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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字历史的起源是汉字到日本的传入。最早的汉字一般认为是从佛经带到日本而传入的。这些经书的汉字当初是模仿中国的发音来读的，不过一套称为“汉文”的书写系统开始得以发展。汉文主要是中文文章插入日语独有的助词，让日语使用者可以依从日语的语法去阅读汉字写成的文章。
在假名出现之后，出现了假名和汉字混用的日文，如今汉字用于大部分名词、形容词和动词。虽然日本没有像越南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样废除汉字，也没有像大韩民国那般减少汉字的使用频率，但近年来日本年轻人的汉字水准参差不齐，甚至有些高中生连汉字也不会写，只能用假名来代替汉字。
汉字自唐朝传入日本后，被曾奉为“正政之始”、“经艺之本”，但随幕府至明治起，中国由盛转衰、日本民族意识抬头、和学兴起、西学传入，日本人开始思考汉字的优劣。
汉字衰落之时，日本社会纵然普遍认同文字改革的路向，但改革路向意见纷陈，有主张转用平假名、罗马字，甚至转说英语、法语，最后，减少汉字论和文言合一的方式得到实施，日本政府于1946年颁布《当用汉字表》和《现代假名用法》，限制汉字的运用，1960年代一度出现反思潮，再次放宽汉字运用。自17世纪的新井白石算起，日本汉字改革史已长达300馀年。
汉字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确切时间点目前尚无定论，一个说法是汉字从公元5世纪随着一些百济佛教僧侣将中国的经书带到日本而传入的，另一个是7至9世纪的遣唐使为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作出重大贡献，也把汉字带进日本。这些经书的汉字当初是模仿中国的发音来读的，不过一套称为“汉文”的书写系统开始得以发展。汉文主要是中文文章插入日语独有的助词，让日语使用者可以依从日语的语法去阅读汉字写成的文章。
当时日文并没有书写系统。后来发展出一套源自《万叶集》、称为万叶假名的表音系统，万叶假名使用的是一套指定的汉字，纯粹假借它们的发音来表记日文诗歌。
以草书书写的万叶假名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平假名。当时不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能使用这套平假名来书写日文。平安时代大部分的女性文学都是以平假名来书写的。片假名也是从差不多的方式发展的：寺庙里面的学生把汉字的其中一部分分拆出来成为片假名，用来标注汉字的发音，还有汉文里的日语助词。
随著日文书写系统得以成熟和发展，如今汉字用于大部分名词、形容词和动词，而平假名则用来书写动词词尾（送假名）、纯日语词汇、或者表记汉字难写的辞汇。平假名也用于标记日本汉字的读音（振假名）、和书写给汉字水平不够的人为对象的读物，如小孩、日语学习者的书籍。
片假名则由于它的方形结构，用于象声词和外来语。片假名用来书写外来语的习惯来的比较晚，外来语原先是用汉字书写表意的，如“煙草”代表“タバコ”（tobacco）。不过现在反过来有许多外来语词汇正在代替一般词汇。有语言学家估计现今常用日语有三分之一是外来语及汉字英语。
日本政府于1902年成立日语调查委员会，一般被视作日本汉字改革的开端，但自幕府年代，随西方文化传入，日本文字改革已在酝酿。
日人接触西洋文化，可追溯至十六世纪中叶。1543年，葡萄牙人乘中国商船抵达日本，并先后到日本售卖军火，成为日本与西方交流的先声。1549年，耶稣会教士沙勿略开始在日本传教，即使往后传教士曾被丰臣秀吉驱逐，日本实施锁国政策，17世纪荷兰人亦再次获准到日本设立商馆买卖，往后江户将军德川吉宗放宽输入汉译洋书的限制，令一部分日本人得以修读荷兰语。
