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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第八位皇帝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明宪宗朱见濡(1447年12月9日—1487年9月9日[1]),或称成化帝,原名朱见深,后改名朱见濡[2][3][4][5][6],为明英宗皇长子,明朝第9任皇帝。明宪宗在位二十三年,期间恢复其叔朱祁钰的帝号,又为于谦等忠臣平反,初年励精图治,体恤民情,任用李贤、商辂、彭时等贤臣,颇为时人所传诵;在军事方面,整饬戎政,对内平定荆襄群盗和西南傜蛮,对外抵御鞑靼女真、收复河套、经略哈密,立下不少功绩。是明朝自仁宣之治后评价较高的皇帝。
但宪宗宠嬖万氏、中晚年信用汪直、梁芳、万安等宦官奸臣,又扩置“皇庄”大肆侵占土地,使明朝政治日坏。成化朝是明朝自仁宣以来文治武功较卓越的时期,但与此并存的弊政使其有所缺憾。在大他十多岁的宠妃万贞儿过世后,他因伤心过度而早逝,谥号“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
朱见深出生于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1447年12月9日),为明英宗朱祁镇长子,母亲是孝肃皇后周氏。《明史》写为朱见濬。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瓦剌掳去,兵部侍郎于谦等立皇弟朱祁钰即位,是为景帝,改元景泰,同时立见深为太子。到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将见深废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7]。朱见济夭折后,有人主张复立朱见深为太子。
五年后(1457年),英宗因夺门之变而复辟,见深被重立为太子。《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宪宗皇帝玉音微吃,而临朝宣旨,则琅琅如贯珠,其本人可能或多或少有口吃的情况。重立太子的诏书上太子的名字是见濡,但没有写改名的原因。百姓知道诏书上太子的名字后大惊,以为被立为太子的是另一人[2][3][4][8][9]。
英宗临终前因他人离间而对太子产生猜疑,或有意于钱皇后所抚养的二皇子德王朱见潾,问内阁首辅李贤是否一定要传位太子。李贤多次劝英宗不要易储,说传位太子则宗社幸甚。英宗最终没有易储,太子顺利继位,是为宪宗。
宪宗宽仁英明,任用李贤、彭时、商辂等人,即位之初就为于谦平冤昭雪,当时曾有大臣追论景泰废立事往,宪宗切责说:“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当言。”;一方面展现了自己为君的品格,另一方面起了安抚臣下,阻止结党营私之效。另䆁放了浣衣局妇女和愿归宫人,又恢复明景帝帝号。文治上宪宗体谅民情,蠲赋省刑,任用贤臣,考察官吏,励精图治,善政史不绝书,俨然为一代明君,当其时朝廷多名贤俊彦,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堪称与仁宣之治媲美,朝鲜、琉球、哈密、乌斯藏、暹罗、吐鲁番、撒马儿罕、日本、苏门答剌等国纷纷入贡。人口方面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中成为终明一代的登记人口峰值,达9,496,265户,71,850,132人,反映当时明朝仍然处于盛世。
宪宗在位初期,天下称颂其统治;但专宠万贵妃后,朝政转向晦暗,万安开始得势。成化十二年(1476年),设立西厂,命太监汪直提督外事,于是汪直便随意罗织罪名生事。汪直仗势将陈钺,威宁伯王越变为自己的羽翼,依附自己之人便任用,不听自己话的人就排挤打击,权势极为显赫,天下都惧之三分。汪直又想在外立功,胡乱进行边界挑衅。宪宗命汪直掌管十二团营。当时有个名叫阿丑的中官,善演诙谐幽默戏,经常在宪宗面前表演,颇有汉朝东方朔用滑稽方法进谏之风。一天阿丑假装喝醉酒,旁边一个人在佯装说:“某官到!”阿丑任装醉意大骂,人又说:“皇驾到!”阿丑还是醉骂如故,那人又说:“汪太监来了。”阿丑所装的醉人赶紧起来惊恐的站在一边。旁边的人问到:“天子驾到都不害怕,为什么害怕汪太监?”阿丑说:“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自此以后汪直逐步失宠。此时王越和陈钺讨好汪直,三人结为死党。阿丑一日有在做戏,自己扮演汪直手持双斧向前前行,有人问其缘故,答说:“这双斧是王越和陈钺。”宪宗听后微笑了一下。御史徐镛等人弹劾汪直欺君枉法,擅开边衅,宪宗后渐疏远汪直。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10]。
