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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台湾仍处于日治时期，此时是台湾工业化的重要转折点。尤其中日战争爆发前后的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论述都因接纳西方文明后，呈现蓬勃情景。因此，1930年代也被视为台湾的第一次“黄金时代”[1]。
| 世纪： | 19世纪台湾 | 20世纪台湾 | 21世纪台湾 |
| 年代： | 1900年代台湾 | 1910年代台湾 | 1920年代台湾 | 1930年代台湾 | 1940年代台湾 | 1950年代台湾 | 1960年代台湾 |
| 年份： | 1930年台湾 | 1931年台湾 | 1932年台湾 | 1933年台湾 | 1934年台湾 | 1935年台湾 | 1936年台湾 | 1937年台湾 | 1938年台湾 | 1939年台湾 |
在政治方面，台湾政坛于1930年代初期延续日本民主的风潮，实施民主。再以经济发展为例，台湾原本是个以农业为发展重心，在矿产资源不甚丰富情况下，利用本身肥沃土壤与水利资源，创作十分适合发展农业的经济环境。直至日治时期开始至1930年代前，日本政府仍将台湾视为以农业为导向的“糖产供应地”。1930年代，此观念大幅改变。而会让台湾经济从农业导向发展成工业导向，日本的南进南洋战略具有相当关键性要素。因此就算七七事变后，专注台湾的工业化发展并以经济政策面促成台湾生产力扩充计划的战略方针始终没变。
就文化而言，1930年代，台湾已普遍具有电灯、电话、自来水、飞机等文明器物[查证请求]，显示受到西方文明思潮巨大的冲击。在此同时，西式教育的公学校也于各地普遍设立。另外，西方先进娱乐像电影、留声机与唱片，也于该年代被日本人引进台湾，众多因素，让台湾逐渐形成新的都市流行文化[查证请求]。
不过，被《Viva Tonal 跳舞时代》纪录片比喻为“跳舞时代”的此时期，却在日本发动中日战争后，成为绝响。而台湾1930年代正如该纪录片所最后描绘的－“跳舞时代在战火中落幕”。[1]（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因为大正民主的延伸，1930年代初期的台湾总督仍由日本文官担任，并以同化台湾为统治重点。该同化台湾政策的主要精神即是内地延长主义，也就是将台湾视为日本内地的延长，其目的在于使台湾民众成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导，以涵养其对国家之义务观念。在此同时，台湾最高统治机器台湾总督府并实际贯彻此政策。于具体措施政治施作上，开始尝试实施地方自治、创设总督府评议会、公布日台共学制度及《日台共婚法》、废除笞刑、奖励日语、举办地方选举。也就是，1930年代的台湾已改变了过去后藤新平主张的“以无方针为方针”，“只管铁路、预防针与自来水”的内政方向与统治政策。[2]
日本因相较邻国的国力强盛及社会问题等因素，军国主义在1930年代初期，其势力快速攀升，并于1930年代中期后，影响台湾。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因应需要，又在1936年9月于台湾总督府恢复武官总督的设置。更由战争需要，以及退出国际联盟所导致的物资禁运惩罚，日本需要台湾在物资上的的支援协助。然而要台湾人同心协力，实非台人完全内地化不可。因此，总督府除了取消原来允许的社会运动外，还于1936年于台湾全力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政治重点在于“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而此运动于1940年代演变成了皇民化运动。
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最高方针下，台湾总督府于日本确定“南进政策”以后，陆续于1936年底展开相关积极措施。1936年9月，新任总督小林跻造上任后，发表统治台湾三原则：“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1936年底展开宗教的“正厅改造运动”，不准台湾人民摆设神明彩；翌年四、五月，开始查禁报纸上的汉文栏、废止汉文书房。终其言，这些政治行为均为内地化的极度延伸。[3]
1930年代开始，台湾因战争需要，总督府对于台湾的经济重心则转为工业化。[4] 台湾总督府的经济方针，简单而言为一方面顾及本有农产品产量，另一方面则开发工业用品的生产量。此经济政策施为，主要为达到供输日本国内的需求。而这种“为已开发的经济地区提供原料和廉价的劳工”的经济现象，则为标准的边陲经济模式。[5]。一般而言，此种兼顾发展台湾岛内民生经济与日本宗主国供需的日式资本主义，在所有日本殖民地当中，就以台湾最为成功。[6]
在此工业化前提下，台湾于此阶段完成许多经济建设，诸如1931年开工的日月潭发电工程、台北东京的无线电话通划、台北东京的定期航线开通、合并新竹、沙鹿、大湖三糖厂的昭和制糖株式会社等措施。1935年，为了宣达台湾经济的成果，台湾特别举办了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而此博览会的举行，正是日本政府宣达统治台湾的经济成果。
不过台湾此经济荣景，却因为中日战争波及，1930年代末期后，几乎所有建设中断或停摆，1938年，台湾总督府更发表《国家总动员法》，正式将其台湾经济工业化成果投入战场。
