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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認同或表達方式與所分配性別不符的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跨性别(英语:transgender)人士的性别认同与他们出生时指定性别不同。[1][2][3]如果跨性别人士以医学手段从一种性别转换到另一种性别,则有时会认同自己为变性人。[4][5]“跨性别”是一个总称:除了包括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的指定性别相反的人(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还包括非二元性别或性别酷儿的人。[2][6][7]其他跨性别的定义也包括属于第三性别的人,或者将跨性别概念化为第三性别。[8][9]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术语也可能包括变装或是变装国王或是变装皇后。[10]跨性别这个术语在研究者之间并没有统一的定义。[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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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跨性别者的身份与其自身的性倾向无关。[13]跨性别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异性恋者、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无性恋者,也可能拒绝给自己的性取向贴上标签。“跨性别”一词也与双性人有所不同,双性人描述的是天生具有“不符合男性或女性身体的典型二元概念”的生理性别特征的人。[14]跨性别的相反词则是为顺性别,其指的是的性别认同或性别表现与其出生时的指定性别一致。[15]由于对跨性别的定义不一,关于跨性别者的准确统计数据相差甚远。[16] 一些国家,如加拿大,会在普查中收集跨性别者的数据。[17] 一般来说,全球人口中少于1%的人是跨性别者,数据范围从小于0.1%到0.6%。[18][19][20]
个人对于外表的感觉良好和舒适而且接受其性别认同的情况则称为“跨性别一致”(transgender congruence)。[21]许多跨性别者经历性别不安,有些人寻求治疗,如性别肯定激素治疗(GAHT)、性别重置手术(SRS)以及心理治疗(但需注意的是,心理治疗可能无法改变跨性别人士的性别认同)。[22]不是所有跨性别者皆渴望接受这些治疗,也有些则因为经济或医学方面的原因而无法接受之。[22][23]
大多数跨性别人士在工作[24]及公共场所[25]和在医疗机构求诊时[26]遭他人歧视。许多地方的法律没有阻止此一情况发生的条文。[27]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医师约翰·F·奥利文(John F. Oliven)在其所著并于1965年出版的参考书《性卫生与病理学》(Sexual Hygiene and Pathology)中首次提出了“transgender”此一用语,并指出以前所使用的用语“transsexualism”“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性本身不是跨性别的一个重大影响因子”[28][29][30]。跨性别一词因能跟“变性人”(transsexual)和“易装癖”(transvestite)区分开来,而得到广泛推广。相关推广者包括易装爱好者杂志《Transvestia》的主编弗吉尼亚·普林斯,其于该杂志的1969年12月号中推广此一用语[4][31]。在1970年,人们普遍视“trans-gender”和“trans people”为两个总称并使用之[注 1] ,并使用“transgenderist”一词去代指没有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32]。到了1976年,跨性别者在教材中会遭缩写为TG[33]。
到了1984年,“跨性别群体”(transgender community)此一概念经已发展起来,此用词当中的跨性别也是一个总称[34]。阿尔斯特大学的理查德·艾尔金斯(Richard Elkins)于1985年建立了“跨性别档案”(Trans-Gender Archive)[31]。1992年的跨性别法律和就业政策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gender Law and Employment Policy)将跨性别定义为一个总称,当中包括“变性者、跨性别者和易装者等”[35]。费雷思所著并于1992年发表的小册子《跨性别解放:时机经已成熟的运动》(Transgender Liberation: A Movement Whose Time has Come)把跨性别定义为任何性别表现与社会规范冲突的统合术语;并认为其已成为酷儿的同义词[36]。
