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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恩(1949年8月7日—2004年5月12日),台湾嘉义市人,远景出版社负责人,激励黄春明、七等生、李乔、陈若曦等出书,让金庸小说作得以在台湾解禁,被誉为“梦幻出版家”。
沈登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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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 男 |
出生 | 1949年8月7日 |
逝世 | 2004年5月12日 | (54岁)
母校 | 国立嘉义高级商业职业学校 |
职业 | 出版家 |
伴侣 | 叶丽卿 |
网站 | 沈登恩的筑梦人生 |
沈登恩出生于民国三十八年农历七月十三日(1949年8月7日)[1],嘉义市人[2],高中就读嘉义高商[1],学生会写信给李敖表示崇拜[3]。当时,创立野人出版社的邓维桢出版了一本台大校刊社学生的小说、散文合集《杜鹃花城的故事》,想巡回校园卖书,便延揽高职生沈登恩做嘉义地区的业务员[4]。于是邓维桢透过救国团系统卖出不少《杜鹃花城的故事》[1]。
沈登恩高职毕业后,先在嘉义市的明山书局做业务员,后来为了一展长才,到台北来工作[1]。一天,在台北晨钟出版社工作的沈登恩在台大校园再度巧遇邓维桢,听到邓维桢苦于收入问题,直说可帮忙,于是邓维桢、王荣文、沈登恩成立了远景出版社[4]。1974年3月10日,远景出版社成立[5]。
王荣文回忆,很多出版商业的诀窍,都是沈登恩以机车载著他四处去看、学会的。沈登恩常到台大校园附近博士书局和文化图书公司,去看哪些书卖得好,哪些书读者不喜欢。因当时这两家书店的销售量具有指标性意义。创业时,沈登恩与王荣文常骑机车,带著一包包新书,每个重点书店丢一包,隔数小时再骑回去问卖况如何,卖得好就再补货。[4]
台湾第一次在报纸上出现书籍的全版广告,是沈登恩想出来的。他会亲自写著读者的名条和地址,以读者俱乐部的形式寄免费刊物给读者,向大家介绍新书、出版动向、作家近况。刊物也有读后感和书评,并附上邮购划拨单,收到反应相当热烈。但书价也比他家贵,约1960年代就调高书价到四、五十元,令合伙人邓维桢担心。[4]
邓维桢与王荣文偏向守成,三人合伙的时间不长。合作一年半后,邓维桢便提议拆伙,王荣文、邓维桢分别成立远流出版社、鹿桥出版社。[4]
沈登恩会以剪报收集知名作家资料、掌握文人的创作脉动,勤于打电话给作家,下班后还会骑著摩托车,到《中国时报》、《联合报》两大报的副刊组报到,与主编如林海音、高信疆、痖弦等人相当熟稔,文学圈的动态也了若指掌[4]。林行止说他之所以把作品给远景出版社出版,是沈登恩对出版有太多的热忱[6]。吴讷孙的《人子》之所以给远景出版,是沈登恩抢先打越洋电话给在美国的吴讷孙,比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以书信越洋联系快了很多天[4]。
沈登恩会不屈服警总压力,出版刘大任的《浮游群落》[7]、陈若曦的《尹县长》[1]。如遇出版问题,沈登恩也会请求曾任内政部长的林金生协助[8]。原先金庸小说遭中华民国列为禁书,是沈登恩历时两年向国民党政府陈情,政府1979年9月才以“尚未发现不妥之处”为由,同意金庸小说解禁出版,不过《射雕英雄传》书名被警总认有“政治色彩”,出版时改名《大漠英雄传》[9]。中视拍摄金庸《鹿鼎记》时改称“小宝外传”,遭沈登恩认为不尊重原著,坚持要改回原名[10]。
李乔的《寒夜三部曲》原先到处碰壁,最后仅远景赏识出版[11]。七等生妹妹刘玉招感怀兄长生前有两位重要伯乐,一位是推荐兄长得吴三连文艺奖的林海音、一位即愿意赔钱出版兄长小说的沈登恩[12]。七等生以“梦幻出版家”,来形容沈登恩[6]。