这股称为兰学的思潮下，当时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的新井白石最先提出西方的表音文字，优于中国表意文字。1713年至1715年，他写成《采览异言》及《西洋纪闻》两书，在《纪闻》中说：“字母仅廿馀字，贯一切音，文省义广，其妙天下无遗音……汉之文字万有馀，非强识之人，不能背诵；且犹有有声无字者，虽云多，有不可尽所，徒费其心力云云。”往后他在《东雅》一书中，进一步批评日人过份使用汉字，令汉、和字主客颠倒。1719年，西川如见亦在《町人囊底拂》批评：“唐土之文字，其数多、甚难，为世界第一。外国之文字亦通达人用万事，无不足。”
往后数十年，带有日本民族主义色彩的反汉字声音陆续浮现。从1785年起，本居宣长宣称中国、印度话乃不正之音，有别于由五十音构成的“皇国正音”，这些言论又披上神秘色彩，提出日本本语得自神传。这段期间，日本文化界正争论遣唐使之前，日本上古是否已出现神代文字，以此力证日本文化并非在汉文中孕育，这些争议持续近百年，最后虽然神代文字多视为虚构历史，但反汉学的思潮已漫延。
1798年，裹本多在《西域物语》说：“支那之文字，仅行于东方之朝鲜、琉球、日本，北方之满洲诸国，西方之东天竺之内。西域之文字二十五，欧罗巴（欧洲）诸国、亚墨利加（美洲）诸国、亚弗利加（非洲）、东天竺南洋之诸岛、日本南洋之诸岛、东虾夷诸岛（俄国千岛列岛）、堪察加、北亚墨利加大国，皆用此记事。虽各国各岛言语各异，用二十五字无不可示之物。”
连串言论在当时并未引起回响，直至明治时代，这些论说才被视为先知先觉。到了1855年，大庭雪斋翻译《荷兰文语》时，在序中更扬言，日文本是优秀语言，因掺入汉字而被搅乱。在明治初年，首倡用罗马字取代汉字的南部义筹，据说就是看了此书后成为罗马字论者。
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船队击败，消息传到日本后，不但令日本震动，文化界亦开始质疑汉字文明已不足持。废汉字、立新字，成为当时日本文化界的热门话题。然而，汉字深植日本文化，文化界和政府对废汉条件和程序未有共识；汉字知识亦由贵族把持，废汉字长期处于书生议论阶段。
在改革日本语的思潮中，应以哪套文字取而代之，成为另一争论焦点。此际日本实施大政奉还，天皇按古制重新接掌政权，日人亦要从上古大和文化中寻找民族主义的基础，民间出现一片复古热；但明治维新却同时大举引进西学，崇尚欧美文明。新旧文化交替，也令文字改革呈现多元路线：学者们或提倡假名，或罗马字派，或新造文字、又或废除日语，转说英语；而罗马字派、假名派、新文字派在各自的派系内，对于应采用哪种书写方法又有分歧。[1]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的前两年前，前岛密向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上奏《汉字御废止之议》，被日语学者视为首倡废汉字的第一人。1866年，前岛密透过开成所（今并入东京大学）的负责人松本寿太转奏“汉字御废止之议”，他说：“值此国事多端之秋，大家都在讲求救国之策，我的议论好像有点迂远，其实不然。救国之本在于教育，教育应不论贵贱士庶、普及到全体国民。普及教育就需要简便易学的文字、文章。如今使用的汉字、汉文，难学难用，因而学习的人很少。有限的学生，又不得不把少年时代的宝贵光阴耗在认记汉字的音形上。少年时代应该是讲求事理学问的好时光，如今却为学习这种无用的古学而磨钝了精神感性，这实在是件可惜的事。”[2][3]
汉字影响普及程度的争论，不但影响日本本土，往后亦成为中国汉字改革的重要论据。前岛密说，这种想法是来自一位叫威廉的美国传教士，威廉在咸丰年间曾到中国、日本，在中国时看见许多孩子高声朗诵古贤的道理，孩子虽然看不明，却仍死记这些艰深文字。中国本应地大物博，却落得国势萎靡、风俗野蛮、受西洋欺侮，他声称根源正在汉字。来到日本长崎后，威廉氏又指日本人弃用原有假名，转用艰深汉字，“顿觉不可思议”。
前岛密在该封上书，除了批评汉字“繁杂不便，宇内无二”，但他亦进一步批评日本的崇汉思想，指责日人历来只学四书五经，把日本古籍视为末学，呼吁国民抵制“魔语贼言”，他提出废除汉字救国，改用言文一致的假名。
不过，前岛密呈上这封公文后，1867年，日本天皇重新接掌朝政，结束幕府时代。1869年5月，前岛密转而向明治政府的集议院呈上《关于语文教育之议》的建议书，再次提出废除汉字；1872年，明治政府公布立西式学校，一年后，前岛密再提出要采用表音文字，制定新文法。
