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发生在中华民国河南省的重大饥荒。大旱之后又遭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逃荒者又遇侵华日军轰炸，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这次饥荒发生在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除了河南省，河北、北平、山西、山东、陕西、湖北北部、安徽北部都受到了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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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有多种说法，加诺特与安东尼在《现代亚洲研究》发表的文章认为单纯的饥荒死亡“远低于100万”，大约70万[2]，有媒体报道1943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河南灾情实录》统计，1942年河南大旱所导致的饥荒中，死亡人数达300万人[3]，美国《时代》记者白修德则认为有300万到500万人因饥荒而死。[4]
历史背景
河南地方基层诸多贪腐成性的县长为征粮不顾百姓死活[5]。
当时，汤恩伯部数十万人驻扎河南，军纪涣散，为害乡里。而在河南灾情严重之时，汤恩伯又推出了“德政”，强征民役，使得民怨沸腾，被民间列为河南四大灾害之一。[6]
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一种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会瓜分多余的谷物，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而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却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则把价格抬高。[7]
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侵华日军集中了64%的主力和几乎全部伪军，连续发动了以5 次“大扫荡”为核心的“治安强化运动”。使华北的广大农村遭到毁灭性摧残。再加上物资掠夺和劳役征取，人民的生产能力下降，生活条件恶化。此外，为了包围和分割抗日根据地，日军大量修筑碉堡、封锁沟和公路网，仅冀南区，截至1943年即有碉堡据点1103个，公路及封锁沟墙13170里，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使大量华北农民被剥夺了衣食之源，还使得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原本并不发达的水利设施更加荒废，华北农村地区的防灾抗灾能力受到了严重破坏。[8]
日本入侵的战乱和交通瘫痪，使很多难民在逃亡临近省份的路上只能依靠步行，距历史记载大约在300至595公里以上的路程，并且大部分难民没有及时的得到食物补给。
长年征战，河南一直是全国出兵出粮最多的省份之一。而多年的征粮征兵，青壮年都离开了土地，农民家里没有存粮[6]。
1938年国民政府下令花园口决堤。此次决堤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使之内成为水旱蝗灾等各种灾害的发源地或大本营。[8]造成黄河每年几十亿吨的泥沙顺着决口涌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没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运，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黄河泛滥区，人们将其简称为“黄泛区”。每年汛期时，黄水都会回流倒灌，淹没农田，洪水过后蝗灾复至，地表突兀凸凹，到处沙丘堆移，无法耕种，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
饥荒成因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时，河南当地驻军和河南省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两份相互矛盾的灾情报告，使蒋介石对灾情严重程度估计不足[5]。
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省粮食局局长卢郁文均因身上寄托蒋中正的殷切期望而到任，不愿向中央按实情报灾，导致赈灾时间过晚[5]。
乡绅富户们不肯出粮赈灾、各级赈灾官员贪污腐败[5]
国民政府为限制全国上涨物价，制定限价政策，河南省政府压低了粮价，导致粮商不愿卖粮至河南，穷苦人有钱无粮买的局面[5]。
河南唯一的陇海线运输能力有限，无法供1000多万灾民逃荒及运粮。[9]
1942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就接到过河南军政官员的灾情报告，但他不相信或者置之不理，蒋介石在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明：“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6]
1942年10月30日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并领衔联名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才得到国民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情，赈济灾民。会后，国民政府宣称划拨5亿元法币进行赈灾。其中2亿元用于在灾区各处开设粥场应急，3亿元用于购买赈济粮。然而粥场开设起来，却远远不能供应数量庞大的难民。而用来买粮的3亿元法币，却被挪作他用，甚至有贪官污吏将其挪用贩运私货。[6]
