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兹·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弗朗兹·费多尔·冯·波克（德语：Moritz Albrecht Friedrich Franz Fedor von Bock[1]，1880年12月3日—1945年5月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陆军元帅。波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表现优异而获得了功勋勋章，并在战后成为威玛防卫军限额的4,000名军官一员。在约20年的战间期间，波克的军事地位逐渐高升，1937年时他成为了德军中资历仅次于威尔纳·冯·弗里奇与格特·冯·伦德斯特的第3号人物[2]。二战爆发后，波克先于1939年波兰战役中指挥北方集团军；1940年波克再于西线攻势中指挥B集团军；1941年波克再度担任中央集团军司令，为入侵苏联的作战：“巴巴罗萨行动”的主力。
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波克指挥中央集团军完成了数个重大的包围与歼灭会战，俘虏与击溃超过百万名苏军，但到了1941年9月中央集团军在波克的反对下被抽调装甲部队至其他战线，延迟了对苏联首都莫斯科的攻击时间，使苏军得以组织、集结部队和设置防线，当地的冬季亦到来，而德军莫斯科前线部队并未获得冬季装备，攻击力度尽失。不久苏军自远东调来的生力军发动反攻，德军节节败退，而主张尽快撤退的波克则被阿道夫·希特勒解职，征服莫斯科失败的“台风行动”也成为了前者最为有名的指挥事例。
1942年初波克再度出任南方集团军总司令，后又为B集团军司令，指挥蓝色方案，但到了7月13日，波克因部队进展过慢，引起希特勒不满而被免职，从此便再未获启用。在战争最后几天的1945年5月3日波克与其妻子和女儿于乘车前往汉堡的路上被英国的战斗轰炸机扫射，乘客全数身受重伤，波克本人则在隔天于欧登堡的医院中去世，他也因此成为了纳粹德国唯一一位被盟军击毙的元帅。
早年
波克出生于布兰登堡省的屈斯特林，该地是一个古老的城堡，位于柏林东方的奥得河畔[3]。波克的家庭是一个普鲁士新教贵族，有著可追溯到条顿武士时代的古老军事传统。波克的曾祖父曾在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中服役[4]，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波克（Friedrich Wilhelm Bock，1780年5月25日–1838年2月1日）则是普鲁士军驻耶拿的少校，曾担任驻马德堡的军队副司令职务[5]，妻子为阿尔贝丁·冯·豪登查米（Albertine von Hautcharmoy，1800年6月16日–1876年1月11日）[5]。父亲卡尔·莫里兹·冯·波克（Karl Moritz von Bock，1828年1月15日–1897年4月16日）是普法战争时的一位军官，后被晋升为少将，并曾任托尔高的指挥官[5]。卡尔曾在圣康坦战役中指挥第44步兵团，后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继续指挥，使第44步兵团最终得以于法耶一地重挫法军[6]。因卡尔对普军的胜利有功，受军团司令奥古斯都·卡尔·冯·哥埃本推荐获颁功勋勋章，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决定以加封头衔代替奖励[5]，因此在1873年1月19日，卡尔被加封为贵族[6]。
波克的母亲为奥尔加·海涅·福朗西斯卡·冯·法金汉（Olga Helene Fransziska Freifrau von Falkenhayn，1851年3月4日–1919年12月14日），她是俄罗斯和德国出身的贵族，具有女爵头衔[7]，同时也是未来德国参谋总长—埃里希·冯·法金汉的姊姊[5]。卡尔与奥尔加于1873年10月19日结婚，育有两个儿子—波克与他的兄长费多尔·法朗兹·卡尔（Fedor Franz Karl，1876年2月6日–1943年12月3日）[8]，由于波克的家族与俄罗斯贵族关系密切，因此依照传统地被赋予了俄罗斯名字—“费多尔”（德语：Fedor、俄语：Фёдор）[9]。日后波克之兄成了德军第3军团的参谋将军，并与波克一样，获得了功勋勋章[5]。
在波克出生前10年，德意志帝国完成了统一，当时国内军国主义相当兴盛，故波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送到柏林大光野的普鲁士王家中央军官学院就读，与后来的元帅君特·冯·克鲁格与武装亲卫队大将保罗·豪塞尔为同班同学[10]，由于波克亲切的性格，同学们都以“小波克”（Böckchen）称呼他[5]。波克的课业成绩相当突出，包括现代语言、数学和历史都相当优异，并能说流利的俄语、法语与英语[11]。由于家庭与学校的影响，忠于国家和以军职奉献一生的思想深深稳固在波克心里，这在往后二战其指挥风格中不时地显现出来[11]。波克于1897年成为了驻坡兹坦帝国步兵警团候补军官[12]，1898年3月15日起正式任官[13]，阶级少尉[12]，于驻柏林斯潘道的第5徒步近卫团中服役[13][14]。波克的军事教育平顺，于1903年10月1日时进入了军事高级中学；1904年3月1日起成为了军务的辅助指导官；同年7月12日起，波克成为了第5徒步近卫团第1营的行政参谋官[13]。1905年，波克与年轻的普鲁士贵族玛莉·冯·莱欣贝克（Mally von Reichenbach）结婚，并在波兹坦驻军处举行传统的军事婚礼[15]，两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16]，但1910年波克的妻子即因病而逝[17]。
1906年1月28日，波克晋升为团上行政参谋官[13]，后进入了柏林普鲁士战争学院就读[18]。波克也在这时期加入了“陆军爱国联盟”，与日后在二战担任要职的德国将领——弗朗兹·哈尔德、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和格特·冯·伦德斯特结识[17][14][4]。1908年9月10日，波克晋升中尉。1910年至1912年，波克并未继续就读战争学院，反被派往总参谋部进行参谋业务的培训[14]。1912年3月22日，波克晋升上尉[14]。1913年10月1日起，波克转调至近卫军总参谋部的军需处（Ib）服务[13]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隶属于巴伐利亚皇储鲁普雷希特的第6军团，同年5月又调至第11军团参谋处[13]。但另有资料指出波克在此时期任职为近卫军参谋部的代理作战处长（近卫军隶属于第2军团），之后于1915年1月26日晋升为近卫军作战处长[13]。在各部服役期间，波克曾参与过那慕尔、圣昆丁、伊普尔等地的作战制定[14]。然而由于波克对参谋工作感到厌烦，同时也想要前线指挥的资历[19]，因此他谒见鲁普雷希特，表示欲另调他职并获准，波克因而成为了第4徒步近卫步兵团下的一个营长，而此调任时间点各方资料不一，有的写为1916年1月28日[13][20]，也有表示1917年者[17][9]。1916年12月30日，波克晋升少校[13]。波克曾参与过索姆河战役和康布雷战役[17][19]，他的单位伤亡惨重，康布雷战役令他损失70％的人员[21]，因此他的营还被戏称作“自杀营”[9]。之后，波克转调到南德的后备部队——第200步兵师，担任参谋[19]（有资料指出波克于1916年8月6日转调到第200步兵师[13][20]，但当时康布雷战役并未开始，与上述资料有所矛盾），波克在第200步兵师中几乎受到全部参谋军官的厌恶[19]。1917年4月11日至，波克转任皇太子威廉指挥的“德国皇太子集团军”参谋部担任军需处长，同年7月27日起则任集团军作战处长[13]。在此期间，波克与威廉培养出了深切的友谊，后者曾在回忆录《我的德国战斗英雄之回忆》（Meine Erinnerung aus Deutschlands Heldenkampf）中如此描述波克：“凭著无穷无尽的精力，即使在最艰困和最严苛的情势下，这位天赋异禀的军官对我和我参谋长的支援从未动摇过。[22]”
