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登男爵晓治·富特
英国殖民地官员、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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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登男爵晓治·麦金托什·富特，GCMG，KCVO，OBE，PC（英语：Hugh Mackintosh Foot, Baron Caradon，1907年10月8日—1990年9月5日），英国殖民地官员、外交官、工党政治家和外交关系学者，他在1964年晋爵前称为晓治·富特爵士（Sir Hugh Foot），晋爵后成为卡拉登勋爵（Lord Caradon）。
卡拉登在1929年加入殖民地部，先后在中东、地中海、加勒比海和非洲各殖民地任职逾30年，期间于1947年出任尼日利亚布政司、1951年出任牙买加总督、以及在1957年出任塞浦路斯总督。深信自由主义的卡拉登为各殖民地推动宪制改革，并见证塞浦路斯在1960年正式独立，成为塞浦路斯的末任总督。
卡拉登自1961年至1962年获英政府指派到联合国出任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代表，其后在1963年至1964年获联合国秘书处邀请出任联合国特别基金顾问，继续关注各殖民地的独立进程。在1964年，他加入工党政府出任外交部国务部长兼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任内三度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任主席，并负责草拟《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和《核不扩散条约》等重要文件。他在1970年退休后从事学术工作，于美国多间院校担任访问学人，主讲不同的外交关系课题。
卡拉登出身自政治世家，父亲曾任自由党下议员，家中其中三名兄弟也投身政坛，其中五弟迈克尔·富特更尝任工党党魁。卡拉登著有自传A Start in Freedom，于1964年出版。
富特在1907年10月8日生于英国德文郡普利茅斯，父母分别是艾萨克·富特阁下（Hon. Isaac Foot，1880年－1960年）和伊娃·麦金托什（Eva Mackintosh，1878年－1946年）。[1][2][3]在家中排行第二的富特出身于政治世家，他的父亲是自由党政治家，曾自1922年至1924年、以及自1929年至1935年出任康和郡博德明（Bodmin）选区的下院议员，嗣后担任普利茅斯市市长。[2]富特的长兄丁格尔·富特爵士（Sir Dingle Foot，1905年－1978年）曾任自由党和工党下院议员、三弟富特勋爵（Lord Foot，1909年－1999年）是自由党籍上院议员、而五弟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1913年－2010年）是工党下院议员，在1980年代初更担任过工党党魁。[4][2]除他们以外，富特还有两名胞妹和一名胞弟。[3]
富特一家祖籍康和郡，他幼时随家人搬回康和郡的圣克莱尔（St. Cleer）生活。[4]富特初年就读位于伯克郡雷丁、份属贵格会的礼顿园公学（Leighton Park School），[5]毕业后考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主修历史及法律，成为家中上下唯一一位选读剑桥而非牛津的成员。[2]富特在大学的表现出众，辩才了得，具备自由党背景的他在1926年至1927年间出任剑桥大学自由党会主席，并在1927年代表剑桥大学访问美国，参与美国各知名大学的辩论比赛。[6]在1929年，他还当选剑桥辩论学会主席，同年取得荣誉文学士学位毕业。[2]
大学毕业后同年，富特加入殖民地部，最初获派往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以政务官身份出任初级助理秘书，学习阿拉伯语，至1932年出任加利利及撒马利亚助理民政专员，统管当地政务。[1][6]在1938年，他获调回伦敦殖民地部担任秘书，翌年出任外约旦助理英方参政司，并获颁授OBE勋衔。[6][7]富特在外约旦任职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1年6月至7月期间，盟军协助自由法国，从亲纳粹德国的法国维琪政府手上夺得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控制权。富特因为在盟军的军事行动中立功，事后获传令嘉奖。[8]