跨性别男性这个术语指的是从女性性别转换到男性的男性,跨性别女性是指从男性性别转换到女性的女性。跨性别者们往往希望他们的认同性别受到尊重。卫生专业人员手册、专业新闻风格指南和LGBT拥护组织建议其他人采用跨性别者自我认同的姓名和人称代词,提及跨性别人士的过去时亦同样如是[37][38],当中许多亦建议在英语中“Transgender”不应当作名词,而应当作形容词使用;同时也指出“Transgender”不应在结尾加上“-ed”,变成“transgendered”[39][40][41]。
性别认同与其出生时的性别指定相符,而又不是性别酷儿或性别非二元者的人则称作顺性别者[42]。
在相当一部分国家,跨性别者通常仍然被以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对待,或者是在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后才会被以他们认同的性别对待,这一点一般在法律的性别身份认定上表现得很显著。部分对跨性别者缺乏了解或者恐跨的人可能会无视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而将跨性别者视作其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或是不男不女、第三性、性别酷儿对待,此举即为对跨性别者不尊重的表现,因为这否定了他们的自我认同。
在中文语境中,当在性别这一语境下使用“变性”一词时,一般指性别肯定手术,有时也可指性别肯定激素治疗或其它改变性别特征的手段。英文中的“transsexual”一词一般被认为是名词[43],通常翻译成“变性人”,但该中文词汇与英文原意略有不同,中文的“变性人”更倾向于指完成了性别肯定手术的个体[44]。
“transsexual”一词于1949年被戴维·奥利弗·考尔德韦尔引入至英语[注 2],并于1966年得到哈里·本杰明推广,相近于跨性别“transgender”一词的提出和推广时间[4]。自1990年以来,“transsexual”群体一般用于形容跨性别群体下面的一个子分类[4][45][46],“transsexual”是指想把性别永久过渡至跟他们的性别认同一致,并为此寻求医疗援助的人们。
跨性别和“transsexual”之间一般依据社会性别(心理及社会性的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差异来作区别[47][48]。因此,变性可以说是较注重于生理层面的性别;而跨性别则较着重于心理性别倾向和性别角色。[49]。许多跨性别人士更喜欢以跨性别者来自称,并抗拒以“transsexual”或“变性人”自称[5][50][51]。比如美国跨性别女性克里斯汀·约根森于1979年公开拒绝承认自己为“transsexual”,而用跨性别者自称,并说道:“性别不是与床伴有关,而是与身份有关”[52][53]。因此跨性别实际上更关注心理上或者说是社会身份上的性别认同,而非生理特征[54][注 3],变性则更加强调生理特征的改变。尽管“transsexual”一般被认为是跨性别的一个子分类,但类似于一部分采取了医学性别过渡手段的跨性别群体抗拒别人称呼自己为“transsexual”或“变性人”一样,也有一些“transsexual”群体反对将自己列入跨性别此一总称中[55][56][57][58]。
人类学家戴维·瓦伦丁(David Valentine)在其2007年的著作《跨性别:一个分类的民族志》(Transgender, an Ethnography of a Category)中指出,跨性别一词是由运动人士(activist)创造出来的,但其定义范围包括许多不认同自身为跨性别者的人。随后他亦指出不应把不认同自己为跨性别者的人纳入跨性别光谱中[55]。费雷思表示,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认为跨性别并不是一个适用于自身的自我认同,而更像是为了某些人为了理解某些人而设立的一种分类。[56]。然而,波士顿fenway health公司的跨性别者健康计划对以上此一说法提出了质疑;其指出,跨性别一词并没有普遍得到接受的定义,且人们很容易就对此词产生混淆,因为在21世纪之交流行的用词现在看来可能具有冒犯性。该计划建议临床医师询问求诊者对哪个用词较为满意,并避免使用变性者此一用词,除非他们确定求诊者对此感到满意[54]。