宪宗在位中后期,好方术[11],沉溺后宫,极度宠信大他17岁的万贵妃,又生活奢靡,取国库填内帑并扩置皇庄[12][13],同时又任用太监汪直、梁芳等奸佞当权[14],以致西厂横恣,朝绅谄附,且明宪宗直接颁诏封官,是为传奉官,这使得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朝政荒芜。但整体而言,成化晚年,朝廷依然能有条不紊地对天灾人祸有迅速的应对[15],因此仍幸称歌舞升平,太平无事。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万皇贵妃去世,宪宗患病为太医刘文泰所杀。[16]日渐消瘦,最终于同年八月廿二日驾崩。葬于北京昌平茂陵。临终前诲示太子要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太子顿首受命[17],他的三子朱祐樘继位,即后来的明孝宗。
“ | 朕以菲薄,绍承祖宗丕业二十有三年矣,宵旰忧勤,图臻至治,惟恐有孤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弥留,殆弗能兴,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所幸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皇太子祐樘,聪明仁孝,德器夙成,宜即皇帝位。中外文武群臣其协心辅理,凡内外事一依祖宗旧制行,用副予志,丧礼遵皇考遗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毋禁音乐、嫁娶,宗室亲王,藩屏攸系,毋辄离封域。各处镇守总兵,巡抚等官及都布按三司官员,各固守疆境,抚安军民,毋擅离职守。闻丧之日,止于本处哭临三日,进香遣官代行,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所属府州县并土官及各布政司,南直隶七品以下衙门,俱免进香。诏谕中外,咸使闻知。 | ” |
成化初年,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大量流民依山据险,荆州、襄州、安州、沔州之间,“流民不下百万”。[18]湖广荆襄地区成为流民的聚居区,贼盗啸聚。成化元年(1465)三月刘通、石龙、冯子龙等于房县大石厂立黄旗起义,拥众数十万。成化六年十一月,又有刘通旧部李原、小王洪起义,流民附和者达百万人。史称郧阳民变。宪宗派抚宁伯朱永讨伐,将之平定。又有陕西周原土官满四占据石城,荆襄复反。宪宗力排众议,命白圭、项忠指挥,四路围攻,荆襄贼平,明军击斩万人,首领刘通、苗龙等四十人被生擒献俘京师。宪宗又专门派出了杨璇抚治荆、襄、南阳流民,设立郧阳抚治以及郧阳府等州县进行管理,史载“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万三千余户,遣归故土者一万六千余户,其愿留者九万六千余户,许各自占旷土,官为计丁力限给之,令开垦为永业,以供赋役,置郡县统之。”此后流人得所,四境乂安,直至明末,荆襄再也没有出现大乱。
蠲赋省刑是成化一朝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善政之一,史记宪宗“一闻四方水旱,蹙然不乐,亟下所司赈济,或辇内帑以给之;重惜人命,断死刑必累日乃下,稍有矜疑,辄从宽宥。”“宪宗好生,每奏谳大辟(死刑奏章),多所宽宥,或不得已而行刑。其日必却八珍之奉,默坐焚香。哀矜之意,恻然见于玉色。”自他即位自驾崩唯止,仅在官田减免税粮一项则已达一千九百多万石,在民田税额的蠲免和下内帑赈济更是不计其数,仅以成化二十一年为例,实录记载当年减免天下官田等项税粮一百零八万五千九百石,然而宪宗除此之外在该年正月从内库中拨帑二十万五两赈济灾民,四月又拨漕粮四十万赈灾,同月与十月又免山东济南、山西平阳、四川成都、河南开封、南直隶凤阳等州府税粮,总计连同官田税赋该年蠲免三百万石,相当全国税额十之二一,可见宪宗不吝恤民。因此尽管成化一朝水旱灾变不断,在荆襄流民问题处理完后,再也没有出现较大的社会波动。
横观成化年间的最值得称道的善政,除了处理荆襄流民与蠲赋省刑外,其次莫过于改革漕运,自明成祖永乐迁都以来,北京便依赖南粮北运,其中需要每年征集大量民伕运粮,路途波折,时常耽误农时,自成化七年后,朝廷减省少了民伕的运输路程,改由官兵漕军长运,虽然朝廷的加耗增加了,但节约了百姓的农时,有利农业生产,同时又制定了各类考课规条,自此以后明代的漕运才有了完备的制度,此制一直沿用至明末[19]。另外由于漕运改革,每年节省下来的输挽之费,总共米十万石之多。[20]
手工业者在成化年间身份有了进一步的自由,明太祖建国时,分天下百姓为军民匠灶四类,手工业者便被归类在匠户中,他们各分“住坐”和“轮班”,他们必须义务定期(通常五年一班,每班服役三个月)为朝廷工作,有时还要无偿服役,于是逃役者越来越多。成化二十一年起,朝廷允许轮班匠不愿服役者可以每月出钱免役,改由朝廷直接雇工造作,这不但令朝廷毋须再终年追捕工匠,劳官扰民,手工业者只要付出二三月的银子,便可以免除三月的工役之苦和回来花费的时间,也换来四年的人身自由。[21]
屯田上,明朝自正统以后,边境多事,屯政稍弛,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制度大坏,宪宗在位后,颇锐意整顿。成化初,宣府巡抚叶盛就买官牛千八百,并置农具,遣军屯田,收粮易银,以补官马耗损,边入称便,然而经过一番整顿后,视旧所入,屯田收入仍不过盛时的十分之一罢了,后来到了弘治年间,就变得更加废弛了。[22]