在1943年，富特调到北非的昔兰尼加任职英方军政府布政司，同年获编入总务兵团（General Service Corps）任职少尉。[9]不久以后，他在同年改任塞浦路斯辅政司，任内曾于1944年至1945年间署任塞浦路斯总督一职。[6]富特在1945年离开长年任职的中东地区，调往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出任辅政司，当时的牙买加总督是约翰·哈金斯爵士（Sir John Huggins）。富特上任牙买加辅政司同年曾一度署任总督，其后于1946年获授CMG勋衔。[10][6]
富特复于1947年调往西非出任尼日利亚布政司兼行政立法两局当然官守议员，翌年5月获总督约翰·麦克弗森爵士（Sir John Macpherson）任命主持富特委员会（Foot Commission），负责就尼日利亚本土化进行研究。[11]富特委员会在同年8月发表《富特报告》（Foot Report），支持殖民地政府聘用更多本土公务员，同时鼓励本土女性就业，建议向她们提供更多培训和工作机会。[12]
在布政司任内，富特见证著尼日利亚独立运动的兴起，[13]他任内有份草拟《麦克弗森宪法》（Macpherson Constitution），宪法的草拟工作最先由时任总督麦克弗森提出，故名《麦克弗森宪法》。[12]这份宪法是尼日利亚历来第三份宪法，于1951年公布和在1952年1月正式实施。[14]富特在参与草拟新宪法期间曾展开广泛的谘询工作，但由于新宪法的改革层面有限，宪法不为普遍尼日利亚民众所支持。[12]在1950年2月，有激进份子更计划刺杀富特宣泄不满，但刺杀计划最终没有成功。[11]新宪法公布后三年，殖民地政府在1954年再颁布新的宪法，推动进一步的宪制改革。[14]
富特在1950年获英政府任命接替哈金斯爵士为牙买加总督兼提督，履新前在1951年初获英廷赐封KCMG勋衔，成为爵士。富特未有机会见证尼日利亚新宪法的生效，便在1951年4月7日正式履任牙买加总督。[15][6]由于富特曾任牙买加辅政司，所以对当地政局有一定了解，当地人对他也有一定认识。[16]
在牙买加总督任内，富特跟随前任的方针，继续积极改革当地政制，逐步建立责任政府。在1953年，富特宣布设立首席部长一职，人选来自透过民选产生、份属下院的众议院，首任首席部长遂由众议院最大党牙买加工党的党魁亚历山大·布斯塔曼特（Alexander Bustamante）出任。[17]首席部长自此取代总督成为行政局主席，而行政局的众议员议席也由原来的五席增至八席，使布斯塔曼特有效取得行政局的多数控制权。[18]首席部长另可委任七名部长，全部由众议院议员担任，但辅政司和律政司维持由殖民地官僚担任，继续掌握所有涉及公务员架构的保安事务。[18]
布斯塔曼特虽然在1955年的大选中落败而卸任首席部长，但政制改革没有停止下来。在1957年，富特宣布将行政局改组为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权力相当于内阁，并继续由首席部长出任主席。[19]其他改革还包括改革属于上院的立法局，使辅政司和财政司不再担任立法局当然官守议员，并增设民政部长一职，接管辅政司和律政司的大部份权力。[18]经富特的一连串改革后，尽管总督仍对各项议案拥有最终否决权，但权力已被大幅削减，为牙买加日后于1962年独立成为英联邦王国，奠下良好基础。[18]
另一方面，富特任内还积极推动牙买加加入筹备中的西印度群岛联邦，长远希望牙买加与其他加勒比海殖民地加入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1]在富特卸任后，虽然牙买加在1958年1月正式加入联邦，但联邦的运作并不成功，维持仅四年后，便在1962年宣告解散，牙买加最终在同年自行独立。[1]
富特在牙买加总督任内官声颇佳，本身是循道宗信徒的他与当地信奉循道教会的民众建立起良好关系。[16]富特曾获邀出任多项公职，也是皇家帝国学会牙买加分会、牙买加历史学会和牙买加防止虐畜会等多个机构的赞助人。[6]在1953年11月，他还促成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对牙买加展开访问，是为牙买加一大盛事。富特在同年12月获英廷颁赐KCVO勋衔，以肯定他在筹划和招待女皇访问牙买加一事上所作的安排。[20]为表扬他对牙买加的贡献，英廷在1957年复向他颁授GCMG勋衔。[21]
