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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第七十六代嫡長孫，清末民初衍聖公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孔令贻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二十九日申时[1]:14，四岁时父亲孔祥珂过世。光绪三年（1877年）袭衍圣公[2]，就读于家学。十四年（1888年）受光绪帝陛见，多所赏赐。在京期间与吏部右侍郎孙毓汶之女成婚。十五年（1889年），任翰林院侍讲，正式主持衍圣公府务。十八年（1892年），署理四氏学堂学务。同年，孔令贻捐款集钱，于全曲阜县16社各设初等小学堂1所，城内设高等小学堂1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元配孙氏逝世，未曾生育，其妾丰氏也没有生育。孔令贻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再娶陶式鋆之女陶文谱，两人育有一子以三岁之龄早夭[3]:295。三十三年（1907年）春，奉旨稽查山东学务。次年四月三十日因丁母忧，离职守孝[4]:109。
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册立孔子之子孙孔侯爵（衍圣公）为皇帝事速与日本国公使密议”，日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将该案报告日本政府，日本民间也盛倡立孔令贻为新帝[5]。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2月，上书恭贺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受推举为国会议员，坚辞不就。次年（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颁布《崇圣典例》，按旧制由孔氏嫡裔世袭衍圣公[6]；准予衍圣公仍旧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并颁给一等嘉禾章、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孔令贻积极参与筹安会活动。袁复辟后，加郡王衔[7]。民国六年（1917年）7月，溥仪复辟，孔令贻发电致贺。
在中年无子的窘境下，孔令贻将陶氏的贴身丫环王宝翠收为侧室。王氏之后生下两个女儿：德齐、德懋[8]:38-39。民国八年（1919年），入京为溥仪祝寿。王氏第三度怀孕，同年秋季因岳父陶式鋆病故再次赴京，背疽突发，11月8日（阴历九月十六日）病逝于太仆寺街衍圣公府。五个月后，即1920年2月23日（正月初四），遗腹子孔德成诞生[8]:41-42。之后，孔令贻在1921年1月7日才被正式入葬。[4]:342
孔令贻较为保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有美国传教士至曲阜传教，要在曲阜城东南隅的古泮池设立教堂；孔氏族人闻讯相当震惊，孔令贻得知后也恼怒不已。一方面会同知县孙国桢上书朝廷，表明曲阜是儒教发源地，不宜外人传教；另一方面联合曲阜的绅商名流，集资在古泮池北岸建筑文昌祠，以抵制教堂的兴建。最终教堂未能建成，圣贤独尊的地位在形式上得以保存。但曲阜的民众甚至孔府的佃农，都已开始接受外来的宗教。
光绪三十年（1904年），德国胶济铁路公司欲在曲阜修建铁路，事先测路之时，在孔府祭田栽木插标，距孔林西墙仅五十丈。林庙百户张东敏发现后，立即禀告孔府：“至圣庙祭田黄米租地被洋人栽木插旗，欲修铁路，从东北斜著来到坊上村。此村周围皆是祭田地亩。在村东头黄米地中，斜著栽到村南，直顶泗河埃，忽而转向西北，又从黄米地中斜著过去等情，到卑职，以祭田地亩关系重大，未便擅专，理合备文申详，伏乞爵宪大人鉴核施行。”孔令贻便亲赴省城拜会山东巡抚及津浦铁路大臣，由他们向德国胶济铁路公司施压，迫使德国胶济铁路公司不得不改变原定路线，使得铁路线距圣林在十里之外，以不至“震动圣墓”。而孔令贻因保护圣墓有功，被赏穿貂褂。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宋还吾曾言：“前津浦铁路开修时，原议以曲阜城为车站，衍圣公府迷信风水，力加反对，遂改道离城十八里外之姚村，致使商贾、行旅均感不便。驯至曲阜县城内社会，仍保持中古状态，未能开化。”认为铁路未修，交通不便致使曲阜处于半开化之境，不能吸收近代文明，而固守旧传统冥顽不化[9]。
1966年11月文化大革命期间，谭厚兰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义率领红卫兵到曲阜，以“造孔家店的反”口号破坏孔林坟墓。孔祥珂夫妇墓、孔令贻和妻妾的合葬墓被掘开，众人对其批判数日后将遗骸焚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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