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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介绍的是一种教育类型。关于名为《性教育》的电视剧集，请见“性爱自修室”。性教育（英语：Sex Education）是关于人类的性表象的教育，内容包括情感关系和责任、人类的性生殖器结构、性行为、性生殖、最低合法性交年龄、生殖健康、生育权、安全性行为、避孕以及性禁欲。涵盖以上范畴的性教育称为综合性性教育。性教育的常见提供者/组织包括父母等照顾者、正规学校课程和公共卫生活动。
| 性教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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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代，瑞典某学校的性教育课堂。 |
传统上，许多身处于不同文化的青少年没有机会接触关于性的任何正规资讯，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也遭视为禁忌。在以往，性教育只局限于父母对其子女在结婚前留下的一些教导。但是始于19世纪后期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使得北美学校开始引入像“社会卫生课”般的课程，象征着正规学校性教育课程的开始[1]。尽管有了学校的正规性教育课程，但在20世纪中叶，大多数关于人类的性表象的信息都是靠朋辈和媒体等非正式管道传播，当中许多知识皆是有所缺失，甚至是错误的。这对对性存有好奇的青年人而言影响更为深远。西方国家的青少年怀孕比率日益增加更使得此一缺陷表露无遗。当时西方国家为了减少青少年怀孕比率，开始纷纷引入性教育课程，但初期仍受到家长们和宗教团体强烈反对。
艾滋病的爆发最终使得性教育的迫切性大大增加。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性教育对于不少艾滋病日见盛行的非洲国家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策略[2]。像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般的国际组织认为，广泛的性教育对全球皆有一定的好处，例如控制人口过剩、提高女性权利。尽管大众媒体有时会使大众对HIV的“意识”提高，但关于其传播途径的知识仍只会流于表面[3]。
美国性资讯与性教育联合会的调查显示，93%的受访美国成年人支持在高中推行性教育，支持在初中推行的则有84%[4]。美国88％的初中生父母和80％中学生父母相信，学校的性教育使他们更容易与青少年谈论性这件事[5]。此外，92％的美国青少年报称，他们希望可以和他们的父母“论性”，并享有全面的校本性教育[6]。美国数学政策研究中心为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婚前守贞教育并没有任何效果可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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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Burt）将性教育定义为对男女生理特征的学习。这些特征组成了人类的性表象。性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包括小孩在内，几乎所有人皆想对其了解更多。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实践性教育，其都是一种以性为中心的教育对策。他进一步指出，性教育是一种以公认的伦理观念为基的教育，其能使家庭得以发展、改善[8]。
莱普森（Leepson）认为性教育是以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来讲述性反应和性生殖的教育[8]。科尔尼（Kearney）亦于2008年定义性教育为“学校所采取的全面行动方针，令孩童和成年人的态度、实践和个人行为能配合社会所需，并能从社会制度上保障每一个人和家庭。”性教育有时会遭称为“‘全性’（sexuality）教育”，意指其涵盖了性的各个层面，从关于计划生育和性生殖（从受精到分娩）的资讯，到人的各种性表象，例如身体形象、性取向、性愉悦、性价值观、性抉择、沟通、约会、情感关系、性传染病及其预防方法，以及避孕方法[8]。学校会因应学生的年龄或理解能力而调整课程内容。