富特在1957年11月18日告别牙买加，转任塞浦路斯总督，并在同年12月3日履新，负责著手处理当地的动荡局势。[22][23]塞浦路斯位处地中海，邻近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岛上人口以希腊裔占多数，土耳其裔占少数，但两方关系一向不太融洽。在二战期间，塞浦路斯希腊人协助英军作战，希望换取塞浦路斯战后并入希腊，但岛上的土耳其人却希望英国继续管治，以免他们受到希腊人的压迫。[24]至于对英军而言，塞浦路斯临近埃及苏伊士运河等要塞，甚具战略价值，因此英国在战后没有放弃管治塞浦路斯，结果逐渐引起岛上希腊人的不满。[24]
自二战完结以来，塞浦路斯岛上部份激进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多次发生小型种族冲突，加上这些希腊人不满英国继续管治，使到当地殖民地政府也成为袭击目标。在1955年，一批激进的塞浦路斯希腊人更成立武装组织EOKA，该组织多次策动武装行动，旨在推翻当地殖民管治，以及争取塞浦路斯加入希腊，令动荡局势进一步恶化。[24]富特的前任是陆军元帅约翰·哈定爵士（Field Marshal Sir John Harding），哈定是军人出身，在任期间以强硬手段对付滋事份子著称，虽然哈定曾与岛上希腊人的政治及精神领袖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展开谈判，但谈判以破裂告终，马卡里奥斯更在1956年遭放逐到另一英属殖民地塞舌尔群岛。[24]哈定的强硬作风使得EOKA加大反抗力度，其政策最终也得不到英政府的认同。[24]
英政府以富特出任塞浦路斯总督，是因为他具备丰富的殖民地管理经验，对政治也有相当了解。自苏伊士运河危机在1957年4月化解后，英政府对坚持管治塞浦路斯的立场开始软化，让富特能有所作为。[24]与前任作风不同，富特任内周旋于岛上希腊社群和土耳其社群之间，并摆出友善姿态，设法寻求两方能够达成和解。[24]在1958年初，富特表态未能与希腊社群就设立责任政府一事达成共识，促使英政府自行研究塞浦路斯的前途问题。[25]到1958年6月，英揆麦美伦向下议院提出方案，建议由英国、希腊和土耳其三方共同管治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和土耳其社群可各自设立议会，所有塞浦路斯人民也可自由选择希腊或土耳其国籍，同时保留英国国籍。可是，希腊一直想把塞浦路斯据为己有，而土耳其则希望岛上的土耳其社群自行独立，所以双方都对麦美伦的方案提出反对。[25]
英国探讨塞普路斯的前途问题，进一步加剧岛上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冲突，双方为求实现各自的独立目标而互相攻击，而殖民地政府也继续成为袭击目标。[24]在1958年，岛上的土耳其人更成立武装组织TMT，以武力抗衡EOKA和争取岛上的土耳其社区独立，使富特有必要采取强硬手段对付滋事者。同年，英政府调派资深情报官员彭定国（John Prendergast）到塞浦路斯掌控政治部，在他的协助下，富特大举搜捕EOKA和TMT的武装份子，从而控制当地的局势。[24]
另一方面，虽然麦美伦的方案无法获得支持，但希腊和土耳其也意识到双方需要合作，才可解决塞浦路斯的前途问题。[25]在这个背景下，希、土两国在1958年12月同意展开磋商，并在1959年2月于瑞士苏黎世达成共识，同意塞浦路斯独立为共和国。在同月于伦敦举行的会议中，英国、希、土两国和塞浦路斯各社群代表再对共识加以确认，而两次会议各方所签署的协议，则统称为《苏黎世及伦敦协议》。[25]
《苏黎世及伦敦协议》为塞浦路斯制订了为各方接受的独立蓝图，使塞浦路斯的前途明朗化。[25]协议达成的同年，富特也批准流放在外的马卡里奥斯三世返回塞浦路斯。在1960年8月16日，富特终以末任总督的身份，正式见证塞浦路斯独立成为共和国，而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则由马卡里奥斯三世出任。尽管英国结束对塞浦路斯的殖民管治，但塞浦路斯保留英联邦成员国的身份，英方同时在岛上保留亚克罗提利与德凯利亚两个英属基地区，主权继续由英国所有，作为英军在地中海的军事要塞。[24]
