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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贸易认证(通常简称Fairtrade或在美国称作Fair Trade Certified™)的是一种产品认证的体系,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辨别该产品符合下列标准:环保、劳动人权以及第三世界的发展利益。这个体系由两个单位负责执行:FLO International是标准订定的单位,FLO-CERT是认证授权的单位;这个认证体系对生产者进行独立的审查,以确保达成商定的标准。贩售公平贸易商品的公司,必须符合公平贸易认证的标准,并且申请成为特许销售商(licences)才可以使用公平贸易的商标在自己的商品上。
FLO International的认证体系涵盖了日益广泛的产品,包括香蕉、蜂蜜、橘子、可可、棉花、干果、新鲜水果、蔬菜、果汁、坚果、油籽、藜麦、稻米、香料、糖、茶叶和葡萄酒。
公平贸易认证的商品在2005年在全世界的销售总额大约是11亿欧元,相较于前一年的业绩,年成长率为37%[1]。在未来几年内,销售额度可望进一步成长:根据2005年所发布的全球粮食市场调查,公平贸易的销售额预估将在2012年达到90亿美元,在2020年达到200-250亿美元之谱[2]。
根据2006年10月的资料,已经有分布在58个发展中国家的586个生产者组织加入公平贸易体系并取得FLO-CERT的认证[3]。
虽然市场上最早出现公平贸易的产品,可追溯到1960及1970年代,但是真正让公平贸易变成普及且大幅成长的公平贸易商标,是诞生在1980年代晚期。
在公平贸易标签兴起之前,公平贸易商品主要在世界商店(Worldshop)贩售,由一些另类贸易组织(ATO)负责运作,例如:乐施会(Oxfam)、Traidcraft等。某些人觉得这些世界商店离现代的生活模式与步调太远,即便是最热心的顾客,都觉得去这些商店买东西很不方便。只有一个方法能增加销售机会,就是在顾客常去的商店,以一般的物流管道来贩售公平贸易商品。唯一的问题便是,如何能增加销售管道,但却不减少消费者对公平贸易商品与其来源的信心。
第一个公平贸易标签倡议于1988年11月15日的荷兰,由荷兰人Nico Roozen、传教士Frans van der Hoff以及慈善团体Dutch ecumenical development agency Solidaridad共同呼吁支援墨西哥的咖啡农,标签名称订为Stichting Max Havelaar。这项运动以高于一般市场的价格向弱势的咖啡农收购咖啡,只要这些咖啡农符合共同约定的社会与环保的标准。于是墨西哥UCIRI合作社产出的咖啡豆,从荷兰的Van Weely公司进口,Neuteboom公司烘焙,然后销售到世界商店,以及首次流入一般的主流零售通路。
这项创举终于使公平贸易咖啡扩展到较大的消费通路。公平贸易标签让供应链末端的消费者与配销商能够追踪产品的来源,同时也让农民得到实际的利益。
这项倡议的成果显著而且推广到其他的市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类似的非营利性的公平贸易标签组织在欧洲其他国家与北美地区成立,名称分别为“Max Havelaar”(比利时、瑞士、丹麦、挪威、法国)、“Transfair”(德国、奥地利、卢森堡、义大利、美国、加拿大、日本),“Fairtrade Mark”(英国、爱尔兰)、“Rättvisemärkt”(瑞典)、“Reilu Kauppa"”(芬兰)。
零售端总销售额 全球公平贸易[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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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销售额 | |
2013年 | € 5 500 317 789 | |
2012年 | € 4 786 772 862 | |
2011年 | € 4 916 379 643 | |
2010年 | € 4 360 944 215 | |
2009年 | € 3 443 412 599 | |
2008年 | € 2 894 711 217 | |
2007年 | € 2 381 127 046 | |
2006年 | € 1 609 000 000 | |
2005年 | € 1 141 570 191 | |
2004年 | € 831 523 066 | |
2003年 | € 554 766 710 | |
2002年 | € 300 000 000 | |
2001年 | € 248 000 000 | |
2000年 | € 220 000 000 |
最初Max Havelaars和Transfairs两个标签组织试著以相同的标准合作产品,但是没有合约关系来确保标准。1994年整合的声音出现在标签倡议组织(LIs, Labelling Initiatives),紧接著成立了TransMax的工作团队;1997年整合的步调达到高潮,催生了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FLO)的成立。FLO是一个伞形组织,其任务在订定公平贸易的标准,支持、检查并认证那些弱势的生产者,同时协调公平贸易运动。
FLO在2002年发行一个新的国际公平贸易认证标章,有效的取代了先前Max Havelaar和TransFair的标签。这个目的是为了提高标签在超级市场里的能见度,并且促使贸易的程序更简便,有利于生产者、出口商、进口商之间所进行的跨国贸易。
公平贸易标章的整合仍然持续进行中,目前全世界除了三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和瑞士)都已经整合为同一个新的国际公平贸易标章。新标章的全面取代工作,正依据各个不同的国家而有不同的进展,应当不久之后就会成真。单一标签的成效在英国最显著,2006年公平贸易商品在英国的销售总额高达4亿5千万英镑,主要来自于具有优势的零售通路。
