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zi”（中文直译可作“支那粹”、“支纳粹”[1]、“赤纳粹”、“纳粹中国”或“纳粹中共”）是英语中“中国”（China）和“纳粹”（Nazi）的混成词，后亦衍生出国家社会主义中华劳工党（英语：National Socialist Chinese Workers' Party，NSCWP），借以纳粹党的全名格式，赋予该词“正式名称”。该词常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人士、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的参与者和新疆再教育营的反对者[2]用于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境内（含香港、澳门）压迫中国公民、限制中国人权[3]，对内宣传个人崇拜、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与种族主义，在境外进行生存空间渗透扩张、推广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特色的中国模式的行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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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源
据澳洲学者James Leibold于2010年发表的论文，赤纳粹的英语原文是“Chinazi”一词最晚在2005年已经出现，最初为专门讨论亚洲文化的英语论坛使用者用于批评汉族沙文主义者时所使用[5][6][7]。
背景
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执掌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首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他执政的核心思想。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习近平采取更加进取的手段，甚至发起“战狼外交”，并视美国为中国的头号敌人[8]。习近平将统一台湾作为其中一个优先考虑策略，在2019年向台湾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遭抵制和反对，在民主进步党籍的蔡英文连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习近平又积极部署“武统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空前紧张[9][10]。《金融时报》专栏学者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指出，为了巩固统治，抛弃辩证看待西方好与坏的思维，加强爱国主义建设、教育以及控制外部资讯下，同时与自我审查的言论环境等共同作用，会形成不理智的中国反西方情绪，年轻世代趋于极端[11]。
比较
自201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有一些人士将中国跟纳粹德国相提并论[12][13]。2014年，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评论认为：“Chinazi（赤纳粹）及Chinazism（赤纳粹主义）这两个已被广泛使用于越南语出版物及网上社群的新词语，指的就是中国的新纳粹风格行径。”[14]
2015年，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谈及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地时，将中国比喻为纳粹德国[15]。《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反驳，指艾奎诺三世无知且言行没有底线，对邦交国进行“侮辱性诽谤”。[16][17][18]
2018年，中国流亡作家余杰出版了《纳粹中国》一书，叙述当今中国正出现迈向纳粹德国的势态[19]。“赤纳粹”一词由国际社会对中共破坏世界秩序的指控转为民运人士对中共破坏公民人权的抨击。同年，中国多个地方都有教会和十字架被官方强行拆除，更有信徒被迫放弃信仰。此举被一些牧师批评俨如重演纳粹德国逼害宗教人士的悲剧[20]。
2018年10月，前中国改革杂志社长李伟东在接受中央广播电台的访问中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宣布“七不讲”，自由、宪政，甚至是社会担当都不能讲。根本上说就是反自由，全面反对普世价值。由原来内部监控，到现在公开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中共已经走了非常远，这是一个纳粹化的过程，非常危险。” 李伟东表示，这不是走毛泽东的路，现在中国是纳粹化。毛泽东是共产乌托邦，习近平不会抛弃毛，因为那是祖宗牌位，他是把中共和国家捆绑起来，用一套民族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是右翼集权。核心标志是元首化。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现在中共已把习近平的集团性取代党，然后以党取代国家，包括国家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由于习近平成了一个新的神，所以就是习近平取代了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21]
2019年2月5日，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举行的研讨会上，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兼主席傅希秋在美国之音的访问中说，中国所有宗教社区都受到严厉打压。当局的宗教政策堪比文革时期，甚至纳粹治下的德国。他说﹕ “我后来做了一些历史上的搜索，发现在1935年到1945年纳粹时期，德国纳粹当时扶持起来的国家教会，也是牧师坐在台上，头顶上和讲台下面都是挂著纳粹的标志，所谓的中国化就是宗教纳粹化” 。[22]
