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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一次远洋航海项目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郑和下西洋是指中国在明代早期1405年至1433年间的七场连续的大规模远洋航海，跨越了东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各地，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项目。从1405年（明永乐三年）到1433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的庞大船队远航，拜访了三十馀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这段时期是在迪亚士发现好望角的七十年前及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八十年前；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航航海项目。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总航程达到七万多海里，长度相当于地球圆周的三倍之多。
郑和船队曾经航行至东海、南海、泰国湾，绕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安达曼海及孟加拉湾，再绕过整个南印度至阿拉伯海、波斯湾，从亚丁湾进入红海，亦有航行至东非马达加斯加北部更远的海域，到达沿海三十多个国家及岛屿，包括东南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暹罗；印度的古里、榜葛剌；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东非的木骨都束、莫桑比克贝拉港。郑和舰队的七次远洋有六次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1402年至1424年），而最后的第七次远航是在明宣宗宣德年间（1425年至1435年）。前三次远航最远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而第四次最远航行至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最后，船队远航至阿拉伯半岛和东非肯尼亚[参1][参2]。
十四世纪上半叶北非丹吉尔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有描写当时往来印度洋的中国船只。近年在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长11.4丈，宽3.3丈，比近两个世纪后的郑和宝船小。它以十二道隔梁分隔出十三个船舱，隔板厚达10至12厘米，每道隔梁用三四块木板榫接而成，并与船肋骨紧密结合在一起，舱内采用水密舱壁。宋船曾采用榫接、铁钉加固、船板缝隙中填塞捻合物的办法，来保证船的坚固性和水密性。可得知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相对成熟。
明朝从洪武年间到隆庆年间，实行了近二百年海禁，开海时期只占4分之1。郑和下西洋时的永乐年间，海禁政策甚至较洪武年间更为严苛。永乐二年(1404年)诏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参5]。永乐五年（1407年）甚至在安南也实行海禁：“亦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参6]。
海禁是一项锁国性质的国策，严格禁止人民对外通商贸易，规定人民“片板不许入海”[参7]，甚至民船造得稍大一些就是违法。《大明律》规定：“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此外，亦会限制外国人到中国进行贸易[参8]。明朝唯恐禁海不力，有关海禁的诏令每过几年就会重申一遍。
海禁的原因有指是为了防止沿海反叛势力私通倭寇。明朝前期倭寇猖獗。据《明史》及《明实录》记载，仅洪武元年至七年 (1368年至1374年) 间，倭寇对中国沿岸的侵扰次数就多达二十三次[参9]。此时正值日本的南北朝内战，流离失所的日本平民为逃避战乱，纷纷流亡海上。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日本北朝的足利氏吞并南朝，不少南朝遗臣相继逃亡出海，与日本浪人组成武装，形成倭寇，侵扰中国沿岸地区[参10]。另一方面，曾割据江南沿海州县的张士诚和方国珍，自被朱元璋击败后，其部下亡命海上，勾结日本浪人，侵扰山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有鉴于苏、松、常、嘉、湖等州是张士诚的旧地，朱元璋因而对以上地区采取歧视性政策，所征田赋较其他地区高出十倍以上[参11]，当地百姓不堪其苦，流亡他乡，或作为倭寇向导。此外，闽浙大族亦为了利益私通倭寇。有见及此，洪武三年（1370年），明廷“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参12]；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颁布“禁海令”，规定：“……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撤销了自唐宋时起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宁波）、广东广州三处市舶司。
