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运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护法战争（1917年－1922年，另称护法运动或三次革命）是中国民初时期的一场内战，因孙中山号召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另立护法军政府反对段祺瑞主政的北洋政府而起。一般以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南下广州为护法战争的起始点，但首场武装冲突于同年10月才在湖南爆发。
革命党于辛亥革命成功后即遭袁世凯裁军，二次革命失败后更被撤下所有军权，甚至发展党员也必须秘密进行，因此袁世凯死后至孙中山南下护法前，虽然组成护法军政府，实际上却受桂军牵制。第一次护法因桂系夺权改组军政府、架空孙中山而失败。孙中山为发展粤军，大力筹备粮饷，驱逐桂系以后，第二次护法又因陈炯明兵变而失败。[1]:33
起因
袁世凯死后，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依附日本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在控制国家财经命脉支柱的交通系和安福俱乐部拥戴下出任国务院国务总理，旧国会亦恢复。不久，黎元洪与段祺瑞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上发生争执，请出北洋军阀元老徐世昌出面协调。其后因中国是否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向德国宣战，发生府院之争。
日本表示支持皖系、交通系的段祺瑞，英、美等支持研究系、直系的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主张参战，而黎元洪及国会有所保留。段祺瑞下令手下十几个督军组成“督军团”开到北京施压，要黎元洪在对德宣战书盖印，为了平息风波黎元洪勉强同意盖印。段祺瑞仍不满足，又大肆干涉国会。后来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事件被揭露，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下令撤销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改任伍廷芳出任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指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因而段祺瑞不承认免职令，北洋系各省督军纷纷宣布独立。
6月1日，黎元洪急电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以解散国会为条件，胁迫黎元洪，伍廷芳不愿签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辞职拒绝，黎元洪改任命江朝宗代理总理，副署解散国会。张勋于6月14日率兵入北京，却在7月1日拥溥仪复辟，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馆。7月12日，段祺瑞的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段祺瑞宣称在7月2日出任国务总理，副总统冯国璋则于7月6日就任代理大总统，黎元洪又在14日辞职，所以北京政府掌控于段、冯二人手中。段祺瑞称事件为“再造共和”，但段祺瑞一上台就把毁灭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是因为国会曾反对他。段祺瑞拒绝恢复被张勋所废的1913年国会，与进步党首领，研究系的梁启超等组织临时参议院。
南方五省（粤、桂、滇、黔、川）军阀均极度反对段祺瑞废除国会的专横做法，仅由段祺瑞控制的十四个行省进行国会选举。其选举过程被段祺瑞的皖系“安福俱乐部”所控制，故称为“安福国会”，原有法统亦已不再存在。日本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后连合日本幕后扶植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的冯国璋、成立英、美、日列强支持的北洋新政府，力求专制和武力统一。
返回中国隐居的孙中山跟黎元洪和旧国会的“院派”，同样反对中国参战的态度。当张勋复辟时孙中山首斥段祺瑞召祸致乱，斥段祺瑞为“以叛讨叛，以贼讨贼”亦不满日本大举介入干涉中国内政。于在上海支持声援“院派”反对北洋政府专政解散国会。德国公使辛策于3月25日返国前，特命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竭力联络孙中山，表明德国愿支持中华革命党的运动并同盟对抗日本。为此克里平派其翻译西尔穆尔（Schirmer）与曹亚伯相偕秘密谒见孙中山。
