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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四刺杀蒋经国案，是1970年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访问美国期间，于4月24日在纽约市广场饭店门口被台湾留美博士生黄文雄枪击刺杀未遂的事件。
1960年代末期，当时仍在海外活动的台湾独立运动主要以日本为基地，但台独运动已在美国萌芽，如“全美台湾独立联盟”（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简称UFAI）于1966年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成立。[1]1970年1月1日，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宣布成立。1月3日，于1964年9月发表《台湾自救运动宣言》而遭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特务重重监控之下的台大政治系原系主任彭明敏在国际友人协助下以易容术与假身份潜逃瑞典。同年2月8日，江炳兴等人所策画的泰源事件武装革命未成功。
1970年4月4日纽约时报披露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的儿子、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将应美国国务卿罗吉斯之邀访问美国，以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援助。在得知蒋经国即将访美的消息后，同为台独联盟盟员的郑自才（1936-，时年33岁，国立成功大学建筑学系毕、卡内基美隆大学硕士、任职于纽约知名建筑师Marcel Brueuer事务所）、黄文雄（1937-，时年32岁，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毕，匹兹堡大学硕士、康乃尔大学社会系博士生）、黄晴美（1939~2018，时年30岁，黄文雄妹、新竹女中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英语学系毕、匹兹堡大学社会系研究所肄业、郑自才妻）决定要对蒋经国有进一步的行动。
黄文雄、郑自才等决定以刺杀蒋经国来向国际社会表达自己的心声，为台湾干掉独裁者，让台湾有新的可能性。[2]1970年2月28日，负责美国台湾独立联盟的海外联络人陈荣成，以联盟的活动经费于路易斯安那州购得点25口径Beretta手枪及子弹50发，登记号码G42964。1970年3月2日，陈荣成再次购买点22口径Beretta手枪及子弹50发，登记号码39442，事后分别由枪店老板为证人作为证词。但1970年4月17日，陈荣成将枪枝交付给位于纽约的郑自才时，嘱咐这两把枪械只能拿来做为练习用途，并不知道这些枪械之后作为暗杀之用。[3]黄文雄认为自己未婚、较无家累牵挂，因此自愿负责开枪。[4]黄文雄在马祖当预备军官排长时练过射击枪法，郑自才取得手枪后与黄文雄于19日在长岛海边空旷处矮树丛练枪、场勘、现场行动等均仅黄家兄妹与郑自才参与，被郑称为“黄郑两家的除暴行动”。[5][2][6]
曾于4月17日与郑自才讨论并参与23日行动前夕四人确认的台独联盟盟员赖文雄（1934-2012，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所毕）[7]在2000年回忆这个计划的缘由[8]：
| “ | 事实上，蒋经国要来美国之前，先去了日本（1967年底）。当时我们很高兴，心想“在日本的同志一定会把他修理掉”，我们就在等；然而他又平安回到台湾。原本我们认为，日本的同志在台湾独立运动的历史及时间上都比较久；在美国成立本部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受他们的领导，他们应该会有行动。所以当蒋经国平安回到台湾后，我们开始烦恼了，心想：他来美国时，我们要怎么办？还可以不做表示吗？ | ” |
1970年4月18日，蒋经国赴美做为期十天的访问。在蒋经国访美之前，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蔡同荣即致函美国总统尼克森，要求其停止对“蒋家政权”的援助[9]。4月18日蒋经国抵达洛杉矶时，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即揭开反对蒋访美的示威游行。4月20日，蒋经国到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60位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成员手持“我们就是台湾”及“台湾要自决与自由”等标语，并高喊口号；同日，蒋经国要到白宫访问尼克森时，华府地区台独联盟再到白宫前举行第三次反蒋示威，并散发传单表明：“台湾需要的是自由，不是军援！”[10]
4月24日，蒋经国到纽约市广场饭店，纽约区的台独联盟成员举行第四度示威游行时，终于发生黄文雄开枪刺蒋未遂被捕的事件。黄文雄在旅馆正门的东南角从将枪藏在自己皮包里的妹妹黄晴美处取得手枪，发现无人守卫走廊，就静静地朝旋转门走过去。近中午时分，蒋经国的座车驶抵广场饭店参加美东工商协会的餐会，蒋经国在随扈与美国警察的护卫下登上石阶、走向饭店旋转门门口。就在此时，黄文雄钻到簇拥著蒋经国的人群里逼近他身边时举枪欲击发，一位机警的美方人员迅速由下往上将黄文雄持枪的手托高，因此子弹于蒋经国头上约20公分飞过，并没有打到蒋经国，而是射向饭店旋转门上方的玻璃。黄文雄当场被制伏，被压倒在地的黄文雄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让我像个台湾人一样地站起来！）见状上前抢救的郑自才也被警棍击倒在地，头部流血受伤而被送到医院急救。两人在被押进美国警车时，仍一直高喊：“台湾独立万岁！”[11][12][13][2]
