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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超域牧师(英语:The Reverend Arthur Dudley Stewart,1877年—1948年),是英国在香港的传教士,曾担任圣保罗书院的第七任校长。
史超域出生于满清时期的福州,他父亲史荦伯与母亲路意丝·凯斯琳·史都华(Louisa Kathleen Stewart)都出身自爱尔兰都柏林的名门。史超域跟随父母到了福建古田传教,在福州度过了他的童年。事实上,他是先学会讲福州话,其后才学懂说英语。
1882年,史超域跟随父母回英国休假。当他父母回中国时,史超域与两位弟弟留在英国由祖父照顾。后来,史超域兄弟去了黑利伯瑞定居。当史超域十六岁时,他的父母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中国,并携带五个小孩同行。
接著发生古田教案,史超域父母和两个孩子不幸被比暴徒打死。他父母去世的悲剧对史超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改变了他从小希望从事政治的梦想。他下定决心,继续从事他父母被打断的传教工作。这似乎强烈地影响了他的其他家庭成员,史超域的兄弟姊妹在后来不同的时间都从事中国的传教事业。
1898年,史超域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他完成了他的大学与神学训练。在1901年,他在北伦敦景隆巴利圣保罗教堂(St Paul's Church,Canonbury)成为牧师。四年后,他于1905年11月接受为英国圣公会差会传教士候选人,与妹妹嘉芙莲航行到香港。他之所以选定香港,而不是他父母的工作地点及他童年生活所在的福建,是因为英国圣公会差会认为香港及南中国有很大的传教事业发展潜力,而该地区经常被忽视。另外一点,福建主要由都柏林爱尔兰圣公会的成员赴任。
抵港后,史超域接受了短期的语言学习,其后被任命为圣士提反书院教师。当时该校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嘉芙莲则加入了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当教师。那时候虽然基督教在中国推动了近六十年,可是整个香港岛仍只有一个中国教会——在薄扶林道的圣士提反堂。一小群热情的中国人基督徒散布在城市的东部。在史超域的领导下,许多地下基督徒都由跑马地经由两个小时的路程前来参加礼拜。教会扩展迅速,一两年后仪式已改在当时的教会网球场举行,雨天则在室内阳台。
当时,英国圣公会差会委员会决定关闭由班伯里(Revd A. Bunbury)创立的华人牧师训练学院,并经由主教的许可,在圣保罗书院开展牧师训练,这项合作课程以失败告终。伦义华主教后来邀请圣公会差会重新开办圣保罗书院,该书院曾断断续续关闭并重开了至少三次。圣公会差会接受了邀请,并任命史超域为校长。1909年9月,圣保罗书院重开,学校增长迅速,并进一步增加了教职员,不少教职员是从圣士提反书院来的。
基于圣保罗书院的发展,同时教堂也需要增加圣诞乐队的人数,都需要更大的空间。史超域构思通过切开己连拿利山以西,建造新的建筑物,圣保罗堂应运而生。多年来,圣保罗堂本身作为礼拜堂用,下层则当作圣保罗书院教室。二战时,教堂曾被征用作为日军宪兵训练学校,翻新后将全面对外开放。在早期,礼拜堂于周日晚上都有举行英语礼拜讲学。史超域以他流利而懂得运用简单英文单词雄辩的说教,使得他的说教成为每一个大学宿舍的激烈讨论的主题。当时香港城市仍小,不如现时繁荣,人口少于五十万。很多人都认识史超域,史超域也几乎认识每一个人。在多年后,他一直受到圣保罗堂和其他中国教会的市民欢迎。
史超域有一段时间兼任校长和教区副主教的双重职位。在他引领下,圣保罗书院继续成长。圣保罗书院的分校设定于荷李活道、筲箕湾及香港仔。史超域在香港传教了二十八年, 在圣保罗书院当了二十一年校长。1930年,他辞任圣保罗书院校长,并于1933年在香港完全退休。然后,他成了利腾教区牧师,继承岳父伦义华主教。在离开香港的告别会上,由时任香港总督的贝璐爵士在大会堂主持。经过十五年在英格兰成功的传教工作后,他于1948年去世,并在北伦敦新班列特利腾教堂(Lyonsdown Church, New Barnet, London)举行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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