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温·隆美尔
纳粹德国陆军将领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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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温·约翰尼斯·欧根·隆美尔（德语：Erwin Johannes Eugen Rommel，发音：[ˈɛʁviːn ˈʁɔməl] （ⓘ）；1891年11月15日—1944年10月1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位著名的德国陆军元帅，通称“沙漠之狐”（Wüstenfuchs，发音：[ˈvyːstn̩ˌfʊks] （ⓘ）），也是德国极少数非贵族出身、未进过参谋学校而晋升至元帅的军人。英国战时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对其评价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大胆而熟练的对手，一位伟大的将军[1]”。
| 埃尔温·隆美尔 Erwin Rommel | |
|---|---|
 1942年照 | |
| 本名 | 埃尔温·约翰尼斯·欧根·隆美尔 Erwin Johannes Eugen Rommel |
| 昵称 | “沙漠之狐” |
| 出生 | 1891年11月15日 德意志帝国符腾堡王国海登海姆 |
| 逝世 | 1944年10月14日（52岁） 纳粹德国符腾堡-霍亨索伦大区赫尔林根 |
| 墓地 | 赫尔林根公墓 |
| 效命 | |
| 军种 | |
| 服役年份 | 1911年–1944年 |
| 军衔 | 陆军元帅 |
| 统率 | |
| 参与战争 | |
| 获得勋章 | 蓝马克斯勋章 钻石橡叶带剑骑士勋章 |
| 配偶 | 露西亚·玛丽亚·隆美尔 |
| 亲属 | 曼弗雷德·隆美尔（子） 格特鲁德·施特默尔（女） |
| 签名 |  |
隆美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一名战功卓越的低阶军官，曾因在义大利战区的英勇表现获得蓝色马克斯勋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入侵法国的行动中，隆美尔担任了第7装甲师师长，以迅速的机动攻势俘虏大批敌军与物资，使该师获得“幽灵师”的称呼。法国战役后，隆美尔前往北非战场，以少数的德国师与义大利军队向英军发动攻击，收回义大利在先前失去的殖民地，之后在战斧作战又击退了具有装备、人员和制空权优势的英军反攻，并在加查拉战役中以寡击众，造成敌军物资与人员损失过半。隆美尔因为此役的成功而被晋升为元帅，也因为其先前多次的活跃表现而产生了“隆美尔神话”。
但到了1942年7月阿拉曼战役后，隆美尔部队的补给状况每况愈下，再度面对拥有物资增援的英美两军已难以对抗，隆美尔因此最终撤离北非，回到德国占领的西线负责抵挡盟军入侵欧陆的防务。战争后期，隆美尔被卷入了推翻希特勒的行动中。由于他广泛的知名度，希特勒让其选择可享有荣誉的私下自杀，并可保护家人；也可以选择受军法审判、全家送至集中营。隆美尔选择前者，服毒身亡。德国官方伪称隆美尔因作战负伤而死，或者是死于心脏病，并为其举办国葬。
隆美尔的军事才能受到许多军事学家推崇及批评，包括其亲临前线所发展出的灵活机动战术、对军中同僚过于严苛和难以相处、行事莽撞、未重视后勤与战略观狭隘等都有许多争议，甚至有人认为因为英军不愿承认敌军士兵的素质，所以才将隆美尔吹捧为军事天才[2]。除了军事能力外，隆美尔也以人道精神对待敌军士兵、并拒绝了杀害犹太人和英国突击队战俘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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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温·隆美尔于1891年11月15日星期日中午在德意志帝国符腾堡王国的海登海姆出生[3][4][5][6]，该地为乌尔姆郊外的一小座城市[4][6][7]。父亲为海登海姆文科中学的数学老师—埃尔温·隆美尔（他以自己的名字为儿子命名）[4][6][8]，隆美尔的祖父也是一名教师[6][9]，他们两人都以数学家的身份而小有名气[4][6]，也在海登海姆相当受人尊敬[10]。母亲海伦娜（Helene）则为巴登-符腾堡邦地方行政首长卡尔·冯·卢兹（Karl von Luz）的女儿[4][8][9][10]。父母两人皆为新教徒[11]。隆美尔有位兄长曼弗雷德（Manfred）、姊海伦娜（Helene）和弟盖哈德（Gerhard）与卡尔（Karl）[4][8][10][12]，其中曼弗雷德在年幼时即去世[4][8][10]。隆美尔童年时体质羸弱[4][13]，据其姊海伦娜叙述，隆美尔因为发色淡薄、皮肤苍白而被家庭成员以“小白熊”称呼[4][10]，而据隆美尔本人人事纪录中夹著的备忘录上记述：“小时候常在自家宽大的庭院里游玩，十分幸福。[11]”
父亲在年轻时曾于炮兵部队服役过，但除此之外隆美尔家就无与军方有任何关系，也未有与其相关的亲戚[14]。此外也因为隆美尔家族教育市民的阶级出身，在看重贵族出身的德意志帝国陆军中十分不利[15]。1898年，隆美尔父亲成为了阿伦文科中学的校长[10][16][17]，全家也因此搬到阿伦。由于阿伦没有小学，隆美尔在进入中学就读前必须先由家庭教师来授课[16]。1900年进入由父亲所管理的中学就读[16]，起初隆美尔在校表现不佳[13][16]、散漫而懒惰[13][16][注 1]，是个对于运动和读书都没有兴趣的孩子。到了10多岁后隆美尔突发上进[13][16]，尤其是数学这科的成绩变好，且对体育活动也开始关心[16][18][19]。隆美尔特别对飞机起了兴趣，14岁时与朋友共同做了一个与实体大小相同的滑翔机[9][14][16][20]，虽然最后没有成功飞起，但以1906年欧洲才有了能以自身动力飞行的飞机来说，当时隆美尔的作品已算是小有成就[9]。
隆美尔希望成为飞机工程师，但遭到父亲的反对，后者希望其能加入符腾堡王国的军队[9][21]，但隆美尔本人却对军事生涯没有兴趣[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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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美尔于1910年7月19日加入了驻魏恩加滕的符腾堡皇家陆军“威廉一世皇帝”第6步兵连（即德意志帝国陆军第124步兵连），成为下级军官候补生（Fahnenjunker）[12][15][22][23][24][25]。在以下级军官的身份作了半年的勤务后[注 2]，隆美尔于1911年3月进入了普鲁士王国但泽皇家军官学校[25][27]。在隆美尔念军校的时间里，他遇见了将来的妻子——来该地专读语言学、17岁的露西·玛利亚·莫林（Lucia Maria Mollin，隆美尔常叫她“露西”）[15][25][27][28]。在军官学校毕业后，隆美尔也经常与露西以信联络，两人于1916年结婚[29]。1912年1月27日，隆美尔获得少尉军衔，并回到了第124步兵团单位内[15][22][28][30][31]，主管新兵的训练工作[15][29]。1913年，隆美尔与沃尔布加·施特默尔（Walburga Stemmer）有了一个私生女——格特鲁德（Gertrud）。他要和施特默尔结婚，被母亲反对。日后，隆美尔也请露西能宽恕他的这个“过错”。施特默尔和格特鲁德跟他们一起生活。外人只知道，她们是隆美尔的“表妹与侄女”。[32][33][34][35]
1914年3月，隆美尔被调往驻乌尔姆、与第124步兵团一样同属第27步兵师的符腾堡皇家陆军第3野战炮兵团（即德意志帝国陆军第49野战炮兵团）[15][36][37]，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又转回第124步兵团，担任该单位下第2营第7连内的一个排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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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底至8月初，各国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开始战斗，德国与法国则在8月3日开战[39]。隆美尔少尉的第124步兵团隶属威廉·冯·普鲁士指挥的第5军团第13军第27师，负责应对法军战争动员后于当地发动的攻势[40]。隆美尔在8月22日清晨五点于比利时、法国边境小村波雷（Bleid）首次体验到实战[41][42]，此时的隆美尔因为前一天整日的侦查行动而非常疲累，还出现胃痛的症状[41][42][43]。然而为了防止被上司认为是因为怯懦想逃离战场的表现，隆美尔并未将此事告知其他人[40]。
在前线流弹四射的雾气中，隆美尔率领的排来到了波雷村，之后与3名部下一同进入村内进行侦查，并发现了15至20名的法国士兵。为了维持“奇袭效果”，隆美尔决定不召集排中的其他部下，立刻就以4人的兵力发动攻击[44][45]。法军当下立刻四散，躲到房屋和隐蔽处应战[44][45]，其中一发子弹还射到隆美尔的耳边[45]，隆美尔选择撤退，带部下回到村外待命中的排阵地内[45]。隆美尔决定不等增援，将自己的排兵力拆成两半，立刻再度发动攻击[46]。被分拆的兵力一组于掩护阵地中对法军躲藏房屋的正面攻击，另一组从被德军火力压制的法军房屋阵地侧翼位置突击[46]，并对没有法军在内的房屋持续放火[44][46]。
但法军的抵抗也极为坚强，隆美尔的部下伤亡人数开始攀升。隆美尔自己也因为疲劳和胃痛而数度失去意识，只好由其副官中士代行排战斗指挥之职[46]。之后由于同属第2营的其他排支援抵达，以及波雷村东北的325高地被德军占领，形式转为有利，波雷村的法军遂而投降[47][48]。战斗结束后德军士兵清除该地被卷入战火的村民和牛马的尸体，隆美尔的战友也阵亡数人，这使他相当灰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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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隆美尔的胃疾并未好转，但同样未向上司告知其健康状态[44][50]。第124步兵团而后穿越了法国国境，进入其境内默兹河默兹河畔丹镇（凡尔登以北28公里处）。随即隆美尔就参加了默兹河谷内的激战[50]，该河为天然的要塞，法军炮兵部队激烈的炮火纷纷倾注而来，德军突破极为困难。隆美尔率领的排隶属的第7连连长也受了伤，一时间由隆美尔代行其指挥权[51]。隆美尔率领第7连向法军阵地发动攻击，但失败而向东撤退，意外与第2营主力会合[52]。新任的第7连连长决定让隆美尔回去排内指挥[52]。此时，第124步兵团因为补给缺乏，士兵饥饿而食用路边野草导致腹痛的情况频频发生，团作战能力大幅降低。9月12日，第124团于凡尔登向法军阵地发动攻击，但失败而受到很大的损失[52]。同日，该团被送至后方整备补充[52]。当天下午，隆美尔因为疲劳而在第2营司令部值勤第2连职务时打瞌睡，同僚的上司并未将他叫起而让其继续睡，13日隆美尔醒后被该人严厉地斥责[53]。
9月22日，第124步兵团开始了蒙布兰维尔一地的战斗，首日在营副官隆美尔的辅佐下有了不错的战绩，但到了24日隆美尔于瓦雷讷进行战斗时，因为弹药已告罄，加上隆美尔自己对刺刀术颇有心得，故欲对三名法军士兵进行肉搏战，但后来他的左大腿被一发子弹射中而负伤[44][54][55][56]。之后隆美尔躲藏到橡树后逃脱，被部下们送至简易野战医院[55][57]。隔天一早再转到斯特奈的军官野战医院[57][58]，9月30日在医院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22][57][58]。
1915年1月13日，隆美尔回归第124步兵团[56]。此时德军与法军判断，现在的情况由谁发动攻击即会立刻被反击而遭受损失，西线的局势陷入了消耗战形式的壕沟战[59][60]。第124步兵团也于阿戈讷森林西部展开了壕沟战[56]，隆美尔担任其第2营第9连连长[60]。
隆美尔率领连上士兵以匍匐前进的方式穿过法军构筑的带刺铁丝网，朝其主阵地突入，并占领了四处掩护阵地[56][61]。对于法军意图夺回占领地的反击，隆美尔一度将其击退，但第二次的攻击即迫使他往自军阵地撤退[56][61]，在这个行动中隆美尔的部下共有12人伤亡[44]。由于此次行动被评为英勇表现，隆美尔于1915年3月22日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22][56]，为第124步兵团少尉、中尉军官中首获此勋章者[56]。
之后第124步兵团仍继续在阿戈讷森林与法军进行消耗战[62][63]。7月时，隆美尔的胫骨前部被炮弹破片所伤，这是他的第二度负伤[56]。1915年9月在隆美尔被晋升至中尉的同时，他被调往新成立的符腾堡山地营（Württembergischen Gebirgsbataillon）[22][56][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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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隆美尔正式转入符腾堡山地营[64]，担任该单位之一连队长[15][56]。当时德意志帝国各邦国皆无正规的山地部队，只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王国与符腾堡王国仓促地组建[65]。符腾堡山地营在经过同盟国奥匈帝国于阿尔卑斯山的滑雪训练后，于1915年12月31日在孚日山西鲁森丘陵于法军接战，但此区战斗步调较慢，没有前一年来的激烈[66][67]。
