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洞岩
位于台湾基隆市中山区的海蚀洞佛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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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洞岩,旧名灵仙洞最胜寺、灵仙洞最胜禅寺、基隆仙洞辨天宫,简称仙洞,是位于台湾基隆市中山区的海蚀洞佛寺,历史可追溯至台湾清治时期,被列为基隆市文化景观,也是附近地名仙洞庄、仙洞町、仙洞里的命名依据。
地方耆老相传此洞于清治时期时是渔民休息场所,后为祈求捕鱼平安而供奉神明[1]。战后在此修行的仙足尼师[注 1]则于民国63年(1974年)表示过去传说有仙人于此得道故名为“仙洞”,又相传同治年间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湖南省的和尚于此修行,为其同学夏献纶请来[3][4],后来被夏氏带回中国大陆,夏氏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留有“海外洞天”四字及游记碑刻[2][5][6][7]:2[注 2]。
学者叶玉雯则根据头城人李逢时〈鸡笼八景诗‧仙洞鸣泉〉诗作中“不必飞升人亦仙”一句,推论清同治五年-八年(1866-1869年)龙华派源斋堂(今代明宫)张赐欢已在此修行[5]。此组诗收录于《泰阶诗稿》,较同治十年(1871年)陈培桂纂修《淡水厅志》记载的鸡笼八景略早但有部分差异,其中仙洞之景名为“仙洞听涛”[注 3][8]。不过李逢时八景诗至昭和八年(1933年)才被流传,日治时期的基隆八景诗多半沿袭《淡水厅志》之记载[9]:53-54。
根据学者李嘉瑜的研究,仙洞为基隆八景中最常出现于日治旅游手册和地方文献者,出现时也都会标明其为八景之一。不过基隆筑港后海潮声已不如从前响亮。[9]:68
由于仙洞于日治时期的发展与临济宗妙心寺派在基隆布教活动密切相关,故下文根据该宗于基隆地区活动的布教使、或该寺住持任职期间进行分节。
细野南岳为妙心寺塔头邻华院之弟子,于明治三十年(1897年)1月以随军布教师身分来台,其随乃木希典在基隆、台北一带巡视时,便发愿未来要于台北、福建设置临济寺院[5],以台湾为基地将教务推向中国大陆、建立“镇南”事业[10]。同年12月细野氏与河尻宗现、高桥醇领等三人在无本山的支助、资源拮据下,于剑潭寺断食入定,数日后得到该寺台籍主僧庄信修问安并施予粮食、金钱,此举亦得到台日信徒的尊崇,使信徒、供养米金增加[10]。
明治三十二年(1898年)8月细野氏因事由台返日,同年11月细野氏到东京探访教内友人月桂寺住持足利天应[注 4]来台,受到台湾信徒欢迎[10]。细野氏、足利氏、河尻氏三人曾受北投信徒松本龟太郎之邀驻锡于北投山上虞兆庵,虞兆庵倒塌后三人曾暂住松本氏居处,后因认为长住民家不合戒律而回归剑潭寺,过著在台北、北投间往返的生活。后细野氏、河尻氏受派前来基隆仙洞时,足利氏亦常至仙洞暂住,并利用时间一边于小石上抄写《金光明经》经,一边持诵《金光明经》的金胜陀罗尼,以祈求佛法昌隆、帝道遐昌、国泰民安。每一粒石上仅写一字,抄完一部经便累积起七万馀颗石头[11]:7-11。
