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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末期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与陈毅夫人谈话时，曾表示过邓小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1]:136。王震曾向毛泽东上书，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136。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2]:311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毛泽东叮嘱此事对外要保密，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控制病情。”[2]:3066月，邓小平夫妇接到通知，他们工资开始照发[3]:443。8月3日，邓小平写一封长信给毛泽东[3]:443：“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4]:37并要求恢复工作[5]:25。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3]:444-446从这个批示开始，邓小平第二次受批判命运有转机[6]:19。周恩来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邓可以做调查研究工作[3]:446-447。年底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游历井冈山，凭吊遗迹，重访瑞金等地[7]:155。
1973年3月9日，周恩来草拟《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毛泽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2]:337-339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2]:336。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8月30日毛泽东事先声明不出席之十届一中全会，在周恩来主持下，毛泽东再次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2]:350-352。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2]:352。12月12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2]:358
1974年1月，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请示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批示：“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这份材料[2]:366。1月25日，在江青策动下，在北京召开1万多人参加之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林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衷主义”[2]:368。随著“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局势再次动荡，造反派纷纷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2]:368-369。本来，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7.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9.5；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1974年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百分之2.3，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0.6，几乎停滞不前，生产发展速度明显下降[2]:369。3月，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担任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2]:373-375。4月10日，邓小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之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之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2]:375。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2]:383。10月4日，毛泽东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2]:384。10月17日，江青策划“长沙告状”，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之“状”，力图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2]:386-387。12月17日，邓小平到长沙同毛泽东谈话：“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大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2]:39412月2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2]:395-396。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采纳周恩来之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2]:396。在毛泽东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之商品经济之形式，体现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之“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毛泽东认为，制度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是不断产生著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之土壤，是变修正主义之温床[2]:399。毛泽东之认识，反映他对社会主义之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之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之土壤和条件；但这些认识，明显带有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之误解或教条理解，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2]:399。毛泽东向周恩来、王洪文提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2]:400。12月23日，已经屡现尿血的周恩来乘机前往长沙，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事项，支持邓小平工作，并挫败四人帮“组阁计划”[8]:260。毛泽东同周、王洪文谈话时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7]:177。此后，毛泽东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9]:570。
1975年1月，周恩来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泽东为稳定国内形势，平衡四人帮的势力，重新起用邓小平。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圈阅之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6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2]:400。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进行整顿。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取得两项重要成果：一是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之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定稿之《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二是产生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为副委员长之全国人大常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之国务院领导班子[2]:401。2月1日，邓小平开始代重病之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之评价，并称：“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2]:401-4022月5日，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之通知，新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2]:405。
邓小平重掌大权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造成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解决。1975年7月4日，他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重新纳回到正常轨道中来。但是，他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视作自己晚年的重要功绩之一，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病重，与外界的联系基本只能靠侄子毛远新传达。1975年9月，毛远新路过北京拜见毛泽东时，毛远新向毛泽东表示，中央有否定文革的风气，并表示自己注意到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以及提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此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毛泽东认为，刘冰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确实表明他也对文化大革命不满[10]。
10月，邓小平在领导“整顿”时制定三个纲领文件[11]:141，分别是：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以及由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邓小平又提出要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即：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二、促进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由于毛泽东的侄儿兼联络员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又说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泽东遂于11月决定要解决邓小平的所谓“右倾”问题；他在批评邓小平时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馀都是目”，“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又指出“有些人总是要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由此展开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1]:141。