过去的盟友日本在中国的活动已引起孙中山的担忧和反感，孙中山对与德国联手对抗段祺瑞和北洋军背后的日本表示甚为赞同。为与北洋军作战所需的资金，孙中山向德国协商支援二百万银圆款项。由孙中山所信任的蒋中正负责经手交涉[2][3][4]，一说蒋中正与张静江在旗下开设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金融界也募集大量资金，作为孙中山的军费后盾[5][6]。
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孙中山号召南下，章太炎、李烈钧、谭人凤等人也纷纷再度加入旗下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遂展开护法运动。
第一次护法
1917年7月上旬，孙文与章太炎数人乘坐军舰从上海南下[7]，17日，抵达广州，正式揭起护法旗帜。此时张勋复辟已经于7月12日被段祺瑞再造共和的讨逆军粉碎，但是段祺瑞表示拒绝恢复旧国会，拟定要重新选举新国会。孙中山在到达广州的当日晚，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8]，19日，号召被解散的国会议员南下，重开国会[9]。7月21日，海军打响护法第一枪，前海军总长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抗议约法被破坏，国会遭蹂躏，宣布脱离北京政府[10]，率第一舰队永丰舰等九艘战舰，从上海驶往广州，壮大护法的声势，唐绍仪、汪精卫二人亦随舰队南下[11]。徐绍桢应孙中山之邀由沪至粤共同护法。
自6月中，粤、桂两省己宣告“自主”[12]，但因张勋突在北京拥溥仪复辟，段祺瑞无暇南顾。复辟失败后，8月6日，段祺瑞任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替代谭延闿，又命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13]，率兵入蜀。云南受压，督军唐继尧便于是月11日以护法为名，不接受北京命令，挥军入四川，一则为戴戡报仇，二则阻北洋军队控制四川，南北对峙再次发生。
南下旧国会议员，不甚踊跃[14]，据报章统计，有150多人到了广州[15]，只是议员总数的五分之一（参议院议员274人，众议院议员596人，共有议员870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召开正式会议，因此孙中山决定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8月25日，非常国会开幕[16]，31日，举行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在广州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设中华民国军政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行使中华民国行政权。
9月1日，非常国会有九十一人投票，并不足法定人数，以八十四票选出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后又推举云南督军滇系唐继尧、两广巡阅使桂系陆荣廷为元帅（陆荣廷拒绝担任元帅，唐继尧则唯唯否否，二人不愿受军政府节制）。孙中山于10日就职，同日非常国会选出六名总长：伍廷芳为外交部总长（因病未到，王正廷代行）、唐绍仪为财政总长（未上任，廖仲恺代理[17]），程璧光为海军总长，胡汉民为交通部总长、孙洪伊为内政总长（滞留北方未到，居正代行）、张开儒为陆军总长[18]。孙中山任命李烈钧为军政府参谋总长、方声涛为军政府卫戍总司令、章炳麟为大元帅府秘书长、许崇智为大元帅府参军长、李福林为大元帅府亲军总司令、陈炯明为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19]。除了海军、元帅府亲军及二十营粤军之外，孙中山在广州军政府内缺乏实质军事力量支持，甚至到了“令不能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形。
孙中山和非常国会议员都是反对参加欧战，但为了取得美、英、日等列强承认，不得不在9月26日对德宣战[20]。
1917年9月孙中山出任大元帅时，留在上海的蒋中正即向孙中山提出一份“对北军作战计画书”，认为“北方政府所辖之军队，约在三十万以上，然实际上可为其动员者，即以冯、段二派势力合计，则其数亦不过六万。”“北军虽众，而为段氏冒死南犯者甚鲜”计画军政府从粤、桂、云、贵、川、湘等大西南地区动员多于敌的兵力三路挥军北进[21]。10月1日，蒋中正又向孙中山提出“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画书”主张护法军应在湖南采守势，而把主力作战转集中于闽、浙沿海一带，尔后再伺机北伐。11月1日，孙中山任命蒋中正为大元帅府参军。[22]
