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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逵(约331年—396年),字安道,中国东晋士人及艺术家,原籍豫州谯郡铚县[2]:212,长年隐居会稽剡县,与名士高僧结交,朝廷多次征召不起。他精研儒家礼学,信奉道家与佛教,认为隐居合乎人的纯朴天性,儒、道二家可以融和,无为与名教并无冲突。信仰上他相信宿命论,否定善有善报的报应说,却接纳佛教的三世因果论。文学方面,他撰有多篇赋、赞与论,赞赏竹林七贤的为人,描写闲游的生活与寄托隐居的情怀。艺术方面,他擅长绘画、雕塑和弹琴,是东晋后期画坛一代领袖,所造佛像造形生动,首创以夹纻塑造大型佛像,并开创南方佛教雕塑的新时代,在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
戴逵自小居住京师建康,生活富足,擅长绘画、雕塑和弹琴,品格高尚,青年时已为名士刘惔赏识[2]:297、214。20多岁时,戴逵前往豫章,拜经学家范宣为师,娶了范宣的侄女;后来移居会稽剡县,自此终身隐居,成为剡县名士,当地戴溪亭、戴逵滩、戴公山和访戴驿等地名,都以他得名[2]:222、231、263。权贵郗超曾斥巨资,在剡县兴建华丽有如官舍的房宅,供戴逵入住[3]:209。王徽之辞官后居住山阴,曾远道而来探访他,留下“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佳话[2]:263-264。戴逵一再受朝廷征召,都推辞不就。387年,晋孝武帝征召他做国子监博士、散骑常侍,戴逵以父亲患病为理由推辞,并逃往吴郡,悄悄造访在虎丘山的王珣,逗留数月。会稽内史谢玄上疏,请孝武帝收回成命,戴逵才回到剡县。390年尚书仆射王珣上疏,建议再次征召戴逵为国子监祭酒、散骑常侍,戴逵也没有应召[2]:266-268。393或394年,戴逵撰成〈释疑论〉,质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说[3]:407、210,高僧慧远青年弟子周续之撰〈难释疑论〉反驳。戴逵写信给其师慧远,请教因果报应之事,又另撰〈释疑论答周居士难〉反驳周续之。慧远遂写成〈三报论〉,阐明三世因果报应之道,戴逵读后大感信服,表示希望归依佛教,并期待向慧远亲自请益[3]:210-211。395年会稽王司马道子连同王珣等人,再上疏提议征召戴逵,次年戴逵因病过世[2]:269。
戴逵认为从政事到人生,儒、道二家可互相补充,并不相斥[2]:259。他信服老庄思想,长年遁隐[3]:208,赞赏向秀《庄子》注能超脱世俗,认为人本性淳朴纯淑,隐士正能自觉和培育这种本性,洗涤机心,过著淡泊自适的生活。人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不可骄奢淫佚,否则会得浅薄,失去纯洁的心灵[2]:247、238-239、243。戴逵精研儒学,著有《五行大义》3卷,礼学方面,观点倾向马融而不是郑玄,较著重自然的人情[2]:269、226、231。或受其师范宣的影响,戴逵批评西晋初年士人的风气。他反对表面上逃避世俗,轻薄放肆、自我炫耀的行为,赞同之前乐广对元康(291-299)年间士人不守礼节的批评,认为礼教也有合乎人情之处[2]:225、261、246。竹林七贤不受礼教束缚,能够“达意”(旷达),不求虚荣或形式;元康元间的士人却是放荡越礼[2]:248-249,只知模仿阮籍等人的放达不羁,轻蔑政事,日夜饮酒,不修边幅,轻视名教,虚有其表,是竹林七贤的冒牌货[2]:252、254-255,内心浅薄,自以为是,固然不合儒家,也丧失道家的真意,只是没有思想的浪子。人逗留在俗世,就不免对世俗作出妥协;名教和自然没有矛盾,儒、道二家可以融合[2]:258、299-300。