英政府对富特协助促成塞浦路斯独立予以甚高的评价，认为“他的睿智、勇气和仁厚、以及在谈判上毫不松懈的努力”，是促使各方支持独立方案的因素之一。[26]可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立国三年以后，该国便在1963年再度发生宪制危机，引发起希腊和土耳其社群间持久的种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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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特见证塞浦路斯独立后离开殖民地官僚的行列，在1961年转任英国常驻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代表，从而开展他在联合国的工作生涯。[2]在任内，富特于1962年主持富特委员会（Foot Commission），对巴布亚新畿内亚进行访问，事后批评澳洲未有为当地提供全面的中学教育，同时促请当地能尽早成立自治政府，以脱离澳洲的管治。[27]同年，富特不满麦美伦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在处理非洲南部殖民地罗德西亚的前途问题上失当，并批评政府立场偏袒殖民地内占小数的白人社群，于是宣布辞任常驻代表一职。[26]虽然如此，富特在1963年再获联合国秘书处聘任为联合国特别基金顾问，负责联络各个新兴独立国家，研究动用基金协助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1][26]
在1964年10月，英国工党在韦尔逊带领下上台执政后，即招揽富特加入政府，他除了出任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外，同时获委任为外交部国务部长，任内曾为派翠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 Walker）、迈克尔·史都华德（Michael Stewart）和乔治·布朗（George Brown）三位工党外交大臣工作。[2]富特是当时少数投身政坛的政府官员，在同年10月27日，他复获册封为终身男爵，以便以上议院议员的身份参与国会辩论。富特的封号为康和郡圣克莱尔的卡拉登男爵（Baron Caradon, of St. Cleer in the County of Cornwall），自此他遂以卡拉登勋爵（Lord Caradon）为称号。[28]在1968年1月26日，卡拉登复获英政府委任为枢密院顾问官，以反映其资深地位。[29]
在常驻联合国代表任内，他曾与五任美国常驻代表和三任苏联常驻代表交手，并在1966年10月、1968年5月和1969年10月三度轮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30]卡拉登是1967年《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背后的主要草拟者，该决议获得安理会一致通过后，迫使以色列撤出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从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三国手上夺得的土地，并确保了苏伊士运河的畅通。该决议也成为日后国际社会讨论以色列与阿拉伯问题的基础之一。[30]
除此以外，卡拉登在1964年担任联合国南非专家小组成员，参与研究该国施行种族隔离的问题，并对种族隔离制度作出深刻的批评；[2][26]另针对南罗德西亚总理伊恩·史密斯在1965年向英国发表《单方面独立宣言》，他还促成联合国在1966年12月通过决议，对罗德西亚白人少数政府实施经济制裁；[26][31]他也有份草拟在1968年由英、美、苏等59个国家缔结的《核不扩散条约》。[30]在1970年6月，韦尔逊的工党政府在大选中落败垮台，卡拉登留任至同年8月底后从政府退休，为前后七年的常驻代表生涯正式划上句号。[32]
卡拉登退休后继续关注联合国事务，并在1971年至1975年间出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1][2]晚年的他也专注于学术工作，曾于1977年至1979年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乔治城大学的访问学人，专研外交关系，[2]期间于1977年至1978年出任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及国际关系学院资深院士，[30]后在1980年出任乔治城大学艾登美国外交政策讲座（Iden Lecture on US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cy）的主持讲者。[33]
