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治（英语：George Wong，1906年—1946年）是香港史上和战后首位被香港军政府法庭处以绞刑的通敌犯人。[1][2]他早于香港保卫战前已开始为日方提供有关香港的情报。香港日占时期，他曾为各个日本机关服务，在九龙宪兵队特高课担任密探期间对盟军人员进行侦查和刑拘活动，虐待多名被捕者，于香港重光后被逮捕。[3][4]
简历
黄佐治是一名华人，生于1906年，籍贯广东开平长安村，有指曾拥有美国国籍，与妻子欧阳玉蝉育有三儿。[5][6]“佐治”只是音译名，其真实中文名不详。黄佐治早年曾在缅甸地区进口汽车到中国，1930年代中来港，在九龙弥敦道夏巴车行（Wallace Harper & Co Ltd）担任司机。[7]1939年年中，他转到广洲湾为重庆国民政府驾驶货车一段时间，他自称在重庆大轰炸中受过伤，留下疤痕。他于1940年年底返港，于均益仓担任司机。1941年，公司调派他到奶路臣街分部工作。他们一家与岳母同住于旺角太子道153号二楼。家中的露台是一个小型健身场地，认识他的朋友会上他家做健身运动。
根据在战前已认识黄佐治的证人郑威林和李威林（音译名）的供词所述，黄表示自己早在香港保卫战爆发前半年已认识一些日本军人，并提供了不少香港有用情报。香港保卫战爆发初期，郑曾见过黄接载日伪军人驶过弥敦道。1941年12月12日至13日，郑曾见过配戴了兴亚机关臂章的黄接载日本军官和一些华人驶过油麻地弥敦酒店（后被兴亚机关征用），黄当时向郑指自己正为日军工作。[8]
1942年年中，黄佐治离开兴亚机关，为港九警备队调查香港境外的抵抗份子与香港内部居民的联系，任务包括安排在港华人与境外伪军的合作和协助安排日军进攻澳洲的向导等。他同时服务于九龙宪兵队，在特高课三等曹长吉本（Yoshimoto）手下负责调查境内盟军间谍、支持盟军的中立国人士和藏有短波收音机的人。郑威林在当年7月见过黄，并留意他身上配有一把手枪，黄承认自己正为日本人作特务。李威林则曾陪同黄前往油麻地宪兵部和嘉林边道警备队司令部，黄指自己需每天早上向上级汇报工作。
1943年4月，黄原安排了约30名藏身深圳龙岗的游击队向日方投诚，但被他们集体逃脱，他因此被军事法庭指控协助游击队逃走，而被判监禁约两星期。
离开监狱后，黄不再为警备队服务。作为宪兵队特务密探，他联同宪兵和其他附敌者追捕境内盟军人员，施加酷刑以作迫供，严刑审讯被捕者，恐吓和勒索被捕者家人以谋取个人利益，造成多人丧生，无数家庭破碎，受害的个案估计远超于有纪录的数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当日，黄佐治立刻随他的上司吉本逃离香港，一段时间之后在九龙一间车房被警察拘捕，当时他躲在柴木堆后面。1946年2月，他与其他5名曾为日方工作的疑犯（徐国帧、苏良、黎杰、李察士（Joseph James Richards）和居宁（C. A. Gehring））一同被控通敌罪。黄佐治经香港军政府法庭审判后遭判决罪名成立，同年7月在赤柱监狱处以绞刑。[9][10]
通敌案审判
黄佐治一案由督察奥当奴云（J. O'Donovan）负责，认人手续于1946年2月在赤柱监狱举行。该案先于1946年2月至3月期间在中央裁判署初审。法官为关祖尧，主控官为施路华（Marcus Alberto da Silva）和史美（R. S. Smith），黄放弃于初审时进行辩护。[11]
1946年4月，转到于高等法庭正式审讯，法官是廖亚利孖打（Leo d'Almada e Castro），陪审官是祁特少校（J. B. Kite）和米尔斯少校（C. F. Miles）。辩护律师是由政府安排的罗显胜大律师和关学林律师。[12]
黄佐治在庭上否认所有控罪，辩护律师争议通敌罪是否适用于日本管辖领土下的人民。黄佐治辩称自己乃中国人，并非效忠于英王。他指自己是在12月12日早上被配载红白臂章的人威迫为兴亚机关担任司机，12月27日起配戴臂章正式加入该组织。他更表示他在港九警备队工作时为游击队走私物资，而在宪兵队只是担任司机和传译工作，对于部份受害者不认识和施加酷刑不知情。受害人黄培的妻子闻知后愤而冲出掌掴黄，黄的妻子更曾在庭外被群众追打。[13][14][15][16]
| 编号 | 时间 | 地点／组织 | 控罪 | 受害者 | 备注 |
|---|---|---|---|---|---|
| 1 | 1941年12月至1942年3月 | 兴亚机关 | 背叛英皇投入敌方日本的兴亚机关服务 | ||