2004年1月,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分割成两个独立的组织,分别为负责标准制定与协助生产者业务的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FLO International),以及负责组织督察与认证的公平贸易认证组织(FLO-CERT)。组织分割的目的在于确保认证程序的公正与独立,以符合ISO 65对于认证单位所要求的相关标准。
如今FLO International已经有20个标签倡议组织。新的标签印在数十种经过FLO认证的商品上,产品包含:咖啡、茶叶、巧克力、可可、糖、香蕉、苹果、西洋梨、葡萄、李子、柠檬、橘子、蜜橘、小柑橘、荔枝、酪梨、凤梨、芒果、果汁、藜麦、胡椒、青豆、椰子、干果、rooibos茶、绿茶、蛋糕、饼干、蜂蜜、葡萄干、麦片、果酱、酸辣酱、 调味酱、香草、香料、坚果、葡萄酒、啤酒、甜酒、花、足球、稻米、酸乳酪、婴儿食品、棉花羊毛以及棉制品等等。
促使公平贸易认证发展的关键在于,FLO的标准包涵了生产组织必须符合最低门槛才得以授与认证,同时认证程序也会要求生产者必须不断地进步。
针对弱势的生产者,发展出分别针对属于自耕农的小农组织和拥有受雇者的农场等两种公平贸易认证的标准。针对小农组织的公平贸易标准,其要求包括民主决策,确保生产者对于公平贸易组织所投入的辅导金之运用有发言的权利。
针对拥有受雇者的农场,其标准需确保劳动者拥有适当的工资,以及加入工会和团体协商的权利。公平贸易认证的农场必须确保没有强迫劳动、雇用童工、危害健康与安全的情况。根据公平贸易认证的标准,拥有受雇者的农场必须设置一位中间人(joint body)代表劳资双方。这位中间人决定如何将公平贸易组织所投入的辅导金分配予农场的工人。
某些产品,例如咖啡,只有小农组织可以申请公平贸易认证。其他类似茶叶,则两种组织形式皆可以申请认证。
公平贸易的标准制定与授权程序均由FLO的标准委员会所执行,那是一个由所有FLO的关系人(标签倡议者、生产者和贸易商)以及外聘的专家学者所组成的外部委员会。公平贸易所订定的标准与程序,符合“ISEAL(国际社会与环境鉴定标签联盟)”中Code of Good Practice的要求,制定标准的程序是经由广泛的协商过程,并兼顾各种不同成员的意见,譬如:生产者、贸易商、外部专家、监察人、工作人员等等[6]。
公平贸易的督察与认证是由FLO-CERT负责,该组织是2004年从FLO International独立出来的单位。FLO-CERT确保生产者符合FLO International的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标准,而且生产者从公平贸易认证所得到的利益要确实投资在发展上。
FLO-CERT是由72个独立的稽核人员所组成网络来运作,他们例行性的拜访所有的生产组织,并回报给FLO-CERT。授证的权力归于认证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多方的关系人所组成,包含:生产者、贸易商、各国的标签倡议者,以及专家学者。另有一个申诉委员会,负责处理所有的申诉案件。
公平贸易与一般的伦理贸易最大的差异在于两项主要的财务效益:公平贸易所保障的收购价,以及公平贸易补助金。
值得一提的事,公平贸易商品的价格并没有因为“保障最低价”或“公平贸易补助款”而造成消费者末端的价格高涨。当讨论公平贸易商品的价格结构时,有几个其他因素可以思考:缺乏规模经济的效益或是与一般产品的差异,往往是因为有机的耕作方式所然[7]。
最近有一些独立的研究,在评量公平贸易对弱势农民及劳工的影响。
在2002年,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贫穷研究机构里的Lorain Ronchi研究公平贸易对哥斯大黎加Coocafe公司的影响,Ronchi发现,公平贸易增强了生产者组织,同时总结认为“以1990年代早期的咖啡危机而言,公平贸易可以说己达成了它们要改善小生产者的收入、生活品质,以及健全地方组织之目的。[8]
在2003年,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公平贸易研究团体总结了七个拉美公平贸易咖啡生产者的个案(UCIRI、CEPCO、Majomut、Las Colinas & El Sincuyo La Selva、Tzotzilotic和La Voz),认为公平贸易能在“短时间内改善小规模咖啡生产者及其家庭的生活”[9]。这些研究发现,在公平贸易下的生产者,更能得到信贷及外来的发展资助[10]。同时,这研究也指出,比起传统的咖啡生产者,公平贸易生产者更能得到训练机会并能改善其咖啡的品质[11],而那些公平贸易生产者的家庭也更稳定,比起传统咖啡生产家庭,小孩也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12]。
Nicolas Eberhart于2005年为法国非政府组织Agronomes et Vétérinaires sans frontières曾经针对玻利维亚的咖啡公平贸易进行个案研究,认为公平贸易的认证活动对Yungas当地的咖啡价格有正面的影响,也在经济上造福了所有的咖啡生产者(无论有无公平交易认证),同时,公平贸易也能增强其生产团体及他们的政治影响力[13]。
由Becchetti及Costantion(2006)所主导的计量经济学分析,验证公平贸易对肯亚农民的影响,研究者观察一组经过公平贸易认证的农民,并且抽样另外一组农夫作为对照组比较。在经过相同的一段时间后发现,无论是以货币或非货币的价值计算,公平贸易都能改善农民的生活、减少儿童死亡率、改善家户食物的摄取、对其作物的价格及生活条件更感到满足等[14]。在方法学中,该研究所采用的样本、农作物与公平贸易的相对贡献度,以及对照组的选择都可能有误差,因此该研究并非全部的论点都是稳固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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