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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军区,也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晋绥军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晋绥军区、晋西北军区、晋绥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要是民军和游击队)在华北地区的四大根据地之一[1]。
1937年9月23日,八路军第120师奉命从榆次开赴管涔山地区。9月28日一二〇师部率三五八旅进到神池地区集结,在宁武、神池、朔县一带阻击日军,三五九旅开赴五台山、平山地区。9月29日一二〇师命令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副团长宋时轮,率领该团第二营组成宋支队(宋时轮支队、雁北支队),开赴雁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1日北方局委托一二〇师组建晋西北临时省委(1937年底改称晋西北区党委),对外称一二〇师民运部,机关驻岢岚,书记赵林,副书记罗贵波,组织部长刘俊秀,宣传部长龚逢春,秘书长饶斌,成员有程子华、南汉宸、赵秉彝等。统一领导晋西北和绥远地区党的工作。至1937年年底,先后设:
1937年11月,警备六团东渡黄河到达偏关,派王恩惠营进入平鲁活动。成立:
1938年4月宋时轮支队应经广灵、蔚县到平西地区,与邓华支队会合。晋绥边特委从平鲁、右玉抽调柏玉生、王平、龙鸣(冯凯)等到右南接收宋支队留下的工作,成立了右山朔怀县“动委会”,柏玉生任主任。不久中共右山朔怀县委成立,龙鸣任书记。
1938年8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改变敌后党的领导机关的通知》,决定在敌人后方的省委改称区党委。据此,晋西北临时省委改称晋西北区党委。
1940年1月15日,晋西北军民代表大会在兴县蔡家崖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抗日民主党派、军队、农工青妇各群众团体的代表一百余人。成立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贵波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暂一师、工卫旅、决死第二、第四纵队等部队。鉴于晋西事变中赵承绶的第二行署旧政权已经垮台,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主革命新政权,组成新的行署领导,公推续范亭为晋西北行政公署(即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主任,牛荫冠任行署副主任,仍维持旧的行政区划,辖四个专员公署:
按照中共派陕甘宁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和王若飞到吉县与阎锡山谈判达成的协定,以汾离公路为界,路北为新军筹粮区,路南为旧军筹粮区。晋西南大批干部撤至晋西北。1940年1月25日,中央发出《在阎锡山继续反共情况下对山西工作的指示》,要求晋西北建立新政权,扩大和整顿军队,解决财政问题;晋西北、晋西南两个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林枫(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为书记、赵林(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为副书记,王达成为组织部长,张稼夫为宣传部长,龚逢春为社会部长,杨树义为统战部长,刘俊秀为民运部长,负责晋西北地方工作和晋西南地下党的领导。2月10日,中共中央和军委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要求晋西北党政军领导“将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间的地区,作为巩固根据地,以建立西北和华北的战略枢纽”。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按上述指示,确定军队任务:开展文水、交城、孝义、太原、阳曲等平川地的游击战争,与晋东南相呼应;开展同蒲北段的游击战争,与晋察冀边区相呼应,开展绥远的游击战争并加强地方工作。晋西区党委下辖:
另组织“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委员有甘泗淇、周士第、肖克、王震、林枫、陈士榘、赵林、张宗逊、李井泉、彭绍辉、罗贵波等,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成立了“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贺龙为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有关向应、甘泗淇、林枫、续范亭、牛荫冠、罗贵波等。1940年5月,一二〇师共有49个县政权情况:
1940年晋西北大旱,严重缺粮。军队和机关普遍以黑豆、苦菜充饥,每天每人只供应八两黑豆。八分区有山区,又有平川,大批军队去八分区筹粮。除八分区的驻军二纵队、工卫旅、地方游击队外,还有决死四纵队、一二○师特务团。当时的县、区政府主要设在山里,没法解决这么多的给养问题,部队就自行派人到平川搞粮食、布匹、医药等。
1940年9月11日,晋西北行署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对行政区划作了调整,晋西北行署(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共辖八个专署,一个游击区,一个直属县。即:
1940年10月10日,晋西北“百团大战”结束。一二〇师、晋西北新军地方武装从8月20日以来,曾打到太原、汾阳、静乐、忻县、崞县、朔县、和大同附近,共进行大小战斗三百余次,毙伤日伪军六千八百余人,俘日军四十七人,俘伪军三百五十人,缴获长短枪八百八十五支,大炮六门,破铁路一百七十五公里,破公路九百四十里,破桥梁七十四座。
1940年11月7日,晋西北军区在兴县李家湾成立。贺龙担任司令员,政治委员为关向应,副司令员续范亭,副政治委员林枫,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军区以下按行政区划设四个军分区
1941年3月初,中共沿河工委建立。工委机关驻清涧县界首村,对外称黄河商店。晋西区党委派王文达任沿河工委书记,黄石山任副书记。黄河商店经理白德高负责经营业务。工委管辖区为离石、中阳、石楼、永和、隰县、大宁等六县。1943年5月改为沿河地委,范明担任书记。下设三个县的工作委员会:石隰工委,永大工委,中离工委。由于梁化之、徐端推动“流动工作队”搞自白运动、“肃伪”,沿河地委认为再派人去建立党的组织很困难。1943年11月,晋绥分局决定撤销沿河地委,所有干部同志调回分局另行安排。
1941年3月,雁北地区划归晋西北改称第五专署,专员屈健。晋绥边特委改为晋西五地委。原特委领导赵仲池、姜胜调回晋西区党委,五地委书记胡全(阎顾行),组织部长郑林,宣传部长胡亦仁,社会部长李登沄,民运部长龙鸣。晋西北军区第五军分区令员郭鹏,政委胡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云开,副主任胡亦民/李传珠,参谋长刘华香。辖区包括雁北左云、右玉、平鲁以及山阴、朔县、怀仁、大同各一部。晋绥区党委(1940年7月成立)改称绥察边区委员会,受晋西北区党委领导。4月15日绥察行政办事处改称绥察行政公署,主任杨植霖,副主任苏谦益,秘书长曹正之,行署下设民政处,处长苏谦益(兼);财政处,处长赵金壁;建设处处长马南风;教育处处长曹正之(兼);蒙政处处长贾力更;秘书处,马南风(兼)。绥察行署下辖四个专员公署:
1941年4月开始“治安强化运动”,对游击区和根据地加强扫荡,在游击区增加据点,对根据地实行“三光”和蚕食政策
1941年7月1日,以一二〇师教导团为基础组成的抗大七分校在兴县成立。校长周士第,政委徐文烈
1941年8月1日,晋西北行署召开第十四次政务会议决定:山西省政府第二游击区行署改称晋西北行政公署。下辖:
1941年8月,晋西南工委在汾阳县三道川成立。由龚子荣、解学恭、甘一飞、 郭万胜、孙先余、郭达等六人组成。龚子荣任书记兼组织部长,甘一飞任宣传部长,解学恭任统战部长,郭万胜任组织部副部长,孙先余任宣传部副部长,郭达任统战部副部长。率洪赵支队(支队长赖万芳、政委解学恭、政治处主任吴鉴群)通过平介敌占区于十月初开至太岳区绵上县。领导晋西南地下党工作。