1873年，他眼见上议无效，决定直接上书天皇，他与山田敬三、平野荣等人起草《兴国文(日文)废汉字之议》，提出废汉的步骤，包括以两年时间，召集学者，编订文法辞书；继后设立师范学校，为教师提供一年培训；之后派他们到各地推行普及教育。同一年2月15日，他成立启蒙社，发行一份叫“每日片假名新闻”的报纸，强调以假名报道新闻，只有其数字仍以汉字编写。该报于翌年5月停刊。[4][5]
虽然前岛密的思想并无落实，但他1866年主张的“言文一致”，成为日本文化界的主导思想。文字改革者纵然提出不同改革方法，但均认同言文一致。1886年，集高见出版《言文一致》一书，提倡我口写我手，列举大批文例，称为“言文一致体”，进一步掀起“言文一致”运动；继后还有林瓮臣在1900年组成言文一致会。1910年，已有八成出版物用“言文一致体”。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1919年在《国文之将来》就说：“日本维新初年，出版的书多用汉字，到近年，几乎没有不是言文一致的。” [6]
在假名运动中，前岛密尝试从宪制内推动改革，另一名中坚份子化学家清水卯三郎则利用翻译及会社，推动改革。早于1860年，清水卯三郎已用假名翻译《英吉利语言》一书，71年亦发表《日语可用论》，支持假名写作，74年他进一步以假名翻译《化学梯楷》（舍密入门），并筹组假名之会。他多次发表文章，认为平假名市井村妇皆能明白，因此应大力推行。
往后，日本社会出现三个称为假名之友、伊吕波会和伊吕波文会的组织，不久三会合并，并聘请有栖川宫威仁亲王当会长，该会认为不论和语、汉语、外来语，皆应以假名书写。1883年7月18日，假名会举行全体大会，有栖川宫亲王指称，用假名是要保卫国家颜面。假名会曾会员五千，出版《假名向导》杂志，并编撰仅用假名之字典，但新组成的假名会并亦未能平息会内矛盾。
当时假名派分成雪、月、花三派。有支持者认为一些假名不反映实际发音，建议修改；另一些要求增加假名数目；亦有主张按兵不动。目前假名的使用虽然没有重大转变，但在汉字上加上假名注音、直写假名等书写方法，正是受此会影响。[来源请求]
除了前岛密提倡的假名派外，改革派中，罗马字会是另一重要势力。早于1581年，从西方抵达日本的传教士引入活字印刷机，以罗马字出版《圣经使徒行传》（1591年）、《口译平家物语》(1592年)、拉丁字典及日本辞书，但当时罗马字主要在传教士之间流传使用。
1869年，29岁的南部义筹当时在昌平阪学问所修读汉学时，但同时修读过兰学，认为罗马字易学易用，并以文言文发表《修国语论》的论议：“学问之道，西洋诸邦为易，皇国支那为难，而皇国为甚。夫西洋之为学也，唯知二十六之字，解文典之义，则无不可读之书，是其所以为易也；如支那不然，非读数百之书，通于数千之字，则不可，是其所以为难也。”
在崇洋、崇汉心态中，他指“和学”已沦为“歌词之具”，日本会被汉、英、佛（法国）、兰（荷兰）所磨灭；救国最简捷之法，是“假洋字、而脩国语”（以罗马字撰写日语），并大量把西方典籍融入日本语，日后国人必先修国学，而后或汉、或洋，以国学为本；如此，就算用了洋字（罗马字），亦不伤国体。[7]
1874年，介绍西方科学的《明六杂志》创刊，第一期刊载思想家西周《以洋字写国语论》一文，尽管西周本仍然使用汉字翻译西方思想，但他呼吁使用罗马字代替难懂的汉字，他指“逢今之时运，文献既取自于欧洲”，而日本历来“巧于模仿，而短于自出基轴。”唯有转写罗马字，才可以令日语容易引入外国作品、言文同体、可以与数阿拉伯数字混用、国人学习亦较易。[8]
往后十年，主张罗马字的声音在各新兴刊物上出现，1885年1月，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等70多人发起罗马字会[9]，并发行《罗马字杂志》，力主依据声音进行书写；该团体有两名外国籍会员充当了推行罗马字的中坚力量，并且各自拥有自己的罗马字刊物。此时，日语改革运动开始步入建制，其影响也从文化界卷至政界。
期间，罗马字派和假名派之矛盾已同时出现。南部义筹指，罗马字是音素文字，比音节文字的假名更符合音韵学的原理，并指假名有50个，而罗马字只有26个，更易记忆。当时的假名亦不能标出浊音、拗音、促音、鼻音等，而且罗马字“万国通用”，令日人更易学习外语，以符合“广求知识于世界，博采万国之长”的维新精神。[10]