1916年10月末，山地营转战罗马尼亚战线[56][67]。该营于11月11日将雷斯库路易山（Lescului）上的罗马尼亚守军击溃[68]。之后隆美尔获得了战时的休假，1916年11月27日他在但泽与露西举办简单的婚礼[67][68]，还没有渡蜜月即被召回罗马尼亚前线[68]。1917年1月7日隆美尔带领的连在格杰什蒂取得良好战果，俘虏了罗马尼亚士兵360人[69]。1917年1月中旬，山地营离开罗马尼亚，调回西鲁森丘陵与法军作战。但7月末再次被送往罗马尼亚战线[70][71]，在科斯纳山（Cosna）上与罗马尼亚军构筑的防御工事激战。8月10日隆美尔第三次负伤，子弹贯穿了他的左臂，但隆美尔不在乎地继续战斗[70][72]。由于伤口放著不管，隆美尔开始发烧，但在病床上仍继续在发出命令指挥作战[73]。隆美尔首次以山地部队参与的战线以失败告终，未占领科斯纳山，8月25日山地营与第11后备步兵团交替，彻往后方重整[73]。由于手臂的伤，隆美尔要静养一个月，他在这时间和妻子露西一起快乐地度过[74]。
符腾堡山地营于1917年9月26日再度被动员，转调义大利以北的战线[70]。隆美尔则是在1917年10月上旬回归到于义大利北部作战的山地营[75]，担任由三个山地连与一个机枪连所组成的任务部队指挥官[76]。在卡波雷托战役中，德军第14军团指挥官奥托·冯·毕洛宣布只要哪支部队先占领位于马塔杰尔山（Matajur）和克罗法特山（Kolovrat）之间的战略要冲—第1114高地，其指挥官即可被授予蓝色马克斯勋章[77]。这个自1667年制定而渊源深远的勋章实际上也是德国一般军人所能获得最高级别荣誉的勋章，这也使得各部队指挥官竞争激烈[78]，隆美尔也决定以该地作为战略进攻目标[77]。隆美尔的部队对克罗法特山的占领有重要的贡献，在夜间派出了侦查队发现敌人阵地空隙后，隆美尔下令部队立刻从其发动奇袭，义大利军因后方出现敌人而溃不成军[79]，然而隆美尔没理由地被命令停止前进，而由费迪南德·舍纳尔少尉所率领的巴伐利亚步兵部队则占领了第1114高地[78]，后者也因此被受获蓝色马克斯勋章，而隆美尔对此非常不满[79]。
隆美尔部队继续往马塔杰尔山进攻，其为巴伐利亚营右翼的兵力，并被允许进行单独攻击[80]。经过50小时的行军与战斗后，10月26日早上马塔杰尔山被德军攻下[81][82][83]。义大利军士气极为低落，隆美尔500人的部队仅以5人阵亡、20人负伤的代价将9,000名义大利士兵俘虏[84][83]。但是因为另一位瓦尔特·西涅伯尔（Walther Schnieber）中尉被毕洛将军以为其是攻下马塔杰尔山的德军指挥官，因此向德皇威廉二世推荐获得了蓝色马克斯勋章[84]，隆美尔对此愤怒地向上司抗议，但仍不能推翻其结果[85][84]。然而在义大利的战斗仍持续著，隆美尔接著在追击溃散的义大利军战斗中表现仍旧活跃，在义军的朗格路尼中就掳获了8,000名同样士气低落的该军士兵[86]。隆美尔此战果终于受到威廉二世的肯定，于1917年12月10日受获蓝色马克斯勋章。获颁理由为马塔杰尔的攻下和于朗格路尼的英勇表现，且这两者的功绩相同，但隆美尔主张此勋章应是前者而获得[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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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美尔于1918年2月转调西线战场，成为第64军参谋军官候补军官[87][88]，直到一战德国战败前就未曾回到前线。1918年10月18日，隆美尔晋升上尉[87][88]。1918年11月初，德国水手在基尔港的叛变蔓延至全国（德国革命）。威廉二世于11月10日逃往荷兰，隔日由社会民主党所主导成立的新共和政府于巴黎贡比涅森林和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89]，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隆美尔于1918年12月21日再度被配回老单位第124步兵团[90][91]，1919年3月被任命为腓特烈港第32国内保安连指挥官，这个单位下的革命派士兵居多，对于隆美尔的命令毫不在乎，对其所配戴的蓝色马克斯勋章也无任何敬意，但因为隆美尔的人格逐渐受到肯定而逐渐恢复了纪律[91][92][93]。
协约国对战败国德国的要求过于严苛，1919年6月28日两方所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不但要求后者支付天文数字的赔款、被剥夺国境诸多土地给四周国家，国家版图因而大为缩水、陆军兵力也被缩编至仅十万人（其中军官4000人），战车、飞机和潜艇等近现代武器也禁止拥有[94][95][96]、生产与研发。1919年7月31日德国于威玛召开的国会中通过了魏玛宪法，成为了民主国家，进入了所谓“威玛共和国时代”。
军官4000人的限制令威玛防卫军必须将德意志帝国时期留下的军官大幅删减，约是每六位仅留下一位的比例[97]，而隆美尔即是被留下的其中一人[98]。之后长达九年的时间隆美尔一直在驻斯图加特第13步兵团单位内，于1924年的担任同团内机枪营营长[99][100][101]，在这段日子中隆美尔过得十分平淡。1928年12月，隆美尔的长子曼弗雷德出生[101][102][103]，他在多年后成为了斯图加特的市长[104]。
1929年10月1日隆美尔担任了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战术教官[102][105]，其结合许多实战经历而成的授课内容在学生当中非常受欢迎[106][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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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30日，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党）之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由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任命为总理[109]。尽管隆美尔长期以来一直对政治不关心[110][111]，此时也与许多德国军人一样为希特勒的上台感到高兴，非常欢迎与接受他的反共主义与扩军的意识形态[112][113][114][115]。
1933年10月10日，隆美尔晋升至少校，同时也转调驻戈斯拉尔的第17步兵团担任第3营营长[22][105][116][117]。1934年9月30日，希特勒因为收获季而访问了戈斯拉尔[118]，隆美尔的部队担任了迎接希特勒活动的仪仗队，此时为希特勒与隆美尔首次的见面[118][119]。这时候的隆美尔还未有希望达到与希特勒公事以外的关系的迹象[119]，也未有前者提出对后者任何看法的证据[118]，仅有在阅兵式时因为警备问题而与党卫队有过争执[注 3]。1935年3月1日，隆美尔晋升中校[22]，1935年10月15日转调新成立的波兹坦步兵学校担任教官[120][121][122]，据说在该校隆美尔也是相当受欢迎的教官[120]。1936年9月，隆美尔担任纽伦堡党大会的护卫部队（即元首卫队）指挥官[119][123]。这时的隆美尔严守希特勒“在我之后最多只能有六辆车跟著”的命令，制止了试著追随希特勒的党内干部车辆，也听说是因为此事使希特勒开始注意到隆美尔[123]。
可是希特勒给隆美尔决定性的评价是后者在1937年由富金雷特（Voggenreiter）出版的《步兵攻击》一书[123][124]，此为隆美尔在担任教官时的教材集结而成，以其自身在一战的战斗经验搭配易懂的文章与插图[105][124]。此书相当畅销，共卖出50万本，并在各方面都获得不错的评价[124][125]，希特勒自己也以一战步兵的经验称赞这本书[123][125][126][127]。隆美尔与富金雷特出版社勾结企图避其版权税[注 4]。1937年2月，隆美尔被派为希特勒青年团的国防军联络军官[119][130]，隆美尔试著对其进行相当于国防军下级军官的军事训练，但其领导人巴度尔·贝涅迪特·冯·舍拉切担心被夺取主导权而一直反对[131][132]，两人的关系也恶化得很严重，甚至连在电影院的座位之类的琐事都会引发争吵[132][133]。1937年8月1日，隆美尔晋升上校[132]。尽管与舍拉切的关系极差，希特勒对隆美尔的信任也并未降低，1938年9月当苏台德地区进行合并时，希特勒再次任命隆美尔成为其元首卫队队长，保护自己的安全[131][133][134]。此时的隆美尔也成为希特勒完全的支持者[133][135]，在他对妻子写的信中赞美元首的字句也日渐增多，如：“德国人民受到太阳（指希特勒）的指引与领导，这一切或许是天注定。[125]”，连在给自己私人朋友的书信下都会补上一段“希特勒万岁—敬上—E.隆美尔”的字句[133][135][136][137]。一般也认为因为隆美尔与希特勒同为平民出身，且希特勒厌恶贵族军官在平民面前的傲慢，因此其对隆美尔有好感[138][139]。
1938年11月10日，隆美尔被任命为维也纳郊外维也纳新城军官学校的校长[131][135][140][141]，虽然隆美尔想让该校成为德国、并且是全欧洲最现代化的军校，却因屡次受任为希特勒的侍卫队长而常常不在校内[140][142]。1939年3月15日，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隆美尔也再度被任命为元首卫队指挥官[140]。捷克与奥地利、苏台德地区不同，具德意志血缘的居民并不多，希特勒前往该国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也很可能会被暗杀。希特勒问隆美尔：“上校，若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做？”隆美尔回答：“搭乘敞篷车，不用武装护卫随行，一路开到布拉格城堡，这样德国对捷克的统治可自内向外宣示。”[126][143]希特勒力排众议，采用了隆美尔的意见，仅带上隆美尔与其少量护卫人员前往该地，一路上也未有事故发生[137][143][144]。接著3月23日梅美尔归还事件时，隆美尔再度担任元首卫队指挥官的职务[140][136]。1939年8月1日，隆美尔晋升少将，此事早在6月1日就因为希特勒个人特别厚爱而决定了[136][145][136][145]。在隆美尔写给妻子的信中记述著：“听说我快速的晋升是因为元首在帮我说话，你也知道我对此有多么高兴，我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行动能获得元首的肯定。”[137]1939年8月22日，隆美尔辞去了维也纳军官学校校长职务，于8月25日被任命为元首总部管理部部长[145]，此职并非以往仅在特定时段保护希特勒的警卫队长，而是担任平时希特勒的贴身护卫[136]。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不久英法两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隆美尔以狂热的心情迎接战争的到来，他在对妻子的信中写道：“你对9月1日希特勒（于国会发表对波兰宣战）的演讲有何感想？我们有这样的领导人不是很好吗？”[146]他认为德国夺回在一战战败时被波兰夺取的波兰走廊和置于国际联盟管理下的但泽自由市实属必要[147]。作为元首总部管理部部长和担负警卫之责的隆美尔，陪同希特勒搭上元首专车“美洲号”前往波兰前线视察，共于该地视察三周的时间[146]，而就在访问波兰港口城市格丁尼亚时，隆美尔与马丁·鲍曼起了激烈的冲突[注 5]。1939年10月5日，希特勒出席了于华沙举行的德军胜利庆祝仪式，隆美尔于10月2日即进入该地检视会场安全警务[149]。在10月5日希特勒在活动中拍摄的照片里，隆美尔即跟在其身边[150]。
希特勒与隆美尔皆认为只要波兰被击溃占领，英法两国就会与德国谈和（实际上英法两国在宣战后几乎没有对德国展开大规模攻势，详见假战）[151]，但这两国在波兰战败后也并未呼应德国的“和平建议”。军方也很不愿与在军力上有压倒性优势的英法两国交战[150]，但希特勒排除所有反对意见，决定对法国展开攻势[152]。而在波兰战役后，于柏林渡过无聊日子的隆美尔[150]，表示希望去参与即将于法国爆发的战斗的勤务[153]。陆军人事部长基于隆美尔在一次大战的经历，原是想将其出任山地师师长，但隆美尔去求见希特勒，希望能让他指挥装甲师[139]。陆军人事部长反对步兵出身的隆美尔指挥装甲部队，但由于希特勒的介入而被特别允许[154]。1940年2月15日，隆美尔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第7装甲师师长[138][139]，顺便一提，在法国战役进攻的136个师中只有10个是装甲师[155]。几天后，隆美尔的装甲师有225辆战车[156][注 6]，其中一号战车（仅装备机枪）34辆、二号战车（装备20公釐炮）68辆、三号指挥战车8辆（以大型指挥用无线电设备替换了火炮）、四号战车（装备短炮身的75公釐炮）24辆和吞并捷克后获得其研制的LT-38战车（装备37公釐炮）91辆[158][159]。在该师内占大多数的LT-38战车的装甲薄弱，但也因为这样重量仅有9吨，对于即将在法国实行的机动战来说是相当合适的[160][161]。一般德国的装甲师编制下有2个战车团和2个摩托化步兵团，但第7装甲师只有一个第25战车团（由2个战车营所组成），和一个不属于战车团的装甲侦搜营[157][156]。尽管隆美尔是以步兵攻击著名的军人，但他在很早之前就掌握了战车的运用方式[160][162]。2月27日，隆美尔飞往柏林，向希特勒报告其第7装甲师师长的就任，被前者赠与了一本写上“给有著愉快相处回忆的隆美尔将军”字句的《我的奋斗》[16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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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参谋本部向希特勒提出进攻法国的作战计画，但因为与一战希里芬计画过于相似而未被希特勒采用，在几经波折后，德军最后采用了由A集团军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施坦因中将提出的《曼斯坦计画》[164]。此计画将会把装甲部队集中于战线中央的A集团军，通过比利时南部的阿登森林一路向英吉利海峡进攻（由于阿登森林地形恶劣、道路稀少，战车机动性一直被双方大部分将领认为无法发挥，故法军未将此防线空隙填补），将位于比利时与法国北部的盟军主力部队包围歼灭[165][166][167]。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隶属于A集团军（司令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大将）下第4军团（司令君特·冯·克鲁格大将）的第15装甲军（司令赫尔曼·霍特装甲兵上将），同在该单位的装甲师还有第5装甲师[160][168][169]。隆美尔第7装甲师的任务为通过阿登森林的前锋部队，防止北部盟军主力部队南下的反击，使由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骑兵上将率领的“克莱斯特装甲军团”（由5个装甲师所组成）能够安全地前往英吉利海峡[169][168]，但隆美尔的师之后也自行向该海峡进发[169]。
