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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陆军上将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汉斯·克雷布斯（德语：Hans Krebs，1898年3月4日—1945年5月2日 [注 1]）是一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德国陆军步兵上将[1]。
克雷布斯是一名职业军人，曾先后服役于德意志帝国陆军、威玛国家防卫军与德意志国防军中，并于1945年4月1日出任德意志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的末任参谋总长。在柏林战役的最后阶段中，克雷布斯曾试图与进逼的苏联红军接触，期望交涉投降条件，但未成功；他最终于1945年5月2日凌晨时分在元首地堡内自尽。
克雷布斯于1898年3月4日出生于黑尔姆斯特。1914年，年仅16岁的克雷布斯志愿加入德意志帝国陆军，随后于翌年升任军官。1931年，克雷布斯进入国防部任职；他同时透过德苏两国间的共同军事演习与苏联红军维持著密切的接触。克雷布斯怀有强烈的种族与反共思想；这在他于1932年苏联军事代表团到访柏林时所发表的言论中表露无遗：“一个狡猾而奸诈的犹太人，...（与）犹太杂种...不甚真诚，同时怀著阴险而多谋的天性，很显然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份子。”[2]
1936年，克雷布斯出任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并持续担任此职务直至德国入侵苏联为止。因此，克雷布斯在德军错估红军实力一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雷布斯曾先后出任数个集团军的参谋长。在东方战线服役时，克雷布斯晋升少将，同时于1942年2月出任第9军团参谋长。1943年3月，克雷布斯升任中央集团军参谋长，并晋升中将；随后又于1944年8月晋升为步兵上将。1944年9月至1945年2月间，克雷布斯均在西线战场的B集团军中担任参谋长；1945年2月调任陆军副参谋总长[4]。
1945年4月1日，克雷布斯升任陆军参谋总长。柏林战役期间，克雷布斯均居住于帝国总理府花园下方的元首地堡中[4]。
1945年4月28日，克雷布斯在元首地堡中拨打了最后一通电话给驻守于菲尔斯滕贝格最高指挥总部的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他告诉凯特尔若是援军无法在48小时内到达柏林，一切就完了。凯特尔则承诺他将会敦促统帅第12军团的瓦尔特·温克装甲兵上将与指挥第9军团的西奥多·布瑟步兵上将加紧进兵；当时第12军团正自西方向柏林前进，而第9军团则自南方向北发动攻击。阿道夫·希特勒曾下令要求这两支军团会合，一同援救柏林。除此之外，鲁道夫·霍尔斯特中将的所属部队亦将自北方发动攻击。
4月28日稍晚，当亲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企图透过瑞典外交官福克·伯纳多特的协助与西方盟军达成投降协议的消息传至元首地堡时，希特勒遂下令军事审判希姆莱的亲卫队副官、同时也是希特勒情妇伊娃·布朗妹夫的赫尔曼·菲格莱因[5]。主审法官为武装亲卫队少将威廉·蒙克，参审法官则有亲卫队集团领袖约翰·拉滕胡贝尔与威廉·布格多夫步兵上将。然而，菲格莱因当时已严重泥醉，不时哭泣与呕吐，甚至迳自小便于地板上。法官们一致同意菲格莱因当时并不适合接受任何审判，威廉·蒙克少将于是下令暂停审理，并将菲格莱因交由拉滕胡贝尔的部属处理[6]；蒙克少将后来表示停审后他便未再见到菲格莱因，一般相信后者于当日夜晚遭到处决[6]。
4月29日，克雷布斯、布格多夫、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与元首个人秘书马丁·鲍曼等人共同见证并签署了希特勒的遗言与遗嘱[7]。希特勒的口述遗嘱由其私人秘书特劳德尔·荣格记录[8]。当日夜里，克雷布斯透过无线电联系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向其表示：“立即回报：第一，温克的装甲矛头现在位于何处。第二，他预计何时发起攻势。第三，第9军团的所在位置。第四，第9军团预计于何处发起攻击。第五，霍尔斯特中将的进攻矛头的所在位置。”