11月2日，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表示，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毛泽东表示希望毛远新帮助邓小平提高。当天下午，毛远新召集邓小平等人召开会议，毛远新在会议上批评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邓小平反驳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实践证明全国形势变好，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是在遵照毛主席指示把生产搞上去。会后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的汇报后表示要再开会帮助邓小平[10]。
11月3日，毛泽东批复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反映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存在种种问题的信，指出“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吴德主持了传达会。
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八人开会。会上邓小平继续不提文化大革命，并强调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毛远新将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邓小平更不满意，他决定再扩大会议，继续让人开导邓小平，并让邓小平写检查。毛远新又扩大开导邓小平会议的规模。但是邓小平在会上仍然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会后邓小平写书面检查，但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认为邓小平属于小资产阶级，是党内走资派。毛泽东决定打算不再让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此外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要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开导邓小平，政治局会议可以由邓小平主持。不过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依旧不谈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邓小平又写了一篇内容相差无几的书面检查。毛泽东非常不满，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在发动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警示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的领导干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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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之评价，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并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之建议，邓小平说由他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他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2]:440。邓小平技巧性地以陶渊明的话回应，婉拒了毛泽东[12][13]。毛泽东《讲话要点》：“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2]:441毛泽东立即决定停止让邓小平统管全面工作，让其“专管外事”。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大多不表态。由邓小平宣读经毛泽东审阅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正式定性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不满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0]。
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各地开始开展学习，标志著“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式开始[2]:442。
邓小平的行动遭到“四人帮”的反对，被称为“右倾翻案风”[6]:20。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去世[1]:158。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准备举行追悼会[1]:159。第一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1]:159。在追悼会闭幕后，毛泽东保镖汪东兴率领“八三四一”部队拘留邓小平，软禁在中南海住宅里[1]:159。邓小平与外界隔绝，只能与小外孙接触[1]:167。
2月左右，各地散发大字报反对江青，拥护周恩来、邓小平[1]:163。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之工作[2]:450。2月2日，邓小平提出辞职两周后，党中央向中国高层干部宣布：经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14]:143。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对华国锋表示：“你办事，我放心”[11]:141。可以说，华国锋的任命是毛泽东力图调和“四人帮”与务实派干部、军人之间的矛盾的结果[11]:141。不过华国锋和毛泽东一样，对批邓运动作限制：不要上街张贴批邓的大字报，不要在广播电台上批判[14]:145。2月5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一文向全国普通群众公布。2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贯彻执行邓小平、叶剑英1975年7月的讲话精神。2月25日，华国锋主持召开“第二次打招呼会议”，传达《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对邓小平的点名批评。此后，全国各家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全面否定邓小平1975年以来实行的各项措施，将邓小平定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发展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1]:162。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1]:160，江青指名道姓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5]:38。
3月2日，江青以看望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名，单独召集十二省区开会，称邓小平“代表买办资产阶级”，是“大汉奸”、“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3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之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之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之标语；4月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范围，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得到认可[2]:455-456。
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国人民传统“扫墓”的日子“清明节”，有200万以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顶点[1]:165。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1]:165；会上，华国锋攻击邓小平一派“是一批坏人跳出来，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击党中央，很恶毒”[1]:165。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精心策划的结果。……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1]:165。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四五运动爆发，数以百万计市民自发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献上大量花圈、花蓝、条幅、挽联和祭文；4月5日毛新远给毛泽东写报告称：“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政治局会议指控邓是幕后指挥者，并决定强行清除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花圈[1]:165。4月5日，北京发生悼念周、反对“四人帮”、拥护邓的“天安门四五”事件[6]:20，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接班[16]。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动民兵、公安清理现场所有花圈，还逮捕了一些人；群众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最后遭到镇压[11]:142。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毛泽东当天圈阅报告，认为四五运动是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长期准备的结果。晚上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天安门广场，对滞留群众殴打和逮捕[2]:456-458。4月6日，由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17]。