1940年5月9日下午1点45分，隆美尔收到传达“黄色行动”（Fall Gelb）作战的代号“多特蒙德”[160][168]。在同日下午11点40分，第7装甲师已在预定位置准备发动攻击[170]。表面上来看，战局对德军颇为不利，德军共有2800辆的战车、盟军却有4000辆。虽然在装甲与火力方面盟军也明显有优势、德国战车仅速度略胜一筹[155]，但对于即将在西方发动的闪击战来说，速度至关重要。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进攻速度也特别快，战车团常常将师内其他部队抛到后方，而隆美尔所搭乘的战车也常位于前方并持续前进[171]。一般来说，当交战开始时双方都会为了确认对方的装备与规模而停在原地，但隆美尔的装甲师则是不停地前进和运动，让敌人摸不著第7装甲师真正的位置并自动放弃其阵地[172]。
德国本土对隆美尔的师评价为“全德军中位在最西边的师。”[173]只要必要，隆美尔也会搭乘飞机亲自向炮兵与摩托化部队下命令或对士兵给予激励。在麾下士兵们之间开始传播其“不屈不挠的隆美尔”的称呼[169]，并被寄予相当程度的信赖[169]。尽管第7装甲师在这场战役中并非担负决定性的任务[169]，但因为其挺进速度非常快，盟军以“不知何时突破了防线”的情况，畏惧地将其冠以“幽灵师”（Division Fantôme）的别称[174][173]。
1940年5月10日上午4点35分，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越过比利时国境，发动进攻[175]。在第7装甲师的路上有著比利时军设置的防御工事（架设路障与把桥炸毁）和其装备轻型武器的阿登第3猎兵团部队阻挡[175]，第7装甲师一面扫除障碍一面高速地前进。在路上隆美尔发现了法军的第1与第4轻骑兵师（由骑兵旅和装甲旅编制而成），对其发动奇袭攻击，法军立刻向西方撤退[176]。在5月10日至5月12日三天时间里，第7装甲师穿越了阿登森林，5月12日当晚抵达了一战时令德军大伤脑筋的天然要塞—默兹河与其岸边城市迪南[171]。隆美尔企图追击可能以桥梁进行撤退的法军第1、第4轻骑兵师，但就在第7装甲师抵达时，迪南的桥梁就已遭爆破，不得不以浮桥和橡皮艇进行渡河行动[177]。
隆美尔趁天色正暗的夜晚让第7装甲师的步兵以橡皮艇渡河，在黎明时已运送了一个营的兵力到西岸，工兵也赶紧建设浮桥让德军战车得以通过[178]。但不久被法军发现，从西岸陡峭的岩壁上传来法军猛烈的炮击与机枪扫射，渡河行动被迫中断[171][178][179]。隆美尔下令对河流附近的民家放火来制造烟雾掩护[171][179]，并将反战车炮与战车移动到其指定位置，对西岸法军阵地进行猛烈的炮轰。在火炮的支援下，德军于迪南稍微北方一点的蕾菲（Leffe）再次展开渡河[178][180]。隆美尔一面激励著工兵，一面自己也跳下河搬运角材和绳索帮助浮桥的建设[181][139]。当架桥的材料用完时，隆美尔去盗取了第5装甲师的架桥材料，第5装甲师师长要求隆美尔将其归还，但后者表示“我们将第一个渡河”而未听从[169][182]。第7装甲师虽然有大量死伤，但还是在5月13日中在蕾菲架桥，让战车通过了默兹河[183][184]。
5月14日一早，第7装甲师的30辆战车已渡过河流，开始往迪南以西3英里的翁艾厄进攻[185]，意图对法军展开先前成功过的渗透突击[169]。不料隆美尔的三号指挥战车却为了躲避敌人反战车炮的攻击而从斜坡上滑落，隆美尔想办法逃出车外，但脸部受了伤[186][187][183]。逐渐接近的法国殖民地士兵意图将隆美尔俘虏，但此时后者部下卡尔·罗森堡上校（Karl Rothenburg）所率领的第25战车团即时出现，成功将隆美尔救出[183]。隆美尔认为自己的战车是因为没有移动才会被击中，因此重新发布命令，要求遭遇到敌人时要一边移动强行突破、一边不停地对其射击[187]。由于滑落的三号指挥战车已无法开动，隆美尔便改乘罗森堡上校的四号战车[188]。法军第9军团司令安德烈·乔治·科艾普被德军第7装甲师的进攻和海因兹·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团在色当成功渡河感到恐惧，下令部队撤退到西方，弃守了默兹河防线[189]。
隆美尔于福拉冯（Flavion）遭遇了因为B1重型坦克油料用完而停止的法国第1装甲师，在短暂交火后，隆美尔将其交给后面追上的第5装甲师处理，第7装甲师则继续往菲利普维尔进攻[171][190]。但在5月16日，A集团军司令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大将认为前方装甲师挺进过于深入，下令暂时停止前进。希特勒对此也表示赞同，于5月17日发布元首命令要求停止前进。但隆美尔认为这样作会使得闪击战拥有的心理战打击效果大为降低，因此不管希特勒和伦德施泰特的命令继续前进[191]。一般来说若无视命令将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审判，但希特勒认为隆美尔此行将可塑造成英雄人物，作为一名活跃的装甲师师长形象，因此不给予其处分[174]。
隆美尔对库尔特·豪瑟上校说道：“这场战争中指挥官应该在第一线的位置，我才不信坐在椅子上指挥战略那一套。现在和塞德利茨与齐腾的时代相同，我们必须像骑兵一样使用战车，就像以前将军们在马鞍上发号施令一样，现在也要在移动中的战车下令。”[192]
隆美尔的师于5月16日下午6点越过法国和比利时的边境，进入到法国境内[193]。30分钟后，隆美尔的部队遇到了比利时和法国的边界要塞，即马奇诺防线的延伸部份[194]。这并非是真正的马奇诺防线的一部分，法军也将马奇诺防线和其延伸部份分开区别[195]，但德军包括隆美尔在内皆一律称其为“马奇诺防线”[195]。马奇诺防线的延伸部份强度远比不上马奇诺防线本身，尽管如此它还是有著许多坚固的碉堡、带刺铁丝网和广大的地雷阵[193]。
隆美尔让炮兵发动猛烈的炮轰，制造大量的烟幕，在法军被扰乱时用工兵以炸药和火焰放射器摧毁一座座碉堡，在被火烧的通亮的防线上派出部份战车一面射击、一面强行突破[196][197]。最后一口气通过了索勒尔堡、萨尔波特里、塞穆西等防线延长部份[196]。
隆美尔的师在攻击防线时损失很少，但法军因为其快速地进军而恐慌，大批士兵未作战斗即投降[198]。第7装甲师在突破马奇诺防线延伸部份的行动里，一共阵亡了35人、负伤仅59人，战果则有俘虏约一万名法军士兵、约缴获100辆战车、30辆装甲车和20门大炮[199]。
隆美尔的师持续快速前进，于5月17日凌晨12点抵达埃尔普河畔阿韦讷、上午6点抵达桑布尔河沿岸的朗德勒西、晚上6点30分抵达勒卡托康布雷西东部的高地[194]。在路上碰到前往西方的混乱法军士兵和大批难民[200]，大部份的法军士兵就直接让隆美尔的部队通过而未作抵抗，接著直接被俘虏[201]。隆美尔也只将法军解除武装，指引它们自行向东边的战俘营前去[201]。隆美尔随著先头部队前进时，整支第7装甲师一直被甩到后方[202]，当他的先头部队抵达卡尔卡代东部高地时，师主力部队却还在比利时[203][204]。由于先头部队行驶过远，无线电通讯不易，隆美尔发现无法与其主力联络，而师参谋奥托·海登凯普（Otto Heidkaemper）少校以为罗森堡上校和隆美尔皆已战死，隆美尔事后愤怒地写道：“能的话我真想将这家伙逐出去，这个年轻少校参谋只害怕因为在第一线后方32公里的自己和参谋本部其他人的安危。”[203]现在隆美尔身边仅有两个战车营和摩托化步兵数个排[204][205]，而且它们的弹药与燃料皆已告罄[204]，且此时军部传来命令，要求隆美尔在阿韦讷停止（但该单位实际上早已在拉凯特约-李克陶东部），因此隆美尔将部队停留在李克陶东部[204][206][207][205]。
之后隆美尔在李克陶受到了法军的攻击，前者将防守的任务交给了身边的罗森堡上校，自行搭著装甲车回到阿韦讷诱导后方部队跟上[208][205]，下午4点时在该地与第7装甲师主力会合，并缴获了法军40辆卡车[199][209]，5月18日早上与前线的罗森堡部队会合[210]。补给与修理作业完成后，隆美尔的师于下午3点再度出发[199][211][174]，在没有抵抗下占领了康布雷，但又再度被命令停止前进。第15装甲军（包括隆美尔的部队）奉命要停留于原地等待步兵跟上，并掩护北面持续西进、即将把北法和比利时的盟军包围的古德里安与乔尔格-汉斯·莱因哈特的装甲兵团之侧翼[212]，隆美尔趁著这段时间赶紧补给和让士兵稍作休息[212]。
希特勒于5月19日解除停止命令，古德里安与莱茵哈特以外的装甲部队也开始再度向西前进[174]。第7装甲师于5月20日开始向阿拉斯进攻[213]，但由于法军出现在前锋战车部队和步兵之间，必须先将其铲除[213]。同日，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已经抵达比邻英吉利海峡的阿布维尔，成功将位于北法和比利时的盟军主力部队孤立[214]。英国远征军司令约翰·维里克计画突破此包围，于5月21日在阿拉斯一地对隆美尔的师和武装党卫军的骷髅师发动攻势[215][214]。
此时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和骷髅师正要自西南方向阿拉斯以北迂回，其右翼与英军遭遇[214]。英军中令隆美尔的部队感到最为麻烦是玛蒂达 II步兵战车，其装甲之厚让隆美尔的37公釐反战车炮弹全部被弹开[216][217][218]，隆美尔于是将88公釐高射炮用作反战车用途，对马提尔达战车射击[219][220][218]；同时也召来德军俯冲轰炸机斯图卡将英军战车一一击毁，最后后者蒙受大量损失后撤退，突围的攻势终止[219]。
这场战斗使隆美尔的师蒙受了不少损失，战死与被俘了250人[221]，隆美尔的副官摩斯特中尉也因此战死[216][222]，另外还损失四号战车3辆、LT-38战车6辆[注 7]和大量轻型战车[219][223]。
5月22日和5月23日，隆美尔自阿拉斯西郊迂回，前往贝蒂讷，而原先的英军则往运河线撤退（位于该城北面18哩）[224]。然而就在5月23日后隔天，第4军团司令传来要求所有装甲师停止前进的命令，留在原地等待后方步兵跟上。希特勒同意此想法，也于5月24日对全装甲师下令停止前往敦克尔克[225]，将北方孤立的盟军部队交给德国空军解决[226]。此一命令一般认为是为了让装甲师保留实力以进攻南方，因为北部盟军主力部队的包围当时已经完成；还有说法是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判断单凭空军即可歼灭包围圈中的敌军[227]，又或者是因为阿拉斯战役中敌军反攻的冲击，使得克鲁格、克莱斯特更为慎重，听取这些意见的伦德斯特也对希特勒如此进言所导致的结果[228]。在后者战斗的意义上隆美尔也要负相当的责任，他在阿拉斯遭到英军战车攻击时报告后者拥有兵力为实际的2倍以上——5个师和100辆战车[225]。希特勒在5月26日取消了装甲师的停止命令，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此时变成担负敦克尔克包围圈的其中一翼。但由于先前的停止命令，英军已做好准备，以海路从5月26日到6月3日自敦克尔克将30万以上的英法军士兵撤离到英国的多佛（见敦克尔刻撤退）[228][229]。由于自5月24日开始的2天时间里英法两军已在敦克尔克设置好防御工事，德军在5月26日已无法阻止其撤退[228]。
隆美尔在师停止的时候赶紧进行整补作业[224][230]。5月26日在希特勒的授意下，隆美尔获赠了骑士铁十字勋章[223]，成为法国战役中第一位被授予该勋章的师长[231]。同日，希特勒解除停止前进命令[223][231]，担当对盟军主力包围一翼的隆美尔立刻北上向里尔进攻[232]，自屈安希的运河渡河，同时也猛烈攻击以扫除敌军在埃讷蒂耶尔昂韦普道路上的抵抗[233]。为了掩护海陆撤退的行动，法军第1军团近一半的兵力进入里尔内持续反抗[234][235][236]，一直到德军步兵跟上后才占领该地[234]。
5月29日，隆美尔的师受命返回阿拉斯西部进行整补[221]。6月2日，隆美尔被召到沙勒维尔-梅济耶尔与希特勒会面[236]，该处召集的军官皆为军团司令或军长，隆美尔是唯一被召集的师长[237][226]。希特勒向隆美尔说道：“当你在攻击时，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危啊。”[237][238][239]在这天里，希特勒向召集来的将军们宣布将在6月5日再度进攻法国，对其给予决定性的一击[237]。因为6月4日敦克尔克的盟军部队已离开了欧陆，南部的盟军已无法抵挡德军的进攻[236]。比利时军最高统帅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也于5月28日宣布投降并解除武装（但比利时政府并未投降，反而在决议剥夺国王的统治权）[240]。
6月5日，隆美尔为了不让敌人炸毁了索姆河上的桥而开始对其作封锁性的射击[237][241]、慎重地攻下一个个妨碍渡河的敌军炮兵阵地，在该地俘虏了大量法国殖民地的士兵[237]。突破索姆河后，隆美尔以自行命名的“区间进击”（Flachenmarch）的阵型开始进攻，该师形成一个正面达1.5公里、长20公里的箱形阵型，正面与两侧布设战车营与侦搜营、中央则配置步兵团[237][242]。这个阵型使得外侧的装甲部队当受到攻击时可随时以全兵种支援来反击[243]，缺点是行军的速度慢，但这种阵行在索姆河南西方平缓开阔的地形十分适用[237][244]。