鲁宾（Rubin）和柯肯德尔（Kindendall）表示，性教育的课程范围远远大于生殖、怀胎，以及婴儿的诞生——其最终目标是帮助年轻人更为有意义地将“性”融入将来以至现在的生活中，使他们在完全成熟时能对性的各层面拥有基本的了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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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证据表明，综合性性教育和易于获得避孕方法或器具的环境一旦配合起来，便会降低青少年意外怀孕的盛行率[10]。一项比较了综合性性教育和婚前守贞教育两者的元分析发现，守贞教育不但不减少怀孕的可能性，反而有可能增加之[11]。众多研究表明，于课程上提供有关避孕套和避孕的准确信息可以减少年轻人从事高风险性行为的可能性，从而使意外怀孕和感染性传播疾病的机会减少[12]。没有证据显示只教导婚前守贞的性教育是有效的[12]。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指出：“2010年的一项回顾发现，与不将性别平等纳入学习材料的课程相比，纳入者能显著降低从事高风险性行为的可能性[12]。”研究还表明，性行为的推迟、使用安全套和进行避孕皆是年轻人在性别角色议题上采取平等态度的结果。此外亦发现这类人群从事暴力行为、感染性传播疾病和意外怀孕的机会都是较低[12]。
注重权利和性别问题的性教育有助于减少因性别而起的暴力和欺凌行为，使得校园的环境能更为安全，并使年轻人能够更为拥护自身的性自主权利，促进性别平等[12]。
“只有少数的性健康介入措施是根据青少年的意愿来设计的——青少年们普遍认为性教育应该更为积极正面地推行，并应减少以解剖学和恐吓为重点的性教育；它应著眼于性关系和沟通中所用到的谈判技巧；并应在青少年较为聚集的场所（例如学校厕所、购物中心）刊出一些关于附近的性健康诊所的资讯[13]。”
此外，美国的一项回顾得出结论：“绝大多数证据表明，探讨避孕方法的性教育不会使人们更踊于发生性行为[14][15]。”一项2007年的研究则表示：“综合性性教育不会导致许多人所害怕的后果——更早开始及更频繁的性行为”此外，该研究报告还指出：“不论性别、民族、拥有性经验与否，以及身处于何种环境，综合性性教育皆是有效的[15]。”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推举综合性性教育，因为它能使年轻人在性上做出明智的决定。其指出：[16]
“几年来，人们就着年轻人的年龄而提供适切的信息。包括具备科学准确性的校本课程——其教授了人类发展、性解剖和怀孕的准确信息。它还包含有关避孕和性传播疾病的信息。不过它的意义远高于提供信息本身；它可以使学生们更有自信，沟通能力也会有所提高。尽管如此，课程其实还有改善的地方——其应触及跟性与生殖有关的社会问题，包括文化规范、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
此外其还指出：“像人权问题、性别平等和性别角色般的议题应在课程上探讨。相关探讨重心包括维权、赋权，以及履行权力；性别平等和性别敏感（gender-sensitivity）的重要性；以及各种关于性别角色的观点。除此之外，还应探讨性虐待、因性别而起的行为暴力，和有害习俗。总而言之，这些信息能教导年轻人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和尊重他人所享有的权利。[12]”
综合性性教育“能让年轻人能够就性行为和健康做出明智的决定。该课程能使他们掌握生活所需的技能，加强责任感。而且由于综合性性教育的内容是以人权为基石，所以它们有助于促进人权、两性平等，并使青年人享有更多的权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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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可以非正式地进行，例如有些人会从父母、朋友、宗教领袖或大众媒体中得到相关信息。此外获取渠道亦包括自助书籍、杂志谘询专栏、性教育网站；正式的性教育则一般由学校或医疗保健提供者提供。斯莱尔（Slyer）指出性教育教导年轻人们了解自己的行为，以及其对他人的影响[17]。格伦伯格（Gruenberg）还表示，性教育对于年轻人而言是必要的，好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此外其还指出一般官方认为，有计划的性教育是必要的[18]。
有些国家或学校会把性教育独立成科地教授，有些则把其放在生物课、保健课、体育课、家政课上教授，此外也有学校不提供任何的性教育，因为其在一些国家仍是带有争议性：美国便是一个例子，当地对于儿童开始接受这种教育的年龄、LGBT性教育[19]以及像安全性行为、自慰、婚前性行为和性伦理般的人类性行为相关议题仍存有争议。
威廉·赖希（1897-1957年）评论道，他那个时代的性教育是一种骗局，聚焦于生物学，而又对青少年最感兴趣的性兴奋加以隐瞒，他认为此一聚焦点使得一个他所认为的基本心理原则模糊化：所有的忧虑和困难皆源于性的不满足[20]。李普森（Leepson）认为大多数人赞成在公立学校推行某种性教育，但却对教授内容存有争议的原因在于，性教育与大多数学科不同，其涉及到人类生活中一个高度敏感且个人化的部分。并指出性教育应该在课堂上教授[8]。