20世纪40年代中国整体处于高温少雨的气候背景中。1941年发生大范围干旱，1942年北方地区再次遭受严重旱灾，其中河南旱灾最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受旱的县（市）达82个，占全省的80％。根据历史资料，1942年河南境内仅有的９个雨量观测站年平均降水量为408.5毫米，为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少值，比常年值偏少45％，比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少值还少12％。此外，当年夏季平均降水量为129.5毫米，比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少值还要少。
1942年中原地区气温异常偏高。当时有气温记录资料的安阳、开封两个站，平均气温分别为14.8℃和16.2℃，比常年同期偏高0.7℃和1.9℃。在小麦收获季节，又遭遇大范围严重干热风，旱情加剧造成小麦干枯，仅为一般收获的二成。
降雨少导致蝗虫大量繁殖，在严重地区，蝗虫过境遮天盖地、作物尽毁。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省共有72个县、市有蝗虫为害的记载，进一步加重了灾荒。[10]
死伤统计
对于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存在多种说法，1943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河南灾情实录》统计，1942年河南大旱所导致的饥荒中，死亡人数达300万人[3]。美国《时代》记者白修德认为有300万到500万人因饥荒而死[4]，但Garnaut, Anthony在《现代亚洲研究》发表的文章认为。单纯的饥荒死亡“远低于100万”，大约70万。[2]1943年重庆国民政府官方统计1,484,983死，后来被发现该数夸大了，因为包含了生育率下降和逃荒人口，而生育率下降和饥荒死亡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效果相约。[2] 并认为白修德的报导是煽情和错误的。而国民政府早期官方统计的288,006人死亡也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11]。
逃荒
1942年的大饥荒再次激起中原灾民的大规模西迁浪潮。灾民大多是辗转洛阳，沿陇海路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 而据美国记者白修德的估计， 则“大约有200至300万难免乘车逃离”。[8]在河南，灾民们的另一个趋势是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边区，其中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仅太行、太岳两区的即多达25万余人， 大约相当于全边区所有灾民的六分之一，辗转而至陕甘宁边区的至少有11889人。 [8]
- 1944年8月29日《解放日报》的一篇署名文章《从灾荒中站起来》， 是这样描写逃荒流的：灾荒愈发展，三个世界的对照愈清楚，从安阳到玉峡关的封锁线，虽然可以和敌人的封锁沟墙相比拟，但封锁不了饥饿发疯的灾民，沿着美丽的清漳河，褴褛的人群，日以继夜地向根据地内流着、涌着。[8]
- 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前锋报》特派记者李蕤在1943年“灾区系列通讯”《豫灾剪影》中这样描述：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达安乐的地带。[12]
河南省档案馆向《广州日报》记者展示的一份档案显示，逃荒方向大致有四个：大多数经洛阳，沿陇海线向西进入陕西；少部分南下逃亡湖北；还有一部分，北上进入抗日边区；还有极少数向东进入日占区。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表示，1942年大灾荒，河南人主要逃亡陕西，因为往西可以往四川、甘肃，远离战区，300万河南灾民涌入陕西，豫剧也随之传入，可以说（这次逃荒过程）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移民过程。至今，很多河南人与陕西人的关系还比较亲密。虽然当时西部有大量土地，但人口却很少，当时整个陕西人口也不过1000万人。这次大移民促进了西部土地开发，把东部成熟的农业技术带到了西部。[13] “陇海线郑州以东已被占领，能通车的是洛阳以西。坐火车逃难的，最多占总人数的1/3。当时火车数量很有限，运载效率很低，再加上大部分是运货的，难民都是坐在货上面；当时火车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算上停靠时间，从洛阳到三门峡估计要两天。家境稍好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车，多数人是徒步，一路上饿殍遍野，饥民相食的景象惨不忍睹。
救灾
重庆国民政府在收到河南受灾情报后，三次拨发急赈款，第一次拨400万元，第二次拨1,000万元，第三次拨2,000万元，后河南省自筹赈款[14]。
1942年7月21日，李培基电请重庆国民政府，使1942年度河南省征购粮食数目减少120万石。10月，重庆政府派张继、张厉生赴河南实地勘察后，将河南的征粮负担再次减少100万石。[15]
