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学入学考试—高考取消，大学停止招生；1970年起大学开始按推荐制招生，这些录取的学生后来遂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1][2][3][4]。1970年到1976年间，全国共招生94万人[1][2]。录取的学员包括工人、农民、解放军士兵（简称工农兵），以及一些青年干部、知青和相当比例的干部子弟，多数人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造成当时各大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秩序混乱[2][5][6][7][8]。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该制度被取消，1977年“拨乱反正”期间，高考恢复[2][7]。
这期间经推荐入学的学员学历后来称作“大学普通班”，简称“大普”[9][10][11]，学制为二至三年。虽然大学普通班学历也被承认作“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不同于当时设立的学制二年以内的推荐制进修班、培训班[12]，但它与大学专科或授予学士学位的本科有实质区别[13]。这些学员毕业后的工资待遇比照专科毕业生，在专业职称评审中有时可充作本科学历。不过选拔干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工农兵大学生的规定。[14]1990年代，曾有学校为这批毕业生重新开具学历证明或换发毕业证书，但后来被宣告无效。[15][16]
历史
1968年7月21日的毛泽东《七·二一指示》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4][17] 1968年9月，为了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规定学制为两年，学员毕业后仍回厂工作[4]。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上山下乡知青中招生，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试点[2]。规定招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18]。当时，工农兵大学生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6][8] 学习期满后（学制2至3年），原则上返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特殊需要的由国家统一分配[2][19]。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文化课考试，提出了“十六字”招生办法及“两个估计”，全国高等院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20][21]。1972年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经验在全国高校全面推广[4]。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2]。邓小平复出后，经努力，1973年4月国务院批准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修订1971年开始实行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增加“文化考试”的内容[2]。其后由于张铁生写信事件，文化考试结果作废，张铁生当时被封为“白卷英雄”、“反潮流英雄”[2][23][24][25]。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红旗》杂志也转载并发表评论，认为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2][25]。张铁生获得“四人帮”的支持，该事件也严重阻碍了邓小平对招生制度改革的努力[2][24][25][26]。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捕，文化大革命结束，工农兵学员制度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消亡。1977年，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第三次复出政坛，同年决定恢复高考[7][30]。从1966年高考取消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10年间，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94万基于推荐制的大学生[1][2]。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于1976年入学[3]。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国家教委联合下发教学厅字[1993]4号文件，其中规定，对于1970-1976年进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学习期满毕业时已由学校颁发了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为大学普通班毕业；该时期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则为专科毕业[2][31]。
弊端
弊端一、由于“领导批准”在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和录取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为“走后门”打开了方便之门，也导致了工农兵学员中的干部子弟比例较高[8][32][33]。
弊端二、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的文化基础、年龄都存在较大差别，文化程度高的是“文革”前夕毕业的高中生，低的是“文革”前初中一年级；年龄大的是四十年代中期生人，小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生人。这样一群学生共为同窗，再加上“上、管、改”的特殊身份和使命，学校、老师如何施教确实有不少难题。后来学校采取了分大班小班、快班慢班等措施分头进行教学，但从来不公开评价学生的学习成绩。好在那时基本不考试，一般是当一门课程结束时按等级考核一次，这减轻了一些同学的压力。当时课堂教学老师很避讳一言堂、满堂灌，尽量采取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形式，使课堂气氛显得比较民主、轻松。
弊端三、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生源质量堪忧，造成了教学秩序的混乱，降低了教学水平和质量，使大学教育严重地形式化、政治化[2][5][6][8][34]。具体而言，工农兵学员的录取，文化程度只需要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上即可，工人、农民中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意味着小学甚至半文盲也可接受[2][6][8]。譬如，1970年，北京大学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不包括短训班）[5][6]。1971年，北京市7所院校所招学生中，高中文化程度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武汉大学招收的新生中，文科有45名是初小程度，理科有30%是高小程度，甚至有学员连加减乘除也不认得[2]。1972年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指出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5][8]。
据当年的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回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来自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的33位专家学者参加，至8日结束[7]。会上，当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谈到清华大学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7][34]邓小平插话令查全性大胆直言，他痛陈“现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邓小平当即鼓励查全性继续说。查全性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的招生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35]
知名人物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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