永乐年间，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高炽最初对明成祖的下西洋决策也是非常支持，但是在后来频繁的下西洋之后，明朝的国库出现了入不敷出的问题（其中开销最多的地方就是在下西洋的事情上），这使得身为储君的朱高炽以及当时掌管国家财政的官员们开始对下西洋的决策出现了质疑。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驾崩后不久，即位为帝的朱高炽因为国家的财政问题而取消下西洋的国策，再次实行禁海，直到宣宗即位。
在奉敕七下西洋前，郑和在永乐元年先出使暹罗，后来在永乐二年出使日本，年底会朝复命。永乐元年（1403年），郑和等奉差出使暹罗国。经广州大星洋，忽遇风涛，郑和祈天妃保祐，风平浪静[参13]。出使过程中郑和船队舟师沿途累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岛水势山形，画成图样[参14]。郑和归来后，奉命整理天妃庙。
永乐元年（1403年）琉球、日本、暹罗各国使节到中国朝贡，建立了宗藩与册封关系。永乐二年（1404年）倭寇骚乱直隶、浙江，明成祖派遣中官郑和往日本，奉敕讨贼[参15]，由宁波附近的桃花渡出海[参16]。1405年，足利义满（明朝其时称“日本王源道义”）遣使，献上在壹歧，对马等岛所俘获的倭寇；乃命来使按其本国法处置，令一人生火，将倭寇上蒸笼蒸杀。明成祖嘉奖源道义勤诚，遣鸿庐寺少卿潘赐，内官王进等赍玺书冕服，赐日本王，令十年一贡。[参17]
郑和统督水师十万到达日本，向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宣旨：“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参18]足利义满同时受明朝封赏，并派遣使节献上抓获的倭寇，与明朝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日本以属国的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明朝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一枚，足利义满回书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义满”。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目前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 目的 | 解说 |
| 明代多种文献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明史·郑和传》中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西山杂志·三保太监下西洋》“永乐三年成祖疑惠帝南逃，命中官郑和、王景弘、张文等造大船百艘，率军二万七千余。”顾起元《客座赘语·宝船厂》：“宝船之役，时有谓建文帝入海上诸国，假此踪迹之。” | |
| 有历史学家指郑和下西洋是由于明成祖派遣郑和去扫荡元朝末年起义群雄张士诚的残馀势力。于张士诚身故后，其部属联合日本倭寇威胁沿海地区安全。明成祖基于安全考虑便派遣郑和加之以扫荡。 | |
| 历史学家向达、尚钺提出郑和下西洋是针对帖木儿帝国[参19]，联合印度包抄帖木儿帝国后方，牵制其东进[参20]。明初时，帖木儿大举进攻明朝，因此从海外结盟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主要目的。不过，根据史学家徐玉虎所言：“印度、红海等地无形中对帖木儿帝国采取半月形的外围攻势。”反映郑和下西洋之举并非旨在包抄帖木儿帝国。而帖木儿帝国内部在公元1405年帖木儿身故后也发生沙哈鲁争夺皇位事件。便证明了郑和下西洋旨不在此。 | |
| 靖难之变期间，明朝国内出现饥荒。明成祖就加紧南粮北运的工程，并扩大对海军和陆军的需求。事情得到解决后，对海军的需求下降。为防止这批海军叛乱，明成祖便安排他们跟随郑和下西洋。 | |
| 《明史·郑和传》中记载：“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 |
| 郑和下西洋发展的海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但在明成祖年间仍实施海禁政策，加上史学家徐玉虎指出明室要“阻钱货之外流”，所以殖民之说不太可能成立。 | |
| 起自郑和出身于穆斯林家庭，但是信奉佛教[参21]，对道教也比较崇敬。麦加时期，郑和作为船队主帅没有前往，仅有其手下马欢等人前往交易，故朝圣之说亦不太可能成立。 |
明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准许太监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的庞大船队远航，拜访了三十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每次都由苏州浏家港出发经上下川山（今江门大广海湾上川岛一带）出海，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郑和在船上因病过世。明代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和明代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在中东方向最远曾达麦加，在非洲方向最远曾达莫桑比克的贝拉港[参22]，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洲[参23][参24][参25]。