黄文雄、郑自才两人被送到纽约市西第五十四街管区警局，并于4月29日被曼哈顿法院起诉。黄文雄被控杀人未遂、携带危险武器、妨害公务等，郑自才被控帮助杀人未遂与妨害公务。四二四刺蒋的枪声，立即引起全世界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注目，美国、日本、欧洲、加拿大各地的电台与各大报纸均以头条新闻大幅报导，同时也掀起海外台独运动的高潮。为了救援黄文雄和郑自才，海外台湾人设立“台湾人权诉讼基金”（Formosan Civil Liberty Defense Fund），各地发起救援募款以筹措黄郑二人的保释金20万美元。郑、黄二人先后在5月26日（9万）和7月8日（11万）被保释出狱。[14]
1971年6月，黄文雄、郑自才弃保逃离美国。1971年8月，郑自才向瑞典寻求政治庇护。不过在1972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向瑞典政府提出引渡郑自才的要求，将其押回美国审判；1973年8月8日，郑自才被美国纽约法院判处5年企图谋杀罪、5年唆使罪，同时入监执行。郑自才在服刑22个月后获得假释，先后定居瑞典与加拿大。1991年1月，郑自才回台湾被拒入境；1991年6月，郑自才再次返台；1992年，法院以非法入境，判处郑自才一年有期徒刑[15]；黄文雄则于1971年11月潜逃加拿大后从此未曾露面，直到1996年春季经过26年的流亡才偷渡回台湾公开露面。假若黄文雄当时未参与刺蒋案，黄文雄可能会是台湾第一位留美的社会学博士。[16]
此案引发台独联盟内部对以实际行动或及和平促进台湾自由的路线之争，亦导致首任主席蔡同荣宣布不再连任。郑自才即表示“蔡同荣、张灿鍙、陈隆志这些领头都太保守了。”事件后，郑自才与黄文雄都离开台独联盟[17]。
负责购买该案枪枝并登记于其名下的陈荣成，在2015年出版《我所知的四二四事件内情：1970四二四纽约刺蒋案》一书称不想再“沉冤莫白”，因为负责行刺的黄文雄所使用的枪械是登记在他的名下，加上郑自才提及“要证明我有罪，唯一的证人就是陈荣成”，但是他当时积极反对在美国做这种事。陈荣成表示：“之前台独联盟的预定计画是：不排除在台湾岛内进行武力抗争，并不是在要美国进行武力抗争……联盟同志及各报章杂志三番两次对我的污蔑，使我有如哑巴吃黄莲……这30几年来，一直不托出真相的原因有三：（一）对于郑自才来说，他的牺牲很大；对我无理的控诉，我也不去计较，以保持台湾人对他的好印象。（二）牵涉到美国法律问题。（三）不顾个人的英雄行为，将台湾独立联盟被美国政府列为非法暴力组织，中了国民党的计。”[18]提供该案枪枝、后来出庭作证的陈荣成，成为法院判决郑自才有罪的关键证人；自此，郑自才与陈荣成不再交谈[17]。
2017年2月，郑自才说，蔡同荣在该案中开车载他与黄文雄到纽约广场饭店后就失联，当时洛杉矶一场由台独人士王文宏策划、代号“镇山”的刺蒋案也是如此，多年后他返回台湾公开这些内幕也引来蔡同荣“灭火”。他还说，蔡同荣任职民间全民电视公司董事长期间，某日找他在台北市八德路三段民视第一代总部附近一对一吃饭，请他受访时不要再说“蔡同荣在最后一刻失联”之类的话，甚至想把台北市内湖区民视新总部设计权给他以堵住他的嘴，但他未多理会，毕竟“现在这个时代都要公开竞标比稿啊”[17]。
黄文雄日后受访时表示：
| “ | 我只是想要重新打开政治的可能性。自己行动之前已经审慎评估与思考，目的非常有限，只是希望能够打乱当时蒋家接班计画，重新挑起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借此松动当时的高压统治，为台湾的政治社会发展打开让人民喘息的空隙。……这是场政治运动，我要针对的是制度而非个人。不该高估他开枪这件事，高额交保费的筹措，对国民党政权的冲击应该更大。[12] | ” |
郑自才也表示：
| “ | 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想让蒋家顺利接班，若刺蒋顺利，可望挑起国民党内争取接班的派系斗争。[17] | ” |
| “ | 这次的刺杀行动虽然失败了，蒋经国也果然在两年后（1972.5.29）接掌行政院。不过，蒋经国在遇刺逃过一劫之后，心中盘踞著一个问题，他这样问身边的人：“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 ” |
| “ | 蒋经国自从那一次遇刺之后，就没有再出国。不过，正式主政的蒋经国，显然较诸于五〇、六〇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风。最明显的是，开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让台籍人士崭露头角，而被称为“本土化”的开始。……此外，整肃异己的政治案件虽然没有在蒋经国主政后绝迹，不过数目显然减少许多，而且处刑也较宽缓，不像五〇、六〇年代动辄就枪毙处决。 | ” |
| “ | 在台湾人长期反对外来政权统治的过程中，从日本时代到目前，可以说：不断有人在追求台湾独立、台湾人能当家做主。我相信：郑自才、黄文雄在这个事件所表现的，正是台湾人的一种意志、一种对统治者的反抗；不管这个反抗成功或失败，它都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意志和想法。……我想，他们那一代的人为此可说没有白活：他们在历史留下一个纪录，表明了台湾人为什么要反抗蒋经国、为什么反抗国民党、为什么有这样的主张？我想，后来的人都可借此反省，而把这些经验变成台湾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 ” |
导演冯贤贤、李惠仁等已于2021年募资展开筹拍《那一枪》（The Assassins）纪录片，以记录历史、纪念曾用行动和思考奉献给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先辈。[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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