵、王温舒等人，造成不少人民与高官因罪被杀，这种现象，在汉武帝晚年时最为严重[参5]。
至于开发利源方面，以鬻卖官爵为其中重要的一项。这项办法始于元朔六年，由政府设“武功爵”十一级，这对吏治产生莫大的损害。此外最重要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包括国营贸易事业的经营、新税的征收，新货币的发行以及盐、铁、酒的专利等。这些政策推行，大大增加政府的收入[参5]。
汉朝初期，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选官制度和监察制度。在汉武帝时代，相关制度又进一步完善，汉武帝开创献策上书为郎的选官途径，在一定限度内接受批评政治的意见。那时四方人士上书言得失者多达千人，其中有些因此而取得了相当高的职位。车千秋原任高寝郎的低级职官，因为上书言事称旨，后来被任命为列为九卿之一的大鸿胪，过了数月又为升为丞相[参6]。
察举制此后成为汉代聘用官吏的制度，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参6]。”
武帝时代，以军事成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参7]。
匈奴自秦末以来一直威胁中国北边，使农耕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匈奴骑兵曾经侵袭长安邻近地区。武帝即位之后，决心设法解决匈奴的外患问题。于是对匈奴发动一系列的战争[参7]。
经过李广、卫青和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后，西汉西北边境上的威胁暂时解除。匈奴对中原北边农耕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得以恢复。匈奴在军队主力以及人畜资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继续向北远遁，并有七年时间即从公元前119年至前112年漠南无王庭，不过其后匈奴又南下与羌人组织联盟攻击汉朝。[参8]而西汉军队占领从朔方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设置酒泉、武威、张掖及敦煌四郡，并且命令关东地区人民移民这一地区，此举不但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方地区的得到开发，更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注2]
即使是这样，匈奴尚有相当势力，其势仍足以威胁西汉王朝。在这种情况下，西汉统治者不得不调整其对匈奴的政策。[参10]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匈奴继续侵犯汉朝本部边塞，并屠杀朔方、五原等郡都尉、吏民，一直到公元前71年，由于匈奴内部的天灾和内乱才停止。[参11]公元前89年匈奴又遣使向汉武帝索要米酒1万石，粮食5千斛，丝绸1万匹的岁币，并以汉女为和亲公主。[参12]此外，汉武帝晚年对匈奴用兵不利，赵破奴、李广利和李陵先后战败被匈奴俘虏。
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后，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及丰富的西域学术知识，同时使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张骞因为出使之功，封为博望侯。也使西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张骞因远行出使的经历，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汉使，多称为“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参6]。
汉武帝除了北伐匈奴之外，也武力平定四方，大幅开扩领土，如三越、西南夷、朝鲜半岛北部和西羌等地，成为西汉领土的一部分，而倭奴国、朝鲜半岛南部和东南亚等地，也开始与西汉有文化上的交流与商业上的往来[参6]。
西汉文化建设，是在汉武帝时代取得重大突破。例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继周代之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赞美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和创造[参13]。
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多次挑起战争，割据地方的分裂势力完全被平定。秦隶终于成为西汉帝国所通用，完成文字上的统一，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中国文化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参13]。
班固说，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伟大的历史贡献，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汉武帝能够“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就是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发挥的宽阔舞台，诱使他们充份表现自己的文化才干。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当时许多身分低下者受到提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使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备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盛况[参13]。
汉初政治结构相继以“功臣”为行政主体和以“功臣子弟”为行政主体两种形态。在汉武帝主持下，又开始了向以“贤臣”和“能臣”为行政主体的历史转变。而以董仲舒、公孙弘为首的儒学之士纷纷进入执政集团上层，正顺应了这一历史转变的趋势[参14]。
在这一时期，中国以大一统为基本形式的高度集权专制政治体制得以成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得以基本形成，以儒学作为思想定式的制度也开始出现，不但确立儒学在百家之学的主导地位，更延续两千多年。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聘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结束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肯定“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从而为中华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参14]。
汉武帝元朔五年，创建太学，是接当时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可以使国家得到未来的人才。所谓“养天下之士”，体现出太学在当时有为国家培育人才和储备人才的作用[参14]。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代表著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元帝增加到一千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曾经兴建校舍“万区”[参14]。
