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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中国河南省饥荒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发生在中华民国河南省的重大饥荒。大旱之后又遭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逃荒者又遇侵华日军轰炸，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但对于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有多种说法，有媒体报道1943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河南灾情实录》统计，1942年河南大旱所导致的饥荒中，死亡人数达300万人[1]，美国《时代》记者白修德认为有300万到500万人因饥荒而死[2]，但加诺特与安东尼在《现代亚洲研究》发表的文章认为单纯的饥荒死亡“远低于100万”，大约70万，并且认为1943年重庆国民政府官方统计为1,484,983死亡，并在后来被发现该数夸大了，因为包含了生育率下降和外出逃荒的人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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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存在多种说法，1943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河南灾情实录》统计，1942年河南大旱所导致的饥荒中，死亡人数达300万人[1]。美国《时代》记者白修德认为有300万到500万人因饥荒而死[2]，但Garnaut, Anthony在《现代亚洲研究》发表的文章认为。单纯的饥荒死亡“远低于100万”，大约70万。[3]1943年重庆国民政府官方统计1,484,983死，后来被发现该数夸大了，因为包含了生育率下降和逃荒人口，而生育率下降和饥荒死亡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效果相约。[3] 并认为白修德的报导是煽情和错误的，这个数字只是白修德的片面想像，国际学术界不应采纳。[3][7]而国民政府早期官方统计的288,006人死亡也受到学者们质疑[7]。
河南省档案馆向《广州日报》记者展示的一份档案显示，逃荒方向大致有四个：大多数经洛阳，沿陇海线向西进入陕西；少部分南下逃亡湖北；还有一部分，北上进入抗日边区；还有极少数向东进入日占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表示，1942年大灾荒，河南人主要逃亡陕西，因为往西可以往四川、甘肃，远离战区，300万河南灾民涌入陕西，豫剧也随之传入，可以说（这次逃荒过程）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移民过程。至今，很多河南人与陕西人的关系还比较亲密。虽然当时西部有大量土地，但人口却很少，当时整个陕西人口也不过1000万人。这次大移民促进了西部土地开发，把东部成熟的农业技术带到了西部。[8] “陇海线郑州以东已被占领，能通车的是洛阳以西。坐火车逃难的，最多占总人数的1/3。当时火车数量很有限，运载效率很低，再加上大部分是运货的，难民都是坐在货上面；当时火车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算上停靠时间，从洛阳到三门峡估计要两天。家境稍好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车，多数人是徒步，一路上饿殍遍野，饥民相食的景象惨不忍睹。
重庆国民政府在收到河南受灾情报后，三次拨发急赈款，第一次拨400万元，第二次拨1,000万元，第三次拨2,000万元，后河南省自筹赈款[9]。
1942年7月21日，李培基电请重庆国民政府，使1942年度河南省征购粮食数目减少120万石。10月，重庆政府派张继、张厉生赴河南实地勘察后，将河南的征粮负担再次减少100万石。[10]
救灾委员会的主要办法有三：（1）开仓。河南省在1942-1943年曾三次开仓救灾，先后散发粮食12.6万石、15.4万石、33.4万石。最后一次开仓是在1943年3月春荒之际，此次开仓，已用尽各县所存历年积谷。此外，政府还强制查封散发了大户馀粮共计8.8万石。（2）借粮。省府所在地鲁山县灾情极重，曾向汤恩伯借军粮160万斤，于1943年春节前后全部发放灾民，后于1943年9馀人底如数还清。此外，省府还曾向第一战区借军粮3.5万大包，计400馀万斤；此外，另有军队所出工振粮1.2万包。（3）平粜。所谓平粜，就是政府在荒年缺粮时，将仓库所存粮食平价出售。具体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因本省存粮过少，不足救灾，故所谓平粜，乃是指由河南省政府出面，筹集资金，向邻近陕、皖、鄂各省平价购买粮食。1942年9、10月间，省府曾筹措平粜基金2千馀万元，正式启动平粜事务；1943年1月，又得中央之助，由中国农民银行贷给平粜基金1亿元，本省农工银行借垫4千万元，各县筹集资金1亿有馀，自省至县，成立各级平粜委员会，并设立了陕西采购站、安徽采购站、湖北采购站及相应的运销机构。三个采购站共计购进平粜粮2405万斤，另有非平粜粮（包括各种杂粮）若干。其中以陕西为最多，共购平粜粮1059万斤；借粮820馀万斤。此外，省府还从第一战区商拨了2.59万包军粮用作平粜粮。据《河南政府救灾总报告》的不完整统计（做统计时，部分配销站数据还未上报），购回配销出去的粮食，至少在3亿斤以上。[11]
1942年的河南，三面被日军包围，唯有西面陇海线尚与陕西保持联系。有鉴于此，蒋介石在1942年末曾亲自下达手令，命河南省救灾委员会沿陇海线，在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西去逃荒的灾民。后择定广武、洛阳、灵宝、常家湾、阌底镇等 5 处各设一厂，统限 1943 年 1 月 1 日组织成立，开始收容西上灾民。其经费全部由中央拨付报销。自设立至结束，共耗费经费 800馀万元，救济灾民达 55.8万馀人。此外，省内各县亦普遍设立粥厂，总计4289处，收养灾民189万馀人。[11]
“省府已有明令，将三十年度斗馀，军麦价款，一律放赈，这一贤明处置，不知救活了多少人命。”据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记载：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第一次是1942年春青黄不接、民食匮乏之时举办的开仓贷谷，共贷出小麦125,770石3斗9升。第二次是1942年各地秋收歉薄之后举办，共贷出及散放谷麦各半共15054,000市石。第三次是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省府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积谷合计332,749石8斗6升，悉数散放灾民用资救济。
第三届国民参政员郭仲隗晚年《江流天地外》记载“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多次报灾，所以亦不符合史实。汤恩伯、蒋鼎文、李家钰等均向国民政府报灾，只有河南省政府瞒报灾情。
王芸生、曹谷冰合著《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记载“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也是王芸生、曹谷冰60年代对中国国民党的丑化抹黑，而实际上，国民政府派遣了张继和张厉生等人前往河南调查灾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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