隆美尔师顺利而快速地进攻，到6月7日时已经行军了48公里以上，将位于亚眠到海岸地区间的法国第10军团切成了2段[245]。6月8日又再前进了72公里[246]。此时盟军在各地迅速的崩溃著[241]。隆美尔也遭遇了想要逃回不列颠群岛而往英吉利海峡前进的英国部队，不过因为他们的指挥系统已经崩溃而无法进行战斗[247]。据说在隆美尔缴获的一辆卡车上发现了英军的网球、网球拍和高尔夫球杆，他笑著说：“这样的英军在战争中的下场是理所当然的了。”[248]
6月8日半夜，隆美尔到达了鲁昂南方的塞纳河[248][249]，他们也是全德军第一个抵达该河的师[248]。隆美尔打算以埃尔伯夫上的桥梁一口气渡过塞纳河，但法军早一步将各桥炸毁，同时也因为隆美尔的师挺进太过迅速，后方遗漏许多有敌军部队的城市，再加上鲁昂上空飘著观测气球，隆美尔于是决定暂时后撤离该河的半岛地区[248][250]。
横渡塞纳河的行动失败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给了隆美尔的师一个新任务—进攻港口都市圣瓦勒里，阻止该处的英军第51高地师撤往不列颠群岛[229]。改变行军路线而北上的隆美尔，通过了伊沃托于6月10日抵达英吉利海峡。隆美尔的师的士兵有些因为是第一次抵达英吉利海峡而非常感动和兴奋，将脚泡在海水中走动。据说罗森堡上校还将战车开到海边，而隆美尔也穿著军靴浸在海水中享受[250]。
6月11日，隆美尔的部队已十分接近该城市，并开始对其施行包围。该城的英法两军正等待可以撤退的船只抵达，隆美尔为了避免无益的流血冲突，派出了会说德语的战俘去向守军要求在晚上9点之前投降[251][252][253]，传回来的消息表示法军将领希望投降，但英军将领不肯，并回绝了德军的劝降[251]。不得已的隆美尔自晚上9点集中火炮对该市的北部港口射击[243][253]，而德军俯冲轰炸机也一起对其进行轰炸[251]。由于英法士兵不停地投降，英军将领也逐渐无法控制情势。隆美尔的师共俘虏了将官12人和12,000名士兵（若包含其他师于该地的俘虏数量共有46,000人）[254][247][255]，其中包括英国高原师师长维克多·福都涅（Victor Fortune）少将、法军军长与其三个师师长[256][255]。福都涅愤忾地表示，若隆美尔也在相同的立场上必也会因即将遭到被俘的屈辱而奋力反抗[251]。法国将军们的态度就好的多，据说他们对隆美尔说：“对我们而言，你们的动作实在太快了。”“我们称你们为幽灵师。”[257]
隆美尔的师继续沿著英吉利海峡往西方前进，于6月14日占领了勒阿弗尔，该市的法军也马上投降[247]。顺便一提，同日巴黎也被设为“不设防城市”，被德军第218步兵师兵不血刃地占领[247][258]。
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接到了希特勒要求其进攻瑟堡的命令，因此于6月16日在鲁昂以德军架设的桥梁通过塞纳河[257]。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任命了菲利普·贝当为新任总理，后者不久透过中立的西班牙向希特勒要求停战[259][260]。未闻停战消息的隆美尔认为法军斗志已丧失殆尽，因此将部队解除“区间进击”的阵型，回归成行军速度快的长纵列阵型[260]。如隆美尔所料，一路上几乎未遭反抗，隆美尔的师在6月16日前进了160公里，17日前进320公里以上[257][261]，这种惊人的长时间战车行军的纪录是当时前所未闻的[257]。
隆美尔的师经过了弗莱尔、库唐斯后由该地北上，于6月17日半夜抵达了拉艾迪皮[262]。但在前往瑟堡路上被敌军阻塞阵地的激烈炮火攻击[262]，由于长时间行军造成全师官兵都相当的疲劳，隆美尔判断不宜在没有炮兵和战车支援下的夜晚进行进攻，于是往拉艾迪迪皮兹后撤[263]。6月18日一早，隆美尔立刻开始对阻塞阵地发动攻击，早上8点再度往瑟堡前去[263][264]。6月18日下午1点左右，隆美的师于瑟堡西南方4.8公里处又受到一处道路要塞的猛烈攻击，但下午5点时还是占领了当地凯尔克维尔南部的高地，步兵团和两个战车营也往瑟堡郊外挺进[264]。当日夜里，师中的炮兵团也终于抵达，隔日6月19日早上开始对瑟堡港口的要塞和船坞发动炮击，那些要塞中最坚强的中央要塞没有任何反击的迹象[265]，隆美尔的步兵因而更容易自郊外深入[264]。受到猛烈轰击而无以为继的法军终于下午5点投降[266][267][268]，瑟堡的3万法国官兵被俘[268][267]。隆美尔的师于西线闪击战的战斗在瑟堡战役中结束。
希特勒为消除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耻辱，将当年在贡比涅森林签署德国投降书的列车从法国巴黎博物馆中拖出，于相同地点重现一样但立场相反的场景。6月21日，德法于此开始进行停战谈判，由于德国的条件非常严苛，谈判颇不顺利，法国当日并未签字，然而由于隔天德国威胁若不尽快签署双方将继续维持战争状态，法国代表终于接受停战协定[269]。但停战协定签字后，隆美尔的师仍继续南下，于6月21日抵达雷恩、6月25日抵达波尔多，其先遣部队更是往西班牙边境前进。此行动并未有交战情形发生，仅是占领时必要进行的行军流程[270]。
在西线闪击战中，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除了俘虏了敌军97,000人外，还缴获战车与装甲车458辆、各式火炮277门、反坦克炮64门、卡车4,000至5,000辆、轿车1,500至2,000辆、牵引式车辆1,500至2,000辆、巴士300至400辆和摩托车300至400辆[271]。此外还击落了敌机52架、于地面缴获12架[272]。由于师的移动速度太快，很难获知其正确数字，但一般认为实际缴获数量应更多[272]。以此换来的是，隆美尔的师共有628名士兵阵亡、296名失踪和42辆战车损失[261]。第7装甲师的损失较其他德军师要多，以德军在西线战役中失踪与阵亡人数49,000人来计算的话（其实际数据颇受争议，可能更高），德军135个师平均每个师仅阵亡与失踪363人[273]，而隆美尔的师则有924人，此计算还要考虑到第7装甲师在战斗中一直担当闪击战的攻击矛头[261]，其代价与获得之战果相比仍算少[273][272]。关于隆美尔的评价不一，总体来说纳粹政权人士给予较高的肯定，而军方则相对地低[274][275]。
在这场战役中，隆美尔经常违反命令而做出独断的行动。尽管后来获得成功，却招惹上级的不满[274]，隆美尔本人也被认为是“希特勒从小培养的将军”而被敬而远之[276]。陆军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大将也对其评价道：“不听命令，脑子发疯的将军。”[274]隆美尔的直属上司——第15军军长赫尔曼·霍特对其评价为：“为装甲部队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他对战争步调敏锐的感知与于前线指挥的热情值得赞赏”[274][277]，但同时也认为“若隆美尔要作为军长，必须累积更多经验和出色的判断力。”[182][275]另外第4军团司令克鲁格大将认为“隆美尔仅想承认自己的胜利而忽略其他单位的贡献”，如在他书中描写的行军速度实际上没有比其左翼的德军第32步兵师快，且几乎没有提到德国空军的贡献，多描写表面事实[182][275]。
隆美尔的师在1940年夏天持续进行著对英国本土登陆战的训练，由于该行动势必要德国空军获得制空权，因此陆军内的风气较为轻松悠闲。隆美尔在工作外的时间以打猎为乐趣，还因预计出版第7装甲师的战史书而整理、撰写资料[278]。另外，同时隆美尔也受到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邀请，希望能配合入镜到电影《西线的胜利》中[279]，隆美尔同意后于同年8月花费数天参与拍摄，并成为当时实质的导演，热情且高兴地为部下和法属非洲殖民地士兵（自战俘营中带来）指导演出，并对其细节相当讲究[注 8]。
1941年1月1日，隆美尔晋升中将[22][281]，而在2月时，《西线的胜利》被公开[281][282]，隆美尔也因此成为大萤幕前的明星之一[274]。
1941年2月，隆美尔被任命为非洲军军长，往后一直到1943年5月将在北非严酷的沙漠战场上进行激烈的战斗。
关于北非沙漠环境的严酷，首先，其气候令欧洲人非常难以适应，白天为酷暑，夜晚为严寒（盛夏中午可达摄氏60度左右[283]，但晚上将下降到摄氏0度附近[284]），而且夏季相当的长，其他季节非常短[284]，也会在长期干旱的情形下突然来一阵暴雨[283]。一般人在此种地形易罹患脱水、中暑、痢疾和皮肤病等病状，也会因为沙尘而有眼疾的问题，即使戴上护目镜也会有小砂粒进入其中[285]。加上飞扬的砂粒也会使武器和通讯设备无论是寿命还是功能都会下降，甚至直接故障，而沙尘暴更是可怕，其也有著电波妨碍的特性，会令军队通讯机能陷入麻痹的状态[284]。实战方面，沙漠战场上没有遮蔽物，容易发现远处的敌人而立即进入战斗，这时射程将成为极重要的关键[286]，步兵难以发挥力量，战车成为沙漠战的主力[287]。由于缺乏天然掩体，沙漠战也需要大量的地雷和人工障碍物来布防。同时也因为缺乏地标可用来确认方向，部队移动非常容易偏离预定地点，常要依靠推测航法来确认方位[283]。补给在沙漠战里十分重要，特别是水，也可能因为绿洲的争夺战决定战局的结果[283]。为了横越广大的沙漠，战车的油料补给也十分重要。其补给站少的性质与海战相似，往往单是被占领一个补给站，全军即要大幅度撤退[288]。因为补给不易维持，抢夺敌人物资的行动显得非常重要，1942年6月隆美尔曾说过“我军自英军缴获了相当多的车辆，从远方看来难以分辨。[289]”，连他本人与其幕僚也在北非搭乘著英军的AEC装甲车进行指挥[289]，同样地，英军也使用著缴获的两国武器[289]。
然而所有条件中最严酷的莫过于轴心国及同盟国两军的物资差距量，后者享有极大优势，前者仅能以战术来弥补。当时英军战术凌乱且常犯错，因此战斗经验丰富的德军经常胜多败少[290]。隆美尔以迂回战术[注 9]和单翼包围[注 10]的方式多次击溃占有优势地位的英军，因而获得被后者称作“沙漠之狐”（Desert Fox）的称呼[注 11]。但战术终究无法弥补物资差距，隆美尔的军团仍逐次被击败，最终撤出北非[291]。
北非战线被随军记者称为“仍存有骑士精神的战场”[294]，由于战地是广大的沙漠，鲜少波及一般民众[295]，也没有党卫队和别动队成员前来非洲虐待与杀害犹太人，隆美尔本人也相当重视骑士精神[295]，德军在其指挥下也被要求贯彻该精神来作战[296][294]。隆美尔也遵守国际法关于交战双方的规定，慎重地对待战俘，也因此英军于该区战线一样也较遵守国际法[296][297][注 12]。
1941年1月11日德国执行支援北非意军的“向日葵行动”[298]。希特勒首先派遣特别编成、由汉斯·冯·路克（Hans von Luck）指挥的“利比亚阻挡部队”到北非（该单位不久被增强为第5轻装师），路克在1月25日向希特勒的报告中断言，北非的战局无法改变[299]；一周后，又再向其报告义大利军状况严重低劣[300][299]，因此希特勒决定再派遣一个装甲师到北非，而这两个师所组成的军选择由隆美尔指挥[301][302][303]。隆美尔于2月5日在维也纳新城的家中收到召集通知，于2月6日飞往柏林，被任命为“驻利比亚德军部队”司令[304]。该部队于2月25日被改名为“德意志非洲军”（下均简称非洲军）[305][306]。非洲军由第15装甲师和第5轻装师（以后改编为第21装甲师）所组成[307]，共约有150辆战车[307]，另外还有部份义大利军受其指挥[308]。此外，尽管非洲军名义上受到义大利皇家陆军指挥，但隆美尔收到最高统帅部部长威廉·凯特尔指示“德军不投入于（对德国来说）无意义的战斗”的命令，而能依自己判断来进行部分单独的指挥工作[301][309]。
隆美尔于1941年2月12日上午抵达义属利比亚的的黎波里机场[310][311][307]。因为战车运输困难，自非洲军第一批战车抵达的3月11日一直到5月，第15装甲师的装备还未运完[307]。抵达北非后，隆美尔立刻与义大利驻北非司令伊塔罗·加里波底上将（格拉齐亚尼被撤换后的继任者）会晤，同时英军则在阿盖拉（El Agheila）停止，策划下一波西进攻势[307]。加里波底期望在的黎波里构筑防线，但隆美尔心想将部队布署到阿盖拉以西300公里的苏尔特，并让罗马和柏林当局同意此计画[311]，派遣了2个义大利步兵师和装甲师于该地构筑阵地[307]。2月14日，德军的侦察大队和炮兵部队到达了的黎波里，卡车、装甲车、大炮和6,000吨的补给连夜卸载，赶路送到苏尔特。虽然战车并未运到，但隆美尔已以多辆福斯汽车伪装成战车来迷惑敌军[312][313][314]。2月17日，英军开始活动，自阿盖拉开始西进。为了假装德意两军有所反应，隆美尔让苏尔特的军队也开始小幅东进。2月24日，英德两军遭遇，发生小规模冲突，之后英军马上撤退[315]。隆美尔凭直觉认为英军比想像中来的脆弱且没有继续前进的意思[307][316]，但其实是因为该地的英军被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调往希腊战场而弱化的关系[317][318]。再加上原本率领英军击溃义军的理查·奥康纳中将（Richard O'Connor）被晋升为埃及驻军司令，驻昔兰尼加的英军换成对沙漠作战不熟悉的菲利普·尼姆中将指挥[307]，英军负责北非战线的中东总司令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上将也对德军集结状况评估错误，认为后者不会在5月前发动攻势[307]。
1941年3月11日，第5战车团（第5轻装师下唯一的战车团）开始在的黎波里慢慢卸货[319]，而隆美尔为了要对阿盖拉发动攻击而于3月19日飞往柏林，于20日晋见希特勒向其报告。希特勒见到隆美尔先授予其橡叶铁十字骑士勋章[320]，后者是被授予此章的第10人[321]。然而，希特勒对隆美尔的进攻阿盖拉和强化非洲军战力的请求并不苟同。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厌恶隆美尔教唆希特勒进攻的行为，同时也因为德苏战争即将开始，希特勒和军方皆无馀力去应付北非战场[322]，对他们来说此区也非主战场，仅是鼓舞义大利军去牵制英军而已[321]。结果，攻击的命令直到5月第15装甲师到达后都还未核准[307]。