1918年4月，波克因索姆河和康布雷的英勇表现而获得了德国军事奖励中级别最高的勋章——功勋勋章[19]。在德国停战之前2天，波克曾晋见人在比利时斯帕的德皇威廉二世，他请求德皇返回柏林并下令镇压基尔的叛军，但并未成功[16]。在德国政府投降、国内暴动的时候，波克指挥军队协助镇压左翼份子的行动，虽然他对右翼势力企图恢复君主制国家的“卡普政变”感到同情，但也拒绝加入[22]，他也对在这段期间内诞生的威玛共和国强烈的蔑视。
魏玛共和期间
一次大战结束、威玛防卫军成立后，波克成为《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军10万兵力的人员之一，在共和政府成立前四年，波克一直关注著东疆可能来自波兰的攻击[16]。1920年12月18日，波克晋升中校。1922年，威玛政府与新生的苏联签订了《拉帕洛合约》，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双方也急需重整军事力量，波克与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尤金·奥特、库尔特·冯·哈默斯坦-埃垮特等人被汉斯·冯·塞克特所挑选，成为“特殊R部门”的一员，负责规避《凡尔赛条约》的限武条例[23]，包括前往苏联境内组织与训练往后为德国大肆扩军的人事基础，还有包括战车与飞机等武器的开发和战术运用，波克中校为其中的一名活跃份子[21]。
R部门的联络官为布鲁诺·恩斯特·布钦鲁克少校，他领导了一支名叫“工作指挥部”（Arbeits-Kommandos）的部门，表面上是支援民间建设的官方机关，实际上是暗中培养数量超过《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德军兵员，这些人员被称作“黑色国防军”，它们亦依据其“秘密法庭”机关（Femegerichte）的命令，将为盟军管制委员会工作的左翼线民谋杀，以保护德国的军事机密、维持遵守条约的表象[24]。波克在这些谋杀行动中涉入颇深[25]，其中一次的谋杀案中，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写道：“舒尔兹中尉（Schulz，被指控为杀害线民的“黑色国防军”成员）什么都没做，只是执行了命令，但无疑地，冯·波克上校、冯·施莱谢尔与塞克特将军，应该要坐在被告（指舒尔兹）旁边。[26]”波克则在法庭上做过数次伪证，表示防卫军并未和“黑色国防军”有所关联，也没有做过谋杀一类的事[26]。1923年9月27日，布钦鲁克动员4,500名“黑色国防军”成员聚集于柏林外，准备发起政变推翻共和政府、建立专制国家（此事件被称为“屈斯特林政变”），波克对于布钦鲁克未得到防卫军的允许就擅自行动一事十分愤怒，尽管他当机立断马上下达了复员令，但布钦鲁克也提早于9月30日就发动了政变，最终行动彻底失败[27]。
1924年初，波克成为了驻科尔贝格（今科沃布热格）的第4步兵团第2营营长[28]。在1925至1926年期间又成为国防部的参谋军官[28]。在1928年后期，波克被任命为驻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第1骑兵师师长[28]。1930年再被任命为驻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的第1步兵师师长。1931至1935年期间，波克还担任了德国在斯德丁的第2军区司令。他的晋升相当顺利，1925年5月20日，波克晋升为上校、1929年2月6日为少将（一说2月1日[29]）、1931年2月7日为中将[28]（一说2月1日[29]）。1935年，当希特勒上台宣布征兵后不久，波克被任命为德勒斯登的第3军军长[21]，并在同年3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就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空军的阿尔贝特·凯塞林将军，未来波克将与后者在各大军事行动中携手合作。1936年10月20日，波克与威海尔敏·歌德莱贝·杰尼·冯·波登（Wilhelmine Gottliebe Jenny von Boddien）再婚[30]。
希特勒和其纳粹政府上台后施行扩军政策，波克尽管私下对纳粹党员的诸多行径抱著不苟同与怀疑的态度，但十分欢迎希特勒让德国重新武装的决定，对于国内外政治也基本上抱著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当希特勒强迫许多德军将领退伍时（如布伦堡-弗里奇事件），波克仍留于现役[28]。波克以集团军司令的身份参与许多重建德国军事力量的工作，包括对未来国防军甚为重要的陆空协同作战训练。1938年3月15日，波克晋升大将。1938年3月，波克指挥了进军奥地利的德军第8军团，并对于路上装甲部队妥善率低所造成的行军效率颇有怨言，还因此与第2装甲师师长海因兹·古德林发生冲突[31]。不久，波克再指挥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32]。10月，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大将被强迫退役，波克因此成了德国陆军中最资深的将领[31]。11月10日，波克调任至驻于柏林的第1军团担任总司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8月25日波克被任命为北方集团军司令，该部队预计担任进攻波兰时德军的北翼兵力，并施行将维斯瓦河以北的波军包围歼灭的行动，兵力约630,000人[32]，下辖格奥尔格·冯·屈希勒的第3军团与克鲁格的第4军团，与其对阵的主要是波军的“莫德林”和“波莫查”军团。9月1日北方集团军的第3军团自东普鲁士南下，前往比得哥什切断波兰走廊与第4军团会师，直至9月4日德军即歼灭走廊一带的波军，并占领了格鲁琼兹与姆瓦瓦。9月14日波克的部队已推进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苏军会师[32]，还举行了德苏联合阅兵。短短5个星期，波兰军在德苏两军的进攻下被摧毁，波克因为指挥战功而被授予骑士铁十字勋章[33]。