另外，卡拉登是美国芝加哥的阿德莱·史蒂文森国际事务研究院院士，而作为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全国研究生奖学金基金会（Woodrow Wilson National Fellowship Foundation）的访问学人，他曾到访的院校包括凯尼恩学院、奥克拉荷马浸会大学、圣奥拉夫学院、百年学院、明德学院、戴维逊学院和德鲁大学等等。[30]卡拉登早在1960年获母校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颁授荣誉院士衔，后来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英国列斯大学等校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扬他在殖民地和外交方面的贡献。[2]
卡拉登晚年有意设立一个以外交关系为主题的常设讲座基金，但他的构思未及付诸实行，便在1990年9月5日于普利茅斯一所疗养院内逝世，终年82岁。[2]在1991年，以他命名的卡拉登勋爵讲座信托（Lord Caradon Lectures Trust）正式成立，该基金每年均在普利茅斯大学举行外交讲座，邀请不同嘉宾主讲与外交有关的课题，曾获邀的知名人士包括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勋爵等人。[34]卡拉登生前著有自传，讲述自己的殖民地生涯。自传名为A Start in Freedom（《自由出发》），于1964年出版。
卡拉登的父亲艾萨克·富特支持自由主义，且善于辩论，这两点都对卡拉登和他的胞兄弟产生深远的影响。[4][5]卡拉登的长兄丁格尔和胞弟迈克尔都是下议院有名的左翼议员，而卡拉登也曾表示“对于自己家族信奉非圣公会的独立教派、以及具有圆颅党传统而感到骄傲”，又认为英国内战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约翰·弥尔顿则是他们心目中的诗人”。[2]
卡拉登选择加入殖民地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实践他理想中的自由主义，透过亲身在各殖民地推动宪制改革和独立进程，为殖民地的人民引进民主和自由。[5]殖民地官僚出身的卡拉登没有帝国主义的习气，他不单视自己为最后一代殖民主义者和首批国际主义者外，[30]又常常引用弥尔顿的名言，“不要让英国忘记她教导各国如何生存的优势”（Let not England, forget her precedence of teaching nations how to live），反击他认为英国当时危险且乏味的帝国犬儒情绪。[4][2]
卡拉登不论身为殖民地官员、外交官、抑或是政治家，都能在不同的舞台长袖善舞，这除了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和自己的才干以外，他在中东、地中海、加勒比海和非洲从事殖民地政务工作超过30年所累积的经验，也对他后来在联合国处理中东事务和各地的独立运动起很大的帮助。[5]此外，卡拉登处事作风鲜明，遇著与政府立场不一的时候不会轻易妥协，在1962年辞职一事就是一个例子。[35]卡拉登早年曾跟随父亲支持自由党，但后来的政治立场和理念与当时的工党日益相近，这最终使他跟随长兄丁格尔和胞弟迈克尔，选择以工党的旗号投身政坛。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卡拉登有次在专访中解释为何自己在记者面前往往不苟言笑，原因是他担心一些心怀恶意的记者会拍下他的相片，然后对他加以抹黑。他在访问中打趣地表示，自己总不希望在一则“‘十万人遇难’的新闻标题旁边，会出现一张自己满面笑容的图片”。[26]
卡拉登勋爵在1936年3月26日于海法娶佛罗伦斯·西尔维娅·托德（Florence Sylvia Tod）为妻。佛罗伦斯来自苏格兰中洛锡安的洛斯威德（Lasswade），父亲名叫亚瑟·惠特·米拿·托德，OBE（Arthur White Milar Tod），任职巴格达轮船公司董事。[3]佛罗伦斯在出任牙买加总督夫人期间，于1952年1月获授CStJ勋衔，[36]她后来于1985年逝世。卡拉登夫妇共育三子一女：[3]
卡拉登与家人一样信奉循道宗，[16]另外也是共济会会员。[6]他生前的兴趣包括马球、划艇和西洋象棋，曾经是伦敦旅行者会和西印度会等绅士会所的会员。[6][2]卡拉登生前曾租住于康和郡规模宏大的垂姆顿城堡（Trematon Castle），在伦敦海豚广场也置有物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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