哈里·本杰明开发了一套适用于跨性别者和异装者的分类系统,该分类系统称为本杰明量表,当中他根据易装的原因和是否急需进行性别重置手术来把跨性别者和异装者分为六类[59]。本杰明认为中等程度的“真正跨性别者”需要补充雌激素或睾酮来进行“初步性的手术或代替手术”[59];包括米里亚姆·里维拉在内,一些人尽管符合本雅明对“真正的跨性别者”的定义,但又不希望进行性别重置手术。此外也有尽管接受了性别重置手术,但又不符合“跨性别者”的定义的例子,比如格雷戈里·海明威[60][61]。
性别酷儿或非二元性别者的认同不完全归属于男性或女性。他们可以是无性别者、双性性格者、双性别者、泛性别者、流体性别者[62],他们的存在跟顺性别主义(假定所有人皆是顺性别的信条)相违背。[63][64]双性别和双性性格是两个有所重叠的类别:双性别者被认为是性别身分在男性和女性角色之间流动(流体性别),或者认为自己既是男性又是女性(双性性格);双性性格者则可能类似地认为自己是无性别或超越性别的(后性别、无性别者)、处于两性之间(中性)、在各种性别之间流动(流体性别),或同时表现出多种性别(泛性别者)。[65]“雌雄同体”在医学上有时会被用作双性人的同义词。[66]非二元性别者的性别认同独立于性倾向。[67][68]
变装者或异装癖者会穿着被视为“与他们出生时的指定性别相反”的服装。[69][70]“异装”一词跟“变装”属同义,[71][72]尽管“变装”一词在使用情形上更为普遍。[72][73]不过“变装”在相关文献中并没有完整的定义。加拿大约克大学哲学系教授迈克尔·吉尔伯特(Michael A. Gilbert)则把变装者定义为:“有著明显的性别认同且与其出生时的生理性征相同的人,但因为那是异性的服装而选择穿着之。”[74]这个定义不包括“因其他原因而穿异性服装”的人,例如扮演异性角色的演员、出席化妆舞会的男女。[75]变装者可能但不一定会模仿异性的行为或习俗,且一般不会想在医学上改变自己的身体。大部分变装者认同自己为异性恋者。[76]
“Drag”此一用词是用于形容在特殊场合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的人士,他们的变装原因跟跨性别者或变装癖者不同,只是单纯为了表演或娱乐而变装。[77]除了服装和化妆之外,他们的相关表现还可能包括行为上的转变。以娱乐为目的的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可能会较为夸张、惹人发笑,以至使人认为当事人是怪诞的。变装皇后被第二波女性主义支持者认为是“对女性的讽刺”。变装艺人在LGBT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历史。
变装皇后是指以娱乐为目的的男扮女装;变装国王则是指以娱乐为目的的女扮男装;人造皇后(faux queen)是指女性对“变装皇后”的模仿表现。[78][79]尽管现实中的变装表演者并不一定是跨性别,但是拥有不同的原因而去选择扮演各种各样的性别与情欲。一些表演者、变装癖者和同性恋群体已经接受了一个由色情作品衍生出来的用语——“Tranny”去形容扮演变装皇后或因其他原因而进行变装的人,然而这个词一旦套用于跨性别人士身上,便会惹来普遍的反感。
性别认同和跨性别认同这两个概念跟性倾向不同[80]。性倾向是指一个人对男性、女性或两性产生的持久情感,喜爱、爱情或性吸引的现象。而性别认同则是指一个人认同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39]。跨性别者的性倾向和顺性别者差不多[81]。异性恋和同性恋这两个标签在以前是错误地根据跨性别者出生时的性别指定而下的[82]。许多现今的专业文献会使用像「认为男性拥有吸引力」、「认为女性拥有吸引力」、「认为两性皆有吸引力」或「两性皆无吸引力」般的用语去形容一个人的性倾向,而不考虑其性别认同[83] 。治疗师正逐渐意识到他们在用词上有必要尊重客户的性别认同和性倾向[84]。例如某人出生时的性别指定为男性、自我认同为女性,并认为男性拥有吸引力的话,那么她仍属异性恋者。
尽管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之间存在区别,但纵观历史,同性恋和双性恋的亚文化往往是唯一接受性别多元者的地方,因此他们对同性恋和双性恋的亚文化存有归属感,此一情况在法律严格限制跨性别者的权利时尤其明显。两者互相接受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西方社会的同性恋群体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直到1970年才普遍区分生理性别和性别认同,而且在此以前经常将性别多元者视为同性恋者。现今跨性别者群体的成员一般都会跟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一起参与LGBT权利运动。此外跨性别群体在LGBT权利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经常遭到忽视[85]。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通常认为跨性别并不是一种疾病(但在除伊朗以外的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不承认跨性别者的身份,仍然以过时的“性别认同障碍”来诊断跨性别者),也不是一种个人选择(无论顺性别者还是跨性别者通常都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认同),更不是可以凭借当事人意志坚持或放弃的癖好及兴趣。
