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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武力或脅迫來濫用或恐嚇他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霸凌（英语：Bullying），指的是一种长时间持续的与当下立即发生的、并对个人在心理、身体和言语遭受的攻击，且因为欺凌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权力或体型等因素不对等，而不敢或无法有效的反抗[1]。霸凌的欺凌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透过对受害人身心的压迫，造成受害人感到愤怒、痛苦、羞耻、尴尬、恐惧、以及忧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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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凌”的各地常用名称 | |
|---|---|
| 中国大陆 | 欺凌、霸凌 |
| 台湾 | 霸凌 |
| 港澳 | 欺凌 |
| 新加坡 | 霸凌 |
| 马来西亚 | 霸凌 |
霸凌可能发生在任何场所，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人之间，甚至曾有谋杀受害者感觉自己受到主张废除死刑的人权团体欺侮的报导[3]；霸凌加害者和受害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霸凌可以透过肢体、言语或人际关系等方式进行；而以场所划分，霸凌常见的形式有职场霸凌、校园霸凌、网路霸凌等，但不论场所、形式、针对的对象或目的等，霸凌都是一种反社会行为。
基因遗传、幼年时的依附模式、教养、同侪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霸凌行为的出现或减少，而霸凌对受害者的心理和生理，会造成巨大且有时无法逆转的伤害，甚至间接使得受害者自杀；此外，一些受害者可能会变成加害者，转而去欺负其他人，进而让更多人受害；没有参与其中的第三方也会因为目睹霸凌事件而受到负面影响，而霸凌加害者本身也可能是因为各种负面因素影响，如受人欺负，而出现霸凌行为；不仅如此，霸凌行为也会对出现霸凌行为的团体或场所，造成实质且巨大的财务、经济、生产力甚至声誉方面的损失。
“霸凌”一词，源自对英语bullying一词的音译兼意译，除了做名词外，也可做动词使用，此词和“欺负”、“欺侮”、“欺压”以及“欺凌”等词同义。
中国大陆用词一般用“欺凌”比较多，“霸凌”比较少用，字典也只收录了“欺凌”一词[注 1]。而2018至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期间，大陆的官媒则大量使用“贸易霸凌”一词作为相关新闻标题，“霸凌”一词开始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大陆民众的视野。[4][5]
霸凌的欺凌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媒体也曾报导说，有谋杀案件的受害者家属，感觉自己受到主张废除死刑的人权团体的欺侮[3]，在日本光市母女杀害事件的审判过程中，凶手的辩护律师团也曾被一些人认为有蓄意以言语伤害受害者家属的行为，因此一些人要求凶手的辩护律师团必须为其言行作出赔偿[6]，因此可以认为，霸凌可能发生在任何人之间；另外，尽管有特定特质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从事霸凌行为，但每一个人都可能主动从事霸凌行为、欺负他人，且有时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欺负他人[7]
