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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1]，男，山东清平人，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的专家。北京大学、北平辅仁大学教授。[2][3] 他与饶宗颐齐名，学界称为“南饶北季”。[4]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研习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西洋文学名家。翌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授。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反右运动，批判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参加周培源主导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反对聂元梓派，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列为反革命，下放牛棚，遭受迫害。1973年开始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1977年完成全译本。
1923年，季羡林考入济南正谊中学[5]。1929年至1930年，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就读。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系，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5]。1934年获得清华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任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原山东省立高级中学）语文教师。
1935年，他被德国哥廷根大学录取，次年师从印度学、梵语学家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学梵语、巴利语和佛学[5]。1937年，开始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5]。1941年，获博士学位。从艾密尔·西克学吐火罗语、《十王子传》、《大疏》、《梨俱吠陀》。
1946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1]。1949年后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参加教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担任北京大学工会主席[6]。1954年，中国史学会公布第一届理事会名单，郭沫若担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担任副主席，他担任理事[7][8][9]。1956年，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他曾参与批斗右派分子。1964年，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同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反对北大校长陆平。1965年秋，在京郊南口村任该村社教队副队长，分管整党工作。[10] 1966年文革初期，季羡林属于逍遥派。1967年夏秋之交，加入周培源等为首的北大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反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被推选为东语系勤务员。[11]同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找到“反革命”证据，被打倒。受到造反派两派审讯，动念自杀，又被抓去批斗。
1968年春，季羡林在北大劳动改造。5月4日，在煤厂大批斗。次日与100多个黑帮分子被拉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劳动改造。不久关入牛棚。1969年春节前，半解放，回家。同年在延庆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0年春节回校，担任门房工作。
1973年至1977年，他翻译完成了《罗摩衍那》。1978年复出，续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1]。1983年5月28日至30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成员，他出任常务理事[12]。1985年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5]。
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根据季羡林门生张曼菱在《季羡林——追念与思考》一文中披露，季羡林曾两度坐在三轮车上，高扬“一级教授季羡林”白幅，前往天安门探望学生[13]。
1999年，应圣严法师之邀，赴台访问，并祭拜胡适墓园，撰写《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14]。
2003年起，因病入住301医院。2004年，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2004（甲申）年9月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五位发起人领衔、七十二名文化人士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于会后发布。该宣言强调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情况下文化多样性共存的必要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平等权利。[15] 2008年1月，季羡林获印度公民荣誉奖之一的莲花装勋章[16]。
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病逝于301医院，享年97岁[17]。其子季承称季羡林因心脏病突发昏迷，而后抢救无效而去世[18]。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主修德文，但曾选修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课程，开启他对于梵文的兴趣。
1946年，季羡林从德国回中国，至上海拜会陈寅恪。经陈寅恪介绍，至北京大学拜会校长傅斯年，之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主任。这个东方语言文学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抗日战争前的北大有一个东方文学系，只有日本语专业，周作人做主任，芦沟桥事变以后停办）。
创系师资是季羡林（梵语、巴利语，兼主任）、金克木（梵语、巴利语）、马坚（阿拉伯语）、马学良（彝语）、于道泉（满文、蒙古语）、王森（藏语）。
最早的上级领导是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代理校长傅斯年（1946年到1947年）和校长胡适（1947年到1948年）。
1952年院系调整，设蒙古语、朝鲜语、日本语、泰语、印尼语、缅甸语、印地语、阿拉伯语9个专业。
1960年开设梵语、巴利语专业，招收第1批17本科生赵国华、蒋忠新、黄宝生、郭良鋆、马鹏云、韩霆杰、张保胜、张敏秋、梁化仁、许顺庆、周玉华、赵炳双、马青川、陈贞辉、莫泽香、黄恒斌、钟芳云，在季羡林和金克木指导下系统学习梵语、巴利语。
1984年梵语、巴利语专业第2次招生，有钱文忠、陆扬、周春 (梵语)、刘孟、梁立军、张守川、肖威、王旬7位入读，由蒋忠新和郭良鋆这2位季羡林和金克木的学生主持教学，1位被选送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4位被选送到德国汉堡大学学习。
季羡林做东语系主任超过30年（1946年到1966年20年，改革开放后又再任），任期内东语系本科各语种专业的在读生和毕业生在义理上都是他的学生。
季羡林培养了5位硕士和5位博士，共指导了9位研究生（王邦维硕士生博士生阶段都是季羡林培养，在季羡林指导下读了3年硕士生5年博士生）。
最早招收的硕士生是1978年的任远和段晴，1979年收了王邦维和葛维钧，4人在1982年毕业，是季羡林培养的第1批硕士。
王邦维硕士生毕业后在季羡林指导下读博士生，1987年成为季羡林培养的第1位博士。
1991年毕业的钱文忠是季羡林培养的第5位硕士（同时是季羡林指导的最后1位硕士生），同1年，季羡林培养出第2位博士辛岛静志（日本人，同时是季羡林仅有的1位不是中国籍的研究生）。
季羡林培养的第3位博士是1996年读完的李南，1998年读完的高鸿是第4位博士，2000年读完的第5位博士刘波是季羡林指导的最后1位研究生和最后1位博士生。
2001年7月6日，季羡林将所藏文物（包括各种书籍、手稿、照片和字画等等）捐给北京大学，并签署捐赠协议，但2008年又称“捐赠给北大120万元”而“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文物只是保存并非捐赠”，并委托其子季承处理相关问题。2012年6月，季承上告法庭，要求北大“返还2009年1月13日被告清点保管季羡林文物、字画577件”。2016年8月，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捐赠协议已经生效，且属于公益捐赠，就算是季羡林本人也无权收回，季承败诉。季承不服判决，2017年3月6日再次将北大告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8]。
但季承曾因与父亲不睦，1995年开始有长达13年父子不相见。2003年3月，季羡林给吴新英去信称：“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因此，后来他追索文物的行为被一部分外界人士质疑为是觊觎季羡林的财产。[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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