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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至1945年间位于北平市的国立北京大学先后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汪精卫国民政府办学，主要招收日本军事占领区内贫寒学生。办学的缘起是抗日战争期间原国立北京大学于1937年南迁长沙和昆明，为阻止北支那方面军征用丢空校舍，而原址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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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30日中华民国在平津作战失守北平市，国立北京大学与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再迁昆明并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春，北支那方面军宪兵队司令部欲征用丢空的北大理学院校舍，周作人与冯祖荀为了保护实验仪器，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汤尔和阻止。[1][2]汤尔和认为阻止宪兵霸占丢空校舍的最佳办法莫过于在原址复办北京大学，招收无法南迁的贫寒学生，在1938年5月至9月间先后设立农、医、工、理学院，1939年1月14日补办开学典礼。身在重庆的第三次蒋中正内阁不认可其校名而称“伪”北京大学，后人也称“沦陷区北京大学”。[3][4]
1939年复办的国立北京大学由汤尔和本人任大学总监督，周作人为图书馆馆长。1940年3月，汪精卫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学校的督办部门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总监督职位被废，改设校长，由钱稻孙任校长。
1945年8月，汪精卫国民政府倒台，宋子文内阁教育部长朱家骅于9月下令解散“伪”北京大学，将沦陷区学生划为“伪学生”，颁布《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或称《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于10月中旬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令原沦陷区在校生先补习再考试，至于已毕业的学生则需补交论文以及蒋介石所著的《中国之命运》阅读心得报告。此举引起沦陷区学生反弹，提出“人民无伪，学生无伪”。1945年12月，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在《世界日报》撰文，表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不录用沦陷区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5]最后教育部取消甄审考试，改临时大学补习班为北平临时大学，及格后可转入北大等校。[5]南迁参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的国立北京大学于1946年返回原址复校。
校友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于敏、金建中、周同惠、张树政、郭承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张蔚榛。其他校友有宿白、瀛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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