霸凌的种类包含肢体霸凌、言语霸凌、关系霸凌和非直接霸凌等几种[8]，性骚扰和其他骚扰行为也被视为是霸凌的一种。在受害者分析上，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受到肢体霸凌，女生受言语霸凌或性骚扰的比例较大[9]。
肢体霸凌指的是任何伤害他人身体，或破坏他人财物的霸凌行为。偷窃、推挤、殴打、打架，以及刻意破坏他人的东西，都是肢体霸凌的一种形式。一般而言，肢体霸凌不会是受害者所历经的第一种霸凌形式，通常受害者所受的霸凌，会先以其他形式出现，之后才会演变成肢体霸凌。
在肢体霸凌中，一个人的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就是欺负他人的主要工具。有时一群年轻人会因为青少年的偏见之故，而集体孤立同侪，这很容易就会使得受欺负者处在一个容易被自己同学挑衅、虐待、殴打的情境。肢体霸凌常会随著时间的经过而升级，并进而导致悲剧，因此很多人常会尽速阻止肢体霸凌，以防冲突继续升级。[12]
言语霸凌是霸凌最常见的形式之一，这词可以指任何在没有肢体接触的状况下，透过说话或其他声音欺负他人的霸凌行为。言语霸凌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在言语霸凌当中，言语就是欺负他人的主要工具。言语霸凌在两性之间都很常见。 [13]
关系霸凌，有时又称社会侵略，指的是一种利用人际关系伤害他人的霸凌。[14]这词也用以指称任何意图伤害他人名声或社会地位的霸凌，而有时这样的霸凌会包含于肢体霸凌或言语霸凌当中。关系霸凌在年纪较小的人，尤其女孩子之间，尤为常见，社会排斥、排挤他人（像是故意冷落、忽视或让人觉得自己被遗漏掉等等各种让人“被塑胶”的行为）是关系霸凌最常见的形式之一。霸凌加害者会利用关系霸凌来改进自己的地位以及控制他人；此外，和显而易见的肢体霸凌不同的是，关系霸凌并不明显，且人们往往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会注意到关系霸凌的存在。[15]
网路可作为霸凌发生的场合，也可作为霸凌的一种方式，作为霸凌的一种形式，网路霸凌指的是透过网际网路骚扰、威胁、攻击他人，或让人感到尴尬的霸凌行为。若施行者是成年人，这种行为可能会触犯网路骚扰或网路盯梢等罪，而在一些国家，从事此种行为的成年人可能会因此锒铛入狱。[16]网路霸凌可透过寄送电子邮件、即时讯息、社交网站发文、文字讯息或打手机等方式进行。就未成年人而言，网路霸凌在中学生之间，比在小学生之间普遍。[11]
集体霸凌指的是多于一个人欺负一个或多个受害者的行为。集体霸凌可能的进行方式，涵盖了上述所有种类的个体霸凌，也就是说，肢体霸凌、言语霸凌、关系霸凌等各种霸凌形式，都是集体霸凌可能的模式：此外，虽然网路小白常常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个体行为，但事实上，一些网路小白有时也会组织起来，集体搞破坏，且小白可能会受到一些伪草根舆论（astroturfing）制造者的赞助。
和个体霸凌一样，集体霸凌可以发生在诸如家庭、同侪团体、学校、职场、邻里、社区或网路等各种场合，在职场上，一个人的同事、上司或下属等，可能会联合起来，透过造谣、影射、恐吓、羞辱、抹煞贡献以及孤立等方式，逼迫这人离开岗位。而这词也可用以指称任何恶意、未必和性相关、未必和种族相关、一般性的骚扰。[17]
霸凌可能发生在家庭、校园、职场、军队，甚至在网际网路上，如果发生在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霸凌，则称为国际霸凌，因此可以认为，任何场所都有可能发生霸凌；但在一些场所当中，霸凌相对较为常见，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会发生霸凌的场所。