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正使郑和与王景弘率士兵二万八千余人出使西洋，造长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大船六十二艘，从苏州府刘家河泛海到福州府长乐县太平港，再由福州五虎门杨帆经上下川山（今大广海湾经济区外海），先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区），后向爪哇方向南航，次年六月三十日在爪哇三宝垄登陆，进行贸易。时西爪哇与东爪哇内战，西爪哇灭东爪哇，西爪哇兵杀郑和士兵一百七十人，西王畏惧，献黄金六万两，补偿郑和死难士兵[参26]。随后到三佛齐旧港，时旧港广东侨领施进卿来报，海盗陈祖义凶横[参27]，郑和兴兵剿灭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贼船五艘，生擒海盗陈祖义等三贼首[参28]。郑和船队后到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古里等国家。在古里赐其王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参29]。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押陈祖义等献上，陈祖义等被问斩[参30]。施进卿被封为旧港宣慰使[参31]。旧港擒贼有功将士获赏：指挥官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千户钞八十锭，彩币三表里，百户钞六十锭，彩币二表里；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百表里，锦布三百二十九匹[参32]。
永乐五年（1407年）[参33]，命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参34]出使，费信随行[参35]，前往古里，满剌加，苏门答剌，阿鲁，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拔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巴里等国，赐其国王锦绮纱罗[参28]，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永乐六年（1408年）正月，明成祖命工部造宝船四十八艘。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与王景弘、候显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浏家港启航，敕使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参36]。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满剌加当时是暹罗属国，正使郑和奉帝命招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剌加国，暹罗不敢扰[参37]。中国宝船到此，立排栅，城设四门更鼓楼，夜间提令巡警。满剌加九州山盛产沉香，黄熟香；太监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径八九尺，长八九丈的标本6株[参38]。永乐七年，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等到锡兰山寺布施，并建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参39]此碑现存于科伦坡博物馆。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被郑和觉察，离开锡兰山前往他国。回程时再次访问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趁贼兵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献亚烈苦奈儿与永乐帝，朝臣齐奏诛杀，永乐帝怜悯亚烈苦奈儿无知，释放亚烈苦奈儿和妻子，给予衣食，命礼部商议，选其国人中贤者为王[参40]。选贤者邪把乃耶，遣使赍引，诰封为锡兰山国王，并遣返亚烈苦奈儿。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剌，率领妻子陪臣540多人来朝，朝廷赐海船回国守卫疆土[参41]。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参42]。八月礼部、兵部议奏，对锡兰战役有功将士754人，按奇功，奇功次等，头功，头功次等，各有升职，并赏赐钞银，彩币锦布等[参43]。
| 航线 | 起点 | 昼夜 | 终点 |
|---|---|---|---|
| 1 | 太仓刘家港 | 福州长乐太平港 | |
| 2 | 福州五虎门 | 10 | 占城国 |
| 3 | 占城 | 3 | 真腊国 |
| 4 | 占城 | 10 | 暹罗国 |
| 5 | 占城 | 10 | 交栏山 |
| 6 | 占城 | 20 | 爪哇国 |
| 7 | 满剌加 | 9 | 苏门答剌 |
| 8 | 满剌加 | 3 | 阿鲁 |
| 9 | 苏门答剌 | 1 | 龙涎屿 |
| 10 | 苏门答剌 | 12 | 锡兰山国 |
| 11 | 苏门答剌 | 20 | 榜葛剌国 |
| 12 | 龙涎屿 | 5 | 翠兰屿 |
| 13 | 锡兰山国 | 10 | 古里国 |
| 14 | 锡兰山国 | 7 | 溜洋国 |
| 15 | 锡兰山国 | 21 | 卜剌瓦国 |
| 16 | 古里国 | 10 | 忽鲁谟斯 |
| 17 | 古里国 | 20 | 剌撒国 |
