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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克图（蒙古语：ᠬᠤᠲᠤᠭᠲᠤ, hütügtü；藏语：ཧོ་ཐོག་ཐུ།，威利转写：ho thog thu，藏语拼音：Hotogtu；又作“呼土克图”、“胡土克图”）是清朝及中华民国初年对一部分高级藏传佛教转世喇嘛所封的职衔，其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高于一般的转世喇嘛，这一职衔现已不存在。清朝时是五等喇嘛职衔中的最高等。
蒙古语“呼图克图”最初的意思是“福有、有福的”，派生自ᠬᠤᠲᠤᠭ/хутаг（hütüg，“福、禄”）[1]。呼图克图是蒙古语“ᠬᠤᠲᠤᠭᠲᠤ/хутагт”的汉语音译。随着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各部，“呼图克图”逐渐变为一种藏传佛教高僧职衔。因为在不同时期该词的意思有变化，所以该词在各类汉语书籍中有“圣者”、“有寿”、“化身”等不同意译。现分别述之。[2]
13世纪中期，藏传佛教萨迦派建立了和元朝的关系。第五代萨迦派祖师八思巴被元朝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管理元朝全国的佛教以及藏族地区的事务。蒙古语把“八思巴”译成“呼图克图”，并合称“呼图克图八思巴”或者“八思巴呼图克图”。这令“呼图克图”一词获得了新的含义，与藏语“八思巴”、汉语“圣者”互译，成为了一个佛教术语。[2]
元朝有14位来自藏区的高僧担任过帝师。其中除了“八思巴”一词意为“呼图克图”并且有合称外，其他各位帝师无论名字的含义还是名字前后都无“呼图克图”。[2]
1578年5月，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授予索南嘉措“达赖喇嘛”封号，授予东科尔呼毕勒罕喇嘛“呼图克图”封号。这是首次赐予转世喇嘛“呼图克图”封号。在这些封号前，还经常冠有“迈达里（梵语Maitreya，即弥勒佛/未来佛）”、“满珠锡里（梵语Manjusri，即文殊菩萨）”或“瓦齐尔巴呢（梵语Vajirapani，即金刚手菩萨）”。可见，呼图克图作为佛或菩萨的化身，其宗教地位高于一般的转世喇嘛。[2]
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册封了许多藏传佛教喇嘛，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外，依次还有呼图克图、诺门罕、班智达、堪布、绰尔济以及国师、禅师等。《钦定理藩院则例》的“呼图克图职衔名号定制”中称：“凡呼图克图、诺门罕、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系属职衔。国师、禅师系属名号。”可见在清朝，“呼图克图”是上述五个职衔中最高的一等。[2]
“呼图克图”这一职衔的授封权力掌握在清廷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手里。凡属“呼图克图”者，均载于理藩院的册籍，且其转世须经清朝中央政府的承认和加封。清朝共有158位呼图克图在理藩院注册。[3]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加封呼图克图嘉木样名号令
中华民国初年仍承认清朝所封的呼图克图的封号。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8月公布《蒙古待遇条例》规定：“蒙古各地呼图克图、喇嘛等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此后又相继颁布了《各呼图克图第一次来京川资条例》、《喇嘛洞礼经班事宜》等。中华民国政府还对章嘉呼图克图等一大批呼图克图加封名号、赐予银钱。
由于地位重要，故清朝对“呼图克图”的转世进行了一系列规定。
首先，由于“呼图克图”均为朝廷所封，所以其转世由朝廷保障。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载《钦定理藩部则例·卷五十八 喇嘛事例三·增纂·指认呼弼勒罕定制》：
一、各处之呼图克图及旧有之大喇嘛等圆寂后，均准寻认呼弼勒罕，其无名小庙坐床，从前并未出有呼弼勒罕之寻常喇嘛已故后，均不准寻认呼弼勒罕。
其次，“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清朝称之为“呼毕勒罕”或“呼必勒罕”、“呼弼勒罕”）认定须通过金瓶掣签。
乾隆帝1792年在《喇嘛说》中称，“其呼土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清朝梁章钜 《称谓录·喇嘛》：“当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教于佛前诵经祈祷，广为访觅，各指近似之幼孩，于佛前纳穆吹忠，择一聪慧有福相者定为呼必勒罕，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传袭其号，以掌彼教。”
自乾隆朝起规定，“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须通过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来确定。此前，呼图克图的转世一般通过占卜等方式确定。这些方法容易被人为操控，以致弊端丛生。《喇嘛说》对于此种弊端多有揭露，比如该文称，“又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圆寂后，因图舍图汗（土谢图汗）之福晋有妊，众即指以为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之呼必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更属可笑。蒙古资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
为此，乾隆帝在《喇嘛说》中称已下旨规定包括呼图克图在内的大喇嘛转世金瓶掣签办法，
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一人，定为呼必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而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真传，以息纷竞。
1793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中称，
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
以黄教行于蒙古、唐古特者曰喇嘛：凡喇嘛，有驻京喇嘛，有藏喇嘛，有番喇嘛，有游牧喇嘛。凡喇嘛有行者，能以神识转生于世曰呼毕勒罕，皆入名于奔巴金瓶而掣定焉。有证，则疏闻以候钦定。颁喇嘛之禁令。
1936年2月10日制定的《喇嘛转世办法》中称，
第二条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暨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们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呼毕勒罕喇嘛等圆寂后，均准寻认呼毕勒罕，其向不转世之喇嘛圆寂后，均不准寻认呼毕勒罕。
……
第五条 依照前条规定掣定之一人，即为某某喇嘛之呼毕勒罕，由掣定人员报请蒙藏委员会查核转呈备案，并咨行该管长官转饬知照。
第六条 前条所称某某喇嘛之呼毕勒罕，应依照左列手续将呼毕勒罕字样裁撤，始为次辈某某喇嘛。
除了清朝及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封的“呼图克图”职衔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自清朝末期之后也将“呼图克图”作为名号封给藏传佛教活佛。比如清末民初三世策墨林由于任西藏摄政时功绩卓著，故被达赖喇嘛赐封“呼图克图”。[5]民国35年（1946年）初，摄政达扎活佛在“西藏国民大会”上自封“杰布呼图克图”名号，开创了西藏历史上自封呼图克图的先例。[6]宁玛派活佛噶热喇嘛来到中国内地后，国民政府允其以“诺那呼图克图”名号成立驻京办事处。[7]
一些并不属于任何活佛系统的高级喇嘛，也获得了“呼图克图”之号。比如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自己49岁的发运年时，授予达巴·洛桑丹增·晋美旺秋“班智达热呼图克图”封号，但达巴实际上并非活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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