隆美尔并未打算遵守按兵不动的命令，他认为此时英军正值虚弱的状态，是收复昔兰尼加的绝佳机会。1941年3月24日，隆美尔率领战车与装甲车向阿盖拉进攻，作“不攻击的侦查行动”[307][323]。在阿盖拉受到奇袭的英军，在几乎没有进行战斗的情况下立即撤退到50公里外的布雷加[324]，隆美尔就这样占领了阿盖拉。希特勒对于隆美尔是否有必要继续前进有所保留，因此后者于阿盖拉停留了一周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隆美尔监听英军的无线电，确认他们正在强化阵地和集结兵力，因此他确信不能坐等到5月[325][326]。3月31日，隆美尔独断地率领第5轻装师主力对梅尔沙隘道发动攻击，与英军第3装甲旅和第2机械化旅交战，到了傍晚战斗结束，英军放弃并撤离该地[325][327][328]。隆美尔继续进攻，到4月1日时从英军手中夺取了梅尔沙隘道加以东80公里、为昔兰尼加交通要冲的艾季达比耶[325][327][329]。4月2日，隆美尔独断的行动触怒了加里波底将军，后者命令其停止前进，但此命令遭到无视，隆美尔将兵力分成三个纵队，于4月3日开始向英军追击[327][330]。同日，加里波底的怒骂传到了艾季达比耶的隆美尔耳里，并质问其行动。此时隆美尔也收到部下交给他、来自最高统帅部凯特尔“立刻停止前进”的命令，但他反而向加里波底谎称“此为元首对我的擅自行动完全加以承认的命令”[331][332]。隆美尔当天夜里写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肯定此时的黎波里、罗马和柏林的上司们正惊讶不已，可是我硬要无视所有命令发动攻击，因为这机会实在是要把握，相信往后我的行动会被认可的。”[333]4月3日，北进的第3装甲侦搜营占领了战略要地—港都班加西，隆美尔也率军北上追击，于4月4日一早通过了该地[334]。
同时另一方面，位于埃及开罗的英军司令部，韦维尔上将对于昔兰尼加英军的状况感到愤怒，将尼姆中将解除职位，让奥康纳重新回归为昔兰尼加英军总司令，但后者表示在此刻临阵调将是非常危险的，因此韦维尔让两人共同负责该地的防务[333]。但隆美尔的军队不断快速进军，陆续俘虏了英军指挥官[333]。奥康纳和尼姆于4月6日晚上搭车一时迷了路而被隆美尔的摩托化部队发现，也遭到其俘虏[335]。昔兰尼加的英军就这样突然失去指挥官，指挥系统顿时混乱不堪[336]。
隆美尔决定占领英军补给据点、素有“昔兰尼加的心脏”之称的梅契里（Mechili）[337]，并要将兵力分拆三路向该地进攻[338]。到4月7日时，梅契里已遭到完全的包围，隆美尔向该地的英军劝降，但遭到拒绝。英军试图集结兵力突围，但被德军挡下而失败。最后，英军第2装甲师连同师长甘比尔·帕瑞（Gambier Parry）准将和其麾下的2,000名士兵被俘[339]，还另外缴获了许多英军用物资，其中隆美尔对一个反毒气战用的风镜相当中意，并将它戴到自己的盘帽帽缘上，往后成了隆美尔的著名形象[340]。失去了梅契里的该地英军全面崩溃，昔兰尼加中除了托布鲁克外的地方都加以放弃并撤退[341]。隆美尔在10天内就将韦维尔占领的昔兰尼加几乎夺回，英军在行进途中立上的道路看板“韦维尔之路”还被德军士兵换成了“隆美尔之路”[342]。
托布鲁克是昔兰尼加东部的港口都市，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隆美尔理所当然地要占领该地，而邱吉尔下令该区英军不得撤退，就地死守[343][344]。由于该命令而决心抵抗到底的英军，将隆美尔的多次攻势全部击退[326]，造成后者颇多损失，包括刚抵达北非的第15装甲师师长海因里希·冯·普里特威茨-卡冯少将（Heinrich 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也死于这场战斗中[345]。隆美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义大利军完全靠不住，他们极度害怕英国战车，一看就逃，简直就像1917年时一样。我也没有得到几位师长真正的合作，因此希望能正式解除他们其中几人的职务。”[346]
另一方面，隆美尔独断攻击托布鲁克失败而导致的损失令哈尔德提高了警戒，于1941年4月25日派遣陆军副参谋长弗里德里希·保卢斯中将去北非视察[326]。隆美尔说服了保卢斯再对托布鲁克发动攻击[347]，从4月30日到5月1日，德军的攻击行动在保卢斯的监事下进行著，但因为此时英军在托布鲁克周遭布下周密的地雷阵，让德军的进攻被阻止了[326]。保卢斯于5月赶紧飞回柏林，他报告“非洲军补给有问题，能否攻下埃及令人颇为怀疑。”、“隆美尔的攻击不应在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许可下发动。”[347]之后隆美尔的军队继续对托布鲁克包围，在此期间德国空军对该地施以1000次的空中轰炸，但到1941年结束仍不能占领该地。
眼见托布鲁克难以攻下，隆美尔改以将其包围，再派出马克希米兰·冯·海尔弗（Maximilian von Herff）指挥、由第5轻装师先锋部队组成“海尔弗战斗群”东进。1941年4月末，海尔弗战斗群将具战略地位、可让战车通过抵达埃及国门的哈勒法亚山口（Halfaya Pass）与索卢姆（Sollum）的英军逐走，占领该地[348]。英军的防线从布库布库（Buq Buq）退到了索发弗（Sofafi）[326]。若英军想要救援托布鲁克，必要先夺回哈勒法亚山口与塞卢姆[349]。之后海尔弗战斗群于哈勒法亚山口与英军的防卫战中表现活跃，5月15日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发动“简短作战”攻势，夺回哈勒法亚山口。但海尔弗战斗群不让其扩大战果，于5月27日开始反攻，将山口上的英军扫荡、重新加以占领[350][351][352]。
之后，埃及的英军收到自英国本土送来的马提尔达步兵战车与十字军战车共238辆的增援，强化了实力[340]。邱吉尔命令韦维尔以这些兵力发动反攻，解除托布鲁克德军的包围，其攻势代号为“战斧作战”。英军自保卢斯的报告书得知埃及边境的德军仅有轻型装备[353][349]，但德军同样也由无线电知道了英军准备发动攻势，隆美尔因此下令在该区附近布下防线[354][355]。
英军以第4装甲旅和第7装甲旅自南北两方向进攻，1941年6月15日早晨开始对哈勒法亚山口发动攻击[356]。虽然英军使用了在阿拉斯震慑了隆美尔的马提尔达式战车，但前者同样以88公釐高射炮作为反战车武器与其对抗[357]。德军将88公釐炮遮掩的很好，同时也因为威廉·巴哈少校（Wilhelm Bach）指挥得当，早上就击毁了马提尔达式战车11辆、下午又再击毁17辆[358][359][360]。之后88公釐炮变成了德军于哈勒法亚山口防守的最佳武器，其火力令畏惧的英军将该山口称作“地狱火”山口（Hellfire，与原地名“Halfaya”音近）[361]。
英军顽强地对哈勒法亚山口迂回，以40辆马提尔达式步兵战车对塞卢姆北方的卡普佐要塞（Fort Capuzzo）攻击。轴心军的摩托化部队仓皇地撤出，但约翰内斯·屈梅尔上尉（Johannes Kümmel）以其指挥的2辆四号战车和一门88公釐高射炮防守，击毁了马提尔达式战车9辆，英军败逃。由于此战的活跃，屈梅尔被授予了骑士铁十字勋章，并得到“卡普佐之狮”的称号[362][363]。隆美尔因为识破英军第4装甲旅和第7装甲旅并未集中兵力，抓住机会，命令第5轻装师和第8战车团冲向英军两单位之间隙并加以突破。由于第5轻装师和第8战车团间隔10公里，他们只得先与面前的敌军交战，稍晚才开始移动，于6月16日黄昏抵达西地奥马尔（Sidi Omar），6月17日傍晚时成功绕到哈勒法亚山口的英军背后[364][365]。由于敌军突然自后方出现，英军立刻产生恐慌、迅速崩溃，6月17日下午，韦维尔前来视察战况，但此时英军正处败逃中，令他感到十分错愕[365]。
拥有压倒性物资优势、地区制空权和空中支援的英军所发起的反攻“战斧作战”在三天的时间里遭到彻底的失败[353][366][365]。英军损失超过100辆的战车，而德军则仅有12辆[367]。人在柏林的希特勒对隆美尔的活跃有甚高的评价，于1941年7月1日将后者晋升为装甲兵上将[22][366][368]。另一方面，邱吉尔对韦维尔的无能咒骂，于6月21日将其撤除中东总司令职务，并在7月5日由克劳德·奥金莱克上将接任该职[369][370]。
隆美尔于8月6日前往罗马，与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和义大利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乌戈·卡瓦莱罗元帅会谈，并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得以指挥义大利军的公羊（Ariete）和德里亚斯特（Trieste）两个摩托化步兵师，这两个义大利师和德意志非洲军后组成了“非洲装甲集群”，由隆美尔担任指挥官[308]，德意志非洲军的指挥则交由路德维克·克吕维尔中将[308][371][372]。此时隆美尔也在义大利军中广受欢迎，原先在格拉齐亚尼和加里波底麾下的义大利士兵也表示希望由能干的外国将军—隆美尔来指挥。加里波底只得同意隆美尔的要求，德军军官也被允许对义军士兵进行训练，在前者指挥下，原本义军在半年时间中极低的训练日程突然大幅增加，义大利士兵也开始产生自己能对北非战斗的胜利予以贡献的信心[373]。
之后，隆美尔为了改善自军的补给状态，下令发动自1941年9月14日至15日结束、以掳获英军资源为目标的“仲夏夜之梦作战”（Unternehmen Sommernachtstraum），向埃及进攻，但因为战车受到英军的空袭而受损毁，随之中止。德军有缴获几份英军文件，隆美尔根据其误判英军目前并未有意进行攻势作战[374]。但英军确实正准备发起攻势，其司令奥金莱克认为“简短作战”和“战斧作战”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地中海沿岸狭窄的地形，因此决心要在昔兰尼加的内陆沙漠进行攻击。在11月18日上午大雨中，英军发动了“十字军作战”。刚好没多久前隆美尔才从罗马回到非洲的司令部得知英军发起攻势[375]，但在被非洲军军长说服前一直不认为此次是英军真正的攻势，错认为佯攻[376]。
由艾伦·康宁汉中将所率领的英军第8军团的第30军（第4、第7、第22装甲旅）从内地沙漠，以托布鲁克为目标开始进攻。英军第13军团作为诱饵与英击国境附近的德军对峙，第4与第22装甲旅则被义军公羊师和德军第5轻装师阻止。英军第7装甲旅并未被阻止，一口气冲向德第90轻型步兵师和义第21军正包围托布鲁克时所处的西地雷泽各（Sidi Rezegh）前进[377]。英军托布鲁克的守军也开始前进，德意联军受到夹击[378]。德军第15和第21装甲师立刻前往战区支援，英军也派出第4和第22装甲旅增援，西地雷泽各南方开始了英德两军激烈的装甲战斗。英军第7装甲旅犯下将兵力分散的错误，使得其战车成为德军反战车炮的最佳目标，141辆战车被击毁了113辆，受到毁灭性打击[378][376]。公羊师不久也随之抵达，西地雷泽各的战况倾向了德军有利的一方[379]。由于德军总体战力远较英军来的弱，若持续维持防御态势不久就会被突破。因此隆美尔决定渗透到敌军背后转作攻势，再根据敌人的反应决定下一步攻击。德军第15和第21装甲师成功从刚布特（Gambut）冲到了英军第13军的埃及补给地。但奥金莱克又再重蹈了韦维尔的覆辙，将因为担心轴心军攻入埃及、提议终止救援托布鲁克行动的康宁汉解职，将第8军团司令换上自己的参谋长：44岁、英军最年轻的将军—奈尔·李奇（Neil Ritchie）少将，并下令继续进攻[378][380]。英军不如预料般地行动，隆美尔与奥金莱克开始进行“忍耐战”，但考虑到兵力和补给情形，德军第21装甲师先崩溃的可能性较高。隆美尔不在前线视察的期间，其作战处长参谋齐格菲·魏斯法尔中校（Siegfried Westphal）独断地下令第21装甲师撤退[380][381]。起初隆美尔对此决定甚为恼怒，但回到司令部后重新考虑过后，隆美尔认为魏斯法尔的判断是正确的，中止了攻势[382]。
12月4日，托布鲁克的包围被解除，不久，德军往加查拉撤退[383]、12月26日撤到了艾季达比亚、12月31日再撤到阿盖拉。昔兰尼加再度落入英军手中[378]，而巴哈少校麾下、坚守哈勒法亚的部队也被迫向英军投降[384]。但德义两军并没有以前那样地悲观，英军并未有明确的战略，仅是凭著物资优势来作战，且最后两军损失差距不大。德义两军共损失战车300辆，但英军也有270辆[378]；轴心军也损失了38,000名官兵，但其中有很大部份是义大利军的失踪者（一般认为义大利军逃兵者多），英军也损失18,000人，但他们大部分是阵亡者[385]。因此轴心军慎重考量反击战战略的可能性，并要再度夺回昔兰尼加、向埃及进攻[384]。隆美尔一面激励官兵的士气，一面重新编制部队。1942年1月5日，希特勒以55辆战车和20辆装甲车作为新年礼物增援隆美尔[386][387]。另外，将隆美尔的非洲装甲集群纳入南方战区总司令阿尔贝特·凯塞林空军元帅指挥下。
战力恢复到某个程度的非洲装甲集群，于1月20日夜晚对英军展开反攻[388][387]。当下认为德军无反击能力的英军甚为惊讶，不断败退。1月22日，隆美尔夺回阿吉打比亚、1月25日又再占领了孟苏斯（Msus）[389][390]。隆美尔攻击梅契里来引诱英军，接著又在29日攻占了班加西[389][391]。英军第8军团司令李奇此时想起1941年3月与4月期间隆美尔对昔兰尼加的攻势现在同样于班加西上演，英军第一装甲师主力正于此地整补、呈现分散兵力、战力不集中的状态、前线整补的布署造成了反效果[392][393]。1月30日，李奇下令昔兰尼加的英军撤退到加查拉的防线[391][393]。隆美尔立刻追击英军，于2月6日夺回了昔兰尼加大部份地区，但因为墨索里尼和卡瓦莱罗等义大利高层不同意义军加入追击行动而被迫中断[393]。英军在驻期间已在加查拉的防线上站稳了脚步，而隆美尔的部队则停留于堤密密（Timimi）和梅契里一线，维持机动防御的态势。两军皆按兵不动、僵持对峙著[393]。
希特勒为表扬隆美尔的功绩，于1月20日授予后者橡叶骑士佩宝剑铁十字勋章（全德军中第6位授予此章者），1月30日又再将其晋升为大将[22][394]。2月1日时还将隆美尔的非洲装甲集群升格为“非洲装甲军团”（Panzerarmee Afrika）[22][391]。
到目前为止，义大利向隆美尔的非洲军队的海运补给物资受到英国马尔他岛上的海空军相当的妨碍（在1941年11月来自义大利的运输船有44％被击沉）[注 13]，该地后由凯塞林率领的德义空军对其进行大规模轰炸，之后北非轴心军的补给状况明显好得多[396]。