职场霸凌泛指在工作场所里，个人或团体对于同事或是下属进行不合理的霸凌行为。包含言语、非言语、身体、心理上的虐待或羞辱。如果职场上发生本国人与外国人的冲突，则称为国际霸凌。和校园霸凌不同，职场霸凌通常会在不违背既定规则和政策的运作下进行；每个人都有可能参与或主动施行职场霸凌，霸凌者可以是同僚，也可能是下属，不过通常职场霸凌发生于上司对下属之间。霸凌行为可以是隐蔽或公开的，霸凌的负面影响不仅及于被欺负、被霸凌直影响的个人，也可能波及到旁观者，导致员工整体士气下降、生产力下降、离职率升高、组织文化的变革等问题，进而导致组织更多的营运成本。
雇主也有可能是霸凌者，不良雇主利用霸凌来摆脱员工以避免法律责任，例如支付失业补偿或员工的赔偿要求；或是使用恐吓或霸凌的方法赶走那些要求合法薪资和合法加班工时的员工。雇主的霸凌往往是职场霸凌的关键，但却经常被忽视。
对校园霸凌的学术讨论至迟于1897年出现，但对职场霸凌的学术讨论，则要晚得多，“职场霸凌”这个词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被使用是在1992年安德烈‧亚当斯有关于工作霸凌的书中出现：How to Confront and Overcome It (1992)[18][19]
军队是容易发生集体霸凌之场所。[20][21][22][23]在2000年，英国国防部将霸凌给定义为“利用物理力量或滥用权威等方式恐吓或使他人受害，或借此给予不合法的处罚。”[24]
一些人认为，类似霸凌的行为在军中应当要被允许，这是因为成为士兵的过程和其他职业不同之故，根据持此论的人的说法，士兵应当期望自己会冒生命风险，因此他们应当要锻炼自己、让自己的身心强健，强大到足以接受各种霸凌的程度。[25]
校园霸凌，又称校园暴力，指的是一种长时间持续的、并对个人在心理造成恐惧、身体和言语遭受恶意的攻击，且因为受害者与欺凌者之间的权力或体型等因素不对等，而不敢有效的反抗[26]。而校园霸凌所带来的伤害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校园霸凌不只发生在校园，因同侪而起的校园霸凌也可能发生在校外，甚至在网际网路上。
在历史上，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于1857年出版的小说《汤姆·布朗在学校的日子》就对校园霸凌做出了大量的描述，但对校园霸凌的学术讨论则迟至1897年才出现。[27]对校园霸凌的研究，在近几年大幅增加，在1900年到1990年的这90年间，一共有62篇研究讨论校园霸凌；而在2000年到2004年的这四年间，则有562篇研究讨论校园霸凌。[28]
随著科技进步，即时通讯软体、网路论坛、BBS、部落格等交流平台也成为言语霸凌事件的发生场所，欺凌者藉网路或电信设备以文字和多媒体长期且反复地攻击、骚扰或欺负受害人，称为网路霸凌（Cyberbullying）[29][30]。
根据加拿大对网路霸凌有深入研究的教育者、西北地区Keewatin区教育局的教师Bill Belsey[31]的定义，网路霸凌是[32]：
| “ | 一种涉及对信息及通信技术技术的应用，以支援针对个人或群体进行恶意的、重复的、敌意的行为，以使其他人受到伤害。 | ” |
根据一项统计，全球范围内，大约有15%的儿童受霸凌所害。[33]
目前对霸凌加害者自尊的研究呈现模棱两可的结果，[35][36]尽管一些霸凌加害者自大且自恋，[37]但一些人也借由欺负他人，来掩饰自己的耻辱感或焦虑，或借此加强自己的自尊，这些人借由欺负他人，可从中得到自信，[38]加害者也可能因自己受欺负之故，而出于嫉妒欺负他人。[39]心理学家罗伊‧鲍梅斯特（Roy F. Baumeister）指出，容易出现侵略行为的人，常有著膨胀但脆弱的自我，这是因为它们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之故，这些人常会因为批评或缺乏他人的尊敬，而感觉自己受冒犯，因此他们常会用暴力和侮辱的方式来应对此种不敬。[40]
研究指出诸如忧郁症[41]、人格疾患[42]、易怒程度、对暴力的使用、对侵略行为的上瘾程度、将他人的行为误认为带有敌意的倾向、对维持自我意象的焦虑，以及执迷或固著行为的参与等，都是一个人成为霸凌加害者的风险因子，[43]这些因子彼此的交互作用，也可能是导致霸凌行为的原因。[44]在一篇对儿少的研究中，反社会人格特质和忧郁症的相结合，最能预测儿童与青少年的暴力行为；而电玩和电视中的暴力内容则不能预测儿童与青少年的暴力行为。[45]