1930年代的台湾，几乎不再有大规模的武力抗日行动，随之而来的，是自发的的社会运动。台湾人组织近代政治社团、文化社团、和社会社团，采用具有清楚政治意识的宗旨，以此结合意识相近、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为运动所设定的目标努力。而这些运动多少也促进社会文化的改善。此社会运动，亦被视为台湾“抗日”行动的延伸。
除了社会运动相结合的台湾日治时期文学之外，1930年代的台湾为日治时期接受西方文化的最鼎盛阶段，其中包含美术、电影，流行歌曲为其代表，不过诸如歌仔戏或布袋戏的传统文化，亦有一定改进与发展。
紧接著启发会与新民会的发展，1934年前后，以内省文化为宗旨的《台湾文艺》与《台湾新文学》等文学刊物的相继发行。此文化运动虽因台湾总督府刻意压制，在其发展受到压制，但并没马上消失。影响台湾文学、语言、族群意识的台湾乡土话文论战随此正式展开。之后，台湾文学应该于台湾话或中国话的取舍论战，描写的内容是否以台湾为主要素材等话题，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相关人士激烈争论的焦点。不过，在皇民化运动的压制，加上战争爆发的言论紧缩，加上日式教育文化的渗透，这些论争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终于在1930年代结束后，遂纷纷败退。[7]
在组织方面，集结台湾进步作家的台湾文艺联盟、台湾新文学于此年代相继成立。表面标榜为文艺运动，实则是具有政治性的文学结社。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台湾总督府随即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皇民化运动于是正式展开。台湾作家只能依附在日本作家为主的团体，如1939年成立的“台湾诗人协会”，或1940年扩大改组的“台湾文艺家协会”。[7]
以促进台湾美术为宗旨的台湾美术展览会仍延续1920年代继续举办，并于1938年改台湾总督府主办，称为台湾总督府美术展览会，简称“府展”。该展览不但继续栽培了台湾第一代西画家，其展览演变的台湾地方绘画风格，于战后仍深深影响台湾画坛，甚至美术设计，工业设计等等层面。而日治时期的西画家除了早已成名的陈澄波之外，尚有李梅树、廖继春、郭柏川、陈进、郭雪湖、吕铁洲、杨三郎、颜水龙、林玉山、李石樵、叶火城、陈永尧等等。
1930年代的台北放映业，因配合辩士(默剧旁白)的默剧持续流行，电影放映业愈加蓬勃。1935年10月，日本领台40年举行台湾博览会，以及隔年台北与福冈间开辟航空通运，这两件事更推化造就了日治时期台湾电影放映业的鼎盛时期。
1930年代之前，台湾虽有唱片与流行歌曲的出版，但品质与普及化都不怎理想。究其因，无非是流行歌曲与民谣、南北管曲、歌仔戏调、客家山歌等台湾传统民间歌曲的难以划分，如1920年代的《雪梅思君》《五更思君》《乌猫行进曲》或《集英北管》、《共乐北管》或《李连生与白玉枝》歌仔戏调。《乌猫行进曲》是台湾第一首流行歌 [8]。
1930年代，台湾电影与广播事业快速发展。因应这两项新兴媒体的产生，不同于传统歌谣与乐曲的台湾流行歌曲或唱片业不但随之出现，亦在短时间内有长足发展。
台湾最早开始流行歌曲就是搭配中国电影的《桃花泣血记》。1932年，由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制作，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桃花泣血记》来台放映。片商为了招揽台湾观众，委由詹天马、王云峰作成的同名宣传曲意外走红、担任主唱的是当时古伦美亚唱片会社当红的歌手纯纯(刘清香)。不只此，该曲在随后的单曲黑胶唱片发行上，更有一定的唱片销售成绩。于是，台湾流行歌曲或“曲盘”（即华语的唱片）借由电影的影像化而起步。
歌仔戏约于1925年左右由乡村进入戏院，并于1930年代达到所谓“内台歌仔戏”的颠峰。其歌仔戏剧团也在此阶段自从业馀子弟班演进为半职业或职业戏团。为了呈现演出效果，此阶段的舞台技术方面已有华丽布景、灯光设备、机关特效等。在剧本及唱腔上，更引进多种戏本，以充实故事内容，演员则仍以女性为主。1930年代歌仔戏风靡全台，因为戏中多情爱的描绘戏码，曾引发台湾籍知识份子的非议，认为妨害风化，必须加以限制演出，甚至禁止。不过此议论，不但无法无法阻止歌仔戏发展，并在此阶段回传至闽南，甚至远播至南洋。
此阶段的布袋戏除了仍有的武侠戏之外，其表现手法也转以重视各种奇特武功的展现为主。此时期的代表人物为五州园的黄海岱和新兴阁的锺任祥，此剑侠戏由虎尾、西螺开始发展，流行于台湾中南部。黄海岱演出的布袋戏音乐融合了北管、南管、乱弹、正音、歌仔、潮调等戏曲音乐，其剧本口白注重闽南汉语，说白中多以诗词、经史、对联、字猜组合。
1930年代之后推行皇民化运动，布袋戏也因而有了改变：包括后场禁用中国传统的北管锣鼓、改用西乐、语言改用日语等；戏偶禁用汉、和式戏服和戏偶，以及其剧本常为水户黄门等日式故事。虽然这时期的布袋戏因语言文化的隔阂，不被大众接受，但其中的一些表现手法，影响了后来金光布袋戏的演出方式，包括音乐、布景等。
这时期，南部布袋戏界有所谓的五大柱及四大名艺人。“五大柱”分别是指一岱(黄海岱)、二祥(锺任祥)、三仙(黄添泉)、四田(胡金柱)、五崇(卢崇义)；“四大名艺人”则是一仙(黄添泉)、二崇(卢崇义)、三土员(李土员)、四全明(郑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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