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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在1994年4月7日到7月15日卢旺达内战期间。在这一百天里，全副武装的胡图族军人大肆屠戮部分温和派胡图族人、特瓦族人以及作为少数族裔的图西族人。关于此次种族灭绝的遇害人数，学术界广为人所接受的数字是50万到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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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条目页的主题不是卢旺达内战。
1990年，主要构成为图西族难民的反抗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RPF）从他们在乌干达的基地入侵卢旺达北部，引发卢旺达内战。 参战双方均未能在战争中取得决定性优势。1993年8月4日，由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领导的卢旺达政府与RPF签署了《阿鲁沙协定》。1994年4月6日，哈比亚利马纳被暗杀，造成了权力空窗期，导致和平协定被废止。次日，士兵、警察和民兵开始处决图西族与温和派胡图族军事政要，种族大屠杀开始。有历史学家认为，针对图西人的种族灭绝已经谋划了数年。 卢旺达大屠杀的残忍与其规模之大震惊了全世界，但当时并未有其它国家介入终止杀戮。许多受害者都是在自己家中被其乡邻杀害。参与屠杀的胡图族人从教堂，学校搜寻目标。民兵使用砍刀和步枪屠戮平民。种族灭绝式强奸大为盛行，在此次大屠杀中，约有25万到50万妇女被强奸。 最终由保罗·卡加梅领导的爱国阵线军队重启内战，结束了种族大屠杀。临时政府以及参与种族屠杀的刽子手被迫流亡扎伊尔（参见RPF在1994年种族灭绝期间的军事行动）。
种族灭绝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1996年，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的卢旺达政府对流亡在扎伊尔（现刚果）的前卢旺达政府领导人和胡图族难民发起进攻，引发第一次刚果战争，据估计有20万人丧生。如今，在卢旺达有两个公共假期来悼念种族灭绝，“否认卢旺达种族灭绝”和“分裂主义”均为刑事犯罪。每年的4月7日是纪念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的国际反思日。卢旺达宪法声称超过100万人在种族灭绝中丧生，但根据延斯·迈尔亨里奇（Jens Meierhenrich）的说法，这个数字是RPF捏造的，已被相关科学文献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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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安达在1890年到1918年期间为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6年，比属刚果军队在英国帮助下压倒性击败当地德军后占领了属德属东非的卢旺达地区。一战结束这地被划属比利时殖民帝国直到1962年为止。少数民族图西族（约18%）始终统治著占约80%左右人口的胡图族。在比利时人离开后，政权交还给占多数人口的胡图族。在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政府也未妥善处理民族之间的对立问题。在20多年的时间里，卢旺达政府一直对图西族实行种族歧视政策。
胡图族的政府军与图西族的卢安达爱国阵线之间的卢旺达内战也是卢安达大屠杀的起因之一。在1990年由图西族难民组成的反政府集团卢旺达爱国阵线从乌干达攻打卢旺达北部，旨在推翻由胡图族领导的政府。在卢旺达内战期间，非洲法语国家和法国支持胡图族，乌干达支持图西族。这加剧了卢旺达国内种族之间的紧张气氛。在卢旺达政府控制的媒体鼓吹下，许多胡图族人开始著迷于名为“胡图人权力”（Hutu Power）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宣称图西族希望奴役胡图族人，因此胡图族人应当不惜任何代价来平定图西族的骚乱。内战中图西族军队占领了卢旺达北方，驱逐北方的大量胡图族人离开家园。而在胡图族控制的南方，胡图族定期屠杀图西族人。由胡图族人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领导的卢旺达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在1993年签订了停火协议，这个协议也叫作《阿鲁沙协议》（Arusha Accords）。在大屠杀前的三年里，国家控制的媒体甚至把图西族人视同为国家的敌人，大力加以挞伐和煽动，引起对图西族人的恐惧和仇恨。一家受到党政军多名要人支持的RTLM广播电台在大屠杀前九个月，宣传对图西族人的仇恨，甚至公开宣布须被处决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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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6日，载著卢安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蒲隆地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飞机在卢安达首都吉佳利附近被击坠，两位胡图族总统均罹难，有传闻指出是图西族游击队计划了这件暗杀事件，以至引发了此一事件。