段祺瑞废除《临时约法》，自立国会，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为实现武力统一计划，积极派兵向南进攻。湖南督军傅良佐抵长沙后，调北洋第八、第二十师入湖南岳阳，引起湖南民众不满。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驻衡阳的湘军旅长林修梅联衔通电，宣告湘南自主[23]。段祺瑞闻讯，令湖南督军傅良佐指挥北洋军第8、第20师和湖南陆军第1、第2师，控制岳阳至衡阳铁路沿线要地，阻止粤桂联军北上。不久湘南护法军即与北洋军在湘潭、西倪铺开战，拉开南北战争（护法战争）的序幕，继在衡山、宝庆战斗近一月[24]，战况十分激烈。
段祺瑞政府在9月29日发布三道命令：一、召开新国会；二、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选举法；三、追缉法办孙文等人叛逆罪行[25]，孙中山遂于10月3日以大元帅名义，发布《段祺瑞伪政府乱国盗权罪之通令》[26]，誓师北征。因湘南战事吃紧，10月8日军政府推举程潜为护法军湘南总司令[27]，统一指挥。先是衡山，10月20日宝庆亦失陷[28]，护法军退守衡阳，等待两广援军。广西督军谭浩明就任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后，即于10月24日率桂军援湘[29]，可是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已于前一天（23日）倒戈易帜，投向北京[30]。段祺瑞政府见有机可乘，便于10月27日将广东督军陈炳焜及广惠镇守使莫荣新免职，命令广东省长李耀汉兼署督军，李福林为广惠镇守使，又以莫擎宇会办广东军务[31]，离间桂粤两系（陈炳焜、莫荣新均是广西人；李耀汉、李福林与莫擎宇俱是广东人），但是李耀汉、李福林二人并不遵奉北京命令，莫擎宇也只好等待福建督军李厚基救援。
云南督军唐继尧自8月中挥军进攻入川，在川南与刘存厚部队交战，互有胜负，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则率两个混成旅援川，布防川东，牵制靖国军北进。战事稍停后，10月中，滇军再次进攻[32]，迭为川军击退[33]。10月31日，北京命令把唐继尧部下顾品珍、赵又新、黄毓成三人革职通缉[34]。
11月，段祺瑞政府决意调虎离山，8日，命陆荣廷为宁威上将军，但是要陆到北京任职，又改命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35]，伺机压制两广。陆荣廷没有赴京任职，只是驻军梧州，静观时局；龙济光也不敢莽动，因护法军舰船在海南岛附近警戒监视。不久湘南形势陡变，护法军接连攻下宝庆、永丰等地，14日，北军总司令王汝贤和副司令范国璋二人突然通电全国，要求停战[36]，傅良佐闻讯，便与湖南省长周肇祥等数人逃离长沙[37]。18日，长沙被占领，护法军即向岳州进逼[38]。此时国内护法势力也纷纷起来响应 —— 11月25日，蒋尊簋、王文庆等在宁波宣告“自主”[39]；12月，黎天才在襄阳通电宣告自主，组成“湖北靖国军”[40]；郭坚在凤翔宣告独立，组成“陕西护法军”[41]；1918年1月，王天纵在河南自称河南靖国军总司令[42]，山东等省也有靖国军相继起义。
12月4日，云南及贵州联军突袭重庆，吴光新和四川督军周道刚于夜半逃亡[43]，吴光新率残部逃入湖北宜昌。此时龙济光见护法军主力在湘北和粤东，沿海防守兵力不厚，突于10日发难，自琼州派兵渡海在高雷、阳江一带登陆[44]。12月中旬，护法军在潮汕地区击败莫擎宇和闽军后[45]，进攻福建。
在湖南主要战场上护法军连战接捷，迫使北洋军多次易帅并攻占岳阳；四川、福建、湖北等战场也取得胜利。援闽护法联军在恩平、阳江等地击败龙济光后，乘胜向廉江、遂溪等地追击；护法军节节胜利，鄂、浙、鲁、豫等省地方势力相继呼应，三、四个月内的短暂时间，护法运动就遍及到十几个省份，之后随即让段祺瑞为此被迫辞职。
在北洋政府内部各派系皆从自己利益出发，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借此扩充皖系势力；直系冯国璋为了牵制实质掌权的皖系、增强自己争权的实力，在对西南护法军问题上采取不同的态度，高喊“和平统一”竭力要求保持西南各省的势力借此讨好西南军阀，保护直系的利益。11月14日，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通电要求停战议和后，直隶督军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和江苏督军李纯四人联名于18日致电南北双方，请求停战[46][47]，南北方代表便聚于南京与李纯协商[48]。段祺瑞见时不与我，多次请辞国务总理，终于11月22日获冯国璋批准[49]，由外交总长汪大燮暂时代理国务，梁启超亦随之辞职。11月30日，改命王士珍为署理国务总理[50] ，与冯国璋合作抚平主战派及劝说西南放弃武力“和平解决”。
粤桂湘护法联军夺取长沙后，以护法军不攻岳阳﹑北洋军不增兵为条件，与北京媾和[51]。12月25日冯国璋发出停战布告，指令南北停止敌对行动[52]。
正当南北两方代表在南京商议时，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与北方七省三区代表在天津举行会议[53]，反对停战。12月6日联名电请冯国璋明令讨伐西南，冯国璋只得表示让步，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54]、段芝贵为陆军总长，消解皖系的不满。12月31日，北洋军阀十六人联名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临时参议会议决的国会组织法，选举新国会[55] —— 军政府息兵和平的第一条件是重开已被解散的国会[56]，这份通电便把通向和谈的大门堵死。
