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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学潮期间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该组织成员所用)或“高自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用),是1989年北京各高校大学生运动中产生的自治性组织。前身为1989年4月23日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刘刚成立的北京市高校临时学联;1989年4月28日,组成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前期北高联采常委会固定主席制,发起人是刘刚,历任主席是周勇军、吾尔开希、封从德,后期北高联改为常委会轮值主席制。[1]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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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 | 刘刚 |
成立 | 1989年4月28日 |
解散 | 1989年6月8日 |
前身 | 无(组织建立) |
继承者 | 无(组织解散) |
口号 | “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新的启蒙。” |
1985年,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开始了总体方案的酝酿和设计,严家其担任要职。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一设想的基本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中。[2]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起时伏,社会上热烈议论政治体制改革,大学生开始转向“参与热”、“参政热”、“文化热”、“民主热”。1986年6月和1988年6月对首都大学生思想状况的调查数据:认为“靠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富强没有希望,主张多党制”的,1986年为20.5%,1988年为21.1%;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优劣之分,主张搞资本主义”的,1986年为16.8%,1988年为34.5%。1988年的“《河殇》热”、“东欧、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热”在大学生中扩散。一些高校政治性讲座、讨论、“民主沙龙”开始活跃起来。[3][4]
1988年5月4日,在方励之和他的妻子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李淑娴的支持下,由物理系研究生刘刚(半年后由国政系一年级本科生王丹等人接替)在北京大学办起了“民主沙龙”,从这天起到1989年5月12日,一共举办了17次“民主沙龙”主要由王丹等人主持,方、李充当军师。[5]有人提出“如果各地高校都成立联合组织,一下子就可以把全国学联替代了。在共产党体制下建立第一个自发的学生联合组织,将对整个中国的政局有很大影响。折腾起来,一下子就是百万大军”。[6]1989年4月19日,在北大三角地一群学运活跃分子为骨干的两千人集会上,成立了“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来领导学生运动。这个“筹委会”由7人组成:丁小平、王丹、杨涛、杨丹涛、熊炎、封从德、常劲。“北高联”就是在“团结学生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月20日,由丁小平主持,召集各校300余名学生开会,宣布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直接组织了4月22日数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请愿活动。4月23日,21个学校的“代表”在圆明园开会,会议由刘刚组织并在其圆明园附近的家里进行,会议宣布成立“北高联”前身“北京市高校临时委员会”(起初由刘刚建议名为团结青年联合会),即北京高校临时学联,选举政法大学周勇军为第一任主席,成员有吾尔开希、马少芳、臧凯等。4月28日,“临时学联”在政法大学开会,撤销周勇军的主席职务,由吾尔开希接任。同时,“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北高联”由此正式成立。[7]5月1日《上海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公告》出台。5月21日、22日,上海高校部分学生决定正式成立“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8]4月29日,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在共青团团中央会议室主持召开关于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发展教育、新闻报道和学生罢课、游行等问题座谈会。当一位政法大学的学生提出政府应同“北京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对话时,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明确表示,我们是来同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邀请的学生进行座谈、对话的。对未经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我们不予承认。[9]
北高联组织了1989年4月22日天安门广场的请愿,24日开始组织全市高校罢课,组织了5月4日及其以后的各次游行。5月3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递交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请愿书”共有12条,称绝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10]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组织了5月13日开始的绝食行动,而实际上后来流出的西班牙摄影队拍摄的视频显示,广场上的学生是唱着歌离开天安门广场。而四君子之一,最后离开广场的侯德健也表示没有看到学生在广场上被枪击和死亡。四通公司集团总裁万润南,在5月21日到23日的3天里,5次同王丹等人两次召集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开会和商谈。5月25日,“北高联”开会,制定了两套方案,决定用最激烈的方式向当局发起进攻,他们派出了5个宣传团到全国各地串联,在全国搞统一的行动。6月2日,他们在纪念碑前举办了“战利品”展览,主要是当局故意丢弃的军用物品。与“工自联”召开联席会,制定了全国计划。六四期间,万润南的四通公司出资20万元向“北高联”等组织运去大量食品、饮料和药物外,还送去了供宣传用的器材。《世界经济导报》国内经济部主任陈乐波“建议”上海“北高联”和“中自联”(中等学校自治联合会)的学生代表“聚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方向”。他向学生提出了三条行动纲领:
1989年6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通告:
“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即“高自联”)、“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即“工自联”),是未经依法登记的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自动解散。“高自联”、“工自联”两个非法组织的成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动。“高自联”的头头、“工自联”的头头是在首都煽动和组织这次反革命暴乱的重要分子。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以上两种人必须立即到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拒不投案自首者,将依法缉拿归案,从严惩处。[12][13]
六四事件发生后的第九天即6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全国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搜捕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逃分子21人。序言是:
非法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在北京煽动,组织反革命暴乱,现决定对其在逃的头头和骨干份子王丹等二十一人实施通缉(通缉名单及体貌特征、照片附后),请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发现后及予拘留,并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这份通缉令曾经在《人民日报》转载。搜捕对象是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14]
1989年6月12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发表谈话支持取缔“北高联”。[15]
1989年之后,北高联多位领导流亡西方国家从事中国民主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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