大多数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建议治疗性别认同与其出生时指定的性别角色不同时所引起的痛苦,特别是当事人想从一种性别过渡到另一种性别的情况。因性别认同与他人期望不同,或是因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征冲突而产生痛苦的人,皆可以通过深入地说出他们的感受而获益;然而对性别认同的心理学研究以及对这一现象的科学认识仍是刚刚起步[86]。
有关对像性别不安般的诊断准确性及其会否在即将出版的ICD-11中出现仍存有争议。法国于2010年通过法令,取消了性别认同障碍的诊断[87]。丹麦议会亦类似地于2017年取消了F.64:性别认同障碍的诊断。DSM-5将性别认同障碍更名为性别不安,强化跨性别不被视为精神疾病的观念[88]。
跨性别者只有在「因其而产生困扰或影响身心功能」时才符合性别不安的诊断标准[89]。这种痛苦遭称为性别不安,其可能的表现为情绪低落、无法工作、不能跟他人打好关系。此一诊断经常遭误解作所有跨性别者皆患有性别不安;不论跨性别者、批评者还是肯定者,皆可能因此一曲解而感到困惑。只要跨性别者对性别感到满意并且不会因性别认同而产生困扰或影响身心功能,那么其就不符合性别不安的定义。而且性别不安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并可通过治疗或性别转换来得以解决。因他者的消极态度和行为而产生的压迫感亦不会直接使跨性别者符合性别不安的诊断标准。性别不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跨性别本身是不道德的;心理学权威认为,存有任一精神或情绪问题的人皆不应受到社会污名。性别不安的治疗目标是减轻当事人的困扰及使身心功能回复正常;一般的治疗方法为改变当事人的生理性征至另一性别[86]。
精神健康相关的从业者在临床培训时,通常不会接触处理上述情况时所需要的相关信息,以致大量的从业者在处理相关个案时欠缺准备功夫[90]。许多精神卫生保健提供者对跨性别问题知之甚少,以至寻求专业人士帮助的跨性别者在得不到任何帮助之馀,还反过来教育那些专业人士[86]。并使「改变生理性征至另一性别」成为他们能提供的最佳意见——这对于真正想变性的人而言一般是有益处的,但对于其他类型的跨性别者来说则不是解决方案,比如不特别认同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性别酷儿。不论性别酷儿最后的选择进行性别转换还是不进行,治疗师皆应对他们的选择进行支援,此外治疗师还应就着性别认同和外观不一致此一问题寻求解决方法[21]。
尽管从业者日渐意识到缺乏相关的临床培训并愿意改善,但是关于跨性别人士在精神健康方面所面对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仍主要聚焦于诊断和临床医生的经验,而较忽略跨性别客户的体验[91],且治疗方案并不总是根据跨性别者的精神健康需要而制定。在《变性者、跨性别者和非性别常规者的健康照护准则》第七版(SOC)出版之前,当事人必须被诊断出患有性别认同障碍后才可进行荷尔蒙补充疗法或性别重置手术。新版本的内容相对较不关注诊断本身,并强调了灵活变通的重要性,以满足变性者、跨性别者和非性别常规者的各种保健需求[92]。
寻求精神卫生服务协助的原因因人而异。跨性别者寻求相关治疗也不一定意味著他们在性别认同上出现了问题。因应付社会污名和跨性别恐惧者的批评指责而生的情绪压力会促使跨性别者寻求精神健康方面的治疗,为的是改善生活质量,正如一位跨性别女性所反映的那样:「跨性别人士会去找一位治疗师协助,但是他们的大部分问题治疗师都束手无策,尤其在变性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们不得不隐瞒和撒谎,且需承受罪恶感和羞耻感。这种感觉通常会不幸地持续数年[91]!」许多跨性别者因需承受社会污名而变得抑郁和焦虑,并为此寻求治疗;一些跨性别人士向治疗师强调了其性别认同的重要性,以便探讨其他生活质量问题[91]。也有些人后悔进行了性别重置手术并渴望「去性别转换」[93]。