虽然冯国璋宣告停战，湖南岳州南北两军依旧剑拔弩张，福建李厚基又天天告急，湖北荆襄战事更未有停息[57]。冯国璋被主战派催迫，终命令曹锟为第1路总司令﹐率北洋军第3﹑第7师和5个混成旅﹐先剿鄂南，再攻湘北；第2路总司令张怀芝率山东暂编第1师﹑江苏第6混成旅和安武军﹐在赣军配合下经江西攻湘东。1918年1月24日，南军攻破湖南岳州[58]，翌日（25日），北军却收复湖北襄樊[59]。1月26日，冯国璋突然离开北京南下[60]，抵达安徽蚌埠，与倪嗣冲、张怀芝等人会议后折回[61]，遂于1月31日，明令讨伐谭浩明、程潜等人，却没有片言只语罪责军政府、孙文、陆荣廷或唐继尧[62]。2月5日，冯国璋向全国宣告“罪己”[63]。同日，冯又把傅良佐、周肇祥二人交军事法庭审判；褫夺陈光远军职，仍留任江西督军；惩治王汝贤、范国璋和王金镜三人，留营效力[64]。
正当曹锟、张敬尧集结北军于鄂南，誓言夺回岳州时，北方政坛也迎来风雨。2月14日，冯玉祥在湖北武穴通电主和[65]，更喧传他将起兵与安徽督军倪嗣冲冲突。王士珍见和局难成，于２月20日，称病辞任，冯国璋只得命内务总长钱能训暂兼代国务总理[66]。２月下旬，徐树铮竟从张作霖处"借兵"入关，驻守直隶各地，有合围北京之势。冯国璋对时局失控，大感灰心，3月7日晚上向各省发一长电，暗示辞职[67][68]，曹锟等纷纷回电挽留。3月18日，北军攻下岳州[69]，主战派声威大振，翌日（19日）曹锟、张作霖等二十多人电请段祺瑞出山[70]，徐树铮更以奉军逼迫北京政府[71]，3月23日，段又一次出任总理[72]。
总结
视角
广州军政府是个有名无实的组织，财政仰赖海外华人的捐款[73]和广东省议会拨款维持，孙文已是百般无奈，莫荣新又把革命党派在广东各地组织的武力视为土匪，大力镇压，更令孙文怒火填膺，1918年1月3日晚上，孙文唆使海军两舰炮击广州督军府[74]，革命党与西南军阀的嫌隙愈来愈大。这时西南主力在湖南，方声涛一支在闽粤交界，沈鸿英、林虎、刘志陆、魏邦平等部则在分途反击龙济光[75]，广州腹里空虚，但军政府却有一支由陈炯明指挥的粤军，隐成心腹大患，李烈钧等商议决定这支粤军先赴潮汕整装，支援方声涛，然后攻入福建，因此陈炯明于1月14日在广州东校场誓师[76]。
李烈钧在1917年12月曾发起西南联合会议[77]，终在1918年1月15日组成“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78]，推举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谋求与北洋政府和谈。唐绍仪、伍廷芳、程璧光也被推作代表，孙文却遭排挤出去。唐、伍等人以为联合会须与军政府合并[79]，才不会互相捍格（2月25日唐继尧电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80]，但孙文却于27日任命吕超成都卫戍总司令兼暂行代理四川督军[81]，3月8日军政府才纠正命令[82]），可是海军总长程璧光于2月26日被暗杀，谣传四起，双方隔阂日深。
自湖南岳州失守后，3月26日长沙亦被北军占领[83]，战情渐对护法军不利。虽然唐继尧把肃清刘存厚残部（刘存厚已被赶至川北绵阳、广元一带）任务交给熊克武后，挥军东转[84]，威胁湖北宜昌，牵制北军继续南闯，陆荣廷又亲率桂军与李烈钧合攻龙济光，解决两广后顾之忧，但4月中旬张怀芝指挥的第二路北军已从江西入侵湘东，争夺攸县、醴陵，赣军则攻入粤北，在南雄与滇军交战[85]。李厚基得到浙江督军杨善德派兵支援[86]，也反守为攻。4月20日，衡山失陷[87]，翌日（21日），衡阳又失[88]。
沉重的军事和财政压力，使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心里明白是时候与北京政府谈判，可是孙文一派坚持恢复已被解散的国会，不肯让步，必成谈判的绊脚石，这个难题，急需解决。4月10日，非常国会通过由43名议员提出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交付审议[89]，次日孙文即向国会指出擅行改组军政府是非法的，并坚决表示：“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5月4日，非常国会投票决定改组军政府，孙文愤然辞职[90]，又通电揭露西南军阀破坏护法的真面目，向国民沉痛宣告：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91]
5月20日通过改组，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等7人为总裁，废除大元帅制，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5月21日，孙中山离开广州，绕道台湾、日本，6月下旬回到上海[92]，第一次护法失败告终。
