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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男性的强奸，在世界各地，强奸或其他性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男性。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强奸被定义为男性针对女性的犯罪，并没有把男性的性权利列入刑事或行政的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这种观点仍然存在，但是针对男性的强奸现在也普遍被定义为犯罪行为，并且比过去更加受到关注与讨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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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男性的强奸包括在非自愿情形下，对男性进行的性行为，也包括男性在非自愿情形下，被迫向其他人进行的性行为。男性受害者，无论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受性侵犯的经历对他来说都是比较难以启齿的事情，尤其是在受男性主导的传统社会里。大多数情况下，男性受害者都会试图隐藏和否认他们的受害者身份，就像女性受害者一样，除非他们受到严重的身体伤害。最终，男性受害者在寻求医疗或心理健康治疗时，可能会含糊其辞地解释他们所受到的伤害。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强奸罪的实行主体只能是男性，女性只能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但不能单独构成强奸罪。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国的法律就体现了这一观点。但近年来，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都对相应刑法罪名作出了调整，使得男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罪的被害对象。[2]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3]将强奸定义为：实施者用生殖器不管用何种方法，多么轻微地穿过受害者的身体或强迫对方穿过自己的身体，或用任何物体、任何身体部位穿过肛门或阴道。
以及这种侵犯是通过武力，或使用武力的威胁，如暴力、逼迫、监禁、心理压迫或是滥权，或利用有胁迫性的环境来对付另一个人，而对方并非真心地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4]刑法对强奸罪的定义是：强奸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或者故意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直接正犯主体必须是男性，对象必须是女性。
在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前，有法律专家指出，中国大陆强奸罪的立法观念比较落后，认为男性在整体上处于强势地位，但是男性整体强势不能代表每一个个体都是强势的，而法律应该对每一个个体进行保护，所以性侵男性理应入罪。由于中国法律上的空白，根据中国法律“罪刑法定”的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此性侵男性是无罪的。不过，根据以往新闻媒体报道的有关案例以及司法实践的情况，强奸男性常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在此类案例中，被害者需要经过法医确认受到了身体上的伤害并且达到轻伤标准才能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而且故意伤害罪在量刑上要轻于强奸罪，中国法律规定犯故意伤害罪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而强奸罪的起刑就是三年，如果对被害人身体造成伤害，还要加重处理。[5]
除强奸罪的对象只能是女性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前的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还限定强制猥亵罪的对象也只能是妇女（指14岁以上的女性）或儿童（指不满14岁的男童和女童）。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被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强制猥亵男性自此在中国大陆被列入犯罪行为，对男性实施性暴力的行为可按该罪处罚。[6]然而，强制猥亵罪的最高刑罚为十五年有期徒刑，强奸罪则是死刑。在该修正案通过后，梁岗强制猥亵案是中国大陆适用于该法且社会影响较大的强制猥亵男性案件，法院最终依据该法判处梁岗有期徒刑八年。[7]
但是，截至202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强奸罪的对象仍仅能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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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9年4月21日公布的修改后的《中华民国刑法》分则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之受害人主体包含男女。此前强奸罪的受害人仅限于妇女。
日本于2017年6月23日公布、同年7月13日施行的刑法修改中将强奸罪的对象由女性修改为所有人，罪名亦由强奸罪改为“强制性交等罪”（后再次改为“不同意性交等罪”）。
在法国，1994年重订《刑法典》，将强奸罪的受害者明文规定为“他人”，意即包括男人和女人。
在意大利，现行刑法将强奸罪的受害者规定为“他人”，不再突出其性别角色。
根据CDC的一项调查，在美国每71名男子里就有1人在其一生中被强奸或被试图强奸过，而且每21名男子中就有1名是被亲密伴侣或熟人所强奸[8]。而研究也发现过去12个月中，男性受访者里有0.1%被强奸，相较之下女性是0.3%。根据这些统计估计，美国在2009年有92748名男子被强奸[9]。而在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有30%的同性恋男子和双性恋男子表示他们一生中曾经有至少一次被性侵犯的经验。[10]