导致跨性别人士的心理健康体验受损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一名被心理学研究生课程录取的跨性别男性指出了现代临床培训的主要关注点:「大多数人可能对跨性别这个词很熟悉,但认识也仅限于此……我不认为我接受过任何临床课程的正式相关培训……亦不认为大多数治疗师了解如何作出应对……大多数拥有硕士或以上水平的治疗师都上过关于LGBT问题的多元化课程——一个多样性很大的培训班。内容基本围绕著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91]。」许多健康保险政策不把与变性相关的治疗纳入保险范围内。许多人只能得到很少或根本没有的经济支援。以上情况引起了对大多数治疗师欠缺处理跨性别人士个案的培训的担忧,并使客户的财务压力增加,继使他们得不到他们所需的治疗[91]。许多处理跨性别人士个案的临床医师只接受过关于性别认同的一般培训,但近来已有关于处理跨性别人士个案的入门培训提供,以帮助消除障碍并提高服务水平[94]。
自从多伦多市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的肯尼斯·朱克和雷·布兰查德宣布担任DSM-V的性与性别认同障碍工作组成员后,易装者和跨性别者在心理学上的分类变得更为复杂[95]。多伦多市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旨在治好跨性别者的「跨性别」本身;此一宗旨令跨性别者群体感到震惊和愤慨[96]。法国于2010年2月通过法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精神疾病名单剔除性别认同障碍的国家[97][98]。
威廉姆斯研究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智囊机构)于201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41%的跨性别人士曾企图自杀;曾遭受过住房或医疗保健方面的歧视、骚扰、家人 抛弃以及性侵犯的跨性别人士的企图自杀率更高[99]。
对于跨性别者,存在著医疗和外科手术,不过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这些医疗方法。男性化激素疗法包括诱导胡子生长,并使皮肤、头发、声音和脂肪分布变得男性化。女性化激素疗法则将脂肪分布和乳房变得女性化。雷射脱毛或电解法可为跨性别女性除去多馀的毛发。跨性别女性手术可使声音、皮肤、脸部、喉结、乳房、腰部、臀部和生殖器女性化。跨性别男性手术将胸部和生殖器男性化,并割除子宫、卵巢和输卵管。术语“性别重置手术”(SRS)用来专指生殖器手术。术语“性别转换疗法”(SRT)则用来作为跨性别身体医疗行为的总称。“变性”一词被批评过度强调手术,而“性别转换”则较为中立。[6][100]这些程序的适用性取决于性别不安的程度,[101]和当地司法管辖范围内的护理标准。
跨性别男性若未进行子宫切除术并且服用睾丸酮,则罹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因为体内睾丸酮产生的雄烯二酮可以转化为雌激素,而外部雌激素是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因子。[102]
美国国家跨性别平权中心的《国家跨性别歧视调查》(National Transgender Discrimination Survey)成功调查了27,715名跨性别者和性别酷儿。当中21%指出「酷儿」是对他们性倾向的最佳描述,18%自认为「泛性恋」,16%自认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或「同性爱」,15%自认为「直的」,14%自认为「双性恋」,最后10%自认为「无性恋」[104]。
去性别转换指的是停止或逆转性别重置手术或性别转换。关于反性别转换的正式研究数量很少,质量存在争议,并且在政治上具有争议。关于反性别转换发生率的估计因不同而异,从少于1%到高达13%不等。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人反转换或后悔的比率非常低。[来源请求]
2015年的美国跨性别调查收集了来自27,715名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跨、性别酷儿、[或]非二元”的个体的回答,发现8%的受访者报告了某种反性别转换经历。 “大多数反转换者只是暂时反转:62%的反转换者报告他们目前生活在与出生时被认为的性别不同的性别中。”反性别转换与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非二元性别认同和双性恋取向等人群相关。只有5%的反转换者(或总受访者的0.4%)报告称他们之所以反转换是因为性别转换“不适合他们”;82%引用了外部原因,包括来自他人的压力、转换的困难和歧视。“被指定为男性出生的父母压力是最常见的反转换原因(36%)。”