1918年4月下旬，护法联军于湖南大败，向湘粤桂边境撤退，但军心未有溃散，而且幸运地把张怀芝的第二路军逐回江西[93]，张敬尧、吴佩孚不得不回师，保护长沙和岳州东侧，5月上旬，湘西宝庆、常德又被南军夺去[94]，张、吴二人左支右绌，纵使湘东、湘西终被北军收复，二人已无力往南进攻，只是固守，吴佩孚更在7月与南方议和，罢战北归。在湖南战场，直系吴佩孚与桂系、滇系和谈后撤军，其中一原因是他收下的湖南地盘被皖系军阀张敬尧占去，吴佩孚不愿皖系把势力扩张到湖南。[95]1918年8月，北京安福国会开幕，此时冯国璋与段祺瑞彼此不和相争，后来二人相约在1918年9月4日共同下野。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同年9月，段祺瑞与日本交换关于山东问题和向日本借款的公文，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作为借款的条件之一，其主要内容为： 1、胶济铁路沿线日本军队，除济南外，全部调集青岛。2、胶济铁路由日本指挥的巡警队警备。3、胶济铁路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段祺瑞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但日本在山东的权益没有收回，而被日本扩大，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1918年日本向段祺瑞提供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军队，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10月，段祺瑞操纵皖系经在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幕后控制政府，长期主张和平，标榜“偃武修文”担任调和元老的徐世昌就职总统后下令停战，于是战事终止。之后段祺瑞强迫徐世昌取消吴佩孚职务。此战护法军虽然大胜北洋军阀一时，但由于没有专属自己的武装力量，终因南北军阀妥协而告失败。
第二次护法
1918年6月，孙中山命令蒋中正与陈炯明，以援闽粤军的名义向福建进军，联同海军部分舰队开赴潮梅一带。粤军陈炯明的第一军与蒋中正的第二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击败段祺瑞的闽浙援粤军，段祺瑞亲令总司令李厚基与孙中山划界停战。陈炯明曾以“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96] 挽留蒋中正留任粤军，但蒋中正仍婉拒，辞任第二军长把粤军交与许崇智和陈炯明后回到上海。[97][98]
援闽粤军进军福建稳住阵脚以后，在驻福建两年期间，从原本人数不满五千的部队扩展至成2万多人六个旅的劲旅。由陈炯明与许崇智负责指挥，许崇智率军在闽浙扫荡北洋军的闽浙援粤军残部，以解除粤军的后顾之忧。
1919年，粤军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亲孙中山的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3月孙中山完成“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1920年中，仍驻广州的军政府出现内哄，英国支持的桂系与滇系争权。
1920年4月，直奉结成反段联盟。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在1920年7月14日发动直皖战争，皖军大败。曹锟、吴佩孚击败皖系，逼退段祺瑞，解散安福国会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在张作霖支持下，原来就毫无实权，在各派系军阀居间调停的徐世昌继续任职傀儡总统。
1920年6月，徐绍桢被孙中山任命为两广各路招讨军总司令。7月，孙中山策动徐绍桢率数千救国军在广东江门起兵，分五路攻打桂系盘踞的广州，掀起讨桂序幕。1920年8月，在粤军的哗变支持下，孙中山力促粤军自福建回师广东，由陈炯明、许崇智指挥粤军进攻广州驱逐滇、桂等“客军”，分三路向粤边境攻击前进。许崇智任前线总指挥，突破大埔、梅县，苦战经月攻占河源。10月20日，受伤的许崇智因病离军。孙中山命令下再度赴广的蒋中正，代替许崇智出任前线总指挥，并于22 日攻克惠州，10月22日，粤军三路并进广州发起总攻，28日光复广州。11月2日，蒋中正交还指挥权给许崇智与陈炯明后，再度婉拒陈炯明的慰留离职回沪。[99]
孙中山于1920年11月28日重返广州，重建军政府，返回广州后孙中山宣布重组护法军政府，继续护法运动。“第二次护法”开始。
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4月2日，非常国会开会，取消军政府，声称组织正式中华民国政府，为广州中华民国政府，4月7日通过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于5月5日在广州就职。
孙中山当选后向国内外分别发表声明，并写公开信给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劝他自动离职。同时发表他的新政府的人事名单：