1939年10月波克被任命为发动西线攻势的B集团军司令，在原先的“黄色行动”进攻计画中，波克的部队要担任主攻，从比利时击退盟军部队到索姆河，并有37个师（其中有8个装甲师），这个计画极类似1914年失败过的施里芬计画，波克在他自己的备忘录中将黄色案大肆批评[32]。后来陆军总司令部采用了由曼斯坦计画衍生出的新型计画，令波克改作助攻的角色，下辖瓦尔特·冯·赖歇瑙的第6军团以及屈希勒的第18军团，共28个师，其中有3装甲师，任务是要进入比利时与荷兰，吸引英法联军北上增援，进而让主力的A集团军通过阿登森林将其包围歼灭，对于此计画，波克的反应有两种说法，一为支持[34]，一为不悦其担当次要的任务[35]。
5月10日攻势发起后，德国空军的空降猎兵迅速夺取了默兹河上的桥梁以及摧毁了埃本-埃美尔要塞，陆军则遭遇了法军的第一流部队，显示出后者正落入陷阱。攻势发起仅5天，荷兰退出了战争，再过13天后比利时也跟著投降，由波克向比利时国王商谈该国投降事宜[36]。在攻击敦克尔刻口袋的行动中，波克激烈地反对希特勒的停止命令，但仍无作用[37]。盟军后，波克的部队同A集团军重新布署，执行“红色方案”，南下将剩馀的法军击溃。
6月下旬法国投降，波克也参加了投降仪式[38]。6月24日波克将集团军司令部设于巴黎。7月19日波克在希特勒所举办的胜利宴会中被晋升为陆军元帅[36]。在1940年夏季大部分间里，波克辗转于柏林的家和巴黎的司令部之间，除了短暂担任法国军事占领司令的工作外，还预备要作为进攻英国的头一批部队指挥[39]。波克曾向陆军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商讨，表示要重建法国、安顿难民和释放部份战俘，令其归于安定，也方便他的占领工作（另一方面，波克其实也对管理占领事务感到厌恶，在日记中记述自己有如一名“管家”[34]），但总是遭到哈尔德敷衍的回应。8月底陆军总司令部将波克的B集团军调至东普鲁士，对于希特勒即将攻打苏联的意图，波克完全不知情，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可能要我作一个吓唬苏联人的稻草人[40]”，9月11日波克将占领区工作交给了威廉·冯·里布元帅，动身前往柏林。
波克抵达柏林后先参与了军事会议，但不是讨论希特勒暗中已决定发动的德苏战争，而是集中于技术性的事务上。不久波克将B集团军司令部设于波森，但他一度被陆军总司令部扣留于柏林，哈尔德用的理由是“波森与柏林间的交通状况不佳”，但实际上是欲使波克强迫退役，原因包括他对北海和西线的作战冷嘲热讽的批评、对于新式战争型态：闪击战存有疑虑和本身冷漠傲慢的个性令他受人嫌恶，下级指挥官也常批评：“波克很难伺候[41]”。早在1940年9月时陆军总司令部就曾想过把波克免职，但对于谁来接替其位置有所争论，意见无法统一，仲裁权再度回到希特勒手中，但提出的继任者名单（预计第1顺位者为克鲁格元帅，接著是威廉·李斯特元帅、赖歇瑙元帅，以及另外两、三位较低阶军官，其中包括一位少将）马上被其所否决[41]，波克得以继续留任，希特勒作这个决定被认为是因为他认定波克为职业军官，不过问政治，并会忠心的执行命令，另外也可能是他想借由此机会加强控制军官团[42]。然而波克因为长年患有的胃溃疡复发，不得不入院，一直病了4个月，在这期间由李斯特接替其集团军司令职务，而后由于李斯特调至巴尔干，由克鲁格暂时代理其职务，这段时间主要由B集团军参谋长汉斯·冯·沙莫斯向波克报告集团军事务。到了1940年12月3日是波克的60岁生日，希特勒前去探望，并向其表示：“将苏联从地球上消灭将是必要的”，一直到这个时候波克才知道德国正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在此之前，陆军总司令部对此从未以正常军事管道透漏给波克，后者听闻后对德军的征苏行动感到不安，也并未支持[43]，而希特勒则希望波克能担当一个决定性的角色[44]。
1941年1月2日沙莫斯带给波克由哈尔德的参谋部拟定对苏作战的“巴巴罗萨作战”和集团军准备事务资讯，按照该计画，波克将担任主攻，指挥兵力对苏作战部队中最强大的中央集团军，其人数超过100万名士兵，共有48个师，其中有身为德国陆军主要战力的9个装甲师、6个摩托化步兵师、30个步兵师、3个保安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与一个预备师（亲卫队第2师“国家师”），由第2、第3装甲兵团（由于中央集团军比另外两个集团军多了1个装甲兵团，在进行传统的两翼包围歼灭战时会更加容易，相反地，另外两个集团军缺乏速度同样快的另一翼，充其量只能将敌人击退而不能围歼，这也是中央集团军在巴巴罗萨作战初期时比另外两个军团的战果还要高的主要原因[45]）和第4、第9军团所组成，并得到了凯塞林元帅的第2航空队的空中支援，中央集团军将同另外两个德军集团军于广正面上对苏军发动攻击，再往北方绕过平斯克沼泽后直趋斯摩棱斯克，再歼灭白俄罗斯内的敌军，与原先巴巴罗萨计画的内容不同的是，波克建议绕过列宁格勒与喀琅施塔得，他不希望德军宝贵的战力被浪费到次要目标上，应全力进攻莫斯科这个交通与政经中心，其重要度仅次于歼灭苏军有生力量而已，但他的想法被陆军总司令部拒绝，列宁格勒、喀琅施塔得、基辅和莫斯科仍是应夺取之城市，而歼灭敌军的行动则仍为主要目标[46]。与以往不同的是，波克因为预见苏联的广大正面与纵深，德军若采用保守的线性作战方式将会让各个地方空无兵力，减少夺取任何单一目标之机会，故采用了德军的新式作战原则，即装甲兵暴露出侧翼的深入突穿、装甲兵不需再等步兵赶上等等的考虑[47]。1月31日，波克病情暂时稳定下来，前去陆军总司令部开会，会议中布劳齐区与哈尔德对征俄行动十分悲观，甚至考虑放弃进攻行动[48]，陆军也假定苏军将于道加瓦河—第聂伯河一线前进行抵抗，但当波克对此感到怀疑、而向哈尔德提问：“你是否有情报知道敌军会守在河流前面？”时，哈尔德仅回答：“（会不会）那差别不大[48]”。
2月3日波克回到波森处理中央集团军组织事务与图上演习、兵棋推演，而在隔天，一位来自陆军总司令部的哈尔斯特·拉铁克上校（Harst Ratheke）借口有机密事务而与波克密谈，前者表示是代表一群军官来向波克报告，他们认为在对英战争未结束前，德国不应发动对苏战争，希望波克能参加目前正在柏林秘密策划中的军事政变，以挽救德国的国运，但波克听了非常生气，他拒绝其提议，并马上把拉铁克免职，于日记中记述这是一个“极尽无聊之事”[49]。2月与3月期间波克积极备战，并解决一些步兵派和装甲兵派将领的争执，如第3装甲兵团司令赫尔曼·霍特和第9军团司令阿道夫·史特劳斯之事，前者反对将第9军团的5个步兵师派遣到第3装甲兵团，认为会妨碍前进，而史特劳斯则认为霍特只指挥装甲部队而不支援步兵，违反统一指挥之基本原则。波克认为苏联领土内道路网原始、单有装甲部队容易造成壅塞，因此在第9军团的地区中，霍特必须有装甲兵和步兵的指挥权。3月30日波克参加希特勒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会中后者强调，这场战争必须是“空前的残忍和无情”，波克对此宣言感到怀疑，他对哈尔德与布劳齐区问道：“难道这是要我们杀害老百姓与非战斗人员”？但只得到回避的无意义答案，他认为，若不将俄国人视同战斗人员看待，他们将会是“抵抗到底”的敌人。6月4日波克收到了《政委命令》，这道命令要求德军一旦俘虏到苏联政委，将其直接就地处决，另外还有射杀任何涉嫌加入游击队的苏联百姓的命令书。波克对这些命令公然反对[50]，认为这将破坏军纪，他打电话到陆军总部抗议，但只收到敷衍的回应。最终他决定对此命令进行修改，并设置军事法庭来管理俄国境内的法律事务[51]。6月21日波克接见一位自莫斯科回来的德国官员，后者请求波克运用其影响力阻止这场战争，波克对他表示：“现在要阻止这场战争也为时已晚了，若我采取行动将被视作兵变，此外从世界上消灭共产主义的灾祸、给予苏俄人民文化与政治的自由乃德国至高的使命，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适合执行这伟大的任务，德国也从未如现在准备的完善过[52]”