跨性别运动员在其进行性别转换抑或服用荷尔蒙时是否会使其具有运动优势尚有争议。一项于2017年发表的系统综述指出:“目前没有直接或一致的研究表明跨性别男性或跨性别女性在其性别过渡的任何阶段具有运动优势,包括经已接受了跨性别激素疗法、性别重置手术。(届时)对跨性别者施加限制的竞技体育政策需要被重新考量和可能需要被修改。[105]”但有瑞典研究指出,女跨男经过荷尔蒙治疗后,肌肉量、股四头肌截面积增加15%、肌力增加12%。[106]男跨女方面,肌肉量减少5%、股四头肌截面积减少4%、肌力整体没有降低,且男跨女的睾固酮浓度低于国际奥委会订定的标准。美国空军 2020 年的研究亦发现,男跨女在接受两年的荷尔蒙治疗以后依然占有优势[107]。不过,美国空军的研究其实显示跨性别女性在接受了两年荷尔蒙治疗后,在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两样项目(两项测试皆涉及肌肉力量、技术、肌肉耐力和心血管耐力的测验,并且“可能是在许多团队运动得胜的重要指标。”)的表现与顺性别女性“公平地一致”;至于在1.5英里(约2.41公里)的长跑项目中,跨性别女性的长跑能力亦因荷尔蒙治疗不断下降,不过即使接受了两年荷尔蒙治疗后,仍比顺性别女性快12%,主要缘于顺、跨性别女性所接受的训练的强度之差,又认为由于顺女运动员之间的身体素质本身就不均,跨女与她们的均差不一定代表不公平性。[108]
2024年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布的一篇断代研究表示[109],在比较75位不同性别认同(顺或跨的男女)的运动员在实验室内所测量有关力量、爆发力和最大摄氧量的表现后,发现:
跨性别女性运动员在 1 秒钟用力呼气量指标(用力肺活量比、跳跃高度和相对 V̇O2最大值)方面表现低于顺性别女性;不过,跨性别女性运动员表现出比顺性别女性更高的绝对握力,但相对于去脂体重或手的大小没有发现差异。[110]
而且,该项研究根据结果和过往的研究,总结表示,需要再做更多纵向研究来确认这些结果内的差异是否由性别肯定荷尔蒙治疗直接造成;就不同体育项目做更多专门研究,以对是否实施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出赛之政策提供资讯,是必要的。[111]
依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2003年的指引,改变性别的运动员,不论是男性变女性或女性变男性,都必须在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后接受两年荷尔蒙治疗,才有资格参加比赛。
2016年1月,国际奥会发布的新版指引取消手术要求。从女性变为男性的运动员可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参加男性比赛,从男性变为女性的运动员则需满足4项要求,包括声明其女性性别;在首次参赛前至少一年时间里将睾丸素维持在12 nmol/L 以下;在获得参赛资格期间内将睾丸素维持在10 nmol/L 以下;在被测试时维持同样的水平,若无法达到要求,该运动员将在12个月内无法参加女性比赛。 [112]
莉亚·汤马斯是美国一名男跨女游泳选手,曾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男子队参加3年的比赛。于2021年11月加入女子队后首次比赛便引发争议。她虽已遵守美国国家大学体育协会(NCAA)规定完成一年的睾固酮抑制治疗才得以参赛。但她在200公尺自由式、500 公尺、1650公尺3项比赛都以惊人成绩打破学校纪录,而500、1650公尺项目中,更是分别领先第二名38、14秒[113]。又于NCAA于隔年3月举办的一级大学联赛500码女子自由式决赛中夺金,分别以一秒和两秒之差[114],击败了曾在2020年东京奥运中夺银的韦安特、苏利文两人[115],不过离大会纪录还有九秒钟的差距[114]。与莉亚·汤马斯一同比赛的选手之一发表了声明,称“跨性别运动员参加的每一项赛事,都是在整个比赛中,从生理女性身上夺走的一个名额。[116]”
国际游泳总会针对此事,于2022年6月投票决定限制跨性别者参与女子组的游泳比赛,并为他们成立专门的比赛组别,以示对女性的公平及对跨性别的包容[117]。
至于有关莉亚是否拥有“优势”,一些批评者比较她由男子比赛转向参与女子比赛前后的表现差别,声称进入女子比赛提高了她的整体排名。例如《游泳世界》的编辑表示,莉亚以前男子 200 公尺自由泳比赛中排名第 554 位;500 公尺自由泳排第 65名;1650 公尺自由泳第 32 名[118]。评论称其忽略了当时莉亚已在接受男跨女荷尔蒙治疗法,可能因此了降低她在男子泳赛的成绩。 [119]不过奥运游泳金牌得主和女子体育行动主义者家南希·霍格斯黑德-马卡尔也注意到这一点并指出莉亚在荷尔蒙治疗法前的时间与她今天的时间之间的差异:她在 500 公尺泳赛的最佳成绩比转换前慢了 5.6%,而她的 1,000 公尺泳赛成绩慢了 7.5%,她的 1,650 公尺泳赛成绩慢了 7.2%,都比男女比赛之间通常存在的10-11%的差距要小;她更指出莉亚“从来都不是那种杰出的运动员”。