| 18 | 古里国 | 22 | 阿丹国 |
| 19 | 古里国 | 20 | 佐法儿国 |
| 20 | 小葛兰国 | 20 | 木骨都束国 |
| 21 | 忽鲁谟斯国 | 4 | 天方国 |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正使太监郑和与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参45]，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勿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参46]。郑和使团中包括官员八百六十八人，兵二万六千八百人，指挥九十三人，都指挥两人，书手一百四十人，百户四百三十人，户部郎中一人，阴阳官一人，教谕一人，舍人两人，医官医士一百八十人，正使太监七人，监丞五人，少监十人，内官内使五十三人[参47]其中包括翻译官马欢，陕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挥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参48]。郑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赐占城王冠带[参49]。1413年郑和船队到苏门答剌，当时伪王苏干剌窃国，郑和奉帝命统率官兵追剿，生擒苏干剌送京伏诛。[参50]1413年郑和舰队在三宝垄停留一个月整休，郑和费信常在当地华人回教堂祈祷。郑和命哈芝黄达京掌管占婆华人回教徒[参51]。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东非麻林迪（肯尼亚），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4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十日（1416年12月28日），古里等国使者回国，郑和第五次受命率船队出发，送还使者并访问诸国。从刘家港出发至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候风期间，据署名蒲和日所立的“郑和行香碑”载，郑和曾于永乐十五六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1日），去泉州回教先贤墓行香。[参52]，于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卜剌哇、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各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归国。随行有僧人慧信，将领朱真、唐敬等[参53]。郑和奉命在柯枝诏赐国王印诰，封国中大山为镇国山，并立碑铭文[参54]。忽鲁谟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祖法儿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参55]。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剌（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以外番多不来朝贡，命郑和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参57]，随行有太监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保洪保等人[参58]。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根据明代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记载，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弄手、医士、铁锚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参59]。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0年1月），郑和率领二万七千余官兵，驾驶宝船61艘，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经徐山、十日到江苏太仓，二十日出太仓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港，驻留约一个月，在此期间，郑和在刘家港北漕口修建天妃宫，宣德六年（1431年）春天，天妃宫修建完毕，郑和立“通番事迹记碑”：“……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官兵数万人，海船数百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苍溟十万余里……明宣德六年，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左少监张达等立”[参60]。”。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抵达福州长乐港。郑和船队在长乐停留约半年，在此期间，郑和曾率领兴平三卫指挥千百户和州府官员，到福建湄州屿，卖办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宫[参61]。