隆美尔认为德义军队已做好战斗准备，因此决定再发动攻势。另一方面，英军在加查拉的比尔·海干姆（Bir Hakeim）构筑了以铁丝网和地雷场组成的“箱型阵地”防线[397]。隆美尔自该阵地南方迂回到东侧，并北上往海的方向突击。将英军与其后方装甲战力分离，欲孤立并消灭箱型阵地内的敌军[398][399]。隆美尔的非洲装甲军团自1942年5月26日下午2点由克吕威尔率领的诱敌部队对箱型阵地的正面发动攻击，到下午9点开始了代号为“威尼斯作战”的迂回主攻势行动。英军第8军团司令李奇虽然有预料到隆美尔会进行迂回攻击，但对应方式仍是很混乱，没有善加使用英军战车的数量优势，反与前任司令相同：将战车分散到各旅级部队而非集中运用[400]。结果在比尔·海干姆的战斗中第3印度摩托化旅马上被义大利公羊师和德军第21装甲师击溃[401]，接著英军第4装甲旅也被德军第15装甲师击退[401]。但英军有了美国增援的M3格兰特式战车和新型的反战车炮—6磅炮，给予了德军战车强大的打击[402]，英军还以空袭的方式著实攻击到德军的补给线[403]。5月27日傍晚，局势已发展到对德军十分危险的境地，到海岸迂回的部队被阻挡、东进的第90轻步兵师被包围（原想作为诱饵，后来隆美尔也认为此为失败之举）[404]。德军补给断绝，丧失水源，面临全军瓦解的危机[405]。
隆美尔决定自比尔·海干姆从西方延伸向箱型阵地中路扫荡地雷场，突破到东侧建立补给线[406]。5月29日，隆美尔于西地穆弗他（Sidi Muftah）集中迂回行动的部队，使其形成圆形阵地，他将这命名为“大釜”阵地（Kessel）。在该处附近，英军第150旅也构筑了圆形阵地，但在6月1日就被隆美尔所占领[290]。之后战斗的焦点集中于大釜阵地南部的比尔·海干姆。此处不需要保护补给线的安全而持续控制。同一地的敌人守军—自由法国第1旅激烈地抵抗著德义部队，德里亚斯特师与德军第90轻装师（先前的第90轻型步兵师改编而成）猛攻，加上德国空军的猛烈轰炸，但法军仍不屈服，战斗持续到6月10日[290]。
在这期间的6月5日，李奇下令英军对大釜阵地进行总攻击，英军炮击后以印度殖民地步兵挺进，但隆美尔令公羊师退后引诱敌人深入，再进行包围攻击后加以击退[290]。英军在攻势期间也接到了大釜阵地南部雷场存有空隙的报告，德军从该处派出了第15装甲师，从英军的左翼迂回成功地攻击。为了这个作战，格奥尔格·冯·俾斯麦上校也率领了第21装甲师攻击英军，结果造成大釜阵地上的英军3个旅受到毁灭性打击[407][408]。之后隆美尔又在使用了南部迂回的攻击，6月10日突破了比尔·海干姆北方的防线，英勇抵抗的法国第1旅也不得不撤出该地[290][注 14]。自由法国第1旅是由纳粹统治下被迫害的人民所组成，其中犹太人甚多，希特勒也因此向隆美尔下令，若敌军在战斗中并未全数被歼则将其秘密处决，但隆美尔并未将此命令传给部下[410]。隆美尔在攻陷比尔·海干姆后下令全军往托布鲁克北进发动攻势[411]，俾斯麦的第21装甲师于6月11日也自大釜阵地出击，6月13日时再击溃英军第4装甲旅和第22装甲旅，受到毁灭性打击的英军放弃了加查拉防线和箱型阵地而开始撤退，但大部分皆被德军所俘，英军的大量战车不是被摧毁就是被缴获[412][407][413]。英军试著以集中的残存兵力阻止德义两军对托布鲁克的包围，但因为英军已丧失抵抗能力而失败[407]。6月18日，德义两军完成了对托布鲁克的包围，由于德国空军和炮兵的猛烈轰炸，该地守军抵抗意志崩溃，于6月22日投降[414]。该地物资未受破坏地被缴获，德军取得了5000吨物资和2000辆车辆[415]。在加查拉战役中英军损失甚大，共损失98,000人和540辆战车、整个昔兰尼加被德义两军夺回，并进军到埃及国境内，特别是英军“反抗的象征”—托布鲁克的易手，更使得英德双方的士气大有影响[415][416]，邱吉尔也因此被下议院提出了问责决议案，而德军则大幅报导隆美尔进入托布鲁克的事迹[415]。
希特勒被隆美尔的战斗大为感动，于6月22日将他晋升为元帅，隆美尔也因此成为了德军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元帅，在战争开始前不过是名少将的他在短短3年的时间中连续晋升了中将、上将、大将到元帅共连昇4级，这在德国军事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关于隆美尔收到晋升电报的反应有多种说法，根据其副官所言，隆美尔像小孩子一样欢喜，几乎没喝酒的他用威士忌和凤梨举办了庆祝会[417]。而另一方的说法则是隆美尔表现得颇为冷淡，并表示他宁可要多一师的兵力[418]。
此时的隆美尔已是德国、乃至世界的知名人物，同盟国以带有敬畏的论调称他为“沙漠之狐”。根据美国舆论调查指出，当时隆美尔是美国仅次于希特勒的知名度最高的德国人[419]。埃及人也期待藉著隆美尔、摆脱长期英国无情殖民的现状[420]。被隆美尔摧毁战力的英国也对其有很高的评价，邱吉尔曾说过：“隆美尔！隆美尔！隆美尔！还有什么事情比打败他更重要！”，还有在下议院评价其为“具有天才能力的人。”[421]英军官兵间也盛传对隆美尔的尊敬之情，英军中东军区司令奥金莱克也其评价“德国培育出了许多英勇优秀的军官，但隆美尔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人”[422]，还曾对部下发布一个通告：“我军对隆美尔议论得太多了，我们的朋友对我军来讲是个魔术师或者妖怪，当我们指向利比亚的敌人时，不要总讲著‘隆美尔’，这极为重要。备注：我不是嫉妒隆美尔。”[423][424]
然而，隆美尔的声望在攻下托布鲁克就已达到其事业的最高峰了，之后德军的战况急速恶化，隆美尔的非洲装甲军团不得不后撤，仅在短时间内战局急转直下，全军被迫从北非撤退。
尽管在加查拉和托布鲁克受大了很大的损失，隆美尔仍决心攻击马特鲁港，希望可阻止英军重新整编来建立新防线、趁其正处脆弱状态加以彻底击溃、直取埃及[425]。隆美尔这项主张受到许多批评，这意味著德军必须以更长的补给线来进攻埃及，同时也显示出德国空军为了支援隆美尔东进，攻击马尔他岛的大力士行动又要再度被延迟，原预定要投入该作战的部队也被移交给隆美尔。凯塞林强烈反对隆美尔的决定，甚至以将其麾下的飞机撤回西西里岛来威胁隆美尔，义军指挥部与最高统帅部军官也反对东进的决定。与此相反地是，希特勒支持隆美尔的计画，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在非洲获得全胜的机会。隆美尔声称若将防线仅维持在索卢姆会给英军带来更多优势，他们可以轻易包抄该防线，而海外运来的补给仍是要从的黎波里的遥远陆路输送而来，除非他获得东进夺取一个极靠近前线部队的港口，如此一来运补作业将会顺利的多。
6月22日隆美尔继续东进，起初他轻易扫除了遭遇到的抵抗。除了偶尔燃料短缺的情况，隆美尔的攻势一直到6月26日于梅尔莎-马特鲁对英军部队展开包围行动才稍停下来，其困住了4个步兵师。后来其中一个师趁夜突破包围，剩馀3个师也在接下来两天里成功撤出。隆美尔于6月29日攻下了当地的要塞，缴获大量物资和得到另外6,000名战俘，并推进到了距离亚历山卓200公里处[416]。6月25日，奥金莱克自行接掌第8军团的指挥权，并将其主防线设于阿拉曼，该处南方是地表高度比阿拉曼还要低的多的盖塔拉洼地（Qattara Depression），不可能让隆美尔进行装甲部队对侧翼的机动迂回攻击，因此这条防线变得相当地短、容易防守。尽管隆美尔不停地东进，随著补给情形日渐恶化和经历了连续五星期激烈的战事，他认为进攻阿拉曼的时机已太迟[426]。
7月1日，第一次阿拉曼战役开始，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激烈战斗后，双方皆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局势呈现僵持，而隆美尔的东进攻势则就此终止，这对原先希望能避免战争在阿拉曼停滞下来、变成一个“机械化静态战争”的他来说是个重大打击[427]。第一次阿拉曼战役令英国第8军团伤亡13,000人，而轴心军则为7,000人，其中有1,000人为德军士兵[428]。假若隆美尔在执行攻击计画时更加谨慎，可以让其损失更少[428]。但总结来说，隆美尔想借由加查拉战役的胜利扩大战果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他全军的部队无论在伤亡还是物质缺乏上都很严重、患病率高，急需生力军，因此他与英军开始了重新整顿部队的竞赛，同时双方也期望尽快再发动新的攻势。
尽管隆美尔想要尽快充足实力进攻，以防止英国第8军团从近东和印度立即补充兵力来对付他。但盟军从马尔他出发的潜艇与飞机仍不停地攻击了运往托布鲁克、巴地亚（Bardia）和梅尔莎-马特鲁的轴心国补给舰，大部分补给仍必须以最短航程、最安全的海路运往的黎波里，于第一次阿拉曼战役同样的问题又再次上演，8月初，隆美尔的地中海补给船有75％被盟军击沉、仅有20％的汽油送达非洲军手中[429]。在兵力回复速度上，隆美尔还要承受自军85％的卡车因为是缴获英美军来使用而严重缺乏可替换的零件[430]、长途跋涉运到前线又浪费更多的燃料以及义大利当局优先补给自军的部队，其补给量也比供应给德军要高的多[431]。相比于英军从苏伊士到阿拉曼346公里、亚历山大港到阿拉曼89公里的补给线，隆美尔的德义联军所在地离托布鲁克有595公里、离班加西有1060公里、距离的黎波里更有2011公里[429]，补给情势对隆美尔十分不利。英国方面，邱吉尔命令奥金莱克对隆美尔发动攻击，但后者表示英军在9月中旬前不可能发动攻势，前者因而解除奥金莱克中东军区总司令的职务，由哈罗德·亚历山大接任，而第8军团司令则换上了伯纳德·蒙哥马利[416]，他们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来重建部队实力，在8月下旬时，隆美尔判断英国将会有一支载运100,000吨补给的船队于9月初抵达亚历山卓，认为时间不多了，也因此一直逼迫义大利的运输当局，但一直被消极地回应[432]。隆美尔决定以第15、第21装甲师、第90轻装师和义大利第20摩托化军从阿拉曼南翼的阿拉姆哈勒法山岭（Alam el Halfa）进行迂回攻击，但蒙哥马利和奥金莱克很早就察觉到此区的潜在危机，将兵力沿著该山岭布署，从该处英军即可俯视隆美尔的部队，更易防守，后者的行动也被预料著。
阿拉姆哈勒法的战斗于8月30日开始，隆美尔率军自阿拉曼南翼通过，接著如蒙哥马利预料地北进。有著充分准备的英军以山岭上的火炮和飞机攻击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后者因为缺乏燃料而使得包围行动不可能完成，9月2日，隆美尔撤退。蒙哥马力原已做好追击轴心军的准备，但他在9月2日下午给了他的军长布莱恩·霍克斯（Brian Horrocks）让敌军撤退的明确命令。这主要出自于以下两点考量：保存实力，以及让敌军误认为他将于该处发动攻击，并正准备著。仅管如此，蒙哥马利还是希望能给轴心军一些损失，因此他派出战斗经验不足的纽西兰第2步兵师到敌军撤退路线的北翼，以及用派出第7装甲师于9月3日发动攻击。英军的攻击被德军第90轻装师的激烈反击和蒙哥马利取消攻击的命令以保存实力所中止，9月5日隆美尔再度尝试攻击但再受到大量损失，共约3,000人伤亡、损失50辆战车、50门火炮[433]，其中最严重的是损失400辆卡车，这是机动战和补给作业最重要的工具。而英军的损失则少的多，比较重要的损失只有68辆战车，这也增加了双方的兵力差距。英军的“沙漠空军”（Desert Air Force，简称DAF）对隆美尔的部队造成的损失最多，后者意识到无法在没有更多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取得非洲战场的胜利，但因为德国空军早已被派往诸多战场而不可能在抽出更多兵力支援隆美尔[434]。隆美尔在这场战斗中注意到蒙哥马利的指挥风格，后者不同于奥金莱克，他认为蒙哥马利不懂得把握他败北的机会追击来扩大战果、过于迟钝[435]，有历史学家认为若蒙哥马利更有冒险精神的话，即有机会包围并永远消灭隆美尔与非洲军[436]。
经过这次失败的攻击后，隆美尔也充分理解了在敌军充分的空中优势下，部队无论是战术性或是作战性（“作战”一词是德军对战争行动规划特有的一个类别，介于他国战略和战术之间）的行动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437]。1年半后，隆美尔因为这个观念根深蒂固而设计了诺曼底对抗敌军登陆的方式[437]。由于认为在敌军空中优势下以不可能作机动性的防御战，他转而建设固定式的防守阵地来对抗英军[437]，预计于阿拉曼前线建造纵深5至7公里的复杂地雷网，东西向两条和另外的连结线，呈现箱型的形式，其中有25万枚的反战车地雷与45万枚的人员杀伤雷[438]，隆美尔称其为“恶魔花园”，他的部下也在此时才发现隆美尔不仅擅长运动战，在布置阵地的技术与知识也有相当的能力[439]。
9月，隆美尔的补给状况未有改善，燃料补给已陷入相当危险的境地，同时官兵健康状况也非常糟，包括隆美尔本人在内都受到痢疾与黄疸病的影响[440]。早在8月时，隆美尔就要求过最高统帅部派遣古德里安接替他的职务但遭到拒绝[441]，鉴于目前前线稳定和蒙哥马利似乎不想取得主动权，隆美尔认为可以离开前线，于9月23日回到德国的奥地利休息，其职务由装甲兵上将格奥尔格·史图姆继任，并委任其建造防线的工作。隆美尔临走前说过，若蒙哥马利发动攻击，他会马上赶回非洲，这让史图姆心里颇不愉快[442]。而英军方面，蒙哥马利不理急催发动攻击的邱吉尔的命令，一直累积大量物资与训练军队，尤其是等待能与德军四号战车匹敌的美制雪曼战车运来，英军与轴心军的实力差距日益拉开，在蒙哥马利发动攻势前，英国第8军团已拥有23万士兵和1229辆战车，而轴心军只有10万人和489辆战车[443]。
10月23日凌晨，英军由1000门的火炮开火射击、自南北两面展开攻势，第二次阿拉曼战役就此开始，史图姆在最初的战斗中心脏病发身亡。而在德国听闻英军发起攻势消息的隆美尔于10月25日返回北非。蒙哥马利于北部发动主攻，在南部同时也发起助攻，隆美尔的部队于南方顽抗使其难以突破，于是蒙哥马利集中兵力于北方，迫使隆美尔将南部的机动部队投入其中，并在26日开始发动一连串装甲反击攻势，但双方物资差距极大使得隆美尔的反击效果不大，在29日时再度接获消息说又有一艘轴心国油轮被击沉，情势变得明了，英军即将突破防线，隆美尔势必得放弃阵地，往后撤退。11月1日晚，蒙哥马利发动攻势第二阶段的“超压作战”（Operation Supercharge），突破隆美尔南方的阵地，隆美尔打算执行早在10月29日即计画往西方尚未建构好的福卡（Fuka）迟滞阵地撤退，于2日开始从前线防御兵力中抽调，但这时收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命令，要求隆美尔固守，希特勒写道：“在你今天面临的情势中，唯一的方法就是坚守不动，把一人一枪都投入战斗中。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助你。你的敌人尽管在兵力上占了优势，但也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就可以弱胜强，在历史上这样的案例不胜少数，你除了对你的部队下令‘不成功便成仁’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444]