后来在内战的4年后，法国针对坠机事件展开调查，2006年当时的承案法官布鲁吉尔指控图西族领导人保罗·卡加梅是元凶，并下令逮捕了他身边的数名助手，案情似有进展。
这个指控造成法乌两国关系恶化，领导图西族人攻克首都的卡加米继任总统，反过来指称法国法庭的声明带有政治意图，并表示支持胡图族人的法国政府是大屠杀的帮凶。
2018年10月，由于证据不足，负责的检察官建议撤回起诉，遭到哈比亚利马那遗孀阿嘉丝（Agathe）的律师团强烈反对，不过最后法院仍决定在12月21日撤回所有的指控。
律师梅哈克（Philippe Meilhac）指出，律师团将此举解读为法国检察官能力不足，同时谴责卢安达现任政府对于调查没有尽力协助。
1994年胡图族的军队屠杀从首都基加利开始扩散到全国每个角落；在4月6日至7月初的百馀天，共约有100万人被屠杀，其中大部份是图西人，另外还有200万人流离失所。
7月时，卢安达爱国阵线（RPF）与邻国乌干达的军队反攻进入卢安达首都吉佳利，击败胡图族政府。共200多万的胡图人由于害怕遭到报复，便逃到邻国蒲隆地、坦桑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数千人由于霍乱和痢疾死于难民营。
据BBC报导，在大屠杀期间，RTLM电台“几乎每天都播出号召令，要人们寻找和杀死被诬称为蟑螂的图西族人”。[3]
在胡图人和图西人并肩生活且家人彼此了解的农村地区，胡图人很容易识别和瞄准他们的图西人邻居。在居民更为匿名的城市地区，使用由军方和联队人员操纵的路障促进了身份识别；每个经过路障的人都必须出示国民身份证，其中包括种族，任何持有图西人身份证的人都应立即被屠杀。许多胡图族人也因各种原因而被杀，包括据称对温和的反对党表示同情、新闻工作者或只是“看来像图西人”。[4]
Akazu胡图族极端分子的组织心脏地带的军事领导人最初是组织最严密的，召集了联攻派和胡图平民的聚会。指挥官责怪卢旺达爱国阵线（RPF），宣布了总统的去世，然后命令群众“开始工作”，并“不留任何人”，包括婴儿。[5]
民兵通常用砍刀杀死受害者，尽管有些部队使用步枪。胡图族团伙搜查了躲在教堂和学校建筑物中的受害者，并对其进行了屠杀。[6]
卢旺达的总统卫队得到了联攻派和同一目标派的协助在首都设立了路障；每个经过路障的人都必须出示国民身份证，其中包括种族，任何持有图西人身份证的人都应立即被屠杀。民兵还开始搜查城市中的房屋，屠杀图西人并抢劫他们的财产。[6]RTLM的电台DJ也通过广播来煽动和鼓励他们的胡图族听众们去杀图西族人。[7]一项研究发现，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发生的全部暴力事件中约有10％可归因于这个新电台。然而，最近的一篇论文质疑了这项研究的结果。[8]在1993年期间，强硬派进口砍刀的规模远大于农业所需的规模，以及其他可以用作武器的工具，如剃须刀，锯子和剪刀。这些工具表面上是作为民防网络的一部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5]
在农村地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等级制度也是执行种族灭绝的指挥系统。[9]每个县的州长都按照基加利的命令行事，向公社领导人（布尔梅斯特人）分发了指示，而公社领导人又向其公社内各部门，牢房和乡村的领导人发出了指示。在领导人的命令下，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实际屠杀是由普通平民实施的。[10]图西族和胡图族并肩生活在他们的村庄中，家庭彼此了解，这使胡图族很容易识别和瞄准他们的图西族邻居。[11]杰拉德·普鲁尼尔（Gerard Prunier）将这种人口的同谋归因于“民主多数”意识形态的结合，在其中，胡图人被教导将图西人视为危险的敌人，不服从权威的文化，胁迫因素-拒绝执行杀戮命令的村民经常被贴上图西同情者的标签，他们本人也被杀害。[10]
许多报告已被详细记录。其他人指出，许多受害者是用弯刀，猎枪和斧头等熟悉的工具杀死的，很容易在幸存者的日常生活中造成PTSD。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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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被主要犯罪者联攻派用作工具，以分离有意识的异类人口并彻底耗尽对方。在种族灭绝和针对性别的暴力中，宣传的使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胡图族的宣传把图西族妇女描绘成“与胡图族的敌人同居的性诱人的‘第五纵队’”。性暴力异常残暴，以及胡图族妇女参与袭击，这表明宣传有效地利用了性别需求，动员了男女参与。[13]大多数图西族妇女，均被卢旺达解放军和卢旺达国防军的士兵（包括总统卫队）以及胡图族平民强奸。[14]
图西族妇女也遭到破坏其生殖能力的袭击。强奸后有时会发生性切割，包括用砍刀，刀子，尖锐的棍棒，沸水和酸液以攻击和摧毁阴道。[15]
与胡图族温和派一样，与图西族结婚或藏身的胡图族妇女也成为目标。联合国特别报告员雷内·德格尼·塞吉指出：“强奸是系统性的，被用作武器。”出于这种想法并使用武力和威胁手段，种族灭绝迫使其他人在强奸期间待命。一位名叫玛丽·路易斯·尼耶布洪格罗（Marie Louise Niyobuhungiro）的妇女的证词回忆说，当地人民，将领和其他的胡图族男子一起看她每天约5次被强奸。即使当她受到妇女监视时，她也不会给予任何同情或帮助，而且迫使她在强奸之间耕种土地。
强奸导致很多活著的图西族女人患上艾滋病。胡图族极端分子从医院释放了数百名患有艾滋病的患者，并将他们组成“强奸小队”。目的是感染并造成其未来的图西强奸受害者受到“缓慢，坚不可摧的死亡”[16]