又在长乐县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长乐天妃宫，十一月建成，树立《天妃灵验之记》碑[参62]，并铸造铜钟一口，铭文：“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参63]。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日到占城。七年正月从占城起航，二月六日抵达爪哇。六月十六日起航，二十七日抵达旧港。七月一日启航，八日抵达满剌加。八月八日启航，十八日抵达苏门答剌。十月十日启航，十一月六日抵达锡兰山。十日启航，十八日抵达古里国。二十二日启航，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达忽鲁谟斯。八年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国。返航途中，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参64]，船队由王景弘率领返航。二十日大船回洋。四月六日到苏门答剌。十二日开船，二十日到满剌加。五月十日回昆仑洋，二十六日到占城。六月一日启航，经南澳山，望郎回山，碗碟屿，二十一日进太仓，七月六日到南京[参65]。
永乐年间，郑和乘坐的宝船由南京龙江船厂辖下的宝船厂建造。[参66]据顾起元《客座赘语》中记录，“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可见当时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的规模之大。[参67]武汉理工大学交通学院教授席龙飞指出：“很多学者把宝船厂遗址混淆于龙江船厂。龙江船厂建于明洪武初年，因为有一本《龙江船厂志》，很是有名。不过书中有厂图，其厂址在城壕与秦淮河之间，深阔尺度只有354丈、138丈。由于厂址远离长江，所造船舶只能由秦淮河北上才能达于长江。”由此反映宝船厂与龙江船厂的位置不一样。[参68]
宝船的船体设计为宽度56米，船体的长宽比值为2.45左右，如此大的长宽比值令其避免了因船身过于狭长而经不起大浪发生断裂。近年来有学者根据宝船的尺度，从船体强度理论研究，推算出为承受纵向总弯曲力距，船底板和甲板的厚度分别约为340和380毫米。
明代中国东南海域常见的福船，是当时一种性能佳的远洋海船，特征为艏艉两端高翘，一般吃水四米。古代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全船分四层，下层装土石压舱，多用于海上贸易与交通往来。从现代船舶机械工程学研究对福船的研究，可得知其航海性能。以接近一般帆船的速率来看，若是能提供 5kW 的功率，福船可达 4.7 节的速率。关于扶正力臂曲线对于船只稳定性的影响，福船稳定范围甚大，能在天候险恶的海域航行，是理想的航运船只船型。普通福船的稳度消失角为123°，为沙船的两倍，遇上大风浪也不会轻易倾侧，适合远洋航海。从稳度安全域的表现来看，福船的稳度安全性佳，遇到大浪时，福船式的船有较大机会存活。[参69]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可见当时中国有能力造出像文献上所记载的庞大远洋海船。
据跟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1451年定稿）记录：
宝船六十三只，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
[参70]，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换算成国际单位则为长一百五十一点一八米，宽六十一点六米。船上的九枝桅可以同时悬挂十二张船帆，锚重数千斤，一艘船可容纳上千人。[参71]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史料所载有误，可能马欢著作在传抄修订刻印时错录有关船只大小的数据，其他书籍都采信马欢著述故而踵谬。此观点并指出：从古至今都无如此规模的类似木帆船出现，更无可能有长180米的龙骨即树高250米以上的木材，在未发明龙骨铁件连接技术的明代，长180米的船是无法做出来的。比较具代表性的论点是于1980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杨宗英宣读的论文《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在分析了史料常有失实；船舶尺度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以及受材料强度限制等几点后，作者提出：“明史上记载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若将其宽作为长，将长度的单位丈改为尺，而改为四丈四广，十八丈长，则与一般法式估算的尺度相当接近了。”，除这一论文所述观点，还有学者认为“广十八丈”是“广于八丈”之误[来源请求]。即使是保守估计的十八丈长度，即约为六十米，在当时来说也是庞然巨物，相当于三个半世纪以后，英国海军旗舰胜利号的船身长度。
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力士、通士、民稍、买办、 书手、通共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二名。正使太监七员、少监十员、监丞五员。内官内使五十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都指挥二员。指挥九十三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四百三员。教谕一员、阴阳官一员、舍人二名、余丁一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名。