| 2 | 1942年7月30日至1943年4月15日 | 港九警备队 | 在香港占领地政府港九警备队担任情报员 | ||
| 3 | 1943年5月4日至1945年5月3日 | 香港宪兵队 | 在香港宪兵队担任特务密探员 | ||
| 4 | 1943年4月4日左右 | 九龙 | 诱使李威林投敌 | 李威林（Ｗilliam Lee） | 李威林澳洲出生，是英军服务团秘密工作人员，与黄佐治相识于战前[8] |
| 5 | 1943年4月12日左右 | 诱使李威林助其担任情报工作，作为黄于驻万顷沙伪军之私人顾问 | |||
| 6 | 1943年4月15日左右 | 诱使李威林助其担任特务工作和侦查李轩利之行踪 | 李威林
李轩利（Enrique Lee） |
||
| 7 | 1943年6月16日左右 | 参与逮捕刘植基和李威林 | 刘植基（Jackie Lau）
李威林 |
刘植基是英军服务团秘密工作人员，与黄佐治相识于战前，战前曾任后备警察[17] | |
| 8 | 1943年6月16日左右 | 协助逮捕刘伯伟，意图取得以上两人之消息 | 刘伯伟（刘植基父亲） | 黄佐治、日人森山一 （Moriyama）和李察士参与逮捕牙医刘伯伟，姚婉芳被李察士多次掌掴和暴力地推倒在街上。刘伯伟在油麻地弥敦道363号新新酒店被殴打和处水刑，次日再押到赤柱监狱。刘伯伟失踪后，姚更被认识黄的人勒索金钱。1945年7月，姚在街上遇到黄，黄指他已把刘伯伟杀掉，并跟她说：“你能拿我怎么样？”[8][18] | |
| 9 | 1943年6月16日左右 | 对刘伯伟毒打迫供 | |||
| 10 | 1943年6月19日左右 | 要胁及恐吓姚婉芳，以查探刘植基下落 | 姚婉芳（刘植基母亲） | ||
| 11 | 1943年6月19日至?年5月5日 | 参与逮捕刘伯伟，令他被困禁而卒于死亡 | 刘伯伟 | ||
| 12 | 1943年10月24日 | 九龙 | 参与逮捕蒙尼 | 蒙尼（P. C. Mooney） | 葡人蒙尼战时在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工作。黄佐治、森山一、刘姓通译、黄爱打及另外两人捉走他的前同事吕文孙到宪兵队本部，众人偕同陈端至对吕殴打，施水刑和吊刑。文尼另一名前同事文宁（E. Manning）亦遭严刑迫供。[18] |
| 13 | 1943年10月25日 | 香港 | 毒打迫供吕文孙 | 吕文孙 | |
| 14 | 1943年11月6日 | 九龙 | 参与逮捕巴路士，以致他受监禁，严刑审讯与判处徒刑[18] | 巴路士（Henrique Alberto de Barros Botelho） | 葡人巴路士战前于德士古油公司工作，被黄佐治和另外一人逮捕，在赤柱监狱被处电击、水刑、吊手、棍殴等刑罚逾一个月，1944年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后来再减刑至1年6个月[17][18] |
| 15 | 1943年11月7日 | 香港 | 用刑迫供巴路士 | ||
| 16 | 1943年11月10日 | 参与逮捕史域西，使他受严刑审讯与判处徒刑 | 史域西（D. S. Dinghamal） | 巴基斯坦信德族商人，被黄佐治逮捕到宪兵队本部，黄佐治、森山一对他施以吊刑及棍殴，后来囚禁于赤柱监狱时再被他们以水刑和吊刑迫供，1944年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后来刑期被取消[17] | |
| 17 | 1943年11月17日 | 毒打迫供史域西，迫使认罪 | |||
| 18 | 1943年12月20日 | 参与严刑审讯史域西 | |||
| 19 | 1943年11月12日 | 逮捕李美度士，以致他被监禁，严刑审讯与判处徒刑 | 李美度士（Francisco Xavier D'Almada Remedios） | 葡人李美度士战前于通用电气公司工作，被黄佐治和一名印度人逮捕，在赤柱监狱遭处以水刑、吊刑和火烧等刑罚，1944年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7][18] | |
| 20 | 1943年11月17日 | 参与严刑审讯李美度士，诱使认罪 | |||
