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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社事件是发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以1871年八瑶湾事件杀害琉球国的琉球族为由，出兵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各部落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大清政府和日本国两方的外交折冲。在日本，这次事件被称为“台湾出兵”、“征台之役”或“台湾事件”。这也是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对外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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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王国自明朝起为清朝的从属国，其国王接受册封、获准朝贡贸易的次数为藩属国中之最。由于大清和日本均采取锁国贸易体制，当时琉球成为“大清丝绸—日本白银”转口贸易特区之一(另一个贸易特区是日本长崎)。
日本萨摩藩在关原之战后，因财政困难、局势不稳，加上欲以海外之功向江户幕府输诚，遂有兼并琉球之举。1609年，萨摩派遣将近三千名兵力，攻入琉球王都首里城，但德川幕府命令萨摩藩保留琉球王室，以便利用琉球对大清国进行贸易活动。然而琉球王国自此丧失独立自主性，亦受萨摩藩支配，奄美群岛也被萨摩藩占领。自此琉球处于“清日（萨）两属”状态，一方面接受清政府册封并进行朝贡贸易，同时国政受到萨摩藩的控制[6]。
1867年王政复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被迫上表“大政奉还”，江户时代结束。随后的明治维新过程中，大量武士（维新时改称“士族”）失业，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7]。于是西乡隆盛等人提出“征韩论”，主张以海外扩张来解决内政问题。但征讨朝鲜半岛在外交上困难较大，未获得日本内阁多数阁员支持，最后造成参议西乡隆盛等征韩派官员下野。日本朝廷为了安抚士族情绪，遂有出兵台湾之议[8][9]。
有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出兵台湾”并非仅为了缓和士族对内政的不满，而是对台湾的经济价值与战略地位有很清楚的认识，“不能将掠夺台湾资源，或侵占领土的动机矮小化。”[10]
另有学者认为，牡丹社事件发生源自“语言隔阂的误会”，非单一方面嗜杀所致。[11]
1871年（明治4年，同治10年）10月18日[12] ，一艘宫古岛向那霸市上缴年贡的山原号[13] 回航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东南部八瑶湾（即今之九棚湾），船上69名宫古岛乘客溺死3人，有66名宫古岛人登陆。几天后遇上排湾族高士佛社原住民，获高士佛社人好心收留，但因双方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甚至稍有争吵，让琉球人因害怕而偷偷逃离高士佛社，高士佛社族人打猎后回部落时赫然发现琉球人不辞而别，开始对琉球人起猜疑之心，怀疑其打算对外通报部落位置引大军攻打，狠下心肠追上其大队五十四人将其出草斩首杀害[14][12]，死者包括琉球豪族仲宗根丰见亲（忠导氏玄雅）十四世孙忠导氏玄安，逃过一劫的其馀12人则在当地汉人杨友旺、杨阿才营救下前往台湾府，由清政府官员安排转往福州琉球馆[12]，乘船归国[15][16]。史称八瑶湾事件 [17]。此类事件在当时不时发生，按惯例皆由明清政府抚恤并送回琉球王国，与日本政府无涉。
但日方于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废藩置县”时，萨摩藩改为“鹿儿岛县”，原本为萨摩藩属的琉球王国被改隶于鹿儿岛县，1872年日本政府单方废止琉球王国，设置“琉球藩”，1873年日本政府外务卿副岛种臣向清朝总理衙门提起此事时，大臣毛昶熙答复：“二岛（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日本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田县（今日本冈山县小田郡）渔民的证据，又追问“贵国既然已知抚恤琉球民，为何不惩办台番？”，毛以杀人者为置之化外的生番来回应，副岛便言：“生番害人，贵国置之不理，我国有必要问罪岛人，因与贵国盟好，特先来奉告”，毛昶熙回答：“（台湾）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日方便向“无主番界”出兵[18]。
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为“蕃地事务局都督”，向英、美等国租用轮船，雇用美国军事顾问李仙得（C. W. Le Gendre，又名李让礼），准备对台湾出兵[19]，并事先派遣桦山资纪、水野遵来台调查。
但是了1874年初，日本蠢蠢欲动并开始调兵遣将时，列强各国相继质疑日本用兵的正当性，英国即扮演密报者、仲裁者双重角色，他们向中国通风报信，并直指美国人李仙得为事件主谋者。而随著事态的发展，到了4、5月间，台湾道、台湾镇、闽浙总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各级官员对于“番地”主权的发言立场渐趋一致，4月18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英国正使梅辉立表示：“其人虽不治以中国之法，其地究不外乎中国之土”，即代表清廷的基本立场。