戴逵并未精研佛理,对佛教却倾心致意。他三度以书信与奉佛的谢敷讨论佛学,曾至名僧支遁墓凭吊其人[3]:212、38、130。他晚年撰写〈释疑论〉,强调人的命运不可改变,祸福转嫁给子孙之说,亦是自相矛盾的[4]:273、276,质疑易传〈文言〉中“积善之家有馀庆,积不善之家有馀殃”之说,并非事实,世间行为端正的人,多有遭逢厄困;恣意横暴的人,也有的显荣通达,子孙繁多;他感慨好人不一定有好报,人的贤愚、善恶、寿命、祸福等,全都是命运安排,跟行善或作恶根本无关,积善得福云云,不过是圣人劝人行善的说辞而已[3]:210,也没有所谓阴间“冥司”赏善罚恶[4]:285。儒家君子不求个人福禄,行善实不望善报;人对道德的追求,应达到崇高而无私的境界[4]:278、291。他曾写信给慧远,回顾一生,感叹自小至老操行端正,谨守正道,不曾以言语伤人,一生却多遭苦楚,尝尽人间困苦,认为人的寿命祸福都是命中注定,无法领悟佛教因果报应的道理。看过慧远为他而写的〈三报论〉后,信服文中现报、生报、后报三世因果之说,感到心悦诚服,愿归依佛家教化[3]:209、212。
戴逵著述众多,其〈山赞〉、〈水赞〉、〈竹林赞〉、〈流火赋〉等,都描写大自然;〈离兴赋〉、〈栖林赋〉、〈琴赞〉、〈酒赞〉、〈闲游赞〉等,都描写游山玩水和隐居心境;〈颜回赞〉、〈尚长赞〉、〈申三复赞〉,都是描写隐居人物;《竹林七贤论》和〈放达非贤论〉,则是议论前人的生活方式。〈山赞〉赞叹山峰的秀丽,抒发了远离尘俗,追求平静的心情;〈水赞〉借用《道德经》的典故,表现水所反映的哲理精神;〈竹林赞〉则赞赏松树和竹树的姿态[2]:232;〈流火赋〉描述季节变换,四时循环,以火焰和木柴,分别比喻生命之气和年龄。〈离兴赋〉抒发与友人别离的感慨,〈琴赞〉宣扬了古琴的作用,〈闲游赞〉,吟咏隐者许由和巢父,寄托自己的胸怀[2]:233-234;〈闲游赞〉有长序和赞文8首,直接吟咏闲游山林的生活,其序文指出自古就有逸民隐士,在山泽中过著天真淳朴的生活,远离世俗,超出世俗却不和世俗对立;知道大道不行,圣人也会归隐,在自然中磨砺自己的节操;山岩林薮,能解放人的精神,隐居之地深山幽谷,岩石与流水互相辉映[2]:235-238,隐士过著悠然舒畅的生活。〈颜回赞〉赞扬颜渊与孔子之道相契,〈尚长赞〉赞叹东汉隐士尚长的崇高和高雅;《竹林七贤论》描写竹林七贤的为人,加以评论[2]:240、242-243。
戴逵画风写实,10岁时在寺院画画,为著名画家王濛赞赏,曾画《南都赋图》,使其师范宣明白绘画的功用和益处[2]:297、213。南齐谢赫称赞他擅长绘画圣贤画像,“情韵绵密”,是一代画坛领袖。戴逵传授二子戴勃和戴颙画画之法,[2]:217、220,作品主题多与道家或大自然有关,寄托个人胸怀,作品流传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著录其中18幅:《孙绰高士图》、《濠梁图》、《董威辇诗图》、《尚子平白图》、《嵇、阮图》、《嵇、阮十九诗图》和《渔父图》7幅,以道家或隐士为主题;《胡人弄猿图》、《三马伯乐图》、《三牛图》、《名马图》、《狮子图》、《吴中溪山邑居图》6幅,以大自然或动物为主题;《五天罗汉图》,以佛教为主题;《阿谷处女图》、《孔子弟子图》、《金人铭图》、《杜征南人物图》4幅,则以儒家或世俗事物为主题[2]:218。
戴逵是雕塑高手,曾费尽心思,用3年时间,造成丈六高的无量寿佛和菩萨木像,在山阴灵宝寺受供奉;用了10年时间,塑造京师建康瓦官寺的五方佛像,可用于佛诞日的游行。又铸造建康白马寺的佛铜像及二菩萨像[2]:208。灵宝寺的木制佛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前中国的佛像过于质朴,戴逵的作品被视为中土最精妙的佛像[3]:82。改变佛像朴拙的造形,不再生硬模拟外来形像,推动佛教造像的本土化。戴逵又是大型夹纻像的始创人,所造成为行像创作的典范[5]:4、265。瓦官寺的五尊夹纻佛像,乃用一层层苎麻布贴在泥模上,以漆封固,再除掉泥模造成,像身甚轻,便于游行时于在车上。此佛像与师子国所献赠的佛玉像,以及顾恺之的《维摩图》,并称“瓦官寺三绝”[3]:82。戴逵传授次子戴颙造像之法[2]:221。由于雕塑需要体力劳动,很少士人参与其事,戴逵与戴颙是绝少数例外。但由于后世毁寺灭佛,其作品未能保存下来[5]:7、4。
戴逵是弹琴名手,造琴甚费心思,所用琴比一般琴长1尺,他却不愿被王侯召见而演奏,曾毁琴并拒绝召请。晚年他把琴书及各种音律,传授次子戴颙[2]:21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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