1941年6月22日3点15分苏德边界上的数千门德军火炮开火射击，其空军也攻击预定的机场和补给站，德国陆军越过国界向苏联发动进攻，开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陆上战斗。在战斗开始后1小时，波克收到最初的作战报告，各处都是成功而充满信心的消息，波克相信苏军已遭到战略上的奇袭。古德林的部份部队已渡过布格河、霍特也顺利地朝尼门河畔的格罗德诺挺进、史特劳斯与克鲁格的先头部队也跨越了杰斯纳河，位于中路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要塞也在开战四天后被占领。然而南翼的主力部队在布格河的渡河行动被拖延至26日，因此造成了原本大范围包围明斯克计画有所改变。毕亚里斯托克的苏军仅能由步兵为主的第4与第5军团进行纵深较浅的钳形包围。6月23日中央集团军的侦察机报告大量苏军向东方撤退，波克担心苏军的混乱是否业已恢复？是否有意进行有组织的突围？亦或退至别列津纳河的沼泽中[53]？然而根据先前的状况分析，苏军仅进行零散的而不协调的反击，即便大部分抵抗得非常剧烈，其主力业已被德军所分散，波克认为，将该区敌军包围歼灭的时机应未失去。6月23日晚波克命令第3装甲兵团占领波里姆斯克与维特布斯克的交叉口，以阻止敌人建立起新防线[53]。
6月24日波克的两个装甲兵团先头部队已分别占领了斯洛尼姆与维尔纳，但南翼的第2装甲兵团遭遇到一些困难，北翼则是畅行无阻地朝白俄罗斯境内深入，这时碰到了一个问题：北面的装甲部队应南下完成钳形攻势，还是应以更深入的维特布斯克为目标继续挺进？波克倾向后者，他认为包围明斯克不具决定性，而且敌人应预料到他们会攻击该目标，苏军将大量集中部队于该处[54]，除此之外波克也认为若要让德军的战事顺利，苏军必须一直处于目前这样的混乱之中，持续深入境内可达到如此效果；然而波克因为先前与陆军总司令部多次的不愉快，他不希望因擅自命令霍特的装甲兵团攻势方向而再额外增加与后者的冲突，因此他请示陆军总司令布劳齐区，后者同意他的看法，波克非常高兴，并期望未来战事时能获得部队布署的自由，这时他决定要将装甲部队推进到斯摩棱斯克前的高地[55]，但6月25日希特勒下令要求波克的装甲兵团停止东进，南下去歼灭明斯克口袋中的苏军，之所以如此的决定乃是因为希特勒接获苏军远比西方国家士兵抵抗得更为激烈的报告，而导致其过于谨慎和踌躇。波克对此决定极力反对，他和部下：“闪击战之父”兼第2装甲兵团司令的古德林将军意见相同，应由步兵担任扫荡，而不该限制装甲部队的行进[56]，他命希特勒的副官鲁道夫·许蒙特（Rudolf Schmundt）向希特勒陈述其意见，在等待期间，波克召集其步兵军团指挥官的史特劳斯和克鲁格，要求他们尽快赶上并包围明斯克口袋中的敌军，这样可让希特勒感到在不动用装甲兵力时也能完成围歼作战，但克鲁格不愿意，认为敌人对右翼的反抗逐次增强，波克可能必须抽出装甲兵来对应。波克对此发怒，斥责克鲁格：“你到底站在哪一边[57]”？当天下午希特勒回复：禁止波克在口袋的苏军被消灭前继续让装甲部队前进，波克更为愤怒，他于日记中写道：“这种强加于我装甲部队的限制，使得我们失去一个成功的大好机会”，但波克最终还是按照命令行事[57]。
6月26日布劳齐区来到波克迁到科布林告诉后者希特勒的新决定，他将一直由波克直接指挥的两个装甲兵团拨交给克鲁格指挥，后者原先指挥的第4军团步兵部队则拨给马克西米连·冯·魏克斯的第2军团，克鲁格的单位变成新成立的“第4装甲军团”，介于中央集团军和第2与第3装甲兵团之间。波克激烈地反对，但于事无补（值得注意的是，古德林于回忆录中提到，布劳齐区表示这是波克自愿转拨部队给克鲁格的，以让他自己可以规避作战之责任[58]）。6月28日两只装甲兵团完成合围，6月30日第4与第9军团部队于斯洛宁会师，他们一直不停地清剿包围圈中的敌军。到了7月，毕亚里斯托克-明斯克双重会战到此结束，德军消灭了苏军的3个军团，后者共损失417,000人、3,332辆战车、1,809门火炮和250架飞机。[59]波克注意到有大量俄军挣脱了德军薄弱的包围圈（约250,000人左右），因此想解除包围的部份部队，继续东进，但这时陆军总司令部又再度干涉，要求波克留下部队拘束包围圈中的苏军部队（实际上当时正快速崩溃中），波克反驳苏军的情况以及报告德军的战果，这才获得了行动上的自由。
7月3日波克继续让部队东进，意图夺取下一个目标—深具战略价值的“斯摩棱斯克陆桥”地区，此地为聂伯河和道加瓦河两条河流间的缺口，无天然障碍，夺取其可对德军巩固对莫斯科的攻势。当天在波克的力促之下，古德林与霍特的部队完成了苏德战争当时推进最晚的1天，1天内前进100多英哩[60]，波克告诉他们不要顾虑克鲁格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一切由他承担其责任[60]。到了7月6日波克接获戈梅利的苏军正集中装甲兵力，准备向西北发动逆袭，这对中央集团军的两个装甲兵团侧翼是一个潜在危机。同样地为了防止陆军总司令部因为此消息变得过于谨慎而不放手让他发挥，波克自行搭机侦查，最终他接受了古德林的意见：继续前进[60]。7月7日古德林部队已经渡过聂伯河，波克为其进展迅速感到高兴，但前者在隔天又退回了西岸，波克询问后才知道克鲁格又未准许古德林渡河，后两者还因此起了很大的争执，波克替古德林辩护，并下令重新渡河[61]。波克后来虽打电话给陆军总司令部抗议克鲁格指挥装甲部队一事，但仍没有结果[61]。7月10日第3装甲兵团全部部队抵达维布切斯克，第2装甲兵团也重新展开渡河，并于隔天占领了什克洛夫。步兵赶上后，装甲兵团又再度东进，斯摩棱斯克逐渐有合围之势。然而在目前对德军有利的情势下，波克于13日接到了陆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希特勒将要在斯摩棱斯克战事结束后将主攻目标移至乌克兰[62]，波克感到极为震惊，他向布劳齐区抗议，陈述其侦查的结果判断，在斯摩棱斯克前方处苏军正集结大量部队，中央集团军尚保有冲力，可以获得决定性胜利，并继续东进。布劳齐区告诉波克，别列津纳河附近的苏军仍激烈的抵抗，因此禁止装甲部队再继续东进[63]，现在的情况与一个月前的明斯克口袋极为相似，波克的部队同样地又被禁止前进。