罗马字派之中，又对应采用哪一种罗马字拼法存有分歧。1867年，詹姆斯·柯蒂斯·赫本于‘日英语林集成’（‘和英语林集成’）第1版中使用的罗马字，被称为平文式罗马字，但平文式一直未有统一，如东京一词，平文式罗马字在往后就出现Tōkyō、Tokyo、Tôkyô、Tohkyoh、Toukyou、Tookyoo等不同写法。
1885年，田中馆爱橘按照音韵学理论设计“日本式罗马字”，较之平文式工整，并更能反映日本语的原音，其分别主要在拗音的表达之上，但这套方案未能方便英语使用者，翌年就被罗马字会否决。田中馆与罗马字会走向分裂，另组罗马字新志社，发行《罗马字新志》。
主张罗马字的意见在今天虽然并非主流，但受欧化风潮影响，当时罗马字会的势力较假名会更大，1887年会员人数达6800多人，其中300人是外国人。 [11]
假名派与罗马字派的主张各走两极，造就新文字派之兴起，其中井上哲次郎为其典型人物。1894年，他发表的《文字与教育之关系》[12]开宗名义说，日人今天并不那么尊重支那人，但日本人仍受“支那之文字”支配，是一件多么令人讨厌的事，他提出文字要先独立，才可让思想独立；本来罗马字十分可取，但这套字会伤及民族感情，因而主张另做新字。
新造文字的方案主要参照神代文字或罗马字而成。1885年，平岩愃保年提出改良神代文字，制成新的日本字。另一派则由小岛一腾所主张，他于1886年发表《日本新字》，依照罗马字设计出24个新字，翌年再增至28个字。
这派议论颠峰时期，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战胜大清帝国，并从清政府夺得台湾，部分日人不但认为要拥有一套，还开始把日本语视为殖民政策的同化策略。
1894年到1895年，留学德国的东京帝国大学日本语教授上田万年亦对假名、汉字表示不满意，他认为日本应按照音韵方向，发展自己新的文字。[13] 1895年，他进一步发表著名的《国语和国家》演说，他说：“语言对于使用的人民而言，就如同血液之于其同胞，如肉体上所示的精神上的同胞。以日本的国语来比喻这个道理，日本语应该就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日本的国体，主要是以此精神的血液来维持……言语不单只是国体的标识，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者，是所谓情深无比的母亲。”[14]上田万年强调国语的神圣性，认为其权威不可侵，并将“一国・一语・一民”定位成一个国家的体现。
往后，不同的新造字纷阵出现，从日本学生、学者、以至德国的学者，均有参与制造新文字，一些学者为了研究，更变卖田地，四处宣传其文字好处，但最终没有一套文字得到采纳。
日本人从崇汉走向崇洋思想后，文字改革也走向另一极端：转说英语。其中最著名是日本驻美外代大臣森有礼，1872年他发表公开信，希望以简化英语，变成日本的语言，并批评日语是“无法通用于日本列岛之外的贫乏言语”，应予废除。这封信发给当时不少学者及教育家，其中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以较详细的回复建议，他应先考虑日本国情，并建议用欧洲文字（罗马字）以音标书写日文。 [15] [16]
此一论说看似匪夷所思，但日本一直以汉书（外语）作为官方语言，这番经验令森有礼认为，文字可以与语言抽离，而当时日本并未有真正的“日语”文体，“改用英语论”只是从汉语这种外语，转用另一种外语。[17]到了1870年代中期，这种论议已几近绝迹，直至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小说家志贺直哉在1946年4月发表《语言问题》时论断，明治时代因没有采用英语，妨碍了国民吸纳文化，他当时进一步建议，日本应采用“世上最漂亮的语言”——法语做为官方语言，多年来引起文化界责难。
各派意见争持不下，由福泽谕吉提出的减少汉字说，成为一种折衷方案。1873年，他编写小学教科书《文字之教》，在序言中指明，虽然汉字难学，但日文已累积不少汉字，难以一下子废取。他认为3000个汉字就可应付日常环境，提出先限制汉字运用，往后时机成熟，就可废除汉字。当时他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仅用了802个汉字。