使远景出版社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是出版《尹县长》,在当时反共的文艺中,兼俱了小说艺术,使远景的知名上层楼[2]。《尹县长》在远景出版社期间,出了二十多版,作者陈若曦因此感念沈登恩的努力[1]。记者温绅曾列举1970年代台湾出版社中有数名有为的青年,分别是远景和远行出版社负责人沈登恩、《出版家杂志》的王国华、河洛图书出版社的许仁图、四季和桂冠出版社的叶圣康[13]。
与沈登恩在远景出版社初创时期认识的黄春明,印象中沈登恩总带著一只宽带的学生书包,身影不离地斜挂在肩上,骑著一部旧机车跑来跑去。原先,黄春明对出版业界缺乏信赖感,二方面也不觉得他的作品出书之后会畅销,所以两人言谈之间热不起来。沈登恩前前后后在明星咖啡馆、黄春明在北投住处见了四五次面,耐心说服黄春明出书。一天,下班回家的黄春明见到家门板上贴了一张字条。内容是沈登恩称赞黄春明的小说真得很棒,年轻读者需要黄春明的小说,表达出书纵然会赔钱都愿意。当晚,黄春明就与远景出版社签约。远景就从出版《锣》、《莎哟娜啦.再见》开始,得以让黄春明当时一家三口的经济有了稳定的收入。[14]
黄春明许多重要小说都在明星咖啡馆完成,由沈登恩亲自来取稿[15]。来时,沈登恩还会偷偷替黄春明付餐饮钱[14]。沈登恩除首开先例邀请专人或知名画家来设计书本封面,甚至让黄春明亲自为作品《锣》、《莎哟娜啦.再见》、《小寡妇》等书设计封面[4]。
李敖出狱后,沈登恩主动联系以出版他的著作。见面时,李敖拿出沈登恩在学生时写的信。[3]
1979年报导,远景出版社已由最初五十万资金,创造三千万的资产[2]。该年初,1月18日,沈登恩结婚,由邓维桢证婚[16]。是年秋,9月15到17日,沈登恩和白先勇在明星咖啡馆三楼举行三天的文人宴会[17]。
沈登恩曾拥有《出版与读书》、《现代文学》、《台湾文艺》三种杂志,以及参与投资远流、远行、长桥、长鲸等出版社[16]。之后,他又想筹备杂志《大人物》周刊,介绍有趣、有意义的人与事[18]。
远景出版社浮现财务危机,是《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的销售反应不如预期[6]。沈施德的九五文化事业公司于1980年12月刊登《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的彩色广告后,原先计画1981年3月10日七周年社庆宣布推出此全集的远流,改提前一个月宣布,展开预约商战[5]。远流在重金出版大部头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之后,近二十年来始终深受财务的牵绊,沈登恩也显得失意、落寞[4]。后期的沈登恩选书常悖离市场,加上《诺贝尔文学奖全集》、《林语堂全集》都有业者抢著发行,获利空间压缩,逼得沈登恩贱价,财务漏洞越大[6]。连沈登恩都自嘲,自己实在不会赚钱[11]。
因远景出版社于1983年底负债超过五千万元以上,债权人向法务部调查局经济犯罪防制中心检举后,沈登恩次年1月遭限制出境[19]。1986年3月25日,经营地下钱庄的林姓人士,挟持欠五十万的沈登恩到台北市吉林路369号3楼19室内,逼妻子叶丽卿被迫签本票五百万元,次日由民权一派出所主管曹海晏等救出[20]。1998年5月5日,因沈登恩因向郭姓妇人借款二百五十万元未偿清,台南地方法院依诈欺罪将其判刑一年,妻子部分已被判刑七月确定[21]。
2004年初,沈登恩将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版权卖给九歌出版社[22]、《阿嘉莎·克莉丝蒂全集》译稿卖给远流出版社[4]。九歌的蔡文甫回想,见到沈登恩病容已现,但他就是不吃药[1]。尔后,《尹县长》也给九歌出版[23]。
2004年5月12日清晨,沈登恩因肝肿瘤骤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1]。邓维桢、王荣文得知后,都说沈登恩开创了出版新格局,在出版史上不应该被遗忘[4]。6月3日,台北县板桥殡仪馆,林行止、陈若曦、七等生、羊子乔、王荣文、林衡哲、陈晓林等出席致祭,由庄灵全程摄影,也有人带借据到灵堂索债企图扣留奠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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