对于这道命令，隆美尔形容它“有如一颗炸弹”[445]，他不明白为何希特勒会下达这种指令，并在部下面前多次说道：“元首一定是疯了！”[446]，但他没有擅自展开撤退、仍继续犹豫了24小时，往后他将为此感到后悔。11月4日，蒙哥马利再投入了生力军、以500辆战车一边对付隆美尔剩下的仅仅20辆战车、同时在另一处包围了义大利第20摩托化军，后者于数小时内即被歼灭，防线因而产生了20公里的缺口，整个非洲装甲军团有了被包围的威胁。这时隆美尔已无法理会元首的命令，下令全军撤退。11月5日，自隆美尔决定撤退后12小时—他收到了希特勒的撤退同意命令，但已经太迟了。隆美尔仅有60％的部队单位撤出，许多的非机械化部队被英军所俘虏、战车则损失殆尽，在11月3日仅剩下39辆可用于战斗、步兵只有正常编制的一半、炮兵战斗力也不足原先的一半[446]。隆美尔的非洲装甲军团在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遭到致命性打击，原先意图与进攻高加索的德军会师的计画也已化为泡影，英军已取得了北非战场的战略主动权。
11月8日，英美盟军发动“火炬作战”自北非西部海岸登陆，维琪法国部队向盟军倒戈，北非战线上的德军瞬间陷入了两面作战的窘境。东面的英军开始猛攻艾季达比耶和布雷加，德军虽坚强抵抗，但在11月23日被迫退至阿盖拉一线。尽管隆美尔军队的情势已十分恶劣，但利用巧妙的撤退行动、人员杀伤地雷以及焦土政策，仍使盟军损失了183辆战车、600辆车辆和200门以上野战炮[447]。
隆美尔决心要说服希特勒同意非洲装甲军团撤出非洲，于11月28日飞往东普鲁士的元首总部“狼穴”，前往希特勒所在的会议室。希特勒看到隆美尔后表现出吃惊的模样，并问道：“贵官在这里作什么？没有我的允许你怎么敢离开工作岗位？”隆美尔叙述了北非的状况，要求撤兵，但被希特勒骂道：“不可能放弃北非！碍眼，滚出去！”[448]虽然德军总部的诸多军官早已对希特勒的痛骂不觉得新鲜，但隆美尔首次这样被歇斯底里地指责，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一般认为，这个事件大大地影响了直到目前为止隆美尔心中对希特勒的评价[449]。隆美尔这时仍不放弃，向希特勒建言：“我的元首，您应该自己前来非洲看看，直接指挥部队。”[449]但希特勒也冷淡地回应：“如果放弃北非义大利国内将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装备和补给马上会送到贵部队手中，的黎波里塔尼亚是不可能放弃的！”[450]这次希特勒给隆美尔的部队运来了虎式战车，但这种武器投入北非战场已是1943年1月17日，无力扭转大势，只能在局部战区活跃[451]。
退到突尼斯后，隆美尔立刻对威胁切断他北部补给线的美国第2军发动攻击，在2月的凯赛林隘口战役中重创美军。接著隆美尔立刻掉头回来对付东面的英军，占领了马雷斯防线（原本法军用作防守义属利比亚的工事）。同时，正当隆美尔于凯赛林指挥时，轴心国将德义装甲军团的司令替换为义大利军的乔瓦尼·梅塞上将，这些指挥权调动早在轴心军撤至突尼西亚时就已拟好，但在一段时间后才婉转地告诉隆美尔。2月23日，“非洲集团军”成立，由隆美尔指挥，下辖有梅塞指挥的德义装甲军团（后改名为义大利第1军团）与由汉斯-于尔根·冯·阿尼姆大将指挥、位于突尼西亚以北的德国第5装甲军团。隆美尔于3月6日发动他在北非的最后一场攻势，对梅德宁的英国第8军团发动攻击，投入了第10、第15和第21共三个装甲师，但因为蒙哥马利收到了极端小组破译的德军命令，布署了大量的反战车炮在隆美尔的进攻路线上。在损失52辆战车后，隆美尔取消了行动。3月9日，他移交了非洲集团军的指挥权给阿尼姆，奉希特勒命令回到德国[449]。希特勒的召回命令并未有明确的理由，因而存有各种说法，包括因为战败要受到处分、隆美尔的健康状况已无法负荷、考虑非洲战况已无法好转，就让隆美尔保有不败名声的回国、又或是担心隆美尔会像数周前被苏联军俘虏的保卢斯元帅，成为全德军第二位被敌军俘虏的元帅等等可能[449]。虽然德义军持续反抗，但仍不敌英美在数量与装备上的庞大优势，不断失去重要据点与港口，最后于5月13日全部投降[452]。
希特勒在隆美尔回到柏林后，为慰劳后者至今为止于非洲的辛苦战斗，于1943年3月11日授予其钻石橡叶佩宝剑骑士铁十字勋章[22][453]。
3月隆美尔抵达德国后，暂时过著安宁的生活，他虽然从库斯克会战中德军的失败知道其已丧失主动权，但仍认为可以阻挡苏军前往德国本土、并防止西方盟军入侵欧陆，在隆美尔心底对希特勒仍存有信心且还想再指挥部队[454]。与隆美尔私交良好且欲宣传其价值的戈培尔尽可能地在为他寻求新职，如不久前才被歼灭的德军第6军团司令职位，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就隆美尔的卓越才能与雄心，应膺该项任务。”然而因为隆美尔是在失去集团军指挥权的情况下离开北非，接任军团司令之职对其名声相当不符而未有下文[455]。至于希特勒，尽管已不如1942年，也仍对隆美尔抱有信心，他甚至说北非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墨索里尼将隆美尔赶出了北非。5月20日，隆美尔与希特勒及最高统帅部在一场会议中讨论如何防止义大利向盟军投降，而隆美尔被认为是解决此问题的人选，并预计使用武力占领义大利的“轴心行动”。而原先的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则以谈判的方式在盟军登陆前维持义军的忠诚，使得希特勒一度考虑放弃其占领行动[454]，但隆美尔非常想担任义大利战区的总司令，因此亟欲削减凯塞林的指挥权。
不久，盟军执行了代号“肉糜”的欺敌行动，假装进攻巴尔干半岛或萨丁尼亚，因此隆美尔于6月被任命为负责防守希腊的E集团军司令。不久，盟军对真正的目标—西西里岛发起了登陆行动，而德军虽然被迫撤离该岛，但在凯塞林的优异指挥下损失甚少，令其声誉大幅上升。7月25日，义大利政府已将墨索里尼罢免囚禁，并有很高的可能向盟军停战，因此在同年8月，隆美尔转任为B集团军司令，将执行轴心行动。9月6日，义大利与盟国停战后，德军大举入侵义大利，隆美尔迅速地将作战境内的义大利军部队全数包围并解除武装，在19日即俘虏了82名义军将领、13,000名军官和430,000名士兵[456]，但因为处理上有所失当，导致日后据凯塞林所言：义大利的游击战大部分都发生于B集团军负责区域[457]。隆美尔主张将德军后撤到亚平宁山脉作长期防守并放弃罗马，但凯塞林反而将罗马得以固守并取得局部胜利，因此后来希特勒对于凯塞林与隆美尔在义大利的处理能力看法有所改变[458]，11月6日，希特勒将义大利战线的指挥权全部交给了凯塞林，而把隆美尔B集团军的任务范围调到法国北部，名义上位在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指挥的西方德军总司令部之下，但可直接对最高统帅部负责。
隆美尔就任B集团军司令后，赶紧视察被宣传为难攻不破、用于防堵盟军渡海登陆欧洲的“大西洋壁垒”，对于真实情况与宣传内容间的差距感到愕然。他认为在德国目前的情势下，要获得一个可接受的和平只能想办法于东线建立一条防线，并与西方国家谈判或至少让他们暂时无法威胁德国，后者意味著德军必须在西方取得决定性胜利[459]。然而，目前在各防区的工事完成度皆极低，与戈培尔的“难攻不破”之说差异甚大。于是隆美尔尽其所能的强化其防务工程、训练进行反登陆战的部队，并严格执行与监督，第15军团司令汉斯·冯·萨尔穆特大将纪录道：“隆美尔元帅出现之后，一个新阶段开始了。[460]”。隆美尔因为有著长期与西方盟军交手的经验，深知敌空军实力之强，在其掌握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德军绝无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来反攻。因此隆美尔主张在岸边迎敌，登陆的第一天对守军来说会决定整场作战的胜负。然而，西线总司令的伦德施泰特元帅并未对予盟国空军的威胁有如此评价，并主张在后者登陆后以集结的预备装甲军团进行大规模机动战反击的战术，而与隆美尔的主张成对立的情势。伦德施泰特没有在敌军空中力量薄弱的东线以外的地区指挥的经验，但隆美尔在阿拉曼战役败北后已充分理解了在战争中空中优势的关键地位，因而主张将装甲师尽可能的配置在靠近登陆点的岸头前线，而伦德施泰特、西部装甲军团司令利奥·盖尔·冯·施韦彭堡和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则主张为防止盟军的轰炸而要将其布署于后方，双方皆坚持己见。对此，隆美尔对拜尔林说道：“他们迷恋的是运动战的形式，他们硬想不计一切代价来追求它，可是今日我们在西欧早已丧失了运动的自由，而他们仍在追求这个幻影......像战争初期那样使用战车横冲直撞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连东线方面也慢慢地不使用这样的作战方式了。”[461]
即使两派将军仍持续对立，准备工作仍继续进行著。隆美尔认为盟军肯定会进行空降行动，因此大量制造了自己所设计的反空降设施“隆美尔芦笋”（Rommelspargel），将其配至于任何可能的降落地点，但其与预计布下的大量地雷和各设施一直到6月都还未准备充分。另外，隆美尔也一直猜疑敌军主力登陆地点究竟在加莱和诺曼底，一直到7月中都还提防加莱可能出现的敌军[462]。
不久，1944年6月6日，盟军发动了诺曼底登陆行动，但由于隆美尔认为盟军不会在空军难以出击的雨季发动登陆战，事实上盟军的确也遇到天气因素而推延了原定6月5日的登陆行动，因此向柏林申请休假于6月5日去庆祝妻子的生日，并计画随后前去晋见希特勒，希望能再获得诺曼底能再多补充2个装甲师、一个防空军和一个“喷烟者”火箭炮旅[463]。清晨7点30分，B集团军参谋长汉斯·史派德中将以电话向其报告盟军已空降登陆诺曼底地区，隆美尔确认后驱车至指挥部指挥，但此时盟军已有10万名士兵登陆。此时离登陆场最近的是位在卡昂的第21装甲师，但该师师长却不将其投入战斗，隆美尔得之此事后愤怒的命令“派这个师攻击，现在！不要再等援军，立刻攻击！”[464]，但在当时德军一片混乱的情势下，攻击再度被该师长所取消。隆美尔于6月6日晚上10点回到指挥部，但此时盟军已经登陆15万士兵、建立了130平方公里的滩头阵地[464]。同时，也因为隆美尔对加莱的惦记，未将驻于该地的第15军团调至诺曼底[465]。6月10日，史维本堡的司令部遭到盟国空军轰炸，指挥机能丧失。尽速驰往战场的德国装甲部队也受到了盟国空军的炸射，物资损失严重。6月17日，隆美尔向希特勒报告局势的不乐观，并要求其在政治上做出决定，但被希特勒打断：“这不是你该担心的，少来跟我讲这些！”[466]。
6月28日，蒙哥马利的部队开始进攻法国北部城市卡昂，隆美尔派出党卫军装甲师与其应战，一时间还获得战术上的成功。7月2日，伦德斯泰特被解职，由克鲁格继任。7月12日，B集团军已损失97,000名士兵和225辆战车，但却仅获得6,000名人员和17辆战车补充[467]。7月17日，隆美尔驱车于前往诺曼底前线途中被英国皇家空军查理·福克斯（Charley Fox）指挥的第412战斗机中队喷火式战斗机以机枪扫射，头部受重伤送医。根据不同的报导，也有是查里斯·鲁·罗克斯（Chris Le Roux）的第602战斗机中队打伤的说法[468]。
自纳粹当权以来，德国无论是保守人士或是军方都有反对其政权者，“黑色交响乐队”就是其中之一，它们虽然一度因为希特勒在1938至1941年的一连串外交与军事上的胜利而静默下来，但在征苏之战与其他战区受挫后，又随之活跃了起来。1944年初，隆美尔的三位好友—卡尔·史多林、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和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开始努力拉拢隆美尔加入反抗阵营，他们需要他的名声及其在德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此外也还包括他的现役陆军元帅身份，尽管阵营中有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元帅参与，并在计画后预定成为国防军总司令，但他在1942年后就被退至后备役。2月时，隆美尔同意支持其阴谋，来“拯救德国”[469]。但隆美尔反对刺杀希特勒的作法，战后，根据露西与其独子曼弗雷德的说法，隆美尔曾说：“这样将会引发内战，将造就一个烈士，并使得战争显得是因为希特勒被谋刺而导致德军的失败。”[470]。在盟军诺曼第登陆顺利地进行时，隆美尔曾对非洲军的老战友说道：“克鲁格元帅与我已发给元首一份最后通牒，说明军事上我们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他必须作一个政治决定。……拒绝的话我就开放西线，英美联军必须在俄国人之前抵达柏林。”[471]
然而在7月20日政变行动失败后，纳粹党政府下令逮捕所有反抗份子，许多人都被怀疑涉嫌，克鲁格元帅也因此畏缩、背弃了反抗阵营，不久后服毒自杀。隆美尔对局势如此发展相当不安，在炸弹行刺后他告诉汉斯·史派德：“这位独裁者完全疯了”。之后他还曾尖刻地批评炸弹由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这样的残障人士来执行，计画怎会成功？[472] 没多久，隆美尔参与阴谋的事情逐渐明朗化。隆美尔的名字第一次被提到是在巴黎的史图尔普纳格在政变失败后自杀未成、在被抓获刑求期间因为过于痛苦而胡言乱语地多次大喊隆美尔的名字。同时，他的副官凯萨·冯·霍法克尔也在盖世太保刑求之下提到隆美尔积极参与政变[469]。此外，市民反抗领导卡尔·格瑞里尔曾写的几封信与文件中提到隆美尔是潜在的政变支持者，并在政变成功后可作为新政府的军事领导人。纳粹官员也报告，隆美尔人在巴黎时曾多次批评纳粹的罪行与不是。这时希特勒已决定将隆美尔除掉。
不久，德国召开了“军事荣誉法庭”来决定军方政变者的命运，其中两位执行官为曾与隆美尔争论的古德里安和伦德施泰特。法院决定将隆美尔视为军方的“耻辱”踢出军队，并送交罗兰德·弗莱斯勒的人民法院，该院是一个被告无论如何都要接受检方指控的袋鼠法庭。然而希特勒深知，若将战功卓著的隆美尔贬为叛徒，将大大损伤己方的士气。因此，他和凯特尔决定给隆美尔一个选择自杀的机会[469]。