日治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由于江岛氏的建议,基隆办务署长七里恭三郎向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申请于仙洞祭祀江之岛辩才天(日语:江ノ島弁財天),儿玉氏并为仙洞题名为“灵仙洞”,相关事项由七里氏委托细野氏办理。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5月细野氏前往镰仓迎请神像,6月抵达基隆,办务署通令全体市民放假一天以庆祝。神像之镇座式由七里氏亲自朗读祭文,并请临济宗僧侣诵经,伴随渡船、料理、艺妓游行等活动,人潮汹涌[5]。大约同时七里氏和市民也在仙洞口建立了安奉《金光明经》经文石的最胜宝塔[11]:7-11。
叶玉雯认为此时似乎尚未建立临济宗布教所。[5]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11月,七里恭三郎因总督府官制改革被废官,前往中国吉林开发新事业失败。随后其又参与日俄战争、担任川崎造船所(今川崎重工业前身)中国顾问,遂经常往返台、中、日三地,在艋舺参与宴会或赠送玩物给地方仕绅。[5]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由沈相其起始,后复有十二位仕绅于《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基隆八景诗作,分别为乃兰氏(许梓桑)、蔡耀垣、作舟氏、江蕴和、张昭德、许松英、吕致知、许敬杆、林孝松、蔡一静等人,内容皆提及仙洞[5][6]。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台湾日日新报》记者、诗人黄茂清(字植亭)前往探访时仙洞香火旺盛,有一位老人居住于此,并为文人出游之地[12]。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七里氏重游仙洞时发现该地无人看管、已然荒废,故捐资500圆请临济宗基隆布教使柴田慈孝[注 5]重新整修,并比照镇座式规模于3月19日举办盛大祭典,期间并施放烟火[13]。柴田氏于祭典完后便返回日本担任栃木县足利市善德寺住职兼觉王山日泰寺执事[5]。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5月,伊东大器[注 6]奉派至基隆,明治四十年(1907年)升为主任布教师[5],同年7月《台湾日日新报》记者慎堂探访时仙洞外已建有布教所[15]。
明治四十年(1907年)11月伊东氏向总督府申请将辩才天由右边移至中央,维持经费来源为当地居民发起赖母子讲(互助会)的利息,互助会费用则由基隆仕绅小林伊三郎、石川丰之两人管理,信徒总代为吉川荣三郎、太平诚意、小川伊三郎、三谷助三郎、中根幸太郎等五人。不过由于此时布教所尚未正式成立,故基隆厅将伊东氏之职称改为“辩才天守护者”。[5]
明治四十年(1907年)12月,代明宫第二代堂主张添福[注 7]与信徒总代五人签订土地使用协约书,并由基隆区街庄长许梓桑作见证。协约中张添福同意将仙洞无偿、无期限借与伊东大器、信徒总代使用,不过也要求辩天需与原先神明合祀、加盖其他建筑需经代明宫同意。[5]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5月20日,仙洞岩曾与基隆另两所佛寺久宝寺[注 8]、光尊寺[注 9]共同倡议举办英国君主爱德华七世奉吊会,地点在光尊寺。[17]
大正六年(1917年)伊东氏即似未经代明宫同意便兴建其他建物,大正十二年(1923年)伊东氏更声称获得仙洞土地所有权。[5]
大正十四年(1925年)仕绅黄纯青前往游览,表示洞口装设木墙像商店,中门上贴有书写对联的红纸不够脱俗[9]:68。大正十五年(1926年)农历六月该寺神明之缘女捐造仙洞石椅[18]。