2019年在香港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中，一些示威者以赤纳粹形容中国共产党[23]，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关注。部分抗议者认为中国在1960年代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与纳粹的意识形态相关[24]。
2019年8月，澳大利亚众议院议员安德鲁·黑斯蒂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将中国的崛起比喻为纳粹德国的崛起，认为西方国家不应低估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威胁。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发表声明，表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各国而言是机遇而不是威胁。[4][25]
2019年9月29日，数百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关注中国前途的人士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反对赤纳粹、声援自由香港集会”游行。一位17岁的华盛顿附近的高中生亚历山大·邓普顿（Alexander Templeton）对比了纳粹和中国的相似之处，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访问中表示：“我们看到中国有集中营，关押了数百万的人。我们看到在香港，警察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对付抗议者）。有人还把香港人称为‘蟑螂’。还有中国内地十几亿中共压迫的受害者。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美国应该少关心中国的钱，而应该多关心中国人！”活动最后，众人排队踩踏铺在地上的“赤纳粹”旗。这是一面红色的旗帜，上面有中共的党徽和黄色的五角星组成代表纳粹的卐字形状。[26]
2019年10月3日，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访问中表示，中国除了从政治到经济已经具备当今法西斯的一些特征，还具备一些当年经典法西斯主义所没能做到的。例如，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数位极权主义国家，它用高科技控制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过去的纳粹没有做到的。另外，中国是从共产极权转化而来，所以它带有一定的公有性质，这在经典纳粹里也没有。再者，当时的经典纳粹在世界上没有那么强的经济影响力和渗透力，现在的中国有。此外，中国还带有东方宫廷政治的性质。杨建利指出，正因为中国具备了经典法西斯的一些特征，同时又具备刚才所说的几个新发展出的特征，所以才将之说成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27]
2019年11月，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在撰文《中共与纳粹的比较》中表示，纳粹主义的正式名称是“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目前习近平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强调国家主权，以民族复兴为中国梦，鼓吹习近平思想，一些文革式的措施和个人崇拜重新出现。希特勒宣扬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性，排斥其他民族，结果在1940年代的上半期，最少六百万犹太人和五百万其他无辜的民族如吉卜赛人受到种族清洗，横跨欧洲十一个国家，中共与此相类似的自然是近年新疆针对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不同的估计认为一百至三百万维吾尔人遭难。中国对藏传彿教和基督教会、天主教会的打压近年越趋凌厉。只要这些宗教活动拒绝或避免中共当局的监控，就难免受到镇压。中国领导层自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对地下教会、独立的劳工组织、人权律师等加紧施压，情况不断恶化。其次是近年内外环境恶化，消灭种种威胁于萌芽状态的决心更强，打压自然就更凌厉。当时的纳粹政权留给社会的空间依然不小；文革时的中国就是极权主义到了颠峰的时期，其后推行改革开放，极权主义退到大概是严峻的威权主义；自2008年后威权主义政权更加收紧，一些极权主义的措施重新出现。[28]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硕士李志铭在撰文《港警暴行仿佛历史重演？受难的香港人与“赤纳粹”》中表示，发生一连串港警暴力残杀人民的新闻，让他有历史重演的“毛骨悚然”之感：“当今二十一世纪高举“中华民族主义”（亦称大中国主义），对外积极渗透扩张、对内强制民族同化、屡屡压迫公民人权的中共政权，简直就像是过去二十世纪初期曾经歌颂“亚利安”（Aryan）种族主义荣光、强调白人优越感至上的德国纳粹（Nazi）翻版。而今香港人面临中共施压港警进行无差别抓捕、杀害、乃至莫名被坠楼（落水）身亡的处境，亦如同当年在德国纳粹厉行“种族清洗”政策下遭到施暴和虐杀的犹太人。昔日的德国纳粹，主要因当时西方各国采取“绥靖主义”的姑息而快速崛起。今天的“赤纳粹”，同样也是因为有太多似曾相识的“张伯伦们”，因为觊觎著中国市场庞大的经济利益而选择妥协、自我噤声。包括那些无法拒绝人民币诱惑的明星艺人、民间企业，乃至跨足国际的好莱坞、迪士尼和NBA等娱乐产业。”同时，他也表示，今天的“赤纳粹”已不再如旧时的德国纳粹，那般明目张胆地指派自家“党卫军”到处公开杀戮，而是在独裁统治技术方面更为进化、手法更为细腻，要杀人根本不需解放军出马，间接收买在地黑帮人士，或者直接培养“中共代理人”。他也认为，中国的部分行径比起纳粹显然更为疯狂。譬如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监禁至死，且又在新疆套用人脸识别AI系统科技，建立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营。对于香港人，中共也开始展示纳粹排犹的氛围，手法和力度已直逼戈培尔的反犹宣传。[29]