10月7日，隆美尔在家中接到凯特尔的电话，要他前往柏林报到，声称要与其讨论今后任命问题，但被隆美尔拒绝。10月11日，又一位朋友到隆美尔住处拜访，他们很严肃地讨论事情，后者告诉前者他拒绝奉召前往柏林，隆美尔深信纳粹政府已决定要除掉他[473]。10月14日，希特勒派遣两位使者—威廉·布格多夫和恩斯特·麦塞尔将军前往隆美尔宅第，布格多夫告诉后者其法院判决，并表示元首一直很重视隆美尔，他的背叛令他非常痛心，但还是决定给他选择，是要被逮捕至人民法院，又或是私下安静地自杀？若是第一种情况，隆美尔的幕僚人员将会被逮捕，家人甚至将被牵连，之后隆美尔确定有罪时将会被处死。若是后者，隆美尔的家人将会得到德国政府保障的一笔养老金，隆美尔还会享有战争英雄逝世的国葬荣誉，布格多夫因此带来了一个服用三分钟后即会死亡的氰化物胶囊。经过几分钟的考虑后，隆美尔选择自杀，他告诉妻儿真相与自己即将死亡的事实，并表示对他的指控完全不实，完全是诬陷，还说他不怕上人民法庭、他有能力为自己的任何行为辩护，然而他同时也不认为自己有可以辩护的可能，因为在出庭之前他势必已经“消失”[474]，因此他做出自杀的决定。隆美尔带着他的元帅杖，坐上了布格多夫的欧宝轿车，并由亲卫队军士长海因里希·杜斯（Heinrich Doose）驾驶轿车离开村子，杜斯和麦塞尔下车离开隆美尔乘坐的轿车。五分钟后，布格多夫叫两人回到车上，这时杜斯发现隆美尔服下氰化物胶囊已死亡，前者难过而啜泣地替他换下了头上的帽子。不久后，他们打给了露西，告知隆美尔已经死了。对于隆美尔的选择，最高统帅部的人员认为他知道阿道夫·希特勒对自己的看重，势必会想办法说服其相信自己的无辜，但隆美尔最终选择沉默，认为这就是其可能知情未报的证明[475]。
德国官方宣称隆美尔死于心脏病[476]或是先前在盟军飞机扫射的车祸伤势恶化[477]。希特勒下令于10月18日举行盛大的国葬来哀吊隆美尔，发表讣闻称颂其功绩，并以贝多芬第三号交响曲第二章演奏。希特勒指派伦德斯泰特为他的代理人参加隆美尔的葬礼，而自己拒不出席。伦德斯泰特指隆美尔是一位“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并称颂他在法国与北非战场的勇气以及成就，并表示“他的心属于元首”，最后伦德斯泰特面向隆美尔的灵柩说道：“你的英雄气质，再次向我们全体显示一个金科玉律—‘战至胜利’”[478]。一名非洲军老兵—温里希·贝尔少校向汉斯·克瑞布斯步兵上将透漏隆美尔是被元首害死的，回应：“我亲爱的贝尔，不要欺骗自己，不然就换你接受国葬！”[479]。隆美尔死亡的真相一直到战后纽伦堡大审中由威廉·凯特尔作证才被公诸于世[480]。
战后，战史学家李德·哈特以德国军事文件、报告、隆美尔的家书和日记汇编成《隆美尔战时文件》一书，加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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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18日，隆美尔的国葬仪式 -
隆美尔的灵车 -
位于布劳斯丁市赫尔林根的隆美尔之墓 -
记述隆美尔自杀真相的纪念碑
隆美尔被部份历史学家评价为资质卓越的战术家与伟大的军事指挥官[481][482]，特别是精于机动战和敏锐判断敌人弱点的能力[482]。但他绝非毫无缺点，尤其是在战略、统筹大军的能力上[482][483][484]颇受批评。其他作者认为他的战略观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他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策略而己[485][486][487] 。也有历史学家认为他的确未曾受过战略上的训练，但他迅速提高自己的能力[488][35]。
作战时，隆美尔时常身居前线进行指挥，其下属如芬克、阿尔弗雷德·高斯与齐格非·韦斯特法尔对于这样的风格予以赞赏[489][490]，但弗里德里希·冯·麦勒锡将军则对此提出质疑，因为这种作法会使得隆美尔和其参谋幕僚发生冲突，事前拟定的种种计画也可能会因为一时的变卦而修改，甚至取消；以及也会因为亲自设身于战地而影响对大局的判断能力，如阿拉斯战役时因为受到多辆战车的攻击而向上级报告“遭到数百辆战车的攻击”。此外，隆美尔因为身在前线，经常与后方的指挥部失去联系，而当有行动决策时，下属军官总是找不到隆美尔，进而造成混乱[491]。在法国战役期间，隆美尔经常不顾侧翼与后方安危地攻击英法军的防线，被许多当时将领批评为莽撞行事，不过希特勒与最高统帅部最后承认他的成功[492]。现在也有学者说这种行动导致法国战役的胜利[493][494][495][496]。
隆美尔在1941与1942年间于非洲夺下了多次战役的胜利，这些都是在敌军人数与补给状况胜过他的条件下透过积极进攻所取得的。有许多次在德军高层反对下，隆美尔也执意发动攻击，尤其是隆美尔在未有良好补给下进攻埃及这件事，当时局势令其仅有两种选择，不是停下补给再发动攻击就是立即追击，而隆美尔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夺取埃及，第8军团近乎崩溃，且敌人在补给速度上远胜轴心军，因而选择追击，但最后遭到失败。而隆美尔认为他的补给都是义大利军的消极应付和将补给运输船班资料都泄漏给了英军。英国军事历史学家马丁·凡·克瑞福德对此写道：“德军只有部份摩托化和倚赖不算强大的汽车工业，但因为政治情势而需去稳定无能的义大利军。利比亚港口的吞吐量是如此地小，但它所要掌握的（补给）路程是如此地长。局势似乎很清楚，尽管隆美尔创下无数的战术成就，只要轴心国补给问题无法获得解决，进攻中东的计画将永不可行。隆美尔一再无视下达的命令，并试图越过其补给基地的合理推进距离，这是一个不应被容忍的错误。[497]”麦勒锡写道：“隆美尔常仅以一时冲动或不完整的资讯就进行对整场战役的赌博，如十字军作战的情况就是这样[498]。”英国史政局也评述：“隆美尔不怎么关心补给事务，他只希望必要时都可取得即可，这是他手下参谋的一个困难任务，因为他们常不知道隆美尔下一个企图是什么[499]。”
隆美尔自己也清楚他的战功声誉系于频繁的冒险行为，因此认真、仔细地将当时想法记录于作战文件中，用作事后解释和捍卫自己行为的论据，特别是有关他在1942年要发动夏季攻势进攻埃及时[500]。1942年8月的中东英军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对隆美尔评价道：“他是一位最优秀的战术家，紧密地控制每一个装甲单位的行动细节、迅速抓住一瞬间的机会在机动战中扭转局势。然而，我对于他的战略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怀疑，特别是他是否充分了解一个健全行政计画的重要性？隆美尔愉悦地指挥著眼下的机动部队使他急于取得迅速的成功，对于未来并没有充分的考虑。[501]”亚历山大的一名情报官员——大卫·亨特爵士则评价隆美尔：“……也许他的才能是指挥一个装甲团、或装甲师，但到了装甲军就是其极限了。[502]”其他学者则对上述观点反驳，德国历史学家莫里斯·雷米与美国少将兼历史家塞缪尔·米切姆则认为进攻埃及是隆美尔唯一的选择，因为当时美军开始准备参战，马耳他会失去战略价值[503][504]。诺曼·施瓦茨科夫写道：“隆美尔是机动战争的天才”、“沙漠作战自然需要流动性和致命性……静态的防守策略根本是不可行。”[505][506]
前联邦国防军副总监齐格非·斯托贝克则评论说：“隆美尔的领导风格和冒犯性的思想，虽然导致失去联系与失去大局观的危机，但是实际上是有效的方法……我们、我们的北约盟国、华约各国，甚至连以色列国防军在军官培训中现在都应用他的模式[507]。”
隆美尔的生平广为人知，不仅是德国人，也包括其敌国军民。其著名的骑士风度和优异的战术能力令他赢得了敌国政要、将领的敬重，包括奥金莱克、邱吉尔、巴顿和蒙哥马利，而隆美尔对他们也是如此。隆美尔也是少数被盟军官方下令计画暗杀的轴心国指挥官（其他如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与山本五十六），然而不同于后两者，该行动以失败告终（即菲力普行动））[508][509]。希特勒让他代替自己做战时偶像，还有扮演黑脸的角色，引起其他纳粹高层的仇恨，最后导致他的死亡[510]。这个“完美的婚姻”在1942年才开始出现裂痕，甚至一直到死，两人的情感并没有完全断裂[511]。
隆美尔在与义大利军的交流中曾多次表示其军方与政府不可靠，并指责义大利将领贪图享受。根据他非洲作战参谋的叙述，隆美尔在军营中过得十分节俭，并与部下住同样的军营，使用同样的配给品[512]，因此隆美尔成为深受士兵爱戴、但将官不甚喜欢的将领[513]。古德里安传记的作者肯尼兹·麦可塞认为隆美尔在极多的场合中将个人野心置于第一位，而企图掠夺他人成就[482]，还会虐待、辱骂同僚，并将个人过错怪罪于他人[482][514]。其他历史学家认为他没有什么野心，只是自己曾经被欺骗、抢夺功绩、还被贵族出身的同僚歧视嫉妒，然后在一定程度也发生畏忌之心，但他本人很关注下属的职业生涯，虽然有时候对别人不公平，冷静下来后他常常表现一个平衡观点[515][516][517][518]。他对意大利将领与领导者不平之心也不是没有现实的基础，而他对意大利士兵对待得像对待德国士兵一样[519][520]。史学家史蒂夫·牛顿（Steve H. Newton）认为，一个自设身于战地的将军不会招人喜欢，因为对于下属，这样的将军一定是一种麻烦的上司。隆美尔的下属虽然感到他是太严格，有时候不公平，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他忠诚顺服。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比别人有“魔力”（瓦尔特·莫德尔元帅也用同样的方法，结果是常常被下属臭骂和抛弃）[521]。
许多学者认为隆美尔是一个伟大的精神领袖[522][523][524][507][525][526][527]，许多将领承诺将不惜违抗希特勒的命令也会服从他。若7月20日密谋案成功，德国抵抗运动领导者希望可以结束战争与阻止内战的救星就是隆美尔[528][529][530][531][532][503]，甚至与其有所过节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也在1943年认为，若要有人能使意大利官兵打从心底的服从，那非隆美尔莫属[533]。联邦国防军的官方观点认为，隆美尔是促成阶级融合的重要人物。1960年代，小资产阶级和传统贵族出身的军官不和，而隆美尔同时身俱被卷入德国抵抗运动的“殉道者”和纳粹的“战争英雄”，因此被用于解决双方的冲突，也成了德国联邦军现代骑士的化身。
隆美尔麾下的非洲军也从未被指责过犯下战争罪行，隆美尔自己也曾提到过北非战线是一场“没有敌意的战争”（Krieg ohne Haß）[534]。许多例子也显示了隆美尔对盟军战俘的人道作为，比如他在坚忍行动中俘虏了罗伊·胡德瑞吉（Roy Woodridge）与乔治·蓝涅（George Lane）两位突击队中尉时，抵制了希特勒所下达的《突击队命令》，并未将前两人处决，另外也拒绝遵照后者杀害犹太裔战俘的命令[535][536]。隆美尔驻于法国期间也反抗了希特勒要求其驱逐该国犹太人的命令，并多次写信抗议犹太人的待遇。英国突击队的吉欧菲·凯耶斯少校在其攻击德军海岸防线的任务失败而阵亡后，隆美尔下令将其以军礼埋葬。另外，在大西洋壁垒建设期间，隆美尔指示法国人不用作奴隶，但应付出劳动[537]。
战争结束后，当隆美尔涉入刺杀希特勒的政变行动后，他的名声在盟国间大幅提高，被视为一位勇于对抗希特勒的德国人。在1951年美国所拍摄的《沙漠之狐》电影更是助长其知名度与声誉，令其成为备受瞩目的德军将领。1970年，西德海军的一艘“吕特晏斯级”驱逐舰即命名为“隆美尔号”。
德意志帝国 符腾堡勋章（Württembergische Goldene Verdienstmedaille）：一级（金质），1915年2月25日授予[538]- 德意志帝国 巴伐利亚军功勋章（Militärverdienstorden）：四级（佩宝剑）[539]
- 德意志帝国 符腾堡 菲特烈勋章（Friedrichs-Orden）：一级（佩宝剑）[540]
- 德意志帝国 符腾堡军功勋章[540]
- 德意志帝国 铁十字勋章：二级，1914年3月22日授予[538]
- 德意志帝国 铁十字勋章：一级，1915年3月22日授予[538]
- 德意志帝国 蓝马克斯勋章：1917年12月10日授予[538]
- 德意志帝国 重伤勋章：1918年授予[540]
德意志国 铁十字勋章（1939年型）：二级，1940年5月17日被授予[538]- 德意志国 铁十字勋章（1939年型）：一级，1940年5月21日被授予[538]
- 德意志国 骑士铁十字勋章，1940年5月27日被授予[538]
- 德意志国 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1941年3月20日被授予（全德军第10位）[541]
- 德意志国 橡叶佩宝剑骑士铁十字勋章，1942年1月20日被授予（全德军第6位）[542]
- 德意志国 钻石橡叶佩宝剑骑士铁十字勋章，1943年3月11日被授予（全德军第6位）[543]
- 大德意志国 重伤勋章：一级（金质），1944年8月7日被授予[538]
- 大德意志国 装甲战勋章（Panzerkampfabzeichen）：二级（银质）[544]
- 大德意志国 联合飞行侦查勋章（Flugzeugführer-und Beobachterabzeichen mit Brillianten）：一级（镶钻石）[544]
义大利王国 英勇勋章：二级（银质），1941年4月22日被授予[538]- 义大利王国 殖民星章（Ordine coloniale della Stella d'Italia），1941年4月28日被授予[538]
- 义大利王国 军事勋章（Ordine militare d'Italia）：第二级（大军官级），1942年1月15日被授予[544]
罗马尼亚王国 勇敢的米哈伊勋章（Ordinul Mihai Viteazul）：第三级与第二级，1944年7月10日被授予[538]- 两次于国防军日报上被提及（1942年6月26日与1943年9月10日）[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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