大正十五年(1926年)伊东氏向总督府申请设置最胜禅寺,并得到临济宗妙心寺派正式称号“灵仙洞最胜寺”[5]。昭和四年(1929年)5月该寺建立基隆西国三十三所灵场第九番观音石像,6月2日伊东氏无疾而终,享寿65岁[14][5]。昭和十六年(1941年)伊东氏十三回忌时,署名“仙洞道人”者曾写诗纪念,并表示伊东氏曾于圆寂前七日留下“妙用自由坐脱戈”之预言,后于6月2日坐禅而逝[19]。
伊东氏圆寂后由重谷宜隆[注 10]、安田文秀[注 11]暂时代理,昭和四年(1929年)8月后由河野义雄[注 12]。担任住职至少6年(昭和四-十年(1929-1935年),期间经常巡回演讲及投稿《南瀛佛教》月刊。[5]
河野氏返日后由田洼秀南[注 13]接任住职。昭和十四年(1939年)天台宗斌宗法师自中国求法回台,受到日人怀疑而软禁于基隆港,田洼氏曾受临济宗在台布教监督高林玄宝之派遣,与凌云禅寺沈本圆为其作保,学者叶玉雯也因此事推测其就任时间最晚为昭和十四年(1939年)。[5]
二战结束后田洼氏家族仍留守在仙洞岩。民国34年(1945年)12月基隆宪兵队欲征用仙洞岩为国语讲习所,田洼氏以寺院及洞窟狭小、且经常举办葬仪法会拒绝,却遭宪兵殴打并毁坏佛像、佛坛。其后宪兵更刑求田洼氏,田洼氏于被迫写谢罪状后才被释放。民国35年(1946年)1月4名宪兵再次前来并强迫田洼氏迁出,田洼氏家族逃至台北市老松町信徒村松垚太郎家中,并向台湾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涉外委员涩谷中佐陈情,其后不知所终。[5]
不久后仙洞岩出售给灵泉禅寺优婆塞吴荣发[5],后由普缘法师(俗名吴柳莺)、普真法师、修照法师陆续接任住持[21][22]。
民国45年(1956年)吴自炤、仙足尼师、普缘法师等人买下最胜寺之土地和房子。[23]
民俗学家、美术史家施翠峰于民国63年(1974年)时表示仙洞岩为当时基隆最负盛名的古迹。[2]
民国70年(1981年)最胜寺重建。[23]
民国95年(2006年)7月11日,仙洞岩由基隆市古迹、历史建筑、聚落暨文化景观审议委员会登录为文化景观[24],为基隆市第一处文化景观[25]。
清治时期,该地尚在海岸,属于基隆堡仙洞庄,日治时期此地改名为仙洞町,并挖球仔山馀土填埋新生地、筑港,逐渐形成一片广场,不过海涛声也因此减弱[4][9]:68。因比邻基隆港,此洞曾是外籍人士搭船抵达基隆后的乐园之一,但随著工商业及科技发展,仙洞里昔时热闹景象已不复见[27]。
广场现在属于港埠用停车场、货柜场及道路,可通往基隆港卅一号码头[27]。停车场是在民国86年(1997年)8月标出给民间业者经营[28]。民国99年(2000年)5月9日,在立委王拓协调下,基隆港务局局长谢明辉同意将广场部分土地交由仙洞里使用,规划为绿地[29]。
民国108年(2019年)9月21-22日全国古迹日时,基隆市文化局于此广场举办“听时光说古迹”市集活动,市集中规划展示湾生三木义弥[注 14]之文字与手绘图画。[30][31]
仙洞岩入口位在基隆港口西北侧的山崖下[32],地址是基隆市中山区仁安街1号[31]。明治四十年(1907年)7月,《台湾日日新报》记者慎堂表示由基隆停车场搭船到内仙洞基隆筑港局栈桥,向筑港局步行百步左右,便可见到仙洞位于左边高处[15],北面绝壁下方则为最胜寺[5]。
民国93年(2004年)时山门上两对楹联为李石曾书“台阳海上留真宇,仙洞岩中礼梵宗”以及李嗣璁书“仙佛度有缘同超苦海,洞天合一相成就菩提”。[33]:66