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日军采用“扫荡”、“蚕食”相结合的进攻,在晋西北根据地设置据点二百五十多个,使游击区大部变为敌占区,根据地面积较百团大战前缩小三分之一,人口减少三分之二。雁北的环境更加恶化,九地委书记郑林、组织部长李登沄、副专员武养民等先后从右南、山朔地区撤出,向朔平山区转移。1942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指出蚕食是目前敌人进攻根据地的主要手段,由于我方给敌人有效打击不够,造成严重退缩局势。因此,必须立即展开坚决的系统的全民的反蚕食斗争,将政治攻势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晋西北区党委和一二○师政治部也指出:要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的对敌斗争,统一党政军民力量,实行一元化领导。过去我们在敌人进攻面前,缺乏具体的实际对策,造成工作被动,干部遭受牺牲。
1942年6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代政委高岗),徐向前为副司令员,林枫为副政委,下辖一二〇师、晋西北军区、大青山骑兵支队、晋西北新军、陕甘宁留守兵团部队。同时,成立陕甘宁晋绥财政经济委员会,林伯渠为主任,贺龙为副主任,统一两边区财经建设。
1942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销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晋西区党委,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统一领导晋西北及绥远地区党政军工作。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以关向应、贺龙、林枫、周士第、甘泗淇、王达成、龚逢春、赵林、吴亮平等九人为分局委员,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张稼夫(年底任副书记)兼城工部长,龚逢春任社会部长,萧扬/刘惠农为秘书长。晋绥分局辖二、三、五、六、八、绥西、绥南、绥中八个地委四十余个县。
1942年夏,第五地委/第五军分区的工委书记李焕济、专员武养民、分区司令员郭鹏、政委胡全、参谋长刘华香、政治部主任陈云开,日军不断向晋西北根据地发动扫荡,扩张占领区、增设据点,以平鲁作为重点。平鲁是五分区活动中心,又是从内地到绥远大青山的咽喉要道,成为两方争夺的焦点。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斗争异常残酷,人民群众受到严重摧残,右玉南山抗日根据地丧失殆尽,八路军的党、政、军在平鲁无法立足,最后放弃了这块根据地,转移到二分区的偏关县。分区党政军机关均驻在偏关城北的陈家营村。平鲁县委书记李易山[3](王润[4])、耿平(地委秘书长)、江华(地委干事)相继投敌叛变。分区敌工科长赵家声调回军区,军区派来的李希圣任科长,不久王保(王宝)接任科长。
1942年8月15日,在日蒙军25000人围剿下,绥察区党委、绥察行署,大青山支队司令部及骑兵第一、二团,转移到晋西北偏关地区。支队司令员姚喆、绥察区委组织部长白成铭等仍率骑兵三团、教导大队和司令部直属两个连队在绥西坚持斗争。绥中区大部队机关转移蛮汉山与司令部会合,8月17日敌万余人进攻满汉山,行署随司令部转至西山后新店子、右玉、平鲁、大小红城,敌又合击进攻,司令部勤杂人员、政治机关、卫生机关、工委于二十三日转至老营,行署于二十五日转至东昌峪。大青山游击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
1942年10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统一领导晋西北和绥远地区的军事工作。晋绥落实精兵简政,全部主力军缩减至二万七千人以下,地方武装以四千五百人为限。新军总指挥部、决死二纵队司令部合并为八分区司令部;决死四纵队司令部改为六分区司令部;三、四分区合并为三分区司令部。10月20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与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
