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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左氏》等，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古中国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的历史[1][2]，自公元前722年至前468年，共255年的春秋时代历史，分三十五卷，《十三经》中篇幅最长，在四库全书中为经部。
传统认为其作者为春秋时期鲁国左丘明，年代与孔子相当，写作目的是为《春秋》做注解，与《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马迁首先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3]，自刘向、裴骃[4]、刘歆[5]、桓谭、班固[6]皆以《左传》出于左丘明[7]。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亦称：“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
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8]；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国人[9]；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10]；项安世认为是魏国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明朝的郝敬认为是晋国人。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作，并说《左氏春秋》是与《晏子春秋》等类似的史书。康有为亦认为是刘歆所作[11]。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表》中指出不可能是刘歆的作品[12]。钱穆与章太炎认为《左传》的成书与卫国左氏人吴起有关，甚至就是吴起所著，今人童书业亦认为是吴起所作，郭沫若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13]。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卫聚贤认为《左传》作者是子夏[14]。现在一般认为《左传》非一时一人所作[15]，成书时间大约在前375年至前351年[16]（战国中期），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17]，崔述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18]。浙江大学收藏的《左传》公布后，并没有解决《左传》的成书年代，反而在浙江大学收藏的竹简真伪问题上引发了多方笔战。[19][20][21][22][23][24][25][26][27]
宋人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28]刘师培则论证“君子曰”以下之文，并非刘歆增益，并指战国诸子、史记作者皆读过左传[29]。
日本学者平势隆郎根据《左传》中提及的木星记录，对应到公元前353年至前271年的星象，认为左传写作日期应在这个期间，伪托为左丘明所作，其立场反对齐国，对《公羊传》多所批评，作者可能来自郑国，写作年代应晚于《公羊传》，早于《穀梁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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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以《春秋》为本，并采用《周志》、《晋乘》、《郑书》、《楚梼杌》等列国资料，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桓谭《新论》进一步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杨伯峻在《左传》一文中归结《左传》传《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种：即“说明《春秋》书法、用事实补充《春秋》、订正《春秋》的错误和增加无经的传文。”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西汉的今文经博士即“谓《左氏》为不传《春秋》”[31]。西晋人王接说：“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32]陈商说：“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实；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征。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剌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未周，琬章有所未一。”[33]
清人刘逢禄、皮锡瑞均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春秋》充分肯定了王接之说，并且引用庄公二十六年《传》：“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集解》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左传》有不少解经的内容，例如“君子曰”、“五十凡”[34]等，但很明显是加工的痕迹，多数都没有与传文融为一体。《春秋》的一些经文没有相应的《左传》传文，例如《春秋·隐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预注：“无传。”《左传》的传文没有相应的《春秋》经文，例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冬）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蟜送葬。”此条无相应的《春秋》经文。亦有“《经》、《传》不尽同”“《经》后之《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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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人王接说：“《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贺循将其评价为“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35]，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好讲预测，一些预测的事情都很灵验，例如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陈国大夫懿氏占卜嫁女给陈国公子陈完很吉利，“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陈完的子孙在齐国果然日益强大，直至田氏代齐。《左传》又能断言郑国先亡[36]。晋范甯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韩愈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
《左传》在西汉时期已有流传，王莽本人即好《左传》，并立于学官[37]，著名的学者有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等人[38]。晋朝杜预自称有“左传癖”。[39]司马光自幼爱《左传》，“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亦是承接《左传》“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40]章炳麟说：“《通鉴》于可以发议论者，著以臣光之论断，此盖仿《左传》君子曰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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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长于叙事，富于情节和故事性和戏剧性，善于描写细节，如写晋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国经过，选材布局均属恰当。《左传》亦善于刻划人物性格，如子产的善于辞令，敢作敢为；华元的庸懦无能，待人宽厚；子玉的骄横；郑庄公的凶残伪善等，描叙生动逼真。
《左传》特别善于描写战争，如秦晋的韩原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鞍之战、柏举之战等。梁启超说：“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一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絜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事。”[41]
《左传》文辞精炼，能用委婉曲折的文笔，表达当日巧妙的词令，如吕相绝秦，烛之武退秦师，臧孙谏君纳鼎，臧僖伯谏君观渔，季札观乐、王孙满论鼎。梁启超说：“其记言文渊懿美茂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42]
《左传》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历来研究者常把它和《史记》并称，尊为历史散文之祖，“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43]，《荀子》一书对《左传》的引用颇多[44]。《左传》尤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45]，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 贺循：“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 范甯：“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
- 刘知几：“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47]
- 刘知几：“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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