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文学很早便已诞生萌芽，有著非常悠久的历史。吴语文学包括吴歌、吴语小说和吴语戏曲等，它是中国方言文学中颇有势力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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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歌
吴歌起源很早，顾颉刚《吴歌小史》认为不会迟于《诗经》。《诗经》里虽然没有吴歌，但有人认为吴歌“实可与诗三百并驾齐驱”。
明人王世贞说：“虽俚字乡语，不能离俗，而得古风人遗意；其辞亦有可采者。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人夫妇同罗帐？几人飘流在他州?’又‘约郎约到月上时，只见月上东方不见渠。不知奴处山低月上早?又不知郎处山高月上迟?’即使子建太白降为俚谈，恐亦不能过也。”
吴歌多数是恋歌，如《子夜歌》、《懊依歌》等，明人冯梦龙编录的《桂枝儿》和《山歌》也多数是“结识私情”之类，如《桂枝儿·牵挂》：“我好似水底色随波游戏，你好似钓鱼人巧弄心机。钓钩儿放著些甜滋味，一时间吞下了，到如今吐又迟。牵挂在心头也，放又放不下你。”也有反映风情民俗、诉说疾苦或劝人为善的，如苏州的《十二月风俗山歌》、《江南百姓苦愁愁》、《长工谣》等至今仍在流传。
吴歌《子夜四时歌》曾在电视剧《三国演义》刘备迎亲中播送。[1]
戏曲
传统的江南吴语戏曲中，对白及唱词包含了不少的吴语口语的成分，如苏州评弹便是采用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方言徒口讲说表演的曲艺说书形式，表演中运用大量吴语生活口语，并灵活穿插官话以达到烘托渲染的效果。
吴语小说
清初的白话小说《豆棚闲话》第10则“虎丘山贾清客联盟”里便已有成段的吴语记录，如：
其中“唦、白赏、弗、做淘、哉、我哩、侪、那亨”等吴语方言词，多数现在还用。
到清中期（约18世纪），传奇开始衰微，向书斋文学转化，弹词却逐步兴盛起来了。出版了钱德苍编的戏曲折子戏选集《缀白裘》（1763-1774）和沈起凤（1741-?）的传奇“沈氏四种”（《报恩缘》、《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韬》），还有大量弹词脚本。《缀白裘》和“沈氏四种”中使用方言的段落很多，产生了新的词语和用法，并对晚清吴语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吴语小说最有代表性的是晚清张南庄化名“过路人”写的《何典》。张南庄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一位“高才不遇者”，《何典》是一部话本式的讽刺带滑稽的章回体小说，它借鬼的世界展示“活的人间相”，鲁迅曾给以极好的评价：“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
《何典》全书都用苏南吴语和夹杂官话写成，成语、俚俗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充斥其间。例如当时有书名《常言道》，凡16回，又名《子母钱》，作者署名“落魄道人”，也是清乾嘉时人，其身世尚一无所知。《常言道》第16回，活用方言，描画出钱士命一家为富不仁的下场：
其中虽然有些错字，但是插入很多方言俗语，使得文章极为生动流畅，很讨吴语区的读者的喜。
到清末和民初（19世纪到20世纪），出现了大批“苏白小说”（又称“吴语小说”），其中较有名的有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张春帆的《九尾龟》等，还有顾颉刚编的《吴歌甲集》等数种民歌集。光绪年间成书的《海上花列传》叙事部分基本上用官话，人物对话基本上用苏白。例如：
胡适认为这是文学语言革新的自觉行为，他说：“韩君（即韩邦庆）认定《石头记》用京语是一大成功，故他也决计用苏州话作小说，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文学革命。”“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话都改成官话：‘我们七月里一签园，也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 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得多了。”《海天鸿雪记》使用的语言格局与《海上花列传》相仿。《九尾龟》稍有变化，人物对话用苏白只限于妓女，而且妓女一旦从良，对话也就不再用苏白了。
五四以后，国语运动兴起，文学界一方面对方言文学理论进行探讨，一方面继续在创作上实践，一些吴地作家的作品常常在用官话创作的同时夹用一些比较通行或富有表现力的俚言俗语，比如朱瘦菊的《歇浦潮》、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秦瘦鹃的《秋海棠》等都夹用了不少的吴语词。鲁迅、茅盾、叶圣陶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不断输送吴语词加入官话白话文辞汇，如“瘪三、尴尬、蹩脚”等就是通过他们的作品流传全国，为现代标准汉语所吸收的。抗日战争时期，为宣传抗日精神，瞿秋白等人都曾用吴语（或官话夹杂吴语）书写文学材料，以激发民众斗志，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实行“推广普通话”政策，吴语创作迅速衰退。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吴语创作似有重新抬头之势。由于网路技术的发展，吴语文学再次得到发展。如蓝鲸的短篇小说（书面语夹杂上海话）在网上成为热点，点击量动辄突破百万次，人气非常高。除了蓝鲸的短篇小说，女作家王小鹰于2009年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长街行》中因为使用了一些吴语而引起广泛关注[2]。作家金宇澄的《繁花》也运用了大量上海话词汇，并且于2012年获得茅盾文学奖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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