| 21 | 1943年11月12日 | 香港 | 参与逮捕嘉拿，以致他被监禁，严刑审讯与判处徒刑 | 嘉拿（Luiz Maria Ozorio Gardner） | 嘉拿战前于远东汽车公司工作，被黄佐治和一名华人逮捕，在赤柱监狱遭严刑审讯，遭处以棍殴、吊刑、火烧和禁食等刑罚，1944年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后来再减刑至1年7个月[19] |
| 22 | 1943年11月12日 | 参与逮捕史华利士，以致他被监禁与审讯 | 史华利士（Ｍaria Fernando Soares） | 史华利士被黄佐治和一名日本人逮捕[20] | |
| 23 | 1943年11月19日 | 诱使李美度士自认为间谍 | 李美度士（Fernando Eduardo D'Almada Remedios） | 李美度士战前是联合贸易公司的董事。在赤柱监狱遭处以棍殴、电击、水刑和吊刑等刑罚，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后来再减刑至7年6个月[20] | |
| 24 | 1944年6月19日至1944年7月1日 | 参与审讯林巴芝洛 | 林巴芝洛（Rampal Ghillot） | 于高等法院遭黄佐治、森山一、井上神奈雄等人严刑审讯，遭处以水刑和吊刑等刑罚，后再被押到金巴利道69号，遭处以棍殴、吊刑、火烧等刑罚。1944年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后来再减刑至7年6个月[20] | |
| 25 | 1944年6月19日 | 参与逮捕黄培，以致他被监禁与严刑审讯 | 黄培 | 黄培是一名作家，美国出生华人，是英军服务团秘密工作人员，黄佐治、森山一等人上门逮捕黄培无果，黄培妻子和黄培母亲遭殴打，黄培回家时被逮捕然后失踪。及后，黄佐治与他的的妻子前往勒索黄培妻子，换出黄培获释，她数天后向黄佐治妻子支付了十万元军票，但最终承诺没有兑现。[20][21] | |
| 26 | 1944年6月19日至1944年7月1日 | 参与侦查及严刑审讯黄培 | |||
| 27 | 1944年6月20日 | 香港 | 参与逮捕亚甸沙，以致他被监禁与严刑审讯 | 亚甸沙（Vicente Nicolas Atienza） | 亚甸沙是一名医生，菲律宾人，黄佐治、两名日本宪兵押黄培到他家，亚甸沙在家中遭处以水刑，后被押往金巴利道69号，遭处以吊刑刑罚。及后，他曾被宪兵队召到赤柱监狱为黄培治疗背部可怕的烫伤伤口。他后来亦在赤柱监狱遭严刑审讯。[20] |
| 28 | 1944年6月20日 | 毒打亚甸沙，诱使认罪 | |||
| 29 | 1943年5月15日至1944年6月20日 | 九龙 | 侦察李轩利之活动与行踪 | 李轩利 | 李轩利是墨西哥华人，和邻居尼瓜拉瓜人告山奴被黄佐治等人上门逮捕捕，同于金巴利道69号被水刑、吊刑，1944年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后来再减刑至3年9个月，身体极之虚弱的他于1945年7月死于狱中病房[20][5][22] |
| 30 | 1944年6月20日 | 参与逮捕李轩利 | |||
| 31 | 1943年5月15日至1944年6月20日 | 侦查李轩利之活动与行踪，致他被捕后，终遭判处徒刑而至死亡 | |||
| 32 | 1944年6月20日 | 香港 | 参与逮捕告山奴，以致他被监禁与严刑审讯 | 告山奴（Gonzalo Sang） | |
| 33 | 1944年6月20日 | 九龙 | 参与毒打告山奴，迫使认罪 | ||
| 34 | 1944年6月21日至1944年7月1日 | 参与毒打告山奴 | |||
| 35 | 1943年6月至1944年1月12日 | 侦查温奴域之行动 | 温奴域（P. A. Yvanovich） | 温奴域在赤柱监狱中遭受虐待至死，在隔壁囚室的巴路士曾见到温奴域的手脚被反绑在身后面[17][5] | |
| 36 | 1945年5月3日 | 参与逮捕奥拉素，以致他被监禁与严刑审讯 | 奥拉素（Axel Napoleon Olsson） | 瑞典人，认识黄佐治。被捕后在西区宪兵部遭施以殴打和吊刑[22][5] |
流行交化
参见
注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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