[120] 但是,根据 LGBT 体育新闻网站 OutSport 的数据,NCAA 男女记录的差异因距离而异:200 公尺为 11.2%,500 公尺为 7.2%,1,650 公尺为 6%。[121] 前NCAA 游泳运动员凯尔·索克威尔 (英语:Kyle Sockwell) 指出,莉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男子游泳队时已是一名优秀的竞技游泳运动员,而她的比赛时间没有随着荷尔蒙治疗法“逐渐变短”,反而是反复地上升,更意味著她,就像许多游泳运动员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成绩所做的那样,没有在比赛前休息而减少她的训练。[119]
女性主义中不同派别对跨性别者的看法不同,有些派别支持跨性别者及其权益,有些则不。第三波和第四波女性主义者通常更支持跨性别人群并将其视作交叉女性主义运动的一分子。[122][123]女性主义中反对跨性别者的立场对于性别转换(英文:gender transition)性别肯定手术的批评,或是不认同跨性别不认同跨性别女性为女性,且希望将跨性别女性排除于女性主义之外。[12][124]这类看法自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和激进女性主义者珍妮斯·雷蒙德1979年《变性帝国》(英语:The Transsexual Empire)一书以来盛行。雷蒙德于该书中写道:“所有变性人都靠着将真实的女性形象化为区区人工制品,将女性的身体挪为己用……变性人仅仅是切除了入侵女性最明显的手段,使其看上去没有侵略性”,而且跨性别者应该“在道德上被禁止存在。”[12][125]这类认为男女先天因其生理区别而本质不同,因此无论如何两者都不可能产生交换的看法叫做性别本质主义;[126]也就是说,性别本质主义者认为,跨性别女性不是真正的女性,跨性别男性不是真正的男性。[127]近年来,激进女性主义中排斥跨性别者的人士常被称为TERF,即排跨激进女性主义者(英文: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128]这类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如今被大多数女性主义者视为恐跨。[129][130][131][132][133][134]
与性别本质主义的是社会建构主义(英文:social constructionism)。社会建构主义者批评性别本质主义,认为性别之间的不同完全或基本上由社会建构和二元性别的社会规范导致。后建构主义女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朱迪斯·巴特勒于其《性别惑乱》(英文:Gender Trouble)和《身体之重》(英文:Bodies That Matter)两书中,认为将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暴力铭刻”于人的身体上是导致那些针对违背性别二元的人们的暴力的原因。[135][136]巴特勒于《性别霍乱》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性别仅仅是一种表演而非本质,是此后酷儿理论的根基之一。
而同时反对性别本质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则是跨性别女性主义。跨性别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和跨性别权益运动的交叉。生物学家和跨性别女性主义学者朱莉娅·塞拉诺于她《Whipping Girl》一书中分析了媒体专注于跨性别女性这一现象的分析,讨论了媒体如何对跨性别者如何对跨性别女性涂口红、穿高跟鞋和穿裙子等典型刻板印象中的女性表达极感兴趣,却少有关注跨性别男性或非二元性别人士。塞拉诺认为,媒体通过将女性气质本身展现为人造、虚假的,以解决跨性别女性的存在对于性别二元论中“女性”这一分类的威胁,使人认为跨性别女性进行性别转换仅为满足某种性癖。[137]塞拉诺指出,雷蒙德于她《变性帝国》一书中一方面视那些女性化的跨性别女性所展现的女性气质为对女性价值的贬低,另一方面如果跨性别女性展现男性气质则又会被雷蒙德认为是其并非真正女性的证据;这样,在雷蒙德这种相互矛盾的论点中,跨性别女性不论展现出女性还是男性气质都会被视为假女人。[138]而对于社会建构主义,跨性别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其将性别过度简化。塞拉诺为此提出了“内在倾向模型”(英文:intrinsic inclination model)以解释社会性别与生物性别之间的关系。[139]
拥有逾百年历史的日本私立女校日本女子大学,于2017年开始接受男跨女学生入学。[140]