1942年10月24日至11月11日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在陕西胡家庄召开,参加大会的参议员一百四十五人,选举续范亭、武新宇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正副主任,贺龙、刘佑卿、张文昂、白如冰、杜心源、王达成、张韶芳、张隽轩、刘菊初、樊沚如、刘路德、孙良臣、王缮、常跃五、武进卿、王法文、汤平、郭顺道、梁选众等十九人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委员。并决定张隽轩为行署秘书长,杜心源、孙良臣为民教处正副处长,白如冰、黎化南为财政处正副处长,张韶芳、樊沚如为建设处正副处长,张文昂为晋绥高等法院院长,林枫为议长,刘少白、牛荫冠为副议长。阎秀峰、程进、杨廉浦、郭丙鳞、刘墨林、陈顾三等六人为常驻临参会议员。
1942年10月24日晋绥分局决定将绥远大青山地区与雁北(第五分区)合并,绥远区党委改为塞北工委,书记高克林,副书记胡全,塞北军分区司令员姚喆,副司令员郭鹏,政委高克林,副政委张达志,机关驻偏关,统一领导大青山与雁北地区的党政民工作。成立第六军分区,司令员雷任民,副司令员孙超群,政治委员刘文珍,副政委龙福才,参谋长王兰麟,政治部主任刘仰峤,辖区为宁武、忻县、崞县、静乐四县,地委书记秦仲芳,专员马孔智。
1942年10月31日毛泽东致晋绥分局书记电林枫:“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取积极政策,否则在缩小前途甚坏。”晋西北根据地面积比百团大战前缩小三分之一,人口由三百万减少到一百万,耕地面积下降到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四,劳力减少了三分之一,粮食产量下降三分之一,棉花产量只及战前的百分之三十,军队每人每天只供七两黑豆。11月4日晋绥分局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在兴县蔡家崖北坡村,召开了晋绥分局、行署、军区、抗联以及各专署、军分区负责同志参加的晋绥高干会议,决定主力部队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地方武装以二分之一的兵力,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开辟工作。实施第二次精简,三、四专署合并为三专署,岚县划归三专署;五专署委托绥察行署代管,五专署东四县办事处撤销,五、九地委合并为五地委,朔县划归五专署;离东县划归八专署,八专署平原办事处撤销,七、八地委合并为八地委。机关人员由一万五千人,减至七千人。团以上领导机关由9151人减至3580人,其中军区、军分区两级机关人员由7132人减至1754人,撤销新军总指挥部;决死四纵队司令部改为六分区司令部;撤销四分区,与三分区合并,由三五九旅司令部兼任;五军分区编为雁北支队;新军暂一师三十六团、三十七团合编为三十六团;工卫旅二十一团、二十二团合编为二十一团。暂一师和工卫旅番号保留,指挥机关取消。决死第二纵队四、五、六团合编为第五支队、第六支队,决死四纵队十九、三十五团改编为第十九支队、三十五支队。原一二〇师独一旅指挥机关转移到陕甘宁边区。精简后,军区部队主力军由三万人减至二万五千人,地方武装由6520人减至5000人。成立晋绥财经建设委员会,由白如冰主任委员,武新宇、张韶芳等任委员,该会为财政、经济、金融、建设等项工作的研究指导机关。
1943年6月,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调晋西北三分区驻守的一二〇师三五八旅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边区。与此同时,冀中军区第三纵队第十八、二十七、二十九、第十七、二十二、二十六、三十二等七个团;警备旅第一、二团先后到达晋西北地区。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吕正操为晋绥军区司令员,林枫兼任政委,续范亭、周士第为副司令员。