4月30日清晨，约德尔向克雷布斯回报：“第一，温克的装甲矛头被围困于施维洛湖[注 2]南方，动弹不得。第二，因是之故，第12军团无法继续向柏林推进。第三，第9军团的主力部队已被包围。第四，霍尔斯特的部队已转入守势。”[9]当日午后，希特勒与其刚成婚的妻子伊娃·布朗双双自杀身亡[10]。
5月1日，接任帝国总理职务的约瑟夫·戈培尔派遣克雷布斯步兵上将与黑尔姆特·魏德林炮兵上将的参谋长西奥多·冯·杜福文上校携带戈培尔的亲笔投降书前去递交予柏林战区的苏联第8近卫军团指挥官瓦西里·崔可夫上将。该封投降书中载有戈培尔所提出的投降条件。克雷布斯于当日清晨四点左右抵达苏军阵地，而崔可夫事前完全不知道前者即将来访。由于克雷布斯能够流利地使用俄语，他当面告知崔可夫希特勒与其妻子伊娃·布朗已在元首地堡中自杀。虽然崔可夫并不知道帝国总理府下方还有地堡建筑，同时亦不知道希特勒有妻子一事，但他仍冷静地答道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然而，崔可夫并不打算接受戈培尔的投降条件或就此事与克雷布斯谈判；苏联与西方盟军均一致同意同盟国不会接受无条件投降以外的任何条件。由于克雷布斯并未获得戈培尔的授权答应这样的条件，因此该次会议双方并未达成任何共识[11][12]。根据希特勒私人秘书特劳德尔·荣格的说法，克雷布斯回到地堡时看起来“相当疲倦，而且累坏了”。
5月1日晚上大约8:30左右，戈培尔与其妻子玛格达·戈培尔先是以氰化物毒杀了自己的小孩，接著便离开地堡来到帝国总理府的花园中一同自尽[13]。戈培尔的亲卫队副官君特·施瓦格尔曼亲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于1948年作证时表示他与戈培尔夫妇一同走上地堡紧急出口的阶梯；戈培尔夫妇走向花园，而他在阶梯上等待，不久后即听到枪响[13]。施瓦格尔曼随后离开楼梯间，立即看到两人的遗体；他于是遵照戈培尔生前的指示，命令一名亲卫队士兵朝戈培尔的尸体连开数枪[13]。尸体随后浇上汽油焚烧，但仅有部分焚毁，且遗骸并未掩埋[14]。戈培尔死后，克雷布斯也亟欲寻死，交涉投降条件的责任于是落到了柏林防务指挥官黑尔姆特·魏德林炮兵上将的身上。
5月2日，魏德林联系崔可夫上将，期望再次讨论投降事宜。魏德林与崔可夫见面后，后者询问前者克雷布斯的状况：
崔可夫：“你是柏林防务的指挥官？”
魏德林：“没错，我是第56装甲军的指挥官。”
崔可夫：“克雷布斯在哪里？”
魏德林：“我昨天在帝国总理府见到他。我想他可能会自杀。起先他（指克雷布斯）因为非正式投降从昨天开始生效而责备我。正式投降的命令今天才下达。”[9]
随著苏军步步进逼总理府，包含特劳德尔·荣格在内的元首地堡剩馀人员试图逃离；而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目击克雷布斯。荣格后来表示她上前向克雷布斯道别，而后者则正襟危坐并整理了仪容与制服后才向前者道别。克雷布斯、威廉·布格多夫步兵上将与希特勒的近身保镳弗朗茨·施德勒亲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则留在地堡内，意图自尽。5月2日凌晨左右，克雷布斯与布格多夫两人一同举枪自尽[1]。两人的遗体被稍后进入地堡检查的苏军士兵发现[15]。施德勒亦于同日稍晚自杀[16]。
此后，克雷布斯、戈培尔一家、希特勒、伊娃·布朗与希特勒的宠物犬的遗体均反复地被苏联掩埋又挖出[17]。最终，苏联于1946年2月21日在马德堡的施密尔舒营区里最后一次掩埋前者的遗体。197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长尤里·安德罗波夫下达了一项销毁遗体的指令[18]。1970年4月4日，数名苏联特工自遗体掩埋处挖出了五口木箱；箱内的遗体随后被焚毁，灰烬则撒入比德里茨河中（易北河的一条支流）[19]。
克雷布斯死前十年曾任下列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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