1957年5月在南京下关三叉河中保村明代宝船厂船坞遗址出土一根长11.07米的巨型舵杆，据测算其舵叶高度为约6.25米。
郑和下西洋中成果之一是“全面考察此洋沿岸”，1621年印刷复制的海图，这些航海图解指南并非照比例绘制，而是用罗盘方位标注大港之间的路线，全以“按某某方位，经某某时间单位”方式表示。[参72]:232
郑和利用牵星板确认北极星位置，再对应到地图上每个港口的纬度（根据北极星在海平线的高度），做为航海的根据。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 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
很像已掌握葡萄牙研究出来的季风带航线。如果已经掌握季风带航线，可以从印度果阿附近，直接顺著季风沿纬度线到东非，等半年后再顺季风由东非到印度。
郑和船队亦遇到疟疾之类疾病的危害，但是尚未见有因各种疾病大量减员的记载。据《冶诚客、蛇珠》载“永乐中（1403~ 1424）下洋一兵，病疟殆死，舟人欲弃海中，舟师与有旧，乞于众，予锡釜衣粮之属，留之岛上。甫登岛，为大雨淋漓而愈，遂觅嵌岩居焉。岛多柔草佳木，百鸟巢其中，兵取鸟卵为食，旬月体充”。有个船员得了疟疾，会传染，船员说直接扔海里，但是考虑到旧情，船长还是给了他一些生活必须品，把他留在岛上。后来，该兵在岛上生活一年多，海船回归路经该岛将其带回。
根据《郑和家谱》、《瀛涯胜览》的记载，郑和船队下西洋配有医官、医士108馀名，大约平均10名乘员有1名医官或医士。这些医官、医士一是由明太医院派出；二是从民间良医中应征招募，医术较高。例如，陈以诚医官，据《嘉兴府志》载“陈以诚，善诗画，尤精于医。永乐间，应选隶太医院，累从中使郑和往西洋诸国，归摇院判”。
郑和船队众多的医药人员担负多种任务。一是为“出使人员防病治病”。二是为所到达西洋各国居民防病治病，以此作为和平交往的手段之一。据清代康熙时修撰的《台湾府志》所载“药水”条称：“在凤山县淡水社，相传明太监王三保投药于水中令当地染病者入水沐浴而治疗”。
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的船只有水柜贮水供日常生活饮用。整个船队则配有水船运送淡水补给。
明初之时，食品加工方法已能处理保鲜期短暂的食物，例如将肉类、水产、蔬菜以盐、酱、醋、酒糟腌制，或烟熏、晒干。将水果曝晒成果脯，或以蜜、糖渍，或用火焙。郑和船队的食物，除了盐、酱、茶、酒及饮用水之外，还包括不易变质的米麦等谷物、豆类，还有加工处理过的果菜、肉类、水产以及醋、蜜、糖等调料。
郑和船队可就地捕钓水产类，并在船舱中以活水养殖；家禽类也可在船上畜养；蔬菜亦可在船上栽种。按十四世纪上半叶北非丹吉尔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描写当时往来印度洋的中国船只，其船员常在木盆中栽种蔬菜、生姜，提供日常食用。然而，船上的产量毕竟有限。大量的新鲜蔬果、肉类及饮用水，势必待上岸时补给，尤其是不可或缺的淡水。正如巩珍在《西洋番国志》的自序中所述“缺其食饮，则劳困弗胜，况海水卤咸，不可入口，皆于附近川泽及滨海港湾，汲汲淡水。水船载运，积贮仓粮舟者，以备用度，斯乃至急之务，不可暂弛。”。
船队通讯除灯、旗以外，如遇雾雨风浪海上视线不佳之时，则备有各种锣鼓作为音响信号之用。[参73]船队中有一种叫小八橹的联络船。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象征着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高峰。郑和远航时间大约是在探险家达伽马和哥伦布等人远征的八十多年前；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的规模及高度，在当时的世界均是前所未见[参74][参75]。然而郑和所走的路线虽未为明朝所知，其实是几百年来东南亚及中东诸国常用路线，相较后来的西方航海探险家，郑和并没有为世界发现新航线而改变世界格局。
得到明室发出勘合的藩属国，经泉州和宁波等三个通商口岸通商，向明朝市场输入了舶来商品，如芦荟。根据学者估计，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贸易利益，最少为黄金二十万两，白银上千万两，是宋元两代市舶司收入的十几倍[参76]。
郑和下西洋中所做的海外政治干预中，以长远影响来看，最重要的是操纵马六甲海峡（往来中国及海洋贸易的要道），选择扶植从巨港逃亡的王子拜里迷苏剌，于1409年郑和授与其国玺及皇袍。拜里迷苏剌曾亲自往中国朝贡，使其在马六甲沼泽地的据点成为日渐富庶繁荣的商业中心。[参72]:232扫除马六甲海盗并扶植马六甲小国换取补给[参72]。
另一方面，虽然郑和下西洋时推翻了斯里兰卡王朝及苏门答腊的君主，但他并未有在东南亚建立有效的势力。而与郑和下西洋几乎同时期，从印度德里苏丹国来的伊斯兰势力开始染指东南亚，并在短短100年时间内征服了除了中南半岛以外的东南亚地区。随著伊斯兰教政权及其后的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建立势力，中国及华人对东南亚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而华人更被当地政权视为威胁，其后几百年时间里多次出现针对华人的屠杀和暴乱。
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宪宗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一钧认为，“迟至万历末年兵部仍存有郑和下西洋的档案”，他认为刘大夏烧毁或藏匿郑和档案之说不足信，郑和档案可能在明末李自成攻打北京或清兵攻占北京城时亡失于战火。[参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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