霸凌行为也可能是基因遗传或脑部结构异常的结果，[46]教养和家庭环境对霸凌行为也有影响，尽管父母亲可帮助婴幼儿学习管理和控制侵略行为等得以减少侵略行为的技能，一些小孩因为不安全依附、无效管教，或者诸如压力大的家居生活以及带有敌意的手足等环境因素之故，而无法学会这些技能；[11]此外，根据一些研究，霸凌加害者可能也较不受喜好，学业表现也可能不佳，根据克莱顿·库克（Clayton R. Cook）的讲法，“一般而言，霸凌加害者在解决人际问题方面有问题，学业表现也有问题，他们常常对他人有著负面的态度和观感，也常有不好的自我感觉，且常常来自充满冲突和不良教养的家庭环境，并常对学校有负面观感，也常受同侪的负面影响。”[47]
不过与此相反的看法也存在，一些研究认为至少部分霸凌加害者在心理上是非常健全的，他们在同侪间有著较高的地位，而其受害者则面临心理压力，且在社交上是边缘人，[48]同侪团体常常赞许霸凌加害者的行为，而这些同侪团体成员也会借由参与嘲讽、排挤、殴打和侮辱他人等霸凌行为来取乐，[11]其他的研究员更争论说，有少部分的自身没被人欺负的霸凌加害者喜爱上学，且他们是最不会因为生病而请假的。[49]
研究指出，欺负他人的成年人，常有著威权性格，且对控制和主导他人有强烈的需求；[50]研究也指出，对“次等人”的偏见，是在成为霸凌加害者方面特别强烈的风险因子。[51]
大脑研究指出，让霸凌加害者观看某人伤害他人的影片时，脑中和奖赏关联的区域会变得活跃，[52]因此一些霸凌加害人可能会从伤害他人的行为中得到乐趣。
很多时候，霸凌行为会发生在有大量不参与的旁观者观看的场合，在很多状况下，霸凌加害者会有一种制造多数人都支持的假象的能力，而这会使得很多团体成员不敢张扬、反对他们所看到的霸凌行为。在一个团体中，除非这种“霸凌文化”在开始时就确实受到挑战，不然这种行为会为人所接受或支持，进而成为团体的内规；[53][54]此外，除非采取行动，不然这类的“霸凌文化”常会持续数个月、数年甚至更久的时间。[55]
那些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或“支持圈”的人，远比起没有这样圈子的人，更有可能出声反对霸凌行为。[56][57]
除了表达“旁观者应该站出来及增加个体自我效能”的明确期待外，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介入行为应该要奠基于“霸凌在道德上就是错的”这样的基础上才行。[58]
库克说“一般而言，霸凌受害者更可能具侵略性、缺乏社会技巧、有著负面思考、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碰到困难、来自不良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环境，且被同侪拒绝和孤立。”[47]
受害者常在生理和心理上表现软弱，且常常容易懊恼；但心理特质不是霸凌的唯一原因，有著诸如身材比较肥胖、长得不好看或者有生理缺陷等特征的人，也容易沦为霸凌的受害者，一个人可能仅仅因为家里贫穷、家庭结构（如单亲家庭）、出身少数族群、肥胖、长得不好看或者有生理缺陷等原因而深受霸凌所害，即使他没有任何特别的心理特质也一样。男孩更可能成为肢体霸凌的直接受害者，而女孩更可能成为间接霸凌的受害者。[59]
一篇由库克主导并在2010年由美国心理学会出版的后设分析研究显示，儿童和青少年成为霸凌受害者以及霸凌加害者的最大原因都是缺乏解决社会问题的技巧。[47]
霸凌对受害者、加害者和发生霸凌行为的组织整体都会造成实质的伤害，也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若在不反抗或无人协助下，霸凌所带来的伤害往往是不可逆转的。
从事霸凌行为的人，透过对受害者们身心的压迫，让受害者们感到愤怒、痛苦、羞耻、尴尬、恐惧、以及忧郁[2]；霸凌对受害人造成的后遗症相当多，通常会造成受害人心灵创伤、扭曲，也会造成受害人课业成就低落、人际疏离，甚至有可能逼迫受害人产生报复性攻击行为，或使受害人转而欺负他人[60]，其他后遗症则包括逃家、逃学、出现慢性疾病、自杀和饮食不正常等行为等等，并且会造成自尊降低、时常焦虑不安、悲观思维与高度渴求关怀心理。[61]