- 外交部长伍廷芳
- 次长伍朝枢
- 财政部长唐绍仪
- 次长廖仲恺
- 陆军部长陈炯明
- 内政部长陈炯明兼
- 海军部长汤廷光
- 参谋部长李烈钧
- 秘书长马君武
- 总参议兼文官长胡汉民
- 总统府参军长徐绍桢
- 政治部长胡汉民兼
- 广东省长陈炯明兼
孙中山就职“大总统”后主张以武力统一中国。但孙中山的北伐主张遭到借由粤军发展在广东坐大的陈炯明反对。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由湖南督军谭延闿提出并获得浙江的卢永祥、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奉系张作霖、四川的刘系军人，胡适、梁启超、蔡元培、章炳麟、张东荪、丁世峄、潘力山响应的联邦制。
1922年4月，皖系段祺瑞同奉系张作霖以及广东的孙中山建立了倒直的“三头同盟”，4月初吴佩孚暗地里派人到广东联系陈炯明，请求其武力反对孙中山北伐。
1922年4月23日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蒋中正等力主进攻消灭陈炯明。；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蒋中正则答“先生，如果不彻底解决陈家军问题，将来后患无穷。”但孙中山认为“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对蒋中正的意见未加接纳，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蒋中正便离开广东时给陈炯明写一封信，劝曰：“吾公如能深信中正之言，采纳一二，勿听细人之谗，勿堕宵小之计，服从总理，共图北伐，则中正虽守制未终，尚思待罪疆场，执鞭以从，聊供指臂之助。”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返抵广州，即委任陈炯明为北伐军第一军总司令，并向陈炯明表示：“不生异词，必当倚任如前。”他又派伍朝枢、古应芬、居正、廖仲恺、马君武、汪精卫、程潜敦促陈炯明回省城。许崇智、魏邦平、梁鸿楷、李福林、黄大伟、李云复、徐军雁等粤军将领，致电劝陈炯明，但陈炯明拒绝出任称“自今后，息影田庐，躬耕养母。”孙中山以极其恳挚的言辞，给陈炯明发了电报：“革命既无半途而废之理，十年患难道义之交，一旦相弃，纵弟不求谅于人，兄则何忍为之。望兄速取消退隐之志，投袂而兴，终始国事，庶几执信、仲元得以瞑目。”
1922年4月28日，张作霖、段祺瑞和孙中山联盟对抗直系曹锟、吴佩孚发动直奉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夏天，孙中山亲自督师在韶关建立北伐大本营，以粤、滇、桂、湘四省联军进攻盘踞江西的直系。
1922年5月4日，奉系张作霖溃败，退出山海关，在秦皇岛遭到了直系海军的炮击。北方战场上直系获胜，由日本扶持的奉系退出北京。直系曹锟、吴佩孚占领北京控制了北洋政府，受英美幕后操纵支持承认的直系成为在北京中央政府唯一的一个军事集团。
此时吴佩孚秘密与陈炯明密约，吴佩孚在北方驱逐徐世昌，陈炯明在南方推翻孙中山。步骤是：第一步藉昏懦的黎元洪复位，利用废督裁兵打倒曹锟和各省军阀，失败也是黎元洪受害，再用国会急选吴佩孚、陈炯明为正副总统，时机未熟举文人伍廷芳、蔡元培为正副总统，为暂时过渡人物。
直系北洋政府便以“恢复法统”之名指徐世昌总统为非法，迫其在6月2日去职。徐世昌宣布辞职下野，自此退出政界。吴佩孚发出恢复旧国会的通电，原来国会亦再次召开。直系军阀名噪一时，成为全国势力最大的一支军阀，在英美大力资助支持下企图控制全国。
为了以合法的名义达到大总统职位，曹锟用尽心计首先逼退徐世昌，迎原总统黎元洪复职，先让黎元洪上台完成其原来大总统任期。黎元洪本不愿再度复出，但吴佩孚策动了规模空前的“劝驾”攻势，让被遗忘以久的黎元洪家里每天车水马龙，门庭若市，黎元洪在自以为饱受全国各界热烈欢迎下，以重提“废督裁兵”为条件复出政界。曹锟、吴佩孚对于黎元洪的条件皆通通答应，黎元洪在曹锟、吴佩孚利用下出任短期过渡的傀儡大总统。
黎元洪在就职演说中大唱高调： “余为中华民国国民一份子，既是各方面迫于救国之诚，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前途。出京五载，国家元气所丧如是。此来因各方敦迫，不得已暂行大总统职权，藉以维持国际上之地位。其余众事，静待国人解决。”
黎元洪一上台，立即下令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电邀孙中山入京筹商国事；内阁组成后，黎元洪和一些内阁成员分别发电迎接伍廷芳北上组阁，并电邀唐绍仪、陈炯明、岑春煊、谭延闿等来京共商大计。南方人士认为这是虚伪的表示，加以拒绝，被邀人士无一北上。其中，谭延闿表示不就内务总长职，黄炎培表示不就教育总长职。伍廷芳发出通电，认为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根据。李烈钧态度更为强硬，联名发表通电斥骂黎元洪叛国，说他和旧国会都是直系军阀的傀儡。结果黎元洪拉拢的计划落空。