两支装甲兵团部队继续往斯摩棱斯克以东前进，在此期间，古德林与波克两人发生了冲突，前者负责关闭“斯摩棱斯克口袋”东部的最后一个缺口，但古氏没有兴趣填补该缺口，而欲攻克斯摩棱斯克东南方的叶利尼亚[64]，建立攻击莫斯科的跳板。波克认为古德林这项行动会提高包围圈中苏军突围的可能，导致整体大局变动，波克因此写信给古德林重申命令，但当后者收到时已攻克叶利尼亚，便向东北与霍特的第3装甲兵团会师。一直到7月27日“斯摩棱斯克口袋”才完成。此时包围翼仅是薄弱的装甲部队，要扫荡的步兵部队还在河岸对面，魏克斯的第2军团因担忧渡河受苏军逆袭而犹豫不决，波克仍继续催促其渡河[65]。待各步兵军团赶上压缩口袋后战斗才算结束，斯摩棱斯克战役一直要到8月5日才消灭掉包围圈内所有苏军，自7月10日以来，德军已于此地俘虏了310,000名士兵、3,205辆战车和3,126门火炮[66]。然而即使战果庞大，中央集团军自开战以来已经过长期激烈的战斗，装备严重耗损，必须进行换装检修，苏军将领谢苗·铁木辛哥亦将于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被重创西部方面军残部集结起来，在叶利尼亚给中央集团军前锋的装甲部队很大的压力。
巴巴罗萨作战策划之初，南方与中央集团军间存在著不适宜作战的普莱皮特沼泽，故德军并未计画于该区部署兵力，到了8月初该区苏军兵力尚保持完整，而南方集团军又迟迟攻不下基辅，从而使苏军在莫斯科至黑海的战线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中央集团军部队也因为该区沼泽地形而部队行进缓慢），这时希特勒已决定要将莫斯科列为次要目标，调动中央集团军装甲部队南下与南方集团军合作去包围乌克兰，他认为这不仅能拔除该区的苏联陆军之威胁，也能将德军极为依赖的罗马尼亚油田屏除于苏联轰炸机航程之外和占领苏联的农业核心、主要粮食产区的乌克兰可显示出德军的胜利。8月1日波克收到一道指示将中央集团军转调部队至乌克兰的命令，他对陆军总部的命令不解，要求后者解释，但仍没有收到明确之答复。8月6日希特勒前往中央集团军司令部视察，波克以极好的心情迎接，但这时希特勒并未表现出对攻打莫斯科的热情，波克大为失望。在接见希氏前，波克就曾将古德林与霍特召来，告诉他们俩必须将进攻莫斯科的理由力陈给希特勒，波克自己再进一步表态支持两人，尝试说服他，为防止节外生枝，波克并未叫各军团的司令前来接见希特勒[67]。然而希特勒却没有召开会议，而改采用个别会谈，当希特勒召见波克后，后者力陈继续追击苏军与攻击莫斯科的重要性，而希特勒则问道其部队要多久才能抵达莫斯科，波克估计在8月底。希特勒尔后又召见了波克、霍特和古德林3人，突然表示乌克兰与克里米亚半岛的重要性，并拒绝继续往莫斯科前进，接著便讨论起其他问题。波克一直耐心等待希特勒表达完看法，欲继续尝试说服他，但希特勒之后又没有答应，而且也匆匆离开了该地，就这样，波克失去了最后影响希特勒战略决策的机会[68]。
波克心中还未放弃对莫斯科的攻击，故在8月上旬修整完毕后，中央集团军仍没有立刻倾全力南下与南方集团军的第6军团围歼“基辅口袋”的苏军，波克心想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部可能会对他的决定作事后的认可。然而8月16日，波克接获要求将霍特的第3装甲兵团的4个师转调北方集团军的命令；18日又接获将古德林的部队调至南方的命令，波克相当气愤，对于这种作法向陆军总司令部抗议（然而波克并未将此事怪罪于希特勒，反认为最高统帅部“神智不清了”[69]），同样没有效果。古德林与波克虽然之间因为个性不合而有些宿怨，但对于当前的南进同样持以反对，波克告诉古德林一定要在8月24日晋见希特勒时以一个前线将领的身份说服他，但隔天见过希特勒回来后，古德林告诉波克：“南进已成定局，反对均为无效”，波克再次被他所激怒，认为古德林不忠实、太容易被说服[70]。波克即使暂时失去了装甲部队也下令各步兵军团继续前进，让回调之装甲部队可以更好发挥，但到了8月31日又被陆军总司令部下令停止前进，波克即失去机动兵力的情况下于莫斯科前方采取守势。
至9月下旬南部的基辅会战宣告结束，德军再度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完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包围歼灭战。然而当时苏联已进入秋雨季，路面因为雨水的冲刷而变得满地泥泞，战车行驶速度大为减缓。因为对基辅和列宁格勒的支援，使得波克丧失了他最有力的装甲兵力，只能在这期间停留于司令部规划对莫斯科的攻势—“台风作战”，波克对此计画督导与制定的极为周详，希望可获得陆军总司令部的满意以早日展开攻势，后者同意后，告诉波克该行动最晚将在9月30日开始。波克告知部下必须在11月7日冬季开始前将莫斯科攻下，并答应希特勒将在此日占领莫斯科[71]。中央集团军此时也为台风作战而被增强了兵力，各区的装甲师陆续汇集于该集团军，最终波克的中央集团军集结了56个步兵师、14个装甲师和8个摩托化师，有14,000件间接火力支援武器和1,000多辆战车，总兵力达到1,929,000名士兵[72]，但离最初预计发起攻击时间因南北的额外战事已经延迟了1个月，苏军争取到时间加强对首都的防护。
10月1日波克展开了对莫斯科的攻势。古德林的第2装甲军团（10月时，第2装甲兵团改名为“第2装甲军团”）突破了苏军的抵抗，沿著至奥廖尔的公路前进。10月3日下午波克下令古德林压迫图拉，但此命令被陆军总司令部所取消，为的是让其与埃里希·霍普纳第4装甲军团（自北方集团军转调而来）和同霍特的部队一同包围佛亚斯马的苏军，波克衡量权益利弊后同意陆军总司令部的决定，暂时搁置前进莫斯科的企图，转向包围苏军。10月8日赫普纳的部队已抵达佛亚斯马，古德林的第17装甲师也进入了邻近的布良斯克，波克督促各军团司令尽快消灭这两个巨大的口袋，并同时命令克鲁格进攻莫扎伊斯克，好让他可以同时宣布这3个城被其攻下的消息[73]。然而当天夜里，希特勒发电报指示波克让第3与第4装甲军团立刻往莫斯科进发、从南北两方向将其包围。波克对此命令颇为气恼，但并无责怪希特勒，反认为是由于其幕僚未将状况完全告知后者的问题。10月9日起莫斯科一带天气骤变，刮起了风雪，德军尚握有战术上的优势，但进攻的动能大幅降低，许多车辆也被迫弃置于道路或田野上。10月11日陆军总司令部质问波克：“就目前恶劣天气来看，是否适宜继续进攻”？波克认为尽管天气日益将继续恶化、德军也已蒙受人员与装备的损失，但并非无法忍受的程度，以及自二战爆发至今为止，德军在欧陆上从未失利过，现在夺取莫斯科的机会日后绝不可能再有，加上从现实角度来看，若德军不攻击改采防御的话，其防线与补给基地距离长达600英里，与进行攻击的难度相当，故他回答“继续进攻[74]”。
10月18日佛亚斯马-布良斯克双重会战结束，德军俘虏了超过50万名的苏军士兵。然而继续进攻莫斯科的德军情况困难，由于俄国泥泞的地形，波克部队许多的车辆不得不弃置，只得步行，又因为天气和苏军的抵抗而成果有限，且补给线拉的太长，使补给品只剩下以往每天最低需求量的25％，特别是食物最为缺乏[75]。赫普纳曾向波克建议考虑建设冬季防线，以脱离目前处于难以防守的阵地之处境，但波克对此不加以考虑。波克欲在11月1日恢复全面攻势，并预计于7日进入莫斯科。然而陆军总司令部又于10月29日命令中央集团军停止前进，并表示要将古德林的第2装甲兵团转到南方进攻沃罗涅日，以消除其右翼的威胁、疏通中央集团军与南方集团军之间的通信，波克向陆军总司令部抗议，表示其正全力进攻莫斯科时，何能将庞大的装甲部队脱离泥沼，并调动到遥远的南方去？古德林对此亦十分恼怒。波克再与布劳齐区联络，表示不可能执行此命令，最终南下的命令被取消了，但同时，波克与中央集团军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76]。波克对希特勒也产生了不满，克鲁格在向希特勒报告后，表示后者了解中央集团军目前状况，但不信任其书面报告，并对于尚未攻下莫斯科一事感到困扰。而波克的反应则是斥责希特勒自己在8月的所犯下的战略问题，才令中央集团军陷入目前的窘境[77]。11月2日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早时所拍发的电报抵达波克的指挥部，前者暗示波克，鉴于当前德军状态不利，波克是否要自行请辞？另外在对苏战争胜利后，德国将酬谢波克至今为止的贡献，把斯摩棱斯克改名为“波克堡”，然而波克拒绝此提议，但同时也说，若要他请辞是希特勒的意思，那他就会“很高兴的”照做，而后戈培尔也无回复[78]。