与强奸女性相同，强奸男性也被视为战争武器之一。[11]
男性在大学校园内遭受性攻击也很普遍，在校园里每16位男子中就有一位是性攻击的幸存者，虽然这个比例相对较高，但由于许多人有著对性暴力和性别的先入为主观念，将遭受性攻击误解为女性问题，因而没有将相关情事述说出来。[12]
在某些情况下，被性侵犯的男性会愿意说出经历与过程，例如2015年的美国电影《狩猎场》所示，这是一部关于处理大学校园性侵案件及大学管理失当的纪录片。
被男性强奸对男性而言一直是被强烈污名化的，根据心理学家萨拉‧克罗尔（Sarah Crome）博士的研究表示，被男性强奸的男性受害者多数会选择沉默，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会将此事述说出来。整体而言，男性强奸受害者缺乏援助，法律或制度对此种犯罪的处理方式也不周全。[13]
一些研究认为，男性对男性的监狱强奸和女性对女性的监狱强奸是比一般人群中常见的强奸类型更为普遍[14][15][16]而男性强奸男性已经被视为战争中的恐怖武器[11]。研究记录显示，在乌干达、智利、希腊、克罗埃西亚、伊朗、科威特、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有战争中将男性强奸男性作为战争或政治侵略武器的记录。在1980年一项对萨尔瓦多男性政治犯的调查中发现，有76%的受访者表示曾有过至少一次的性酷刑。而一项对塞拉耶佛6000名集中营囚犯的研究发现，有80%的男性曾被强奸[11]。而在叙利亚内战（2011年至今）的案例中，有男囚在待处决期间遭受性虐待，例如被迫坐在碎玻璃瓶上，再把一袋水挂在他的生殖器上，或是被迫强奸另一名待处决的男囚，供官员们观看享乐。[17]
被女性施以性虐待的男性通常会面临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双重标准[18][19]。在美国，此类案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引起大众讨论，当男性受害者在没有表达明确同意下就插入女性并成为强奸受害者时，这样的情况有时会被称为“穿透”事件（made to penetrate）。很多时后，男性会因为在药物的作用下成为性攻击的对象，例如在雪拉‧罗丝（Cierra Ross）的案子里[20]，一名男子在芝加哥遭受性攻击，该事件在美国广受关注，而罗丝也被判犯下性虐待和武装抢劫，保释金75000美金。
在英国，1970年代的摩门教教会里发生一连串案例，使女性强奸男性的可能性提高。1977年，一名年轻的摩门教传教士科力克·安德森（Kirk Anderson）在萨里郡的教会[21]，数日后，安德森向警方报案，他表示自己被绑架并锁在床上，乔伊斯·伯南·麦金尼（Joyce Bernann McKinney）试图强奸他[22][23][24][25][26]。由于涉及女子强奸男子，这则不常见的事件引起新闻广泛关注[27]。麦金尼逃到美国后，英国法庭判处麦金尼监禁一年[28]。根据1956年时的法律，由于受害者的性别，在法律上没有构成强奸罪，不过仍适用非礼[29]。
包括未成年儿童在内，一些男性受害者会因为被强奸，而让女强奸犯怀孕，进而被迫支付强奸者的孩子的抚养费，如爱马士曼诉沙耶案中的受害人。[30][31][32]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解释中，由于女性单方面决定生育不构成对男性生育权的侵犯，因此即使男性不同意生育，也需负担此后孩子的抚养费。[33]
在战争时期，由其他男性实施的，针对男性的强奸亦很普遍。劳拉·斯腾佩尔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34] 针对男性的强奸在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中均有所记录。比如，1980年代萨尔瓦多76%的男性政治犯，以及萨拉热窝集中营80%的囚犯均被报道遭到强奸和性虐待。斯腾佩尔总结道，“考虑到该问题的普遍性，对男性在冲突中遭到性虐待的忽视是十分令人不安的。”[3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默文·克里斯蒂安发现，针对男性的强奸大多未被报道。
根据2010年美国医学协会期刊发布的研究，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30%女性和22%男性称其在冲突中遭遇性暴力. 同样，斯腾佩尔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萨尔瓦多内战期间，76%的男性政治犯经历性虐待和强奸；波斯尼亚战争中萨尔瓦多集中营中80%的囚犯亦遭受同等境遇。虽然普遍认为冲突期间的强奸主要针对女性，这些数据显示针对男性的性暴力并不是偶尔发生的。对男性遭遇性暴力这一问题的缺乏重视与长期以来缺少报道有关。虽然强奸对男性和女性造成的心理和生理伤害是相似的，男性受害者更不愿向家人和有关当局讲述他们的遭遇。[36]
据《卫报》报道，“行凶者和受害者都会对此保持沉默，而且男性受害者通常会发现，一旦他们的故事被公开，他们会失去周围人的支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定的社会环境使性别角色被严格的定义…通常…当妻子发现她们的丈夫被强奸后会选择离开他们。”“她们问我：‘所以现在我将怎样和他一起生活？以什么角色？这里还有丈夫存在吗？我还算一个妻子吗？’她们问道：‘如果他都可能被强奸，那谁来保护我呢？’”
在社会等级制度上建立的性别角色在实施暴力时受到关注。男性被认为应该是实施暴力者，而女性则应当作为受害者。在冲突状态下，针对男性的强奸消解这种关系，并将男性摆在受害者的角色上。相似的，男性的“实施”者角色和女性的“接受”者角色相对，在传统的性关系中描绘这种建构性的力量对比关系。因此，受到强奸的男性受害者经历最大程度上的“羞辱”，考虑到在根深蒂固的社会角色中他们往往被认作是获得满足的一方。此外，在保守的传统社会中他们会因此遭受极大程度的污名化，因为在保守社会环境下同性间的性关系——不管是否得到双方同意——会遭受极为严厉的惩罚。比如说，乌干达的受到强奸的男性受害者解释说他们之所以不敢说出真相，是因为害怕被认作同性恋。由于同性恋在乌干达被普遍谴责，性暴力的男性受害者常常很难得到适当的支持，因为他们被指责为同性恋。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有关暴力和性行为的性别角色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无法相信存在针对男性的强奸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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