仙洞山门左侧有小尊的日本式石观音[5][34][35],分别为基隆西国三十三所灵场第九番及第十番。第九番建造于昭和四年(1929年)五月,为基隆筑港出张所从业员三木弥吉[注 15]捐献;第十番则由石堂佐一郎、马场ミト、尾崎ヨウ、村田ヤスシ等人共同捐献。根据学者叶玉雯的研究,马场等后三者为日本常见女姓名,石观音的建造经费为住宿于仙洞旁的妇人举办观音讲(御咏歌会)募捐所得[5],此两尊观音像后为防盗而移入洞内。
仙洞洞口前供奉一尊大型释迦牟尼佛像,右侧有石阶可登上仙洞公园(又名仙仁乐园)、眺望基隆港[5][34][35]。洞口处有“是仙人之旧馆,为群生作干城”、“方便门开无二法,修行路入有三乘”两对楹联[35],以及“潘庆辰一行仙洞游志”石碑[36][注 2]。
洞外形如钟[6],洞内总面积约五百多坪[37],如“爪”字形分为三个洞隧道,以中洞最宽广短浅,左洞最长[6]。明治四十年(1907年)7月,《台湾日日新报》记者慎堂指出该洞内非常黑暗需要提灯进入,佛像奉祀于离洞口四、五十步处,有微弱的常明灯。再向前走五、六十步洞穴分为二边,其中较狭窄者会滴水,温度与洞口差异极大、十分凉爽。慎堂赞许仙洞为“全岛第一清凉地”,并认为日本本土也很难找到这样的地方[15]。民国60年(1971年)记者刘伸奕指出外海潮音会于洞内反响,声如击鼓[38]。
中洞为前殿圆通宝殿,主祀观世音菩萨[注 16],陪祀弥勒菩萨、韦驮菩萨、伽蓝菩萨[注 17]、十八罗汉、土地公[5][6][35]、四大天王[2][3],亦曾由大甲旅居基隆、于码头工作之民众供奉大甲镇澜宫六妈(后于山上另建基隆圣安宫[2])[40],为香火最旺的一区。
中洞山壁留有很多前人的墨迹,多半是赞叹山洞神奇、别有洞天的诗句或文字[34],例如左边石壁上镌刻“海外洞天”四字,为同治十三年(1874年)季夏分巡台澎督学使者夏献纶与张斯桂至此时留下[5][6]。下端有两幅字迹,分别是“光绪丁亥暮春(光绪十三年农历三月,1887年),……合肥张士瑜瑾卿记”[6][41]及梦龙山人书“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碑刻[6][35],一旁有光绪十二年(1886年)时三水梁纯夫书写“仙洞”两个大字[6]。清末秀才、仕绅洪以南亦于此题有“别有天地”四字[1]。[注 2]
左洞需从主洞前殿左侧进入,仅能容一人侧身通行,弯曲迂回,步行约三十多步后,须以蹲姿或弯腰的方式才能前进[6],到了尽头处天地渐宽,洞底有块正四方形的大石块[33]:67,两侧石壁凹入形成一大一小两个平台类似禅椅,可供人打坐[33]:67[34];凹处则蓄存山壁留下来的水,可供闭关者度日[34]。此洞被附会以前可通往遥远的淡水港[2][6][42]、或石门十八王公庙附近山洞[43]。民国94年(2005年)市府曾意图拓宽以方便游客进洞参观,但地方人认为钻洞有乐趣[32]。
右洞在主洞后方[34],洞宽十五公尺,长约四十公尺[37]。此洞于日治昭和八年(1933年)祭祀辩才天[5],每年五月十日为辩才天之缘日[44]。如今主祀三宝佛、陪祀地藏菩萨、吕洞宾[35][37]、注生娘娘,其中释迦佛祖像为战后雕刻[21],当地人将其称为“招财神”,认为摸过之后会带来好财运[34];药师佛、阿弥陀佛则原为木雕,由于长年湿气侵蚀,仅剩石雕释迦佛像未受到蚀坏,住持释修照便以新台币十多万元订购三尊玉质的缅甸佛像,经台电协和发电厂廿多名员工帮助下安座,民国91年(2002年)5月11日开光[22]。此洞与主洞岩壁上的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千手观音、地藏菩萨、十八罗汉等佛像,是基隆市民、墓碑雕刻师李荣坤于民国61年(1972年)起陆续完成,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则雕成于民国63年(1974年)春季[2][33]:67[35][37][45]。此外,寺内陪祀的弘法大师、不动明王、藏王权现,应为基隆的其他日本佛教寺院之遗物。