随著时间过去，莫斯科前线的气温越来越低，德军攻击能量亦相对下降，前线士兵大多依旧没有冬装，因为冻伤和疲劳，人员损失也急遽增加，鉴于补给与人员之不足，波克向哈尔德表示中央集团军已无法包围莫斯科，因此他欲改变目标为谢尔吉耶夫—德米特罗夫一线[79]，哈尔德的回答是在奥尔沙召开紧急会议，然而波克在会中又表示继续攻击无论是在心里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必须的，且认为德军最终将能占领莫斯科[79]。11月29日克鲁格的第4军团先头部队突破了苏军的防御，抵达莫斯科西郊[80]。这时的波克已向陆军总司令部表示，中央集团军已无法从事典型包围运动，只能进行正面攻击，但其不仅意义不大，即使德军进入该城，能否保有该城也成疑问。同时波克从布劳齐区的谈话中了解希特勒对其前线状况不了解，怀疑后者并未收到正确的资料，故波克越过陆军总司令部，直接向最高统帅部作战处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谈话，后者回复了一道概括性的指示：“当损失惨重的攻势非常清楚地、已无任何成功的机会下，可以停止攻击”，换句话说，决定权在于集团军手中[81]。而波克最后表示：“不管状况如何不利，我不会放弃希望，虽然征服莫斯科的机会非常渺茫，但仍是有可能的，‘胜败将决定于最后一个营[82]’”。12月5日，古德林下令部队停止进攻，并从突出部撤回兵力以拉直战线[81]。
12月6日格奥尔吉·朱可夫上将指挥的苏军对疲倦不堪的德军展开大规模反攻，中央集团军指挥部顿时大量涌入撤退的请求，波克予以授权各指挥官自由行动，但苏军仍取得了惊人的战果，收复了加里宁、击溃了第3装甲军团诸多的师、包围了第2装甲兵团于图拉以东的部队。波克力促各部队指挥官封锁敌人攻势、挽救受困的德军，在恶劣的天气下，不单是德军难以行动，连同装备较佳的苏军也无法扩张战果，使得德军免受到彻底的惨败[83]。12月13日布劳齐区与波克会面，后者提出将军队撤至戈梅利—莫吉廖夫一线、重整力量、等待援军，于明年春季再发动攻势。布劳齐区当时因不久前生过大病，面容极为憔悴，他表示他本人无权决定。之后决定于明天去与集团军其他指挥官会面。散会后，波克想到布劳齐区的身体状况，进而反思自己的身体尚能支撑多久，担心其旧病复发，于是他决定在第2天早上请求辞去中央集团军职务[84]。
然而第2天早上波克决定等布劳齐区与克鲁格和古德林见面后再另作决定，之后3人都表示认同波克的意见。希特勒于此时电告命令：德军只能进行为缩短战线的“有限度”撤退，但苏军已因为天气的好转恢复其攻势，波克执意要撤退，而希特勒强硬地命令德军坚守岗位，不得后退一步[85]。12月18日波克接到了最高统帅部部长威廉·凯特尔的通知，要他去修个长假，而波克因怀疑希特勒的动机质问凯特尔，后者告知希特勒的说法：“波克去年曾有过很重的病，如今又受到这场紧张的战争影响，我了解他为什么旧疾复发。他将获得一个休养的机会[85]”。当天傍晚克鲁格来到波克的指挥部，告知他将代理其中央集团军职务。然而不久后，波克发现克鲁格并非代理其职务，而是正式的总司令，由希特勒正式任命，波克的身份则变成了“元首后备团”的一员[85]。
波克对于他当前于德国陆军中的地位感到困扰，他向许蒙特询问希特勒对他本人的看法，是否有认为怠忽职守或不称职[86]？而许蒙特的答复是希特勒并未以任何借口对付波克，“你仍为希特勒所重用”[86]。1942年1月15日南方集团军总司令：赖歇瑙元帅心脏病发作，仅两天后就去世，而在16日当天，波克即接到最高统帅部的电话，询问他是否能接任南方集团军司令的职务，波克立刻答应并于1月20日正式任职[86]。
南方集团军下有第6军团（由弗里德里希·包路斯装甲兵上将指挥）、第17军团（由霍特指挥）、第2军团（由马克西米连·冯·魏克斯大将指挥）、第1装甲军团（由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大将指挥）和第11军团（由曼斯坦指挥），波克还额外控制著罗马尼亚的第3与第4军团。1942年1月中，苏军对乌克兰的德军前线展开大规模攻势，于伊久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带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到了该月月底，苏军已接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对南方集团军部队的联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然而不久后苏军的挺进即中止，其主力：“西南方面军”的士兵已疲惫不堪，攻势能力大为减弱，便转为防御。到了1942年春德苏各区战线也转为稳定，双方正集结新军来筹备即将到来的夏季攻势。
希特勒将德军的1942年夏季目标放在苏联南部，于是对波克的南方集团军大量增援，包括许多摩托化师、装甲师以及大量的预备队。波克计画5月18日发动一场新攻势：“腓特烈克斯行动”攻击沃尔昌斯克，但苏军早他6天即展开行动[87]，5月12日，“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爆发。5月17日苏军已抵达离哈尔科夫仅12英里处[88]，但随即被德军所制，该城仍为德军所掌控。5月17日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军团对西南方面军后方的第9军团展开攻击，突破了苏军防线。方面军司令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向莫斯科报告情势，请求增援。苏军参谋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瓦西列夫斯基两度请求史达林允许撤退都被拒绝。到了5月23日包路斯与克莱斯特的部队交会，苏军通往东方的撤退路线已被切断，西南方面军主力已被包围，被困在梅列法—洛佐瓦—巴拉克列亚构成的3角地区。5月底苏军投降，共240,000人被俘、损失1,200辆战车和2,000门火炮，而德军仅损失20,000馀人[89]。
尽管波克在苏联南方取得了主要胜利，希特勒并未特别高兴，反倒指责其在哈尔科夫前的布署畏首畏尾[89]。