太学的成立，助长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成为重要的推手，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转变，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机会，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才，也有机会到朝廷做官[参14]。
文景二帝，延续汉代开国以来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主张轻徭薄赋、削省刑罚与避免征战等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些政策实施的成果，让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参15]。
不过武帝时代，由于长年征讨四方，因此在军需方面消耗庞大，加上本身个人生活的享受，于是将文景之治所累积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净。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窘，汉武帝重用桑弘羊和孔愅等人，制定了一套经济措施，整顿币制，实现货币的统一，使中央政府控制金融要脉[参16]。
汉武帝时代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统一货币、官营盐铁、建立均输和平准制度，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策。当时借由这些关键变革，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参16]。
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力，改由中央政府铸造，另外发行新的货币，名“五铢钱”。它“重如其文”，以五铢的铜，铸造面值相等的钱，使仿铸者无利可图。之后立五铢钱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垄断造币的原料和技术，从而一扫私人铸币之风[参16]。
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分别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业官营的形式，是由在产盐区设置的盐官备置煮盐用的“牢盆”，募人煮，产品由政府统一收购发卖。铁业官营的形式，是由在产铁区设置的铁官负责采冶铸造，发卖铁器[参16]。
这项制度实施，使国家独占国计民生意义最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利润，可以供给皇室消费以及钜额军事支出。当时，人民的赋税的负担没有增加，国家的收入大增，不但弥补财政上的赤字，并且还有羸馀。不过官营盐铁却给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官盐价高而味苦，铁制农具粗劣不合用等[参17]。
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负责运输各郡国的贡纳物品；平准制度，就是平抑市场物价，由大司农在就城设立平准官，将各地运到长安的货物，在京师市场上出售，利润上归国。并且“贾则卖之，贱则买之”，平抑市场物价。既保证对京师百姓的供应，又避免商人借机弁取暴利[参17]。
汉武帝时代采取“算缗”和“告缗”打击商人的政策。元狩四年，推行“算缗钱”制度，规定商人、兼营手工业的商人以及高利贷者，必须向政府申报其资产。商人有财产不申报或申报财产而不确实的，处罚他们到边疆戍边一年，另外没收他的财产。元鼎四年，汉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鼓励民间相互告发违反“算缗”法令的行为。规定将所没收违法商人资产的一半奖励给告发者。“算缗”和“告缗”的推行，政府的收入增加许多，商人受到沉重的打击，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集权地位[参17]。
经过文景之治的数十年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以恢复与发展，国家和民间的经济力量有了明显的积聚和提升[注3]，国家的钱财与粮食相当充实与饱满，人民普遍过著安居乐业的生活[参18]。
西汉开国之后，初期的几位皇帝鉴于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用休养生息的一系列政策，减轻赋税，又废除几项秦代严厉的法律，例如挟书律、诽谤罪、妖言令等，使得当时的社会较为安定稳固，政治较为廉洁清明，得到了普遍民众的爱戴与拥护[参18]。
然而汉武帝多年北伐匈奴、征讨四方，加上武帝本人生活的享受，以及严酷的刑罚与经济政策的推行，产生不少社会问题。
第一个问题表现在兵连祸结，百姓因此受尽困苦。汉武帝的军事征伐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终都要转嫁到百姓的头上，另外国力的过度浪费，武帝末期呈现出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武帝末年的全国人口，比初年减少了400万人[参5][参19]。
第二个方面就是汉武帝不仅好大喜功，而且在生活上过著穷奢极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经济开支，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困苦。汉武帝曾多次巡游全国，每次巡游都带著众多官员浩浩荡荡出发，他所到之处，皆是大肆铺张、奢侈浪费，都带给当地的官吏与民众沉重的负担，另外在任内推动许多大型土木建设工程，他把原有的甘泉宫加以扩大，又兴建了建章宫、明光宫，皆是富丽堂皇、规模非常宏大[参19]。
第三个危机是爆发在统治集团上层，巫蛊之祸爆发后。仅在长安城内，死亡人数就高达数万人，还有不少朝廷百官卷入其中，动乱结束后，朝廷有一半官职的位置空出来。后续在追查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各地又有数万人被株连受害，动摇了武帝末期的统治[参19]。
汉武帝晚年笃信巫术，听信江充谗言，导致发生了著名的巫蛊之祸[参20]，皇太子刘据被迫杀江充而谋反，结果兵败而死，皇后卫子夫因此自杀。事后武帝也极为后悔，修建望思台以悼念太子[参20]。
经济上，汉武帝时代经过多年对外战争和肆意挥霍，国库已经空虚，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国力也出现了衰退的局面，汉武帝用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虽然这些措施为政府的带来许多收入，不过却使吏治进一步腐败，官员利用职权巧取豪夺、欺压百姓的情况日益严重，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并且越演越烈[参5]。
军事上，由于出身将门良家子的李广、李敢、李陵父子孙三代与外戚军人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发生严重派系斗争，而使武帝晚年对匈奴的战役中，遭到重大的挫败。太初二年（前103年）秋，浚稽将军赵破奴率二万骑出朔方攻击匈奴，失利被俘[参21]；征和三年（前90年），又遣李广利率70,000人北伐，结果都是全军覆没[参5]。
对外战争的失败，国内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惨变，在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利用远征军失利的时机发表了著名的轮台之诏。辛德勇认为，轮台诏不是罪己诏，关于汉武帝罪己是资治通鉴的虚构，汉武帝死后并未改变西汉对外战争的基本国策。而田余庆认为汉武帝晚期改弦易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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