救灾委员会的主要办法有三：（1）开仓。河南省在1942-1943年曾三次开仓救灾，先后散发粮食12.6万石、15.4万石、33.4万石。最后一次开仓是在1943年3月春荒之际，此次开仓，已用尽各县所存历年积谷。此外，政府还强制查封散发了大户馀粮共计8.8万石。（2）借粮。省府所在地鲁山县灾情极重，曾向汤恩伯借军粮160万斤，于1943年春节前后全部发放灾民，后于1943年9馀人底如数还清。此外，省府还曾向第一战区借军粮3.5万大包，计400馀万斤；此外，另有军队所出工振粮1.2万包。（3）平粜。所谓平粜，就是政府在荒年缺粮时，将仓库所存粮食平价出售。具体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因本省存粮过少，不足救灾，故所谓平粜，乃是指由河南省政府出面，筹集资金，向邻近陕、皖、鄂各省平价购买粮食。1942年9、10月间，省府曾筹措平粜基金2千馀万元，正式启动平粜事务；1943年1月，又得中央之助，由中国农民银行贷给平粜基金1亿元，本省农工银行借垫4千万元，各县筹集资金1亿有馀，自省至县，成立各级平粜委员会，并设立了陕西采购站、安徽采购站、湖北采购站及相应的运销机构。三个采购站共计购进平粜粮2405万斤，另有非平粜粮（包括各种杂粮）若干。其中以陕西为最多，共购平粜粮1059万斤；借粮820馀万斤。此外，省府还从第一战区商拨了2.59万包军粮用作平粜粮。据《河南政府救灾总报告》的不完整统计（做统计时，部分配销站数据还未上报），购回配销出去的粮食，至少在3亿斤以上。[16]
1942年的河南，三面被日军包围，唯有西面陇海线尚与陕西保持联系。有鉴于此，蒋介石在1942年末曾亲自下达手令，命河南省救灾委员会沿陇海线，在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西去逃荒的灾民。后择定广武、洛阳、灵宝、常家湾、阌底镇等 5 处各设一厂，统限 1943 年 1 月 1 日组织成立，开始收容西上灾民。其经费全部由中央拨付报销。自设立至结束，共耗费经费 800馀万元，救济灾民达 55.8万馀人。此外，省内各县亦普遍设立粥厂，总计4289处，收养灾民189万馀人。[16]
相关报导
- 关于国民政府是否在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曝光河南大饥荒事件后迫于压力，才承认并展开了救灾工作。就此事仍有争议。
- 早在1943年白修德报导河南饥荒之前，国民政府就已展开相关救灾工作。国内报刊如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以及《大公报》、《前锋报》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7]。
- 时任《大公报》记者的张高峰的通讯《豫灾实录》，发表在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上。第二天，《大公报》发表了社长王芸生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在文中写道：“读了这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剌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18]在这两篇文章发布之后，蒋介石即刻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据王芸生后来的回忆，他当时不是很理解蒋介石的做法，他曾向时任蒋介石秘书的陈布雷询问，而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严令河南征缴不得缓免。”[6] 由于《豫灾实录》触及到汤恩伯的利益，蒋介石下令严查其纵兵殃民的事实真相。汤恩伯迁怒于张高峰，以编造虚构的罪名将他逮捕，关押在漯河警备司令部看守所。[18]
- 2月2日晚上《大公报》停刊3天之后，在2月4日，《中央日报》以《赈灾能力的试验》为题，抛出了一篇反驳《大公报》的文章。该文把“河南人民所受之苦痛”视为“天降大任之试验”，认为“中国正是一个天将降大任的国家”，自然应该像古圣人孟子所说的那样，要“经受种种(天)之磨炼，增益其所不能”。[1]
“省府已有明令，将三十年度斗馀，军麦价款，一律放赈，这一贤明处置，不知救活了多少人命。”据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记载：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第一次是1942年春青黄不接、民食匮乏之时举办的开仓贷谷，共贷出小麦125,770石3斗9升。第二次是1942年各地秋收歉薄之后举办，共贷出及散放谷麦各半共15054,000市石。第三次是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省府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积谷合计332,749石8斗6升，悉数散放灾民用资救济。
第三届国民参政员郭仲隗晚年《江流天地外》记载“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汤恩伯、蒋鼎文、李家钰等均向国民政府报灾，只有河南省政府瞒报灾情。
王芸生、曹谷冰合著《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记载“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而实际上，国民政府派遣了张继和张厉生等人前往河南调查灾情[17]。
改编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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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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