4月7日，在没有邓小平参加的情况下[18]:2-5，毛泽东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之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2]:458。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议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9]之后，以梁效为代表的全国各地的批判组，对邓小平展开又一波大规模批判。邓被指为这个事件“总后台”，再一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6]:20。毛泽东托付汪东兴对邓加以保护[20]。
4月8日，《人民日报》批判天安门事件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11]:142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并称邓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8]:279。同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写作组梁效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其中称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21]:111
8月，中共中央将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称作“三株大毒草”，在全国发动批判运动。8月，开展“批邓”运动；邓的三个“整顿”文件被诬蔑为“三株大毒草”[11]:142。9月3日，江青赶赴大寨，为批判邓作准备[1]:169。
9月9日，毛泽东逝世[1]:167。毛泽东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内战”；“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11]:142。毛泽东又指出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赶走蒋介石和日本人，并没有争议性；第二，发动“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1]:142。
9月11日，王洪文背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另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指定值班人员请示；企图切断中共中央、华国锋同各省、市、自治区之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22]:302。华国锋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他电话中得知此事，同叶剑英商议，决定以中央政治局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擅自设立之“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22]:298。华国锋谈到：同“四人帮”斗争不可避免，是时候解决了[22]:299。华国锋请李先念代表他去见叶剑英，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请求叶剑英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22]:299。10月2日，毛远新调派沈阳军区1个坦克师开往北京，同时要求上海民兵、北京大学民兵和清华大学民兵做好准备[1]:170。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向叶剑英报告毛远新出动部队，叶立即下令军队退回原地[1]:170。四人帮住宅戒备森严，每个住宅有二重以上警备[1]:171。10月4日傍晚，叶剑英赶到东交民巷华国锋住所，商量对策[22]:301。原定部署国庆节后准备10天视情况再动手；叶剑英提出改为提前采取行动，“先发制人，以快打慢”，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22]:301；华国锋决定“至迟后天动手”，请叶剑英同汪东兴落实行动计划[22]:301。叶剑英即到汪东兴处，详细商决一切，使汪东兴提出之行动方案周全可行[22]:301。
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文化大革命[1]:173。晚上8时，是同“四人帮”斗争胜负之关键时刻[22]:301，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知姚文元列席[22]:301。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实作隔离审查[22]:301；同时，派人到江青住处宣布执行同样决定[22]:301。周、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倒台[6]:20。晚上10时许，出席会议者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22]:301-302。叶剑英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22]:302。会后，即下发关于华国锋任职决议，通知“立即在党内传达”[22]:302。会议开到10月7日凌晨4点多才结束[22]:302。李德生根据华国锋、叶剑英命令逮捕毛远新等人[1]:172。10月7日下午，召开政治局会议[1]:173。会议决定华国锋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173。十年动乱虽已过去，中国却面对“三信危机”（“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11]:142。
10月10日，邓小平写信通过汪东兴交给华国锋[1]:181。邓在信中写道：“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1]:181但是华国锋回应：“……你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15]:38
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向全体党员传达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一系列指示，说明党中央同四人帮斗争之经过、以及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原因，指导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22]:302。10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广播和报纸，把一举粉碎“四人帮”公之于世[22]:302。10月24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22]:303。华国锋在10月26日宣布，当前要批判“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14]:159。
怀仁堂政变，华国锋在控制局势之后，基于权力斗争和推行“两个凡是”的需要，继续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拒绝给邓小平平反，表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12月，华国锋在会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全国农业会议代表时说：“邓小平虽然同‘四人帮’反党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其本质仍是修正主义，他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都具有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罪行。打倒‘四人帮’后同样不能放过邓小平”[1]:181。
中共官方认为“‘四人帮’曾长期控制舆论阵地，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拉帮结派，在党内造成极其恶劣之影响；如果不把‘四人帮’罪行彻底清算，摧毁其帮派，就不能肃清他们在各方面之影响”[23]:5。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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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华国锋支持《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正式提出“两个凡是”之观点，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1]:1493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23]:6。3月10日，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邓小平恢复工作，引起争论[1]:183。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拒绝陈云、王震提请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的要求，称如果让邓小平复出，就会导致四人帮复辟。但是，此时以叶剑英为首的大批军队和老资格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邓小平。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无力抵挡邓小平的复出。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1]:183。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第二次写信，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1]:185。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号文件》转发邓小平两封信[1]:185。政治局讨论这封信，同意邓小平的建议[24]:6。
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185。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14]:173。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之职[1]:185-186。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后[25]:3，入住位于米粮库胡同的宅邸，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26]:239[6]:20。这正式宣布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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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央党校与《光明日报》刊出，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策划下，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彻底击溃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控制局面。
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这次会议之后，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而华国锋自1976年10月发动的揭批查运动也在这次会议后停止，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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