研究表明，几乎所有12岁以上的女性幸存者都是强奸的受害者。联合国特别报告员雷内·德格尼·塞吉说：“强奸是规则，但没有例外。”[17]
学者德格尼·塞吉估计，被强奸的妇女和女孩人数在25万至50万之间。德格尼·塞吉的估计是在他评估了已记录的强奸案和由此产生的战俘数量之后得出的。德格尼·塞吉认为，卢旺达家庭和保护妇女部报告的15700起强奸事件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受害者要报告强奸案的时间（如果有的话）。他还发现，医务人员对每100次强奸中有一胎的估计不包括被谋杀的妇女。[18]
学者Bijleveld，Morssinkhof和Smeulers估计有354,440名妇女被强奸。他们检查了受害者的证词以及被强行侵犯的人数；然后将它们添加到已知数量的被强奸但被杀害的人中。他们说：“几乎所有幸存的图西族妇女都被强奸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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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卢援助团派出十名比利时士兵护送女总理乌维林吉伊马纳到卢旺达电台办公室，但结果不得不取消，因为总统卫队接管电台不久之后，表示不允许乌维林吉伊马纳放送发言。后来在早上，一些士兵和一群平民迫使乌维林吉伊马纳他们交出武器，然后杀害了乌维林吉伊马纳和她的丈夫。而他们的儿女和塞内加尔联卢援助团人员姆巴耶迪亚涅则因躲在家具中而得以存活，最终获救。十个比利时人被带到基加利军事基地，在那里他们被虐待，最终被图西人杀害。进行谋杀的总统卫队指挥官伯纳德恩突亚哈加，在2007年被比利时法院判处20年监禁。
一些说法指出，法国在卢安达大屠杀发生前，一直支持卢安达的胡图人政府，之后更在1994年默许、放任、甚至力挺胡图族政府发动卢安达大屠杀，因此法国需要为卢安达大屠杀的发生负起一定责任；但没有证据显示法国直接参与屠杀。[20]
卢旺达每年有两个假日来纪念卢旺达大屠杀受难者。2019年，卢旺达政府为纪念种族灭绝25周年而哀悼100天，在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馆点燃了长明火。[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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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以来，卢旺达的许多地方都有种族灭绝的纪念碑和纪念馆。在全国纪念周（4月的一周）中，设立了新的纪念场所，现有纪念场所用于集体哀悼和纪念活动。卢旺达国家将其工作集中在七个这样的机构上。在外国伙伴的帮助下，它们被扩大和培养为哀悼，记忆，反思，交流，学习和预防的场所[23]。
这种类型的中央博物馆，即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馆，于2004年在卢旺达首都开幕。该设施的社区坟墓容纳约25万人的遗体。该设施的一部分是全国种族灭绝文献中心。大约有200个区域性和地方性地点被添加到了七个中央纪念馆，其中包括穆拉比种族灭绝纪念馆。他们位于种族灭绝期间大批人被谋杀的地方[23]。
纪念馆的设计具有政治和辩论目的。在许多情况下，故意显示数百根骨头。它们是暴力行为广泛的实质证据。以这种方式使种族灭绝的否认和琐事化变得更加困难[23]。卢旺达总有六个种族灭绝纪念馆。[24]
由于美国此前在索马利亚的干涉行动因当地势力的顽强抵抗而失败，还遭到了欧洲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谴责[25]，因此不想派军介入此次冲突。英国则一向与美国共同进退。后来联合国游说说服其他国家伸援，法国在基伏湖附近建立了野战医院，尝试收容难民，加拿大、以色列、荷兰和爱尔兰也陆续提供援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发生前呼吁相关各方尽一切努力阻止大屠杀发生，并在大屠杀发生期间力求保持中立色彩。在卢旺达设立医院，运送物资，尽力减少平民伤亡。据估计，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请求下，总共有7万人获救[26]。屠杀结束后，数万名流离失所者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救助，并通过“重建家庭联系”项目确定在卢旺达屠杀中失踪人员的命运，在1994年到1998年期间，约有48,000名儿童与家人重聚[27]。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莫哈末在巫统年度大会致词时表示，马来西亚反对联合国在战斗正进行时从卢旺达撤出欧洲军队。他说，正因为如此，50万图西族和胡图族在“种族灭绝”中丧生[28]。
联合国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成立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审判高级政府官员或军人，卢安达政府则自行负责审判较低层级的领导人或平民。根据卢旺达政府通过的法案，2004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法国在大屠杀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2006年11月，法国国防部同意解密一百多份与大屠杀有关的机密文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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