在美国，性教育的主要争议点在于把儿童的性纳入课程是有价值还是有害、是否应将LGBT性教育纳入课程[19]、像服用口服避孕药和使用避孕套般的避孕方法的教授，以及以上方法对婚外怀孕、少女怀孕和性传播疾病的影响。保守团体对婚前守贞教育的支持亦是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对性教育持保守态度的国家的少女怀孕和性传播疾病盛行率相对较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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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将性教育视为减少如未受保护的性行为之类风险行为的必要措施，减少意外怀孕的可能性，以及使个体从事性行动时能作出明智的决定。
另一个对性教育的观点，在历史上受到性学家如Wihelm Reich和心理学家如佛洛伊德与James W.Prescott等的启发，认为性教育的目的是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与社会控制的解放。这个观点的提倡者关心一个政治问题：道德观该由社会还是个人指导？性教育因此可以当作提供个体必须的知识来解放社会组织所造成的性压抑，使个体自行做决定。性压抑则可能被视为是社会性有害的。
对美国另一群众大且有舆论力量的关注性教育议题团体来说，他们关心的政治问题是道德观该由国家还是家庭指导。他们认为性行为的指导应该留在家门内，而性教育代表政府的介入。他们亦宣称有些性教育课程意图破坏先前存在的贞节的道德概念，且鼓励接受如不同的性取向跟婚前性行为等行为，违反道德。但反对者认为“贞节性教育”或“无性教育”，只会导致增加性病及青少年怀孕的比率，并无效解决相关问题。
在美国，各州的教育部门均有不同的性教育指引，部分州在5－6年级已有部分性教育，而大部分州分在7－12年级均有性教育，相关的内容性教育不一，包括教育避孕的方法、生育权及预防爱滋病等。很多家长认为青少年应该在中学时期接受性教育。在美国95%的成人和80%的青少年认为性活跃青少年应该要接触到避孕措施。美国的青少年怀孕比率自1991年起已下降约63%。[22]
根据性别平等教育法，台湾的性教育包含向学生用影片讲解相关性知识，用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借由扮演特定的情景来了解如何处理应对相关议题，并有时以制作的教材道具以让学生了解。[23]
台湾性教育的发展，早在1950年代，教科书已有相关知识列入“生理卫生科”。1968年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实施后改称“健康教育”内容亦包括性器官构造、月经、怀孕等生理知识的教导。2001年“九年一贯课程”实施后，改列入“健康与体育”课纲规定，性教育相关知识循序渐进在小学4至6年级和中学7至9年级教导。
在香港，教育局于1997年编订《学校性教育指引》，自此再没有修订。学校怎样执行这些指引，如何评估及检讨教学成效，也没有统一规定。这指引建议学校不仅教授生理上的性，如性器官名称、月经和梦遗等青春期变化，还加入性倾向、性暴力及淫亵刊物等新题材，并把对象扩大至学前及高中学生。[24]
进入21世纪，中国性文化日渐开放、包容，但压抑的传统性伦理仍然如影随行。2004年，北京、深圳人士非议学童教材被“黄色漫画”污染[25]。相较于英国、瑞典、芬兰等西方国家的性教育从儿童期便开始进行系统性教学，中国的性教育仍然远远落后[26]。
自2010年之后，中国的性教育已经有所发展，义务教育的生物课本已大量列入性教育内容，许多一线城市的学校已经开设了“生理卫生补充课”。然而大众仍普遍认为“性教育导致性泛滥”；应试教育的体制以升学为主，青春期性教育未被列入课程大纲[27]。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让适龄儿童普遍接受性教育的政策[28]。
在大多数国家里，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合称LGBT）并未列入正规的性教育体系内，这代表相关性行为资讯没有被讨论，它们所可能带来的不同程度染病的风险也相对较高。保守派人士反对及不鼓励提供这些额外的资讯，因为这可能似乎助长相关的性行为。性教育中应否包括同性性行为等，则在社会中存在争议。然而将这些排除在讨论之外，只是使非异性恋群体被隔离排斥、孤单、并得不到有用的资讯，使事态更糟，而相关人士倘若有不安全的性行为会导致出现性病。
除此之外，有广义的性教育包括同性恋等性知识，但不是如某些保守派人士宣称相关的性教育内容，会将学生教成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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