1943年7月,以兴县、神府县(代管县)、岚县组成第一分区(一专署)。地委书记吴亮平、专员白忍,副书记王一夫,副专员毛凤翔。分区司令由二十七团团长马仁兴兼任,政委王兴隆。
1943年11月,由冀中调来的冀中军区三纵队第十七、二十二、二十六团合编为第十七团,归晋绥三分区指挥,第十八、二十七、二十九团合并为第二十七团,归晋绥军区直接指挥,冀中三纵队警备旅旅部与晋绥八分区领导机关合并,警一团改编为第一支队,警二团改编为第二支队,归晋绥八分区指挥。
1944年8月,晋绥边区行政区划进行了新的调整,撤销一分区。
晋绥边区面积约为三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多平方华里,人口一百九十八万多人。
1945年1月第二次将兴县、岚县、神府县组成第一军分区,马仁兴为司令员,二十七团拨归第一军区指挥。2月8日再次成立第一专署,辖兴县、岚县、神府县,专署机关设在兴县。沈越为专员(兼兴县县长),王一夫为地委书记(兼兴县县委书记)。
1945年4月25日晋绥军区春季攻势从二月十七日以来,共作战五百三十七次,毙伤日伪军一千五百九十人,俘虏和瓦解伪军八百一十人。收复方山、岚县、五寨三县城及据点五十四处。夺取了离岚、五三两条公路。解放村庄七百二十四个,人口九万四千。至此,晋西北抗白根据地已拥有九个完整县:兴县、岚县、临县、方山、保德、河曲、岢岚、偏关、五寨。为加强绥蒙地区我军力量,从陕甘宁边区派出八路军骑兵旅增援大青山。骑兵旅旅长康健民、政委王再田、政治部主任袁光。晋绥军区九团,在团长李应发、政委白炳勋率领下向绥西挺进。
1945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晋绥分局下设三个区党委,在晋绥军区之下设三个二级军区;在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之下设吕梁、雁门两个行署和绥蒙政府,分别领导十一个专署,五十七个县。晋绥军区部队统由贺龙、李井泉指挥,成立南北两线指挥部。
中央军委决定:设立南北两线两个指挥部。
1946年3月17日吕梁、雁北两行署撤销(区党委、军区机关仍继续保留),行政区划基本恢复战前状况,新划区、村也包括人口、面积和工作需要,参照战前区划进行了适当调整,调整后,晋绥边区共分八个专区(专署也相同),一个绥蒙政府,辖五十一个县,二百二十四个区,二千五百二十三个行政村,共计有人口三百零七万八千多人,面积四十九万三千平方华里。
1946年11月20日至12月12日,晋绥野战军二纵队独四旅和太岳兵团第四旅在晋西南发起了自卫反击战役,连续解放了永和、大宁等七县城,生俘阎军晋西地区上将总指挥杨澄源等五千二百余人,这一胜利,使晋西南晋绥内地联成了一片。
1947年10月14日晋绥分局决定,将七、八两个分区合并为八分区,绥蒙区党委与五地委合并。
1947年12月17日晋绥行署专员会议决定,撤销一专署,兴县、岚县、神府三县为边区行署直属县;撤销绥蒙政府;五、十一专署合并为五专署;新设十专署。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电令把原属太岳沿同蒲路自赵城、洪洞(均含)以南直至蒲洲以东的路西各县均划归晋绥解放区管辖,原晋绥之太原附近各县则划归华北解放区管辖。5月上旬临汾解放前,成立晋南工作委员会,作为晋绥分局的派出机关,武新宇任书记,龚子荣任副书记。临汾解放后,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兼任书记,武新宇和龚子荣任副书记,张稼夫向毛泽东要求去晋南工作,毛泽东批准后,张稼夫仍作为晋绥分局副书记兼任晋南工委副书记和临汾县委书记。晋南工委管辖晋绥分局第九、十、十一地委(太岳三地委)和临汾县、襄陵县、临汾市三个直属县市,共辖三十一个县、市。晋南全区面积3.26万方公里,人口263万余人。
1948年8月15日晋中军区、晋中行署正式成立,罗贵波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牛荫冠、史怀璧任行署正、副主任。全区辖三个专署二十一个县,直属华北大区领导。
1949年太原市人民政府新成立,原晋中行政公署撤销,该署原辖各专署、县府均暂归并太原市人民政府领导。
1948年9月19日西北军政大学与陕甘宁晋绥行政学校相继在山西临汾成立,贺龙兼任军政大学校长,武新宇任行政学校校长。
1948年12月25日晋绥军区发布通令:奉西北军区转军委电令,决定以晋绥军区之第九、十、十一分区组成晋南军区,直属西北军区领导。任命马佩勋为司令员,马明方兼政委.