民国63年(1974年)时施翠峰曾纪录仙洞内自动出米的传说如下:“传说仙洞内深处有一空隙,会自动漏出白米供住持食用且份量刚好,若有客人来访所获白米数量也会自动增加。后来有位风水师经过,建议住持将空隙凿大以获取更多白米,并将多馀白米转卖以获利,住持照做结果白米不再漏出,才了解自己因贪心而受骗。”仙足尼师则表示这是附近白米瓮地区的传说,且与其所听闻的版本有差异,其所听闻的版本是“荷兰人攻占台湾北部时,汉人为了避难躲到山洞中不敢出来,日子久了面临粮食缺乏问题,此时忽然有人发现一块岩石如米瓮且会自动涌出白米,涌出数量正好配合避难者之人数。后来有自私者为独占白米而将瓮口凿大,白米瓮就不再涌出白米。”尼师也认为这个传说是古人所杜撰,基于远方沙滩的白沙如同白米般晶晶发亮。[2]
另传说吕洞宾曾仙游此处,导致信徒期待相见、不愿离开,吕祖以“憨憨住仙洞”一语感叹信徒执著名相。[21]
又传说战争时白玉观音曾于空中显灵保护仙洞,故仙洞供奉观音。[21]
文史工作者陈青松于民国93年(2004年)的著作《基隆第一:文物古迹篇》中表示仙洞岩共有11处碑文,占基隆古碑文一半以上[33]:69,列表如下:
名称 | 图片 | 年份 | 落款或碑文 | 说明 |
“海外洞天”题字 | 同治十三年(1874年)[46]:173 | 上款为“同治甲戌季夏吉旦”,下款为“分巡台澎督学使者夏献纶”。[46]:173 | 题字位于中洞左侧高处。[5][6][46]:173 | |
“夏献纶游仙洞”记[7]:2 | 同治十三年(1874年)[7]:2 | 碑文为“同治甲戌季夏,分巡台澎督学使者夏献纶、偕慈谿张斯桂到此。”[7]:2 | 原碑高70公分,宽68公分[7]:2,后来以观音山石仿作[33]:68。 | |
“慈云远荫”题字 | 光绪元年(1875年) | 上款为“光绪元年荷月日立”,下款为“豫章许廷瑞盥手敬书”[7]:3 | 高52公分,宽143公分[7]:3,位于中洞香油处上方。 | |
“叶文澜游仙洞”记[7]:4 | 光绪二年(1876年)[7]:4 | 碑文为“光绪二年腊月朔,鹭江叶文澜、旴黎余宗海[注 19]、古越何澂[注 20]、程森、吴兴凌汝曾,守风奎隆,同游到此。”[7]:4 | 高70公分,宽70公分[7]:4,位于洞内[46]:181。 | |
潘庆辰一行仙洞游志[36] | 光绪四年(1878年)[7]:5[36] | 碑文为“光绪戊寅重九前五日,随吴春帆中丞剿加礼宛等社凶番,三日平之[注 21]。浙东潘庆辰、胡培滋、汪乔年[注 22]、粤东陈代盛、楚南周德至、浙西严树棠、皖北林之泉、山左赵中寯、江右刘邦宪、傅德柯、李麟瑞、福州施鲁滨[注 23]同游基隆仙洞,勒此以志鸿爪。”[7]:5 | 高64公分,宽152公分[7]:5,位于洞口外侧[36]。 | |
“仙洞”题字 | 光绪十二年(1886年)[46]:205 | 上款为“光绪十二年九月”,下款为“三水梁纯夫书○○”[46]:205 | 位于中洞左壁。[6] | |
“张士瑜游仙洞”记[7]:6 | 光绪十三年(1887年)[7]:6 | 碑文为“光绪丁亥暮春,吾友江宁翁铁梅长森朅来台海,主于予。越闰四月朔,上元田撰异曾邀之绝港游仙洞,济宁党幼云凤冈先焉。洞窈无际,偻行百数十步,曲昧窏洝,廪乎不可穷。旷睇洞表,石峭风直,澹烟眇然。循厓以西,观乎沧海,折苇而归。合肥张士瑜瑾卿记。”[47] | 高56公分,宽133公分[7]:6,位于中洞左壁[6][41]。根据学者叶国良研究,此碑多采《说文解字》所载小篆或古文字体,所以先前研究如《明清台湾碑碣选集》、《台湾北部碑文集成》都无法完整解读。文中张士瑜、党凤冈、田曾等人都是刘铭传的幕僚,翁长森则是当时知名文人,这些人都在近代工商业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48]。 | |