黎元洪重新上台后，之前废督裁兵和所有许诺被曹锟、吴佩孚抛诸脑后。曹锟和同乡嫡系心腹高凌霨同时在政治上百般刁难，让黎元洪任期内其政府无法工作。北京政府六度更换内阁总理一年之间换了六茬，黎元洪毫无实权可言。后来曹锟唆使手下在总统府前高呼反黎口号“驱黎拥曹”，所有电话、电报亦被截断。当初“劝驾者”现在全都不知所终。最后曹锟直接派人上门进行恐吓，手无任何兵力的黎元洪见已无法生存，被迫乘火车欲逃亡天津。
结果黎元洪任命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率部队在中途等候，在天津将黎元洪困火车恐吓强逼他交出印信。悲愤的黎元洪无奈之下只能交出总统印信。直到次日清晨北京来电称已得印信，王承斌逼黎元洪在自动离职电稿上签字后才予释放。黎元洪去职后由直系曹锟亲信国务院内务总长高凌霨代理大总统。
孙中山于5月6日从广州赴韶关督师，设大本营于韶关。他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并任命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于1922年5月9日发布总进攻令，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1922年6月13日，北伐军击溃直系军阀陈光远攻占赣州，随后进据吉安直逼南昌。攻占江西严重威胁吴佩孚的后方，粤、湘、赣、滇、黔组成的护法军，大有跟浙江、安徽的皖系军阀、亲孙中山护法军的鄂、川、闽、陕部队会师联军北上之势。这使吴佩孚打消进攻东北彻底消灭张作霖的想法，转而与奉军在山海关对峙，并回头处理护法军北伐和皖系的问题。
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吴佩孚虽想消灭奉系并吞东北，但孙中山已开始北伐，而后曹锟导演了贿选总统丑剧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通电反对曹锟贿选后，反直系的政客和未参加贿选的议员麇集于杭州、上海，浙沪俨然成了反直的中心。终于使吴佩孚下决心先消灭卢永祥和孙中山。吴佩孚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另周荫人代孙传芳为福建督理，但广东的地盘不易深入，吴佩孚便要孙传芳和陈炯明联合起来压制孙中山。
6月1日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王家襄，吴景濂等在天津集会，宣布“非法总统”徐世昌无效，徐世昌于2日宣布辞职，之后黎元洪复职。北方各界以护法运动目的已达为由，纷纷希望孙中山下野以求打破两个总统的僵局。而粤军中的叶举等人也联名发电文要求孙中山下野。陈的部下，粤军将领邓铿遭暗杀，孙文一方坚称是陈炯明所为，但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史料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孙文一方所为。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叶举出兵围攻总统府，孙文转移到到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避难，史称“六一六事变”。
陈炯明要求吴佩孚派兵援助。吴佩孚派出沈鸿英、蔡成勋攻留赣的北伐军。李烈钧部被迫退回粤境。直到7月26日，北伐军开始追击全线向韶关退却的陈炯明。不料陈炯明援军于28日赶来与已疲备不堪的北伐军作战。
8月3日，北伐军在南雄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东西两路撤退。李烈钧、李明扬、赖世璜经湘南进广西继续讨逆。8月9日坚守在白鹅潭的孙中山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他已是孤军无援，决定离粤赴沪。下午3时他乘英舰“摩轩号”到香港，次日改坐“俄国皇后号”赴沪。
8月15日，陈炯明自任粤军总司令。
孙中山至8月初离粤退居到卢永祥势力范围的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失败之后
1922年8月15日，退往上海的孙中山发表讨伐陈炯明的宣言，随后命徐绍桢北上与关内外各派军事将领商讨国事。为了集中力量消灭陈炯明军队，孙中山决定与皖系合作，利用段祺瑞的势力驱逐投直的闽系军阀李厚基。
10月，孙中山将北伐军改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中正为参谋长，从闽南方向讨伐占据广东的陈炯明。讨贼军跟皖军联合下，打败了李厚基及增援的直军，迅速占领了闽南进攻潮汕。
孙中山又派邹鲁负责策划与驻广西的滇、桂军及驻西江的粤军联系，组织滇、桂、粤军联合的西路讨贼军。林直勉、邓泽如、廖湘芸也奉命入桂，进行策反工作。
跟陈炯明不和的刘震寰想取得广西总司令的地位，最有势力的沈鸿英也不满于陈炯明的作法与掌握滇军的杨希闵同与邹鲁、岑春煊策画密谈表示加入讨贼军，孙中山便委任为桂军一路总司令、第二路总司和滇军总司令。
12月26日，受孙中山委任的杨希闵、沈鸿英、刘震寰及拥护孙中山的粤军等各派代表，在广西白马寺举行商讨战略和合作问题会议组成西路讨贼军。