明朝皇帝多擅画像,作字运笔,宪宗亦擅画神像,曾为张三丰画像,神采生动,超然尘表,又曾亲笔御制一团和气和岁朝佳兆等画流世,画法老练娴熟,顿挫自如。成化十八年,宪宗又亲自编写了《文华大训》一书,以教导太子人伦治国之道,垂训子孙。而《贞观政要》自唐流传至明,版本注释繁乱,明宪宗即位后,立即组织儒臣对其进行校定,把宋元史纂辑的纲目皆写入书中,颁示天下,即流传至今的成化本,又为重修的孔子庙碑和《贞观政要》亲自作序。宪宗在《贞观政要序》中写道“朕万几之暇,悦情经史,偶及是编...太宗在唐为一代英明之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己,所可惜者,正心修身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纯也。朕将远师往圣,允迪大酋,以宏其治。”
武功上宪宗恢复十二团营制度,几次亲阅骑射于西苑,巡查禁军[23][24],整饬军备,考试士兵训练[25],还任用王越、余子俊、秦纮、朱永、朱英等能臣处理军务,修建边墙[26],并从不断南下入侵盘踞河套的鞑靼部手里,一举收复河套地区,使得套寇问题基本解决。在红盐池大捷中,明军大破鞑靼大营,擒斩三百五十人,获驼马器械不可胜计,史书记载“虏自是不敢复居套内者二十年,则此捷为所震慑故也。”“自是不复居河套,边患少弭;间盗边,弗敢大入,亦数遣使朝贡。”甚至在后来威宁海大捷中夜行昼伏直捣蒙古可汗王庭,生擒幼男妇女一百七十,斩首四百三十七级,获旗纛十二面,马驼牛羊六千馀,盔甲弓箭皮袄之类又万馀,达延汗巴图蒙克仅以身逃。另外自从明英宗以来,盘踞在建州的李满住、董山屡寇掠辽东,逐渐成为边患,明宪宗在多次招抚不果后决定用兵挞伐,先后于成化三年[27]与成化十五年[28],明军与朝鲜联手进攻屡次犯边的建州女真,生擒数百人,斩首千馀级,破四百五十馀寨,夺回被掳人口数千人,擒斩罪魁祸首的董山。史称成化三年的进剿为丁亥之役。当代亦称为成化犁庭。[29][30]
被宪宗先后任用的宰辅有:李贤,陈文,彭时,吕原,商辂,刘定之,万安,刘珝,刘吉,彭华,尹直。对成化一朝,世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三阁老指万安、刘吉和刘珝,六尚书指尹旻、殷谦、周洪谟、张鹏、张蓥和刘昭,意讽这些朝廷重臣不作为,私德不佳,但也有意见认为他们之所以被抨击,并非庸懦无能,贪赃枉法,而是因为对明宪宗专宠万贵妃,往往滥赏爵位宝物,又有内批传奉官的行为,他们身为大臣却没有进行有力劝谏,使明宪宗符合传统儒家人君规范,因此被时人诟病无能。其实从成化后期朝廷对灾区和地方事务的应对裁决,可见他们还是各有所长、恪尽职守的,因而即使是万安这种世称的奸幸之臣,却也见容于当其时彭时商辂等名臣官员中。
成化朝重要的宦官包括
明宪宗本人曾经向儿子朱祐樘概括自己的一生作为:“修文史而究武略,饬内治以攘外侮,戡靖僭窃,应宁邦家,犹宵旰靡遑,惧功业未茂,德惠未周,而治平之效未臻也。”
负面事迹主要与其大17岁的万贵妃的感情和松散的管理有关。
天顺八年春四月戊申日(1464年),钱太后谕礼部选得吴俊之女为皇后。[33]
天顺八年夏七月壬申日,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充正使、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及礼部尚书姚夔充副使,持节奉册宝行奉迎礼,册立吴氏为皇后。 [34]
天顺八年夏八月癸卯,废皇后吴氏。[35]
天顺八年冬十月壬辰日,命太保会昌侯孙继宗为正使、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为副使,以金册金宝册王氏为皇后。[36]
成化二年正月辛亥日(1466年),遣中使祀诸山川,以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为正使,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礼部尚书姚夔为副使,册封万氏为贵妃、柏氏为贤妃。[37]
成化十一年(1475年)六月,纪氏暴崩。乙巳日,追封为恭恪庄僖淑妃。[38]
成化十二年(1476年)十月初八戊寅,明宪宗以定西侯蒋琬为正使,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万安为副使,持节册贵妃万氏为皇贵妃,邵氏为宸妃,王氏为顺妃,梁氏为和妃,王氏为昭妃。[39]
万皇贵妃死后,于同年,明宪宗于临终一个月前,即成化二十三年七月甲子(1487年),以太傅英国公张懋为正使,少傅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万安为副使,大封后宫:封宸妃邵氏为贵妃、张氏为德妃、郭氏为惠妃、章氏为丽妃、姚氏为安妃、王氏为敬妃、唐氏为荣妃、杨氏为恭妃、潘氏为端妃、岳氏为静妃。其中除邵氏外,其馀本无封号。[40]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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