出兵前夕，英美等国正式转变态度表示反对，声明中立并拒绝租借船舰给日军。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压力决定停止此次行动，大久保利通并亲自到长崎下令罢兵。但西乡从道以“已经准备妥当”为由拒不受命，断然率领三千六百名官兵前往台湾[20]，这也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军官在战场上独断独行的滥觞，充分表现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原型（prototype），亦即军事的先行与政治的追认[21]。著名文史学家司马辽太郎曾评论这次出兵完全是无名之师，可称为“官制的倭寇”（日语：“官製の和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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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5月12日，日军于社寮（今屏东县车城乡射寮村）登陆[23]，而排湾族从车城乡统埔村友好的汉人那边得知日军行动，事先在要道石门埋伏。5月18日到5月21日，日军与台湾原住民有小规模接触，互有伤亡。5月22日，日本陆军中佐佐久间左马太率领日军150人进抵石门[24]（今屏东县牡丹乡石门村）遭到排湾族强烈抵抗，最后日军陆战队攀上峭壁居高临下，情势逆转，排湾族在装备劣势和人数劣势下被迫撤兵，牡丹社头目阿禄古父子身亡。经此一役，多数采观望态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月1日起日军分三路扫荡牡丹社、高士佛社、射不力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规模抵抗，原住民人撤入山中，日军占领村落后焚烧村屋并撤回社寮营地。7月1日，牡丹社等终于投降。
之后日军移营龟山（今车城乡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附近）长期驻扎，却因气候与卫生因素饱受疟疾等热带疾病之苦，据日方纪录，参与行动的日军与随军人员5,990人共回报了1万6,409件的患病纪录，呈现出平均1人患病2.7次的惨况，而561名的病死者更达实际战死者的数十倍之多。
日本5月中旬出兵台湾，同治帝随即于5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以巡阅为名来台，主持台湾海防及对各国的外交事务。李鸿章允调唐定奎率领的淮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赴台，该部队熟习西洋枪炮，是淮军主力。当年农历九月中旬以后到十月间陆续抵台，使得双方战力情势逆转，沈葆桢的谈判地位顿时提升了许多[25][26]。在外交方面，清朝当时以《台湾府志》记载了琅峤诸社在1725年归化大清，是为琅峤归化生番十八社一事，证明该处纳入版图并有效收取番饷。清廷认为此地已是中国领土，生番如何处置是自己的事，以此要求日本退兵[27]。
加上此时日军因热病侵袭，病殁650人（阵亡者仅20馀人），又已耗军费1260馀万日圆（尚未计算购买运兵用船舶的770万日圆），深感难以持续。于是日本政府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赴清廷交涉[22]。
当时沈葆桢及李鸿章对情势皆有清楚的判断，分别上疏表示日本急于谋和，实因情势窘迫。因此大清帝国起初态度强硬，军机大臣文祥公开表示，对于日本方面要求的军费赔偿表示：“一钱不给”[28]。
但大久保商请英国公使威妥玛为调人[29]，强势介入。于是中日两国在1874年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约，主旨有以下三条：
- 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 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另有议办之据。
- 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不能再受凶害。
在大清方面，不言赔偿兵费，而将五十万两白银拆成十万两的“抚恤”与四十万两的“购买道路房屋”，算是在保存颜面的情况下息事罢兵[30]。
投降的原住民被授予日本国旗，在他们的村庄上空飘扬，他们认为这是与日本和平和免受敌对部落侵害的象征，然而，日本人将其视为对原住民具有管辖权的象征[31]。此事件也为日后日本帝国的野心提供了有益的预演。在日本的一些圈子里，台湾已经被视为潜在的日本殖民地[31] 。
在日本国内，这一行动也安抚了明治政府内部那些推动更激进的外交政策，以及因政府在1873年拒绝进攻朝鲜而愤怒的人。重要的是，牡丹社事件发生在佐贺之乱后不久，由西乡从道（西乡隆盛的弟弟）领导，主要由前萨摩和佐贺武士组成。
但因为条约中有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字句，日本据此认定清国政府不否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地。（1875年）继续进行“琉球处分”，令琉球终止向大清朝贡，复在1879年迫使琉球国王尚泰移住东京，派军警进驻琉球，废止“琉球藩”改设“冲绳县”，但大清并未放弃琉球宗主权对日本提出抗议。1880年，在前美国总统格兰特调解之下，日本提议及外务省底线将割琉球群岛以北归日本，南边的宫古、八重山岛属大清，清国政府则提出北边的奄美群岛归日本，中间的琉球群岛归琉球国，南边的八重山群岛(含八重山、宫古岛等)归大清，最后并未成案。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国，台湾割让给日本，清国无力继续过问琉球问题，琉球遂在国际默认下归属日本，清国与日本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正式放弃琉球的宗主权改归日本。
俄罗斯曾于牡丹社事件期间派军官捷廉季耶夫（V. A. Terent'ev）抵台观战，1875年再派海军军官保罗‧伊比斯（Pavel Ibis）抵台田野调查。2人的台俄双边关系文件目前存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海军公文书馆。捷廉季耶夫的报告不支持日本以武力进军台湾南部，并认为可用和平与外交方式解决争端，这有别于当时的外国媒体支持日军的观点。伊比斯以笔记及插画，为当时台湾社会、原住民语言风俗留下纪录。[32][33]
“牡丹社事件”后，清廷转为积极治理台湾，增设府县，对台湾中、东部及原住民地区实行“开山抚番”，并于1885年建立福建台湾省。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帝国战败，日本借由马关条约取得台湾后，鉴于此次攻台与接收过程中病死人数远多于战死，决意在台湾积极著手规划建设医疗卫生设备，以方便统治台湾。
牡丹社事件中，16名战死的原住民勇士头颅被日军割下，作为战利品，其中4具头骨经美国海军军官2次转手，交由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的解剖学家威廉‧透纳研究，收藏在爱丁堡大学人类学系解剖学博物馆中。2023年11月3日，爱丁堡大学将遗骨正式归还台湾，由牡丹乡公所乡长潘壮志代表牡丹乡诸部落接受返还。[34]遗骨于5日返台，并寄藏于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南科考古馆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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