白马会盟后，西路讨贼军迅速发起进攻。梧州早与西路讨贼军秘密联系里应外合，未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梧州。西路讨贼军长驱直入挺进粤境，陈炯明大败。1923年1月14日，粤军纷纷宣布脱离陈炯明，拥护孙中山回粤。陈炯明被拥护孙文的滇系、桂系与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击败，1923年1月15日通电下野，率残部逃亡惠州。
西路讨贼军进入广州。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3月2日，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组织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以伍朝枢外交部长、廖仲恺财政部长、谭延闿内务部长，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朱培德为参军、徐绍桢任广东省长。孙中山回到广州，没有一时安稳的日子。4月，桂系军阀沈鸿英接受北京政府所任命的广东督理一职，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势。孙中山亲自督战很快击败沈鸿英。沈鸿英逃往香港。
此时占据东江的陈炯明，在英国的支持武装下又来攻击，孙中山知道陈炯明已为大患，便命各军围攻其陈炯明亦在国民革命军东征中被彻底打垮。
1924年10月23日，北洋直系中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倒了北京的直系政府，发出了和平解决国是的通电，特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家统一大计。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建设。13日，孙中山离广州北上，辗转香港，经赴上海，抵达北京，并把其在广州的军权交给蒋中正统领。[100]1925年2月全权统率军队的蒋中正发起第一次东征，许崇智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张作霖、冯玉祥召开天津会议，决议成立中华民国执政府与善后会议以取代国会，由于孙中山于此时尚在来京途中，推段祺瑞先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
孙中山1925年1月北上抵京后即开始病发，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此时健康已急转直下，至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北上议和筹开国民会议因此没能成功。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由胡汉民接任。统率军队东征陈炯明的蒋中正获悉孙中山逝世消息后，在军中发哀告全军将士书，其后回师广州祭奠。
评价
学者唐德刚认为，当时中国就是否对德宣战而争论。孙文受德国钜款资助，以金钱贿赂国会议员、海军；南下广州割据自立。国家南北分裂局面，孙文乃始作俑者。
民国时期报人评价：“护法战争期间，中国国家所受之损失，最大者为：一，段祺瑞之滥借外债，其数目为若干万万，至今尚无人能确断，其用途则购械打仗之外，畜养无耻政客而已；二，政治道德之败坏，安福系之横行，新国会之秽声，其政治上之罪恶，较袁世凯时直有过而无不及。”[101]
谢幼田评价说，孙中山到达广东时，张勋复辟已经失败，但后来的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这是孙中山必须以武力护法的客观背景。因为段祺瑞废除了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已没有合法斗争的场合。直到1919年8月12日，段祺瑞的安福国会才提出安福宪法，而孙中山是在1917年9月1日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此间两年并无“法”可以依仗。若仍以临时约法为标准，护法正是要恢复临时约法。若以安福宪法为标准，它在孙中山发起护法时尚未出现。指责护法运动“非法”，不提军阀先行“毁法”，是缺乏历史常识。段祺瑞虽然推出了新国会和新宪法，但国会是清一色的安福系，宪法只是民主法制外衣，因为段祺瑞坚持武力征服两湖和西南，将全国统一于北洋系。军阀的行事方式是武力解决，因此孙中山只能武力护法。[102]
学者谌旭彬认为，护法战争如今遭到许多质疑，或者说护法军政府因“非常国会”未达到法定人数，本身不符合《临时约法》；或者说护法战争“以暴制暴”，毁了中国的民主前途。这两种指责都不能成立：因为如不“护法”，则《临时约法》和民元国会将被北洋系的“安福系宪法”和“安福国会”所取代；《临时约法》和民元国会固然有种种缺陷，但却是民国法统之所在。人们更应关注孙在护法前所著《民权初步》一书，这是孙护法的理念所在。[103]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