1886年，他的学生矢野文雄继承有关学说，他承认假名虽然易学易懂，但日本八成知识分子都会认为汉字较易辨认，他因此建议只要限制日人采用3000个汉字，就可解决汉字问题。他出任《邮电报知新闻》的主笔后，1887年表明该报除了小说和公告外，只会采用3000个汉字，并在汉字旁标上假名注音。
往后，不同论者尝试把汉字进一步减少，并要求政府每年颁布废除的汉字，但日本文字改革的路线此后跳不出这一派框架，成为往后主导的论说。[18]
在一片废汉声音中，反对改革的论说亦不乏于耳。早于前岛密提出改用假名后，明治初年的大臣大久保利通批评，这些议论漠视汉字有一大批贵族支持者，他们掌握汉字知识，朝廷上下以至士农工商都要听命于他们，若废除汉字，犹如打倒贵族。
1900年，井上圆了多次发表论说，整理成《汉字不可废论》一书。他质疑假名派或罗马字派忽视日本同音字多，唯有靠汉字才可消减当中的问题，就如“忠、孝”二字，“忠”（チュウ）音可解作丑、纣、诛；“孝”（コウ）音也可以是攻、降、考，西方自古采用表音文字，才得以免除此一问题。他又指日本根本就是汉字之国，不少洋学家只到东京学了三年外语，就可招摇过市，但汉学正因为普遍，汉学家才要饱读诗书。
他一反其道，认为当时正是汉学带领日本走向维新。支持大政奉还的藤田东湖、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全都是汉学出身；即使是伊藤博文，也是以汉学为根，办理洋务。在各众反论中，他把天皇权威、忠君体国与汉字连成一线，并指否定汉学，等同动摇天皇权威。
这种论说触动了日本社会的神经，当时日本天皇的诏敕仍是以汉字书写，文化界虽有部分人士力陈平、片假名或罗马字的好处，但对于诏敕上的汉字一直避免。直至多年后，诏敕与汉字更牵起政治风波，其中最知名为1936年5月9日的平生釟三郎事件。平生釟是二战时日本文部大臣，他在帝国议会贵族院上表示废除汉字，但这一论说引起贵族不满。
当时日本步入二战，平生釟的废汉论被指有违大东亚共荣圈的任务，而且是否定日本精神。最后，平生宣布收回部分言论，但不久众议院委员深泽丰太郎亦责难平生釟，他被迫当众宣布：“至今为止（废汉字）的主张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还要继续研究。”同一年，多份杂志出现批判废除汉字论的文章。这件事距离前岛密上书《汉字御废止之议》，已经70年，但日本人对应否废汉字，仍未达到共识。
日本政府于1946年进行了一次文字改革，规定了1850个《当用汉字表》。当用即“当前使用”或“应当使用”之意。这1850个之外的汉字不再使用，改以假名表记，或是用同音、同义字代替，并颁行简化的新字体。于是产生以下情况：
- 殘骸→残がい
- 附近→付近
日本的汉字简化改革，最初导火线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教育使节团“建议”以日语罗马字全面取代汉字跟假名，与脱汉运动无关；以往日本最多以“常用汉字”规范汉字使用字数，而非简化汉字。
出现在“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的附录，俗称“教育汉字”。经过1968年、1977年、1989年的追加与改订，现在共计1006字，从小一到小六，各个学年的分配为80字、160字、200字、200字、185字、181字。
2,136个，见常用汉字表与JIS之对应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由于普遍认为“当用汉字”对于社会影响实在太大，于是1981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又颁订1945个《常用汉字表》，新增少量汉字。并以“目安”为准（即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大致上的标准，不再有强制力）。同时，当用汉字表宣布废止。
现行的《常用汉字表》于2010年（平成22年）11月30日以平成22年内阁告示第2号发布，共2136字、4388音训。1981年（昭和56年）内阁告示第1号的旧《常用汉字表》（共1945字、4087音训）宣布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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