“吴安康游仙洞”记[7]:7 | 光绪十三年(1887年)[7]:7 | 碑文为“光绪丁亥八月二日,黔安吴安康、四明徐传隆巡洋,同湘州张拔汛、钱唐倪玉墀游此。”[7]:7 | 高49公分,宽91公分[7]:7 | |
“葛王璜一行同游仙洞”记[46]:214 | 光绪二十年(1894年)[46]:214 | 碑文为“光绪甲午季夏,奉榷基鹾,公馀偕友安徽葛王璜、汪德堦、方隆;浙江冯葆真、陈元煃、沈葆元效元同游斯洞,檇李刘威镌志。”[46]:214 | 位于洞口外璧。[46]:214 | |
仙洞题诗[49]:53 | 早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49]:53 | 碑文为“山上有人,穴中自土,有人知○,旡知可不。”[49]:53 |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吴汪黄斋重整。[49]:53 | |
“三十三天天外天”石刻 | 约为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49]:53 | 碑文为“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属名为梦龙山人[6][35]。 | 民国47年(1958年)《基隆市志‧第十九种文物篇》即曾纪载,当时碑纵长一尺三寸,横二尺二寸[50]:2。民国60年代(1970年代)寺方请基隆在地书法家蒋孟梁(雅号“孟龙”)重新镌刻[49]:53,目前位于中洞左壁上[35]。 | |
“仙洞胜景志” |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49]:61 | 碑文为“余性嗜奇,尤喜探山水之奇者。基隆仙洞,穴山瞰海,名胜出奇,虽亲历奇境者,犹难穷其奥妙也,凡墨客骚人多游此,游辄有记。乙巳秋当地许君梓桑引余泛棹登游,乃知山间有一小天地。附跋数语,以志泥爪。后之来游者,庶出平素之豪文也已。 文甲无量痴者洪以南跋并书。”[49]:61 | 位于中洞右壁上。 | |
仙洞石椅捐题碑记[18] | 大正十五年(1926年)[18] | 碑文为“仙洞空寄附石椅喜缘女芳铭一列于左: 陈氏绿、王德参、魏宽专、何白宽嫦、徐氏玉、黄梅政、杨宽合、林碧玉、林雪华、林雪霞、○氏碧、陈善音、陈宽政、王氏招、杨氏梅、黄巧如、黄氏毳、林氏连、许氏昧、林氏侑、何氏惜、郑氏垂、黄氏香、黄氏好、杨月英、李氏桃、詹贤文。大正丙寅年○荔月吉立。”[18]。 | 高48公分,宽24公分,材质为观音山石,位于中洞左壁。[18] |
又颜钦贤《基隆美术史》记载,本寺曾藏有日籍雕刻家鲛岛台器所作“大器和尚像”和“开基七里恭三郎像”。[33]:69
此外文人雅士亦留下不少赞颂仙洞的诗词,例如光绪年间廪生林朝崧作〈基隆仙洞〉诗、许梓桑所作〈仙洞听涛〉诗、陈其寅所作〈仙洞探幽〉诗、魏清德〈仙洞二首〉诗等[33]:68-69[49]:69。洪弃生《鸡笼港漫游感事》诗中亦有提及仙洞[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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