被欺负的小朋友，常会在生理和情感上出状况，其中会出现的迹象包括害怕上学、抱怨自己头痛或缺乏食欲、对学校活动缺乏兴趣、花时间和朋友或家人在一起、因为害怕碰到欺负自己的人而抗拒出门去学校以外的公共场合，或者一般性地感到难过等等。
有些受害人会转变成加害人，这些同时是受害人和加害人的学生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比单纯的加害人或受害人高[62]。
有时攻击者或第三方可能会指责受害者个性软弱、不擅处理人际关系或得罪加害者；或认为受害者自己品行不佳，或有严重脱轨的行为，或受害者自己也在欺负他人，因此活该受欺凌，甚至可能还会说帮助受害者说话的第三方不了解受害者的行为问题有多严重等等。[63]而这些都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二度伤害；而指责受害者本身，也被认为是一种霸凌。
有证据显示霸凌增加自杀风险，但霸凌本身不直接导致自杀，而感到忧郁是受霸凌影响的小孩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换句话说，霸凌间接导致自杀。[64]据估计，光是在英国，每年就有大约15到25个小孩因为受人欺负而自杀。[65]特定族群的人，包括美洲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亚裔美国人以及LGBT人士等，其自杀率似乎更高。在感觉自己不受家庭或朋友的支持的情况下，受害者感受的处境会更加恶化。[66]
在一个对美国纽约州九到十二年级的学童的报告中，比起未曾受霸凌所害的人，霸凌受害者更可能出现忧郁症和心理压力，[67]不论对男生或女生，所有形式的霸凌遭遇都与忧郁症相关，即使两年后亦然，[68]在原先研究之后两年的一项后续研究显示，受霸凌所害的人，其忧郁症和自杀倾向依旧高于未曾受霸凌所害的人。[68]
荷兰一篇对小学生的长期追踪研究报告显示，在男生中，比起单纯是霸凌受害者或加害者的那些人，同时是霸凌加害者和受害者的人，更有可能有忧郁症或严重的自杀倾向；而在女生中，不管霸凌加害者或受害者，都有更高的忧郁症风险。[69]
一篇对美国波士顿地区的高中的研究显示，比起那些未曾受霸凌所害的人，那些自称受霸凌所害的人更可能会考虑自杀，[70]同一篇研究也指出说，霸凌加害者、受害者以及同时是加害者与受害者的青少年，更有可能考虑自杀，霸凌受害者以及同时是加害者与受害者的人，有更高的风险会尝试自杀；同一篇研究也指出说住在更加都市化地区的青少年，若他们同时是加害者和受害者，那他们个可能会想自杀或尝试自杀。[70]
一篇对美国六到十年级学生的全国性调查显示，比起遭受其他形式霸凌的受害者，遭受网路霸凌的受害者的忧郁症程度更高，这可能和社群媒体的匿名性有关。[71]
如果一个青少年遭受霸凌，且出现忧郁症症状，那人们就该提问，且应当采取介入措施，[68]一篇丹麦的研究显示，若一个学生受霸凌所害且向家长与老师反映这种状况，在老师或家长介入的状况下，其中的一些会受到较少的霸凌，甚至其中一些霸凌行为会获得停止，这篇研究并强调说，在学校中引入反霸凌计画的合作者、以及引入反霸凌措施，以在在发生霸凌时，能及时和适当地阻止霸凌这点，是很重要的；[69]此外，该研究也指出，让家长和学生就霸凌行为与霸凌加害者沟通，以为受霸凌所害的人提供必要的支持这点，也是重要的。[69]
对于一些人而言，忽视霸凌是很容易的；但对于其他人而言，忽视霸凌极其困难，而他们可能会因此在某天走向崩溃，截至目前为止，已有数起因霸凌而起的自杀，获得媒体的报导，疑似因遭受霸凌而自杀的人，或因霸凌而自杀并获得媒体报导的人有台湾艺人杨又颖[72]、台湾兽医师简稚澄[73]、日本职业摔角选手木村花[74][75]、中国学生陶崇园[76]、美国学生凯利·约曼斯、加拿大学生阿曼达·陶德等等。根据教育界自杀意识发声团体（suicide awareness voices for education）的说法，自杀是15到24岁的年轻人最主要的死因，有16%的学童曾认真考虑自杀，13%的学童曾拟定自杀计画，而有8%的学童曾将确实尝试自杀。[77]
