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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沈昌焕(1913年10月16日—1998年7月2日),祖籍江苏苏州吴县,生于江苏嘉定,中华民国政治人物,著名外交官,曾任外交部长,有“外交教父”之称。但也由于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使其自1972年第二次担任外交部长任内以来因各国一中政策共有29国相继断交,而成为任内断交国数量最多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长[1]。
沈昌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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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 |
性别 | 男 |
出生 | 1913年10月16日 中华民国江苏省嘉定市 |
逝世 | 1998年7月2日 中华民国台北市 | (84岁)
籍贯 | 江苏省吴县 |
国籍 | 中华民国(1913年-1928年) 中华民国(1928年-1998年)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 |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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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曾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后曾两度出任外交部长,并担任过驻教廷与驻泰国大使,后任总统府秘书长,主导掌握中华民国外交系统将近30年,有“外交教父”之称。[2][3]由于政治立场与时任总统的李登辉不合,解职后转任总统府资政,1998年过世,享寿84岁。
沈昌焕与蒋家关系良好,被视为是“夫人派”、“官邸派”的外交官员,也因此不论是担任外交部长或是卸职转任其他职务,皆能一手主导中华民国的外交系统与外交事务,前后长达将近30年,因此得到“外交教父”之别称。
沈昌焕坚持“汉贼不两立”的态度,强硬反对与所有共产国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任何交流接触。坚守中华民国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场,并以此为外交国策,也使得1970、80年代的中华民国外交关系呈现低迷状态。最后由于与时任总统的李登辉及主流意见不合,总统府秘书长职务遭到解除,转任资政,结束长期在外交部门的服务。
中华民国参谋总长郝柏村于1988年3月2日表示“沈昌焕对所谓大陆政策持极审慎态度,谓千万不可陷入中共统战陷阱,应坚拒三通,他对大陆热感到忧心,会严重影响国家安全。”8月3日另表示“沈昌焕发言:中共终必以消灭我为不变阴谋。”1989年1月1日又表示“沈昌焕对于大陆开放的政策不以为然,觉得大陆热太过火了,他仍将秉持信念,运用影响力,适时煞车。”[4]
1960年沈昌焕第一次出任外交部长,在当时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国在东亚持续强而有力的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时中华民国的外交情势尚称平稳。任内亦曾有多位外国重要友邦元首访华,包括美国总统艾森豪、泰王拉玛九世等等,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外交最风光的时期。而沈昌焕可靠的坚定立场与蒋家的亲近关系,使得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逐渐由沈昌焕一手主导,巩固强化了以反共国策为原则的对外政策。然而任内并非皆为顺遂之事,如1964年对法断交,巴黎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美国宣布停止多年的美援,使当时各项建设发展失去一定的资金支持等。
1966年部长职任满转任驻教廷大使。
1969年沈昌焕调任驻泰国大使,在大使任内,泰国对两岸政策立场不定,泰国华侨界形势不安,沈曾多次召集会议,进行稳定士气。为巩固邦交关系,上任即邀蒋经国先生访问泰国,竭力呈请政府捐赠亚洲理工学院研究基金,以争取成为该学院董事,台湾每年可选派在职人员及学者前往攻读硕士或博士。此一方案不仅敦睦了两国邦谊,也造就了不少台湾经贸科技人才,对日后台湾经济起飞,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后又与泰国军方合作协助推行泰王山地计划,成效卓著。此计划执行至今仍未停止,对后来中止外交关系情况下,甚多政要访泰,包括李登辉以总统地位赴泰国,均受到泰王接见礼遇。沈昌焕在任内确实有所稳定了与泰国的邦交关系。
自从1949年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次问题就一直是被讨论的议题。由于美国支持中华民国的立场使台北多年来得以保住在联合国的席次,然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1960年代之后,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大量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大量的支援,换取他们在联合国对其的支持,为此美国改以将北京入会为“重要问题”的方法来加以阻止,然而自1961年英法在非洲的前殖民地纷纷独立后,北京在联合国的得票是一年比一年增加,期间英美等皆曾促蒋中正考虑其所提之“双重代表权”方案,终致1970年时首次出现赞成票多过反对票的情况。
1971年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由于美国预估重要问题无法成案,直言宜取双重代表权的方法,试图让北京入会的同时,可以保住台北的席次。而此一议案本来经过多次谈判,新起外交人员钱复等正候蒋中正的首肯时,沈昌焕面见蒋介石强力反对双重代表权一案,并同蒋夫人宋美龄向蒋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外交原则[5],使台北在公开场合犹宣达死守不让步的立场,对于双重代表权一案表达“最强烈的反对”,而中共方面亦不乐见台北方面留于联合国。尽管亲中华民国的沙乌地阿拉伯支持双重代表权案,但最后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的相关投票显见失利的前一刻,中华民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即取得联合国的“中国”席位。
日后此事使得沈昌焕受到责难,有观点认为当年双重代表案有望成案,但沈昌焕持强硬态度的结果,使得台北代表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姿被联合国大会所逐出,影响日后中华民国外交甚钜。另一外交官陆以正为此事辩驳,他表示即使当年真的通过双重代表权一案,北京必不接受,一定会等到台北不在联合国内,他们才进去,所以离开联合国是早晚的问题。然而钱复指出,各国对于1971年投票时所持的态度正是寻求一种和解;若是当年中华民国保有“普通会员国”的资格,日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毋庸寻求重返或加入联合国[6],争议即可告一段落。
1971年联合国大会之后,时任外交部长周书楷的声望一落千丈,隔年行政院内阁改组,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与蒋家关系深厚的沈昌焕第二度出任外交部长,颇有整顿外交系统的意味在。
然而沈再次出任部长并不如第一任时顺利,由于已经失去联合国代表权,台北的国际地位大幅滑落,东亚情势丕变。沈昌焕却依然坚守蒋介石的汉贼不两立立场,于是众多中华民国原本的邦交国被迫表态选边站,在国际情势衡量下,绝大多数国家选择与北京建交,结果1972年创下与29个国家断交的纪录。众断交国之中,尤以日本为最具代表,由于日本与中华民国和台湾复杂的政治历史关系,日本宣布与北京建交时,引起台北方面强烈反弹,民间更是爆发多起大规模反日抗议冲突。
而与美国关系上也发生重大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与北京当局签下“上海公报”,重伤台北与华盛顿的关系。两岸之间的情势也随之变化,随后继任美国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也访问中国大陆,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正常化已经无可避免。1978年12月16日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正式宣布与台北断交,沈昌焕无力回天,只得宣布辞职。
晚年出任总统府秘书长,除深受蒋经国重用,更是国民党内保守派大将,然而在面对要求解除戒严、开放中央民代全面普选、开放大陆探亲等议题全部持反对态度,与社会主流意见及蒋经国的态度日益脱节,因而挨批“冥顽不灵”、“死守过去”、“不知变通”。
1988年连战出任外交部长,一上任即促成“苏联贸易访问团”成行。访苏是台湾经贸外交的一大突破,但这项大胆的外交行动由于事先未按过去的常例征询沈昌焕的意见,在决策定案之后,又不理会沈的劝阻,引起沈昌焕的恐慌和不满。于是,沈昌焕便在国民党中常会中大举反攻,手拿《苏俄在中国》一书痛斥“访苏团”的成行,结果被李登辉顺水推舟地解除其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转任总统府资政,结束了外交上近30年的“沈昌焕时代”。
转任资政后,多所赋闲,偶尔出席一些活动,1998年7月2日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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