在苏军大败后不久，德军已完成了夏季攻势：“蓝色方案”的筹备工作，预计要先清除顿河一带的苏军，再朝高加索和史达林格勒进攻。波克对此作战公开反对，因为德军将倚赖大量素质低劣的轴心盟军掩护其左翼，但即使如此波克仍听命行事[89]。在作战开始前，第23装甲师的作战处长约哈希姆·莱契尔（Joachim Reichel）身怀一份蓝色方案秘密文件，驾机飞行时坠落于苏军控制区，秘密文件亦被后者缴获。此事后传至希特勒耳中，该人极为愤怒，命令波克立刻向其报到，凯特尔向波克说道：“……元首对此意外事件十分悲痛，他将此事视作德国军官团另一次怠忽职守与不称现职的明证……元首授权要我告诉你，他打算对所有失职军官，自你起，一律予以处分以儆效尤[90]”。波克与其争辩后再与希特勒替属下求情，他表示德国陆军若有失职的装况发生时，自能迅速、果断改正其错误，希特勒虽当面向波克表示此事将“有待决定”，并显得宽心了些，但之后还是解除了第23师师长汉斯·冯·波伊涅堡-兰斯菲尔德中将与其隶属的第40军军长格奥尔格·施图姆装甲兵上将的职务，波克获悉后颇为震惊，虽然提出抗议，但未有结果[91]。
6月28日德军展开蓝色方案，波克指挥超过100万人的德军，虽然进展顺利，但将苏军于顿河以西前歼灭的企图则并未达成，且相较于1941年，波克显得极为注意其侧翼的安全，德军进展速度颇慢[89]，希特勒对此感到不耐烦。7月3日波克与希特勒会面，后者向其提出攻击沃罗涅日的要求，以确保德军北翼之安全，希特勒虽答应，但要求波克不要在人力和时间上作“不必要的浪费”，因为德军攻击重点将在史达林格勒和高加索。然而7月5日在波克派遣两个师轻易攻下沃罗涅日后，随遭到苏军的强烈逆袭，致使波克决定再派第40装甲军的两个师去沃罗涅日，他估计几天内便能肃清当地的苏军，以不致重演1941年秋季中央集团军逼近莫斯科时南翼受到威胁的事，但希特勒对于波克增援两个师这举动极为恼火，他立即命令波克抽回兵力，但因为几天前希特勒才批准过，且因为存有多次希特勒接受波克既成事实的决定，波克便决定不理其撤销前令的指示，继续攻击，希特勒更加愤怒[92]。7月7日希特勒将南方集团军分为A集团军与B集团军两部，波克指挥后者，前者由李斯特元帅指挥。7月13日波克接到了凯特尔的通知，前者B集团军的指挥权被希特勒所解除，由魏克斯继任，波克问其理由为何，而凯特尔的答复则包括健康和沃罗涅日两事，且不愿多谈，波克虽继续争辩但于事无补。7月15日波克将指挥权交出，就此结束了其45年的军事生涯[92]。
波克被解职后希特勒私下和许蒙特表示，他仍旧是很欣赏波克，但他现在需要的是完全服从命令的指挥官[89]。
被解除职务后，波克并未就此放弃其军事生涯，他多次尝试与希特勒联络与接触，但常得到的答复不是希特勒没空，就是正有事外出。由于无事可作，波克常外出散步，但一次接到来自“保安警察”一位高级官员的通知，他有礼地告诫波克在未获得进一步指示前，请不要外出以免被人所认，否则将采取令波克不愉快的措施使他遵从[93]。此后波克长时间待在自家公寓中，透过报纸和收音机获得战事发展的消息，还从侍从军官处拿到1942年1月至7月间的南方集团军作战纪录加以研究，写了许多信至最高统帅部，但都未获得回应。久而久之，波克也认定他将不再有获得重大职位的可能了[94]。
1942年9月5日《帝国》（Das Reich）报于封面刊登了波克的照片，并报导他正指挥德军进攻史达林格勒一事，之后整整1个月，其他德国报纸和无线电台也正播放著类似的新闻，世界上其他媒体也报导著波克于苏联南方作战之事，如《时代》9月21日期亦以波克为封面报导此事[95]。波克发现这几张刊登出的照片实际上是1942年6月他仍是南方集团军司令时所拍摄的，他对此表示：“真是活见鬼，这好像是在阅读自己的讣文[96]”，到了10月英国报纸对波克事件产生怀疑，登出文章报导其因对苏战争战略战术而和希特勒争执，进而被免职，并写道：“此乃象征德国军权的没落[96]”。尽管德国报纸迅速地否认此事，但世界其他媒体也报出波克目前行踪的揣测，有说他已被杀、被关入集中营、在柏林街头散步，瑞士报纸还称波克去了日本[97]。
史达林格勒战役结束后，波克一直待在柏林，少数人与他主动联系，其中一位为前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大将，他试图说服波克加入其集团，促使德国停止战争，而波克以此举将构成叛国罪、引发内战而婉拒[98]。1943年3月21日德国庆祝“休战纪念日”，波克接到最高统帅部的邀请而出席于柏林举办的展览会，这也是最后一次波克与希特勒的会面。1944年7月20日德国发生推翻希特勒政权的政变（史称720密谋案），波克对密谋集团极为鄙视，他写道：“他们是否知道只是在毁灭自己？这并非拯救德国之道[99]”，在大量被捕的军官中还包括了波克的侄子海宁·冯·崔斯考、波克的两位前副官卡尔·汉斯·冯·哈登堡伯爵与海因里希·冯·伦道夫-斯坦诺特伯爵[100][101]。
1945年初苏军攻入东普鲁士，波克便离开该地，改居于柏林以北的普里茨瓦尔克一地[102]。4月28日波克接到曼斯坦元帅的电报，告知波克如果情况许可，请前往汉堡，当地将成立由卡尔·邓尼兹海军元帅领导的“弗伦斯堡”新政府[102]。波克连同妻女乘车前往当地，5月2日时已抵达汉堡附近的施瓦岑贝克[102]，与曼斯坦会面[103]。5月3日波克抵达霍尔斯坦的伦萨恩一带（现今207快道处[104]），乘车时遭到英军战斗轰炸机的扫射[13]，驾驶瓦尔特·卡伦尼克（Walter Kallinich）、波克之妻、继女卡琳（Karin）和她朋友英格丽特·加尔（Ingrid Jahr）当场死亡，而波克身中枪伤与严重的烧伤，车辆也倾覆于沟中[104]，一支路过的德军车队将波克送往欧登堡的海军医院，而曼斯坦和波克16岁的继子丁尼斯（Dinnies）赶到医院。5月4日波克委托曼斯坦照顾他的继子，并向前者说道：“曼斯坦，拯救德国[105]”，凌晨4点20分波克辞世[104][106]，享年64岁。4天后德国无条件投降，波克为纳粹德国中唯一被盟军击毙的元帅[107]。波克被葬于伦桑的圣卡勒里纳（St Catharina）墓园，一旁为妻子的墓地[108]。
军事才能与评价
波克的军事能力被军事历史学家评为“保守”的，提倡闪击战的年轻德国将领亦认为波克是旧式军人[35]，后者也曾对使用装甲纵队深入敌军领土的作法多次表示怀疑[35]，他争论说这样将使攻击者两翼暴露于敌人，陷入危险之下，因而他倾向广大正面的攻击，即使在大为成功的西线战役后，波克也并未改变其看法[35]，但到了巴巴罗萨作战时，波克已接受古德林的新一派装甲战运用方式[109][110]。军事历史学家肯尼兹·麦可塞在其著作中提及苏德战争前苏军装甲部队指挥官水准时表示：“在德军诸多优异的装甲战将领中，波克与古德林无异是‘人中之龙’。[111]”波克并非是一位军事天才型的将领，但其带兵能力受到肯定。布鲁门特里特于回忆录中评价波克为“我国第一流的军事智囊人物，同伦德斯特和曼斯坦，具有指挥大规模作战的才干。[112]”
性格上，波克无疑是传统而保守的普鲁士军官、军国主义者[113]，也是德军中颇擅长演说的军官，因为其慷慨激昂的表现，被人冠以“屈斯特林的圣火”的绰号[15][4]，他的私生活极为严肃且刻苦耐劳[113]，有资料指出他常连续工作好几天而不吃饭[114]，另外还被描述为“与生俱来的腓特烈普鲁士主义性格”、“暴力的国家主义者，有严格的纪律意识，只知道加强其部队及提升自己的军人生涯。[115]”波克不是优秀的理论家，但他责任感非常强烈，在他为母校向军校学生演讲时总是提到：“一位德意志军人最大的荣誉就是为祖国战死沙场。[15]”因为这个理念，波克多了个“垂死者”（Der Sterber）的昵称[116]。另外，波克也以性格高傲、冷漠、欠缺幽默感、野心勃勃、与同僚不合著称[114]，历史学家塞缪尔·米查姆写道：“波克有种使人愤怒的个人特质，鲜少与人和谐相处……他不喜欢纳粹份子、痛恨奥地利人以及不分国籍、藐视所有的平民……对于布劳齐区任职陆军总司令，就波克来看是个错误，在他心中只有一人能适任该职位，那就是费多尔·冯·波克。[39]”波克传记作者阿尔弗雷德·W·图伦尼（Alfred W. Turney）则在其著作序言中如此总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之际，波克的横死，可以说普鲁士贵族军国主义也差不多同时暴亡。[117]”