加害人成年后的犯罪率、酗酒现象比例相当高，具加害人特质的男性加害人有60%在24岁以前犯罪，非加害人特质的男性加害人较低，但也有23%[78]。
一些研究指出，在校园霸凌中，大约百分之十的加害者同时是霸凌受害者与加害者，但百分之九十的加害者是纯粹的加害者；比起旁观者、霸凌受害者、或同时是受害者与加害者的那些人，纯粹的霸凌加害者往往更受同侪欢迎，而且比起受害者，纯粹的加害者长大后更受欢迎、也有更多的性遭遇，而霸凌行为本身可能使得他们更受同侪欢迎；霸凌本身被视为是一种应该制止的恶行，但在实务上霸凌也是一种非常成功的人际技巧。[79][80][81]
霸凌对没有加害但也没有受害的目击者也会造成负面影响，研究指出，比起未经历暴力事件的人，霸凌目击者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而其心理健康受负面影响的程度，不会少于受害者，[82]像例如说，在成年人中，目睹职场霸凌与忧郁症相关。[83]
霸凌对于非受害人也非加害人的第三方、发生霸凌的组织甚至社会整体也会造成负面影响，霸凌行为的发生，会增加组织的实质负担。
根据一项研究显示，光是在美国加州，就有10.4%的学生，也就是大约301,000名的学生，因为校园霸凌的缘故，而感觉学校不安全，并因此在过去一个月中至少缺席一天，而光这点就导致了美国加州公立学校每年两亿七千六百万美元的损失[84]，这相当于每一个受到校园霸凌影响而缺席的学生，平均都会导致学校每年至少超过900美元的损失。
此外，就职场霸凌而言，直到最近为止，一些雇主不把职场霸凌当一回事，但职场霸凌确实会造成组织的经济损失，这些损失会反映在高离职率、对员工的重新训练、低生产力、压力相关疾病造成的病痛时间、增加的医疗成本和雇用到员工的难度增加等之上，一些研究指出，职场霸凌每年以医疗照护、诉讼、员工离职和对员工的重新训练等的相关花费的形式，导致超过两亿五千万美元的损失。[85]
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推行零体罚，也就是禁止教师体罚学生的政策后，绝大多数的老师都认为禁止教师体罚学生导致校园霸凌变得更加严重。[86]在2011年，一项针对教师的调查显示，九成六的教师认为零体罚，或至少缺乏配套的零体罚，导致学生更多行为问题，且有五十二．六％支持废除零体罚政策[87]；不过也有研究认为，关怀和监督并重的教育策略可以有效降低霸凌事件的发生率，而排斥、放任以及体罚与霸凌发生率呈正相关关系[88][89]。
针对由所谓的自恋狂、权谋倾向以及心理病态这三种彼此相关的人格特质构成的黑暗三角人格的研究显示，这些特质较强的人更可能从事霸凌行为，而这也显示了这些特质较强的人他们厌恶他人的倾向。[90]
有鉴于其他对于公正世界理论的研究，研究人员预期说较为相信公正世界理论的人更可能会指责霸凌受害者；然而，研究显示，较为相信公正世界理论的人，在事实上比其他人有更强烈的反霸凌倾向，[91]其他一些研究也发现说较为相信公正世界理论的人比较不会去欺负他人、成为霸凌加害者；[92]也就是说，越相信公正世界理论的人，越不会参与霸凌、欺负他人，也越不会指责霸凌受害者。
这些研究结果验证了Lerner对于公正世界信念是行为管理的“合约”的理解；此外，研究显示对公正世界理论的信仰，在学校环境中，对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保护作用，[93]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一般大众当中。
从事霸凌行为的人，可能在事实上借由欺负他人，将自己脆弱的一面投射到他人身上，尽管霸凌加害者对他人的诋毁，通常都针对受害者，但这类言行真正的来源几乎总是加害者自身的不安全感或心理脆弱的一面。[94]这种用以取代负面情感的侵略性的投射，可出现在任何层面上，大凡一个人小至个人人际关系，大至国际政治和武装冲突等的各种表现，都有可能是这种投射的结果。[95]