2015年,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禁止酷刑委员会于2015年的审议结论中亦提及现时跨性别人士事必须于完成整套性别重塑手术后,港府才会承认他/她们的跨性别身份;上述情况都会令跨性别人士受到长期的心理及生理伤害,委员会对此表示关注。委员会亦促请港府,采取立法及行政措施,尊重跨性别人士及双性人的性别选择,以及他/她们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包括无须他/她们完成整套性别重塑手术后才确认相应性别。[141]2016年10月,沙田区威尔斯亲王医院跨专科诊所启用[142]
2017年5月,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柯枝市(Kochi)的地铁公司Kochi Metro雇用了23名跨性别者为员工打破传统[143]
联合国调查,并撰写了《中国跨性别者性别认同的法律承认—中国相关法律和政策评估报告》[144]
2016年底媒体传出,《国家地理》破天荒以一名9岁跨性别儿童作为2017年1月份的封面,引起广泛回响。[145]2017年1月底,美国男童军总会宣布从即日起,不再以出生证明书作为性别证明,将以申请表上列明的性别,作为判别男童军申请资格的依据,亦即容许跨性别男性儿童加入。[146]
2017年2月,巴西跨性别女子丹达拉遭多人从公寓拖出,在众目睽睽下,被殴打致死。这是巴西当月第五名被杀害的跨性别人士。[147]
有部份组织或个人反对跨性别,因LGBT中的跨性别有别于同性恋及双性恋,同性恋及双性恋不会改变社会的性别认同。反对者会把跨性别运动和同志运动连结。[148]
一些司法管辖权存在法律程序,允许个人改变其法定性别或姓名以反映其性别认同。对于这些程序的要求各不相同,从明确的正式性别转换症诊断到性别认同障碍的诊断,以及医生的指出个人性别转换疗法或确立非常规性别的证明。[159] 在1994年,DSM IV条目从“性别转换症”改为“性别认同障碍”。在许多地方,跨性别在工作场所或公共场所的歧视不受法律保护。[160]2011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90%的跨性别人群在工作中面临歧视,失业人数是普通人口的两倍[161] ,超过一半的人在试图获得公共服务时遭到骚扰或被拒绝。[162]跨性别者群体的成员在医疗中心方面也遭受高度歧视。[163]
此章节论述以香港为主,未必有普世通用的观点。 |
现时社会保守,跨性别者缺乏权利,跨性别是新兴概念,跨性别权利是支持者现时正向社会争取之处,反对者则反对跨性别拥有跨性别权利,保持原状。跨性别权利是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议之处,例如反对者反对跨性别生育,支持者认为没问题。
支持者认为最理想为无须任何生理治疗及心理评估可改变身分登记,包括出世纸。反对者认为身分登记一定要根据二元生理性别不能改变。或需要完成完全性别重置手术后只可改身分证。有些国家有性别认同条例,如英国,可供跨性别者改变登记性别身分。另设第三性别构成其他争议[164]
支持者认为如果跨性别可与其认同性别之异性结婚。若有同性婚姻,则不会有问题。反对者认为必须只能和原身性别异性结婚。香港变性人婚权案,裁决完成变性手术的人与异性别的人结婚。为免同性婚姻,中国法律禁止婚后变性。
支持者认为跨性别适合养育孩子。反对者认为跨性别不适合养育孩子。
支持者认为跨性别可自我决定生育。反对者认为男性不可怀孕。女跨男不能怀孕。
支持者认为能以新性别身份生活。反对者认为只能以原生性别身份生活、上洗手间。
支持者认为支持所有跨性别治疗及政府资助。反对者认为反对所有跨性别治疗及政府资助。
支持者认为以新性别对侍。反对者认为必须以原生性别对侍。
支持者认为能被正确名称。反对者认为可自由称呼。
跨性别人士在选择何时,是否以及如何向家人,亲密朋友和其他人透露他们的跨性别身份方面各有各自的方法与时机。[165]社会上的歧视和暴力(跨性别人群更可能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高出28%)[166]导致跨性别人群的出柜可能令跨性别者感到敌意。害怕报复行为,例如未成年时被带离[119][119][167][167]父母家庭,这是造成跨性别人直到成年后才会在家中出柜的一个原因。[168]父母困惑和缺乏对跨性别儿童的理解可能导致将跨性别想法视为成长的一个阶段或者通过利用精神卫生服务试图改变孩子的性别身份,努力将他们的孩子变回“正常”。[169][170]
互联网可以在跨性别人士即将出柜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些人首先以网络身份出柜,这为在现实世界中冒着社会公审的风险之前提供了虚拟和安全地出柜经验的机会。[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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