1949年2月7日至15日,晋绥行署代表、晋南行政公署代表参加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将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政府合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原晋绥行政公署撤销,原属县分别划归晋西北、晋南管辖,统受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贺龙参加了联席会议,作了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会议确定本年基本任务是:全力支援解放大西北。2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赵秉彝为晋西北行署主任,秦仲方、乔钟灵为副主任。1949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晋南行政公署成立,行署主任武新宇,副主任霍维德,辖九、十、十一分区和三个直属县市。
晋西北行署区,辖4个分区及2个直属县,共23个县,面积4.57万km2,人口213.98万余人,计为:
1949年3月,绥蒙区划归华北局。
1949年4月25日,由于太原解放,撤销晋绥军区,机关人员集结到临汾整训,准备南下四川。5月1日《晋绥日报》停刊。自一九四零年九月十八日创刊起,该报出刊二千七百七十一期。
1949年6月2日晋南行署发布通令:奉边区政府令,决定将晋西北行署撤销,成立五寨中心专署,领导晋西北各专署县,中心专署受晋南行署直接领导。6月3日晋绥分局指示,晋南工委积极筹备西进南下工作,决定将工委所属三个地委和行署所属三个专署合并为晋南中心地委和中心专署,领导机构设在新绛县城,中心地委书记彭德,副书记贾启允,中心专署专员秦穆伯,副专员岳维藩。6月6日晋南专署成立,领导晋南二十九县,专署之下设五个中心县。1950年1月1日,撤销晋南行署,划归山西省人民政府管辖。
1945年8月11日与8月21日,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相继分出晋绥野战军、晋绥军区,归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与晋察冀军区部队联合发起平绥路战役,收复了丰镇、集宁、卓资山、陶林、和林、凉城、清水河、托克托、萨拉齐、武川、百灵庙、四子王镇、兴和等13座县城。
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后贺龙),政治委员林枫(李井泉代理),副司令员续范亭、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张平化,政治部副主任张平化/冼恒汉。
1946年6月,发起晋北战役,组建晋北野战军,归晋绥军区建制。
1946年8月2日,晋北野战军发动大同集宁战役。8月29日,中原突围的第359旅返回边区,列入晋绥军区建制。
1946年1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雁门军区,将所辖第五军分区、第十一军分区拨归绥蒙军区建制,所辖第二军分区、第六军分区直属晋绥军区领导;撤销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部队统一编成3个纵队归晋绥军区建制:
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 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庭,政委余秋里
1946年11月成立晋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贺龙兼,副校长周士第、王尚荣。
1946年12月,成立新的第十(乡吉)军分区。第十军分区的武装是吕梁调来的第十团和石永支队。司令员陈国栋,政治委员廉怀德/彭德。张德任副司令员、司令员。辖区为新绛、稷山、河津、乡宁、吉县、汾城、曲沃等7个县。
1947年6月,部队进行精简整编,绥蒙军区第5、第11军分区和吕梁军区第7军分区机关撤销。
1947年7月31日,晋绥军区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绥军区下辖:
1947年9月,绥蒙军区骑兵旅第2团和第11军分区骑兵第1团调赴西北战场,脱离绥蒙军区建制。
1948年3月17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晋绥军区改为其下的二级军区。1948年5月,重建第1军分区。
1948年7月,晋绥军区组建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下辖:
1948年7月撤销吕梁区委与吕梁军区,第8军分区划归晋中军区,其余军分区由晋绥军区直属。成立晋中区委,隶属于华北局。晋中区党委书记罗贵波、副书记解学恭、武光,委员9人,甘一飞为区委委员并先后兼任民运部长、宣传部副部长。晋绥八分区改为晋中二分区,甘一飞兼任二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
1948年7月成立晋绥分局临汾工委。1948年11月改为晋南工委。1949年6月,晋南工委撤销,成立晋南中心地委,上属晋绥分局领导,下辖运城、永济、新绛、稷山、隰县五个中心县委和临汾、襄陵、曲沃、赵城五个直属县委。1949年10月,晋绥分局撤销,晋南中心地委归西北局领导。1950年,晋南中心地委撤销,成立运城地委和临汾地委。
1948年8月,绥蒙军区重建第5、第11军分区。以晋绥军区第2军分区机关为基础重建绥蒙军区第5军分区。
1948年9月,组建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下辖:
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的通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晋绥军区归西北军区建制。1948年12月25日,西北军区决定,以晋绥军区原第9、第10、第11军分区为基础,成立晋南军区,直接受西北军区领导;撤消第1军分区;将原第2、第3、第5、第6军分区依次改称五寨、离石、雁北、雁南军分区。
1949年5月1日,晋绥军区决定,以原五寨军分区为基础,成立晋西北中心军分区(又称晋北军分区);同时,撤销五寨、离石、雁北、雁南军分区。5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晋南军区并入晋绥军区,并以原晋南军区为基础,成立晋南中心军分区(又称晋南军分区),归晋绥军区建制。1949年6月22日,绥蒙军区与第8军合并,成立绥远军区。8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山西军区。9月,晋绥军区所属山西境内的晋西北、晋南军分区移交山西军区建制,机关并入西北军区,晋绥军区番号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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