2024年6月12日，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的抗议中国在南海霸权的集会上，经历2022年上海封城的上海独立运动人士凯文·许（Kevin Xu）在接受VIETV访问时表示，因为中国的压迫，香港、广东和上海等中国统治的家园失去了任何的自由，同时中国也是世界的威胁，是今日的纳粹德国加苏联。他表示，中国必须要解体，各地才会有独立和自由，同时可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1][30]他在演讲中谈到了具体的纳粹和中共的比较：“中国是二十一世纪的苏联，就好比苏联或是俄罗斯占领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并企图占领包括美国的整个世界，中国如今正在侵占原本自由的香港、广东和上海，霸占南海，称霸世界。（中国）就好比纳粹德国一般，他们告诉你，只要你长著亚裔的外貌，你就是标准的中国人，并且你必须将你的忠诚度归于中国，就像当年纳粹德国告诉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拥有德意志文化、语言、种族的国家的人们，只要你说著德语并且你拥有所谓的雅利安人的外貌，你就是标准的德国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难以感受到历史正在重演。”[31]
一些媒体示威者亦会以将习近平比喻为希特勒。2016年，一位名为权平的朝鲜族男子声称计划穿著写有“Xitler”的T恤上街[32]，其后遭秘密拘捕。在反修例运动期间，一些涂鸦及标语均以Xitler形容习近平[33][34]，Xitler是组合习近平的姓氏（Xi）和希特勒的姓氏（Hitler）[33]。2020年8月1日，一段题为“Xi-Tler? Xi Jinping Emulating Adolf Hitler!（Xi-Tler？习近平模仿希特拉）”的7分钟影片在印度网站Strat News Global出现，影片比较了习近平与希特拉的一些共通点，其后Strat News Global的创办人Nitin Gokhale声称收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电话，要求移除影片[35][36][37]。
旗帜
“赤纳粹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及纳粹卐合并而成的旗帜，当中的创作有红底黄星组成纳粹卐[38][39]，亦有同为红底，五个纳粹卐放在五星位置等款式[19]。
在社会运动中的使用
以反抗赤纳粹为口号的活动，主要有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和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示威者试图以此口号连结国际社会的同情，惟引发巨大争议[44]，后对该口号的使用场合有所减少[45]。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指控，在上述活动中反对赤纳粹的示威者有收取来自美国的资助[46]。香港街道上亦存在一些写有“Chinazi”字眼的涂鸦以示抗议。[47]
另外，有多名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被捕者遭警员以不易脱色的水笔在前臂写上一组号码。有被捕者的律师认为，警方做法犹如二战时纳粹德国为关押在集中营囚犯纹上编号一样。香港警方承认曾向被捕人士分配编号，但无回应是否将号码写在被捕人皮肤上[48]。
争议
有意见认为纳粹是德国禁忌词语，反对使用赤纳粹一词。[49][50]
香港执业大律师、山西政协委员马恩国认为使用赤纳粹旗帜的人士或已触犯《国旗及国徽条例》[51]。
澳洲国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与其他一名保守派议员疑因之前发表将北京的崛起比作纳粹德国的威胁的批评言论而被拒绝入境中国。[52]
有支持者认为，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上台执政后，中共的强权治理、香港的警察暴力以及新疆的打压迫害，比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威权主义过渡到新极权主义或后极权主义[53]。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杨建利参与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时，把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称为“赤纳粹”，即是“具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54]。杨建利表示，中国还具备一些当年经典法西斯主义所没能做到的。比如数字极权主义国家、公有制性质、经济影响力和渗透力。此外，中国还带有东方宫廷政治的性质[55]。杨继昌主张，纳粹主义的全名是“国家民族社会主义”，而现在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主权至上，要造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加上宪法列明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习近平思想”带引执行“极左”的施政风格，中国是完全符合纳粹定义的极右法西斯政权。时代是会进步的，中共部份行径比起纳粹更为进化，例如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监禁至死，又譬如在新疆套用人脸识别AI建立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营。对于香港人，中共也开始展示纳粹排犹的风范，手法和力度已直逼约瑟夫·戈培尔的反犹宣传[56]。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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