霸凌是同侪间一种攻击性的社会互动，这种互动常包含了侵略、骚扰和暴力等的成分。霸凌通常是反复性的，且常由相对受害者而言权力更大的人所发动。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霸凌和情商间呈现相关，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约翰·梅尔等人将情商给定义为“准确感受情绪、利用情绪辅助思考、理解情绪，以及管理情绪的能力”，[96]而情商被认为是情绪和认知过程的混合。[97]研究显示，较低的情商和霸凌呈现正相关，情商较低的人，更可能成为霸凌的加害者，也更可能成为霸凌的受害者，也就是说，在一个人霸凌他人的倾向以及成为霸凌受害者的倾向当中，情商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由于情商具有可塑性之故，因此情商教育或许能大幅改进对霸凌行为的预防和介入。[98]
霸凌防治指的是各种预防、减少和停止霸凌的措施的合称，[99]世界各地都有许多旨在防治霸凌许多的宣传和活动，霸凌防治的宣传与活动包括反霸凌日（Anti-Bullying Day）、反霸凌周（Anti-Bullying Week）、国际粉红日（International Day of Pink）、国际起来对抗霸凌日（International STAND UP to Bullying Day）以及国家霸凌防治月（National Bullying Prevention Month）等等。在美国，所有的50州当中，已有23州通过反霸凌立法，宣告校园霸凌是违法的。[100]
霸凌通常是持续进行且非单一的行为，人们回应霸凌的常见方式包括不理会、起身对抗霸凌加害者或者跟师长上级等权威人士报告等等。
尝试反击霸凌可能反而会使受害者变成加害者，甚至可能会导致校园枪击案等等的悲剧[101]；另外，虽然人们常说，“面对霸凌之类的行为，不理它就好”，但事实上，不理会霸凌行为往往不仅不能停止霸凌，反会让霸凌随著时间经过而变得更加恶化；[102]而及早跟人提及霸凌是很重要的，因为越早发现，霸凌就越容易受到控制[103]；另外，面对霸凌行为，旁观者的角色很重要，旁观者的不作为，基本上就是鼓励霸凌，反之旁观者的介入，哪怕只是稍微的介入，都能减少霸凌。[104]
在防治霸凌方面，权威人士可扮演重要的角色，不管该权威人士是小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学校的老师、或者职场上的人力资源部门员工或主管等等，都可在阻止霸凌方面做出贡献。权威人士在确认和阻止霸凌行为方面深具影响力，且能创造出一个让霸凌无法持续的环境[105][106]；然而在很多状况下，权威人士往往在这方面未经过训练也未得到认证，他们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而这会使得情况恶化[107]；更糟的是，有时权威人士会支持实行霸凌的人，使得霸凌行为得以持续，并加剧受害者受到孤立和成为边缘人的状况。[108]面对霸凌最有效的一些方法包括做出回应、认识到伤害正在发生，以及创造一个霸凌无法持续的环境等。[109]受霸凌所害的人，对于权威人士会跟谁讨论这些事情，以及该如何回报这问题等等，往往缺乏控制；然而，一个提供支持的方法是寻找受过训练、知道该如何处理霸凌的谘商师或心理医生。
在讨论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时，有时也会使用“霸凌”或其类义语，像例如在2012年中华民国法务部执行死刑后，台湾反对废除死刑的人，曾有人用英文写抗议信函，并用“霸凌”一词形容国际特赦组织对台湾执行死刑的谴责[110]；在2018－2019年中美贸易战期间，大陆的官媒曾大量使用“贸易霸凌”一词，形容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另外在2019年，曾有美国联邦众议员在看完318学运的纪录片后，用“在影片中看到台湾人如何起身对抗中国的霸凌”一词来表达自己的感想。[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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