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英语:Ethnology,源自希腊语:ἔθνος,意指“族群”)是人类学的分支。本学科比较与分析人类的族群、种族与(或)国家群体之间的起源、分布、技术、宗教、语言与社会结构[1]。
科学上的学科
相较于民族志——透过直接接触单一群体的文化,对其进行研究,民族学采用民族志研究者曾撰述的内容,并比较与对比不同的文化。民族学此名称由亚当·寇拉(Adam Franz Kollár)所创,1783年他于维也纳出版《匈牙利帝国历史与宪法的舒适设施》("Amenities of the History and Constitutional Law of the Kingdom of Hungary.", Historiae ivrisqve pvblici Regni Vngariae amoenitates)一书中,使用与界定这个术语[2] 。寇拉对于语言学与文化多样性的兴趣是由几个源头所触发的,包括他的家乡多语言的匈牙利王国,他在该帝国的斯洛伐克人地区的渊源,而且借由在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在更遥远的巴尔干半岛逐渐撤退之后所萌生的一些转变[3]。
发展
民族学的目标,包括人类历史的重建、文化不变成分的陈述(例如所谓的乱伦禁忌与文化变迁),以及关于“人类本质”的归纳论述(自从19世纪以来,这受到许多哲学家的批评,例如黑格尔、马克斯、结构主义等)。世界民族学某些部份,是沿著一些独立的调查与教育学说的路径而发展的,随著文化人类学逐渐成为优势学科(特别是在美国),以及社会人类学在英国的发展。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这三个术语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自从18世纪晚期,民族学已被认定为一门学术领域,特别是在欧洲,而且有时被认定为任何对于人类群体的比较研究。
15世纪,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对于异族的新兴趣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他者往往被当成野蛮人,他们有的被视为残忍的野蛮人,有的被视为“高贵的野蛮人”。因此,文明以一种二元论方式对立于野蛮,这种古典对立构成了更普遍由人们所共有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民族学的进展,例如李维史陀的结构人类学,引发对于某些直线发展概念的批评,或批评“有历史的社会”与“没有历史的社会”间的虚假对立,这种对立过度依赖于一套将历史视为由累积性的成长所构成的,这是一种有局限的历史观。
李维史陀经常将蒙田探讨食人风俗的文章,视为一篇民族学早期例子。李维史陀透过一套结构主义方法,目标在于探索人类社会中普遍的不变成分,他相信其中最主要的是乱伦禁忌。然而,这种文化普遍性的主张,已由十九与二十世纪的许多社会思想家所批评,包括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尼采、米歇尔·傅柯、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与吉尔·德勒兹等人。
参考
引用文献
参考书目
参阅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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