波克是君主主义者、鄙视纳粹主义，也从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将纳粹党的高级官员放在眼里，如1938年德国空军总司令、纳粹党高官的赫尔曼·戈林曾于一次宴会上与波克接触，戈林本人同波克一样，曾于一次大战因为英勇表现获得功勋勋章，他对波克表示拥有此勋章者都是他的朋友，而波克则以非常冷漠的态度回应：“有著同样的勋章，不能使我们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12]”至于希特勒，波克长期与其保持著良好的关系，这也使得在前参谋长贝克与大批高级将领在战前遭希特勒撤职时，波克的地位能保持不坠的原因[118]，但另一方面，波克也反对希特勒处决所有苏联政委与游击队的命令，也从未实施过。波克不仅要求德军给予敌军战俘人道待遇、严厉而公平的对待苏联平民，还想说服其与德军合作，让他们获得土地的私有权[119]。对于与苏联的战争，波克自认德军的任务不仅是要歼灭其武装部队，还要让苏联人民摆脱共产主义[119]。
对于遏止乃至反叛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等相关事件，波克均未参与，如早在1939年11月9日，正值对波兰战事胜利，准备西线攻势时，C集团军司令里布就曾找伦德斯特与波克来面谈，希望借由三人前线集团军司令的意见，阻止希特勒的西线攻势，但波克与伦德斯特均拒绝[120]。在希特勒对法战争胜利后，波克更是不愿加入反抗集团。然而极其讽刺的是，自对苏战争爆发起，波克的中央集团军部属以其单位为中心、发展出了一个结构完整的反纳粹势力，其中心人物即为波克的侄子崔斯考，该人后来在克鲁格继任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时，也成为该集团军的参谋长。在作为波克部属的期间，崔斯考积极拉拢波克进入反纳粹势力，劝他在希特勒访问集团军司令部时将其逮捕[121]，但被其所拒绝，甚至有次崔斯考向波克表示希特勒正将国家引向灾难时，后者随即大声怒斥：“我不许攻击元首！[121]”，然而他也并未通知盖世太保密谋份子之存在[122]，在这部份，历史学家傅宝真写道：“波克本人虽然非常轻视国家社会主义，也厌恶不断以恐怖手段而增强的流血战争。但由于个性不够明朗，为人谨慎与个性保守，阻止其只要稍微一点头或举一个指头，就可能推翻其所视为祸害欧洲人民与德国本身之灾难。然而像大多数的将领向元首做过宣誓的效忠，与保持普鲁士军人传统及荣誉，对政治采取超然中立的立场一样，波克也不愿意直接介入，对反抗领袖向其接触的反应是只要反叛成功，一定会加以支持，但其本人却不愿接受失败之后果[123]。”
荣誉
德意志帝国 普鲁士皇冠勋章：第四级，1911年9月13日授予[33]- 德意志帝国 铁十字勋章：二级，1914年9月18日授予[33]
- 德意志帝国 霍亨索伦皇家勋章：骑士佩宝剑级，1916年10月25日授予[33]
- 德意志帝国 铁十字勋章：一级，1916年10月30日授予[33]
- 德意志帝国 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国军事十字勋章（Grand Duke of Mecklenburg-Schwerin Sches Militärverdienstkreuz）：二级，1917年8月3日授予[33]
- 德意志帝国 汉堡汉萨十字勋章（Hamburgisches Hanseatenkreuz）：1917年9月19日授予[13]
- 德意志帝国 符腾堡宝剑皇冠骑士十字勋章（Ritterkreuz des Ordens der Württembergischen Krone mit Schwertern）：1918年1月25日授予[13]
- 德意志帝国 不来梅汉萨十字勋章（Bremisches Hanseatenkreuz）：1918年1月30日授予[13]
- 德意志帝国 功勋勋章：1918年4月1日授予[33]
- 德意志帝国 宰林根雄狮佩宝剑骑士勋章（Ritterkreuz I. Klasse des Grossherzoglich Badischen Ordens vom Zähringer Löwen mit Schwertern）：一级，1918年10月1日授予[13]
奥匈帝国 军功十字勋章（Militärverdienstkreuz）：第三级，1915年6月24日授予[33]- 奥匈帝国 铁冠勋章（Kaiserliche Orden Krone der Eisernen）：第三级，1917年2月9日授予[33]
威玛共和国 普鲁士王国服役十字勋章：1920年3月授予[33]- 威玛共和国 西里西亚鹰十字勋章：二级与一级，1921年4月15日授予[33]
纳粹德国 荣誉战斗十字勋章（Ehrenkreuz für Frontkämpfer，又名“1914/1918年世界大战荣誉十字勋章”（Das Ehrenkreuz des Weltkriegs 1914/1918））：1934年12月14日授予[33][13]- 纳粹德国 国防军长期服役勋章（Wehrmacht-Dienstauszeichnung）：第四级到第一级，1936年10月2日授予[13]
- 纳粹德国 苏台德纪念章
- 纳粹德国 德奥合并纪念章
- 纳粹德国 橡叶国防军长期服役勋章（Eichenlaub zur Wehrmacht-Dienstauszeichnung）：第一级，1939年9月12日授予[13]
- 纳粹德国 骑士铁十字勋章，1939年9月30日被授予[1]
南斯拉夫王国 皇冠勋章：第一级，1939年6月1日授予[13]
保加利亚王国 皇家军功勋章：指挥官十字级，1918年8月2日授予[13]
义大利王国 皇冠勋章：大军官级，1940年8月27日被授予[13]
罗马尼亚王国 米歇尔英勇勋章（Ordinul Mihai Viteazul）：第三级与第二级，1942年7月29日被授予[13]- 罗马尼亚王国 米歇尔英勇勋章：第一级，1942年9月1日被授予[13]
匈牙利王国 皇家军功勋章：佩宝剑大十字级，1942年11月27日被授予[13]- 五次于国防军日报上被提及（1941年8月7日、1